实用类文本阅读学案2015.doc

实用类文本阅读学案
内容补充:

考查角度:

一、人物传记
梁宗岱先生
温源宁
①像宗岱那样禁不住高高兴兴的人，我从来没见过，他那种高兴劲儿有时候把我吓一大跳，即使他确实知道灾祸临头，我敢说，他还是过那种无忧无虑的快活日子，他会特别重视仅有的那一丁点儿阳光，因而完全忘掉美景背后的一大堆影子和黑暗。宗岱热爱人生，热爱得要命。对于他，活着就是上了天堂。他一息尚存，便心满意足。他笑着过生活。我们许多人，因为对生活有求而不得，也只好笑一笑，宗岱呢，因为对生活无所求，所以笑得最好。
②这种高高兴兴的性情，在他的脸上不是表现为一团笑纹的微笑，就是表现为欢快地扬眉张口，似乎急于把人生献给他的一切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再用咂得乱响的双唇像回声一样说着全能的上帝所说的话：“看哪，这很好！”他那轮廓鲜明的相貌和锐利的眼睛，透露出来高超的智慧，它渴望对心灵作深入的探险。
③宗岱有运动员的体格。中等身材，稍有些瘦，哪一天他都可以当个马拉松健将。实际上，他是个出色的善于跑路的人。他洋洋得意说他走路比汽车或者比飞机还快。他也爱游泳，在这方面，他认为他的勇敢大大超过了实际的限度，我不大相信，不过，我敢说，必然可以超过一点儿。此外，为了保健，他操练孙唐锻炼功法等等下了苦工夫。
④宗岱喜好辩论。对于他，辩论简直是练武术，手、腿、头、眼、身一齐参加。若一面走路一面辩论，他这种姿势尤为显著：跟上他的脚步，和跟上他的谈话速度一样不容易，辩论得越激烈，他走得越快。他尖声喊叫，他打手势，他踢腿。若在室内，他完全照样。辩论的缘由呢，为字句，为文体，为象征主义……而最难对付的往往就是为某两位诗人的功过优劣，要是不跟宗岱谈话，你就再也猜不着一个话题的爆炸性有多大。多少简单的题目，也会把火车烧起来。因此，跟他谈话，能叫你真正筋疲力尽。说是谈话，时间长了就不是谈话了，老是打一场架才算完。
⑤对文学，宗岱最有兴趣。他崇拜的是陶渊明、法雷芮、蒙坦、莎士比亚、拉辛和巴斯如。他们的著作，他读起来永远放不下。法雷芮的诗，他极喜欢，但我们若听他朗读，却往往无法注意诗句的美妙，而全被他朗读的架势吸引了——令人很容易幻想着自己正在听一个宗教狂的狂热宣传。
⑥旁人看来，宗岱的翻译简直是件苦差，纸上的文字仿佛都和他有仇，他一个一个地计较，死盯着不放，不独一字字地译，连节奏和用韵都力求和原作一致。他这样难为自己几近傻气，但他译的蒙坦的随笔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是公认的接近原著，只怕无人能与之媲美的。
⑦法雷芮的格言“要行动，不要信念”，是宗岱衷心信服的。但宗岱的人生哲学还不止于此。实际上，他并相信上帝、天路历程和永生。无疑，他就是可恋。文学可真，女人可爱。如果有人长期埋头于硬性的研究之中，忘了活着是什么滋味，他应该看看宗岱，便有所邻会。如果有人因为某种原因灰心失望，他应该看看宗岱那双眼中的火焰和宗岱那湿润的双唇的颤动，便可唤醒自己对世界应有的兴趣。我整个一辈子也没见过宗岱那样的人，那么朝气蓬勃，生气勃勃，对这个荣华世界那么充满了激情。他活了多少年，我一定相信多少年，相信激情、诗情和人生是美妙的东西——不，应该说是人回老家以前所能得到的最美妙的东西。
[注] ①梁宗岱（1903-1983）：广东新会人，诗人、翻译家。 ②孙唐：德国体育家。
（选自《一知半解及其他》，南星译，有删改）

(4)(5)(6)三段文字写出了梁宗岱在文学活动中的哪些性格特点？

理清思路:

二、人物访谈
寂寞出学问
——《解放周末》对话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
昨天是第25个教师节．复旦大学向全体教师发出致谢和倡议，感谢在学术领域中默默耕耘多年的教师们，并倡导一种甘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
这种倡导，关乎复旦，又不止于复旦；关乎教师，也不止于教师。
下面是记者对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的专访。
记者：在教师节这一天，复旦大学为何向全体教师发出这样的致谢？
秦：我们向辛勤工作一年的教师致敬，不仅尊重教师的一般性劳动，也特别强调一个重点：不能遗忘在学术领域耕耘多年、默默无闻的教师们。这些教师没有受到媒体的过分关注——被媒体过分关注恰恰做不出学问——因此，容易被遗忘，在这一时刻表达对他们的由衷感谢和深深致敬，是非常必要的。
记者：钱穆先生说过，做好学问，要“潜心十年”。

秦绍德：是的，类似的说法不少。20世纪50年代，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就把范文澜先生的治学精神概括为两句话：“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种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就是坚守学术的精神——无论外面发生了如何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攀登学术高峰的路途中，一定要坚守学术。在这个方面，我颇为自豪。因为在复旦大学的历史上，不乏甘坐“冷板凳”、作出卓越成就的学者，他们的精神，是复旦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
记者：这种精神是可贵的，但是，是否非得寂寞才能出学问？不甘寂寞就不能出学问吗？
秦：这个疑问可能来自于现在一种有目共睹的现象：学术考核时，不少教师拿出了一大摞成果，十几篇论文、好几部大书，都是在有限的几年内写成的。但是，真正在学术界的人都知道，即使是一篇有真知灼见的论文，恐怕也不是一年半载就可以完成的。“著作等身”只有在个别天才身上才能发生。我认为，在现行的考评体制下出现了那么多的“硕果累累”“著作等身”是不符合学术规律的。
记者：也就是说，做学问来不得半点浮躁，而必须静心求实。其实，“寂寞出学问”也是中国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优秀传统。那么，您认为怎样才能真正耐得住寂寞？
秦：在这方面，很多学者都有经验和教诲。做学问，首要的是有兴趣，要有对学问的热爱。比如，陈尚君教授用了20年的功夫做了《全唐文补编》、《全唐诗补编》，他做的工作大部分是辑录、校勘、订正，是非常细致认真的学问。当年陈先生住房不宽裕，在出版社借了20平方米的房间，夏天没有空调，但他又不敢开电风扇，怕吹乱纸页，只能打着赤膊，挥汗如雨地工作，多少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很多人说，这多苦啊，我才不吃这个苦呢。实际上陈先生是苦中有乐，这种乐趣，是别人难以体会到的。真正热爱学问的人，即使是在艰苦和寂寞的环境中，内心并不孤单，相反，很充实，很幸福。
记者：您倡导学者要“甘坐冷板凳”，显然与当前浮躁的学术环境和文化氛围有关。不少人认为，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整个文化和社会的问题。在这其中，媒体似乎也起了不少的作用。那么，您认为，在当今的时代，学者和媒体之间应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秦：应当形成良性关系。媒体要着重宣传学者的学术精神，恰当宣传他们取得的学术成果，而不要去追逐学者的私人生活，不要过度把学者放置在社会热点中。媒体的过度关注会损害学者。
记者：不少学者甘心埋首做学问，也有学者以走出象牙塔、主动参与公共空间为己任。
秦：确实有好多真正做学问的学者是不发言的。我们的态度是，鼓励学者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学识在媒体上讲点话，关键是要有真知灼见。当分子提出一些意见，对守住社会的良心、主张社会的公正，绝对是有好处的。但是，学着在和媒体互动中，要守住学术界限。学着可以通过媒体适当传播学术成果，但一定不要把名利和传播挂起钩来，不要使自己成为“媒体学者”学者不要以为通过在媒体上的频频亮相，自己就可以变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对任何事情都能发表看法的“全才”。这实际上是在降低学术的影响，也是在暴露自身的不足。
（原载《解放日报》2009年9月11日第17、18版，有删改）
秦绍德认为，学者“被媒体过分关注恰恰做不出学问”,根据文意，怎样理解这一观点？

理清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