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延伸读物.doc

农民工权益保障的问题与对策农民工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执政的重要群众基础。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关系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巩固。党的十七大以来，各地各部门以扩大就业和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为重点，不断加强和改进农民工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农民工群体不断扩大、结构不断变化，其就业和维权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需要高度重视、积极应对。问题农民工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就业是民生之本。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使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多，但现行的就业制度设计并没有把农民工群体充分考虑进来，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尚未形成；企业用工谨慎，就业岗位有限；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低，技能专业性不强，就业领域狭小。农民工权益屡遭侵害。以工资待遇难以保障为主要特点的侵害农民工权益事件时有发生，用人单位随意克扣工资、欠薪逃匿的现象大量存在。在一些地方和企业，农民工很少有节假日，经常加班加点却得不到相应报酬。部分企业对农民工的劳动保护重视不够，很多农民工从事高危行业而没有必要的防护措施，职业病和工伤事故频发。同时，由于劳动合同签订率低且不规范等原因，农民工发生职业病和工伤后很难获得及时、足额补偿。农民工社会保障程度不高。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规范性文件层次较低，处罚力度不够，缺乏法律强制力，难以有效保障农民工权益。农民工参加各类社会保障的绝对数量尽管逐年递增，但相对数量仍然较低。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工在输入地就医报销难，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又费用较高，导致尚有部分农民工没有参加任何医疗保险。农民工住房、生活环境卫生和饮食条件差，影响其自身及子女身心健康。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突出，如幼儿教育费用较高、入学较难、需在户籍所在地参加中考和高考等。对策继续巩固和扩大农民工就业。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消除对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规定和体制性障碍。发挥政府、工会和企业的作用，努力形成企业和职工利益共享机制，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促进建筑业、加工制造业和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增强其吸纳农民工就业的能力，巩固和拓展农民工就业渠道。进一步建立完善农民工就业信息服务体系，大力促进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就业机会均等。切实加强农民工权益保障。坚持多管齐下，建立健全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政策体系和执法监督机制。规范工时制度，依法保障农民工的休息权和休假权，要求企业对于延长工时和休息日、法定假日加班的情况依法支付劳动报酬。强化职业安全卫生监控机制建设，深入开展职业危害专项治理行动。建立省、市、县三级法律援助网络，开辟农民工劳动争议案件“绿色通道”。加快建立符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制定全国性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对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可直接纳入城镇职工社保体系，探索建立低费率、广覆盖、可自由转移续接并能与城乡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相衔接的农民工养老、医疗保险制度。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镇户籍限制，吸纳具备条件的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市民。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筹考虑农民工对各项公共服务的需要，重点解决好农民工居住条件、子女教育和医疗卫生等问题。重视推动实体经济稳健发展实体经济是社会生产力的集中体现，是创造社会财富、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物质基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增速减缓，国际市场需求明显不足，全球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重大机遇和挑战。重视推动实体经济稳健发展，有利于保持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推动实体经济稳健发展的意义近年来，以制造业为代表的部分实体经济受到冲击，不少实体企业的经济活动转向房地产、民间借贷等市场，一些民营经济发达地区甚至出现了虚拟经济火爆、实体经济弱化的局面。重视推动实体经济稳健发展刻不容缓。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关键举措。只有把主要力量放在发展实体经济，打牢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才能从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比如，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盟多国经济增长乏力，而德国依靠先进制造业的支撑形成了明显的抗金融风险能力，增强了企业生产和居民消费的信心，保持了经济稳定发展。不断提升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需要。经历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欧美等发达国家重新关注发展实体经济，其政策扶持着力点再次转移到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这对全球制造业的区域布局、产业定位、竞争格局等将产生重大影响。面对世界制造业格局的新调整，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要保持制造业竞争优势，就必须重视推动实体经济稳健发展，在稳健发展中做大做强制造业。把握“稳中求进”总基调的必然选择。发展壮大实体经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强壮经济发展的根基，是发展虚拟经济的物质基础条件，有利于防止泡沫经济的发生并降低金融风险，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和社会和谐稳定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要求。实体经济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物质条件。推动实体经济稳健发展对提供就业岗位、缩小收入差距、保障和改善民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实体经济的发展停滞，人们就会失去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基础。推动形成正确致富观、价值观和幸福观的需要。发展需要虚拟经济助推，但更需要实体经济的发展。强调发展实体经济，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有利于引导社会树立正确的致富观、价值观和幸福观。推动实体经济稳健发展的思路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实体经济是创造财富的基本经济形态，是经济发展的根基。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虚拟经济的支持。当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时，虚拟经济就会助推实体经济发展；反之，就会起反作用，甚至造成经济波动和危机。因此，我们应当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应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更好地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加快金融创新，让投融资体系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目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应着力强化对工业转型升级的支持。吸引经济社会资源更多地投入实体经济。制定财政优扶政策、税率调整政策、金融支持政策、人才培养政策等，切实减轻实体企业负担。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拓宽投融资渠道，不断改善实体经济发展的环境，增强实体经济的吸引力，让投资者、经营管理者搞实业有回报、有前景。以调结构推动实体经济稳健发展。首先，调整经济结构应与全球经济结构变化相适应。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发达国家提出再工业化，引发全球经济竞争格局的新变化，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实体经济发展形成新的挑战。同时国外消费需求也发生了变化，进口明显减少，并形成了新的消费热点，尤其对低能耗、低污染产品的需求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应自觉适应国际市场需求的新变化进行相应的结构调整。其次，调整经济结构应与国内市场新变化相适应。一方面，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我国实体经济新的增长点。发展实体经济应与推动科技创新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实体经济科技创新，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需要形成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相结合、开放式的社会化创新体系。应重视建立技术研发投入机制，以解决实体企业技术研发投入不足的问题。培育结构合理的科技人才队伍，形成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有效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和产业集聚发展，推动我国实体经济发展跃上新水平。人才是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根本当前，我国科技发展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肩负支撑引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使命。与此同时，世界科学技术发展也呈现出新特点，一些重要科技领域和方向已显现出可能发生重大突破的先兆。内外部形势的变化凸显了我国长期形成的适合跟踪引进为主的科技体制与我国科技创新跨越的新要求不相适应，科技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根本要靠人才。大力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是完成“十二五”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目标任务，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坚实基础的重要保障。科技体制改革也正是要充分释放人才资源的巨大能量。能否有效地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能否有效地培养和造就大批高水平创新型人才，是衡量科技体制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准之一。至2010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达到5700万人，全国研究开发人员接近260万人，均居世界首位，我国已成为科技人力资源大国。但是在科技人才发展的总体水平上，我们还存在许多与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需要不相适应的差距。人才培养、人才使用政策调整已成为重大而紧迫的任务。促进人才结构布局与时俱进纵观一些发达国家走过的历史，可以看到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初期，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差距很大，同时在自然资源、经济规模和政治结构上也存在显著差异，但在战后半个世纪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中，无不对人才问题给予高度关注。面对全球激烈竞争以及结合本国国情，人才政策再次成为创新政策的首选。例如，美国在2006年2月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的美国竞争力计划，是美国提出的一项旨在以科技与创新促进美国经济发展和提升美国国家竞争力的综合性战略计划。其五项主要内容中，有三项涉及人才问题，包括：强化K12数学与科学教育；改革劳动力培训体系；采取相关措施以增强美国吸引和挽留全球范围最优秀的高技能劳动力的能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已成为我国十分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核心的问题是人才结构和布局如何与快速变革的要求相适应。人才培养体系要与世界竞争环境和国情紧密联系。夯实未来竞争力的人才队伍基础，根本要靠本土的人才培养。我国的教育体系与未来的人才队伍状况息息相关，需要与经济结构调整更加紧密结合；人才教育模式更需要有新的突破，产学研合作的人才培养路径有待新的探索。对人才的认定需要更加灵活和有弹性,让不同的人都能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为什么德国的职业教育为人称道？其原因不仅是在职业教育阶段的有效性，更重要的是那些取得职业教育的人，虽然没有很高的学历，但他们在未来可以有很高的职业发展空间，才带动许多优秀人才走入职业教育大门，并推动了职业教育的发展。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将判别人才的权力真正下放到基层，让他们真正拥有培养、识别和激励人才的能力和权力。高层次人才向企业的流动值得关注。我国研究开发经费投入比例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企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增长较快，但是相应的高层次人才向企业的流动远远不够，从“千人计划”获得者的比例上也反映出，获得者中企业所占比例未能与其研发经费总量相适应。高层次人才的缺失使得许多企业将重要研发活动大量简单外包，企业自身未能从研发活动中有效获得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没有达到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的目标。因此，促进带动企业自身研发能力提升的高层次人才流动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制定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吸引政策综合国力的竞争已演变为人才竞争，特别是高层次创新人才的竞争，各国为吸引高端人才展开了多种多样的人才争夺战。发达国家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为移民人才提供比其祖国更好的薪酬待遇、更好的科研和工作环境，从世界各地吸引精英人才。为加大海外高层次人才吸引力度，我国也组织实施了多项重大人才工程或计划，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工作仍将是“十二五”时期科技人才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除原有人才计划外，还将启动实施创新人才推进计划，设立科学家工作室培养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扶持科技创新创业人才，支持重点领域创新团队和建设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等，旨在培养和造就一批高层次创新人才。从我国人才吸引现状看，一些引进人才名不副实，虚假引进、利用引进人才计划为本单位“贴金”和套取国家财政资助现象屡见不鲜。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还不具备与发达国家相对等的经济竞争条件，通过薪酬或科研经费力度难以形成对顶尖级人才的吸引力，拼财力不应成为我国人才吸引政策的重要内容，而应侧重于为其提供与国际接轨的制度环境，同时建立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期望目标，给予对应的条件。人才成长有其规律，人才体系建设也有规律，培养和造就高层次创新型人才需要符合人才体系建设规律。通过简单的行政干预，以临时性的措施和政策对少数人提供过度优惠,干扰创新的公平竞争环境，将会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政府的职能不是亲自选定哪些人是千里马，而应更多地致力于营造公平竞争的工作和创业环境,这也是发达国家吸引和造就人才的重要原因，值得我们在制定人才政策的理念上借鉴。为青年科技人才创造更好的发展条件催化和激发新一代创新者是许多国家人才政策的重要内容，如德国马普学会自1969年起采用“独立青年科学家小组”方式，支持优秀青年科学家开展科研活动，近年来力图在传统体制外开辟有利于青年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体制机制；日本理化所也有青年科学家培养制度。近年来，科研人员队伍已显示年轻化趋势，活跃在第一线的青年科研人员构成科研队伍的中坚力量。而现状是：一方面是青年科研人员工资待遇较低，承受的生活压力很大，职称晋升又受到名额限制；另一方面，科研经费不断向“大人物”聚集，一些引进人才占据大量科技资源，只是因为“引进”形成了工作与生活条件远高于国内同等人才的情况。广大青年人才成长的公平竞争机会和基本条件面临挑战，如何为青年科研人员创造更好的环境，应成为人才政策新的关注点。构建富有吸引力的创新文化和氛围随着我国科技预算经费大幅度增加、机构规模扩大和科技管理的复杂性提高，给创新文化建设和创新氛围的营建带来巨大挑战。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实施以来，2007年至2010年的竞争性经费大幅增长，挤压了稳定性经费的作用空间。一方面，导致科研人员忙于跑项目，同时项目管理过频过细，使得科学家难以专心致研；同时，科研活动的竞争性带来的“逐利”效应已开始渗透到科技活动中，而管理手段又未能相应跟进，导致政策“寻租”现象过多，学风问题和学术不端行为日益突出。而面对时有发生的科学不端行为，相应的学术规范和有效治理的体制机制很不健全。价值导向是创新文化建设的核心，评价成为价值导向的指挥棒。目前我国科研评价体系本身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一些评价片面强调定量，数论文、数获奖、数经费，缺乏对科技本身创新性和贡献的评估，与此同时，却将评价结果与个人的名利挂钩过紧，产生一系列的连锁效应，这种状况加剧了评价不科学带来的巨大风险，不利于产出重大科学原创，也不利于鼓励科研人员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真正贡献。经费配置、科研评价是政策工具的重要内容，不仅影响科技产出效率，更影响着创新文化建设，有什么样的政策工具，会潜移默化地催化什么样的创新氛围，并演化为对科学传统和科学精神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技人才的精神追求不是简单意义上的道德宣传，更重要的是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文化认同促进民族团结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于民族文化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强调要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联系到当前的民族问题，有必要指出，文化对于民族问题，或者说，塑造文化认同对于促进民族团结，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这个重大论断的前提和依据，只能是理解为，以认同而非冲突为导向的文化，才能成为民族整体的血脉；具有促团结、促和谐功能的文化，才能成为各族人民共有的精神家园。在掀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环境中，强调塑造文化认同对于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作用，是适当和适时的，也是现实问题发展到一定阶段和程度所提出的必然要求。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往往表现为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交织在一起，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交织在一起，这是现阶段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特点。在错综复杂的问题交织中，文化占有特殊重要地位。因为民族问题还包括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化间的关系问题。民族文化是民族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积累起来的，包括民族感情、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民族心理素质、民族语言文字、民族风俗习惯，等等，成为民族强固的内聚力和坚强的纽带。与经济社会问题相比，民族文化问题是最难解决的棘手问题，最能体现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深层次性。民族的差异性通常会通过民族文化的差异性表现出来，但民族文化的差异并不必然导致民族问题。从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看，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借鉴、合作，始终是中国文化发展嬗变的主旋律，从而也才有了博大精深、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的生成。各个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基于人类文化内在逻辑的共性。异质文化中的共性因子，成为跨文化传播融合的共同基础。同时，基于文化的民族性特征，一些民族特别是主导民族的文化对外更多表现出包容、尊重、开放的特征，从而使得许多文化传播融合行为成为人们自觉的选择。多样并存、和谐共生的文化格局就是这样形成的。我们所说的中华文化，就是对在华夏大地上形成的这种文化格局的总概括。在我国历史上，各民族文化之间虽然也有过这样那样的冲突，但其主基调终归是和而不同、琴瑟和鸣的关系，而非相互对立、拒斥的关系。由此导致的中国文化运作逻辑就是：既认肯差异性，促进丰富多样的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又相互合作，相互借鉴吸收，形成以汉文化为主导、各民族文化各展特色、互相辉映、多姿多彩的灿烂文化图景。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基本属性，是实现文化融合的重要制度形式。民族国家既是一种政治组织形式，即它是公民的公民身份和民族身份所构成的政治体，同时它又具有文化的意涵，是政治意义上的共同体。就作为共同体的民族国家而言，它担负着维系共同体的团结和统一的职责，即维系共同体分配利益的边界，保证共同体成员获得稀缺资源的分配，使公民得以尽量避免来自自然界和社会各领域不利因素的侵害，以及保证民族国家政治的和文化的合法性。民族国家的一大优势，就在于它能同时提供政治统一和文化团结的可能。实际上，政治的和文化的整合，以及二者的携手并进，既是民族国家的重要特征，更是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任务。民族国家进行文化整合的过程，往往也是内部民族意识被激发的过程。由于民族国家往往都是多民族组成的国家，所以，也正是在民族国家在进行政治和文化整合的过程中，其内部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往往被激发起来。民族意识一般是指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归属、地位、责任以及历史使命的认识，由民族性格、情感、自我意识、社会定型等组成。被激发起来的民族意识，如果不能够受到民族自我评价、自我控制、自我监督的良好约束，就会形成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受到外部因素的强烈刺激或诱发，或别有用心的组织的蛊惑和利用，往往会发展演化为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乃至政治的和社会的冲突，从而导致民族问题的凸显。当然，反过来说，由于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往往为占优势地位的民族所主导，因而在此过程中也不排除占优势地位民族有意无意地强化其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和思想意识，从而激发处于弱势地位民族在文化和思想上的本能的自我保护意识，这同样也会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兴起。无论如何，这都意味着，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内在必然地包含着文化整合的任务。这个任务躲不开、绕不过。文化认同是消弭民族冲突的重要保证。没有文化色彩的民族之间的冲突，可以被合理地界定为一般性的冲突，即一般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冲突，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正是由于文化因素的加入，才使得一般性的冲突，具有了更多的拓展性的或者可多方面解读性的意味。由此言之，文化认同的塑造就成为增进民族团结的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多民族国家统一的文化认同，主要是促进社会政治成员对国家政权系统的广泛认同，达到理性的政治服从，增强公民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意识与对现存政治秩序的认可和支持。文化认同的程度越高，民族关系被从文化上挑拨离间的可能性就越小，发生在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摩擦或冲突就越能够单纯地表现为人际间的而非民族间的矛盾，从而就越容易得到解决。塑造文化认同，应在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同时，加快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发展。在尊重各民族的语言差异、风俗习惯差异和宗教信仰差异，鼓励和提倡各民族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质的同时，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改造落后文化，抵制腐朽文化；大力发展民族地区文化事业，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推动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增强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不断丰富和发展各民族文化的内涵，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向心力；倡导一切有利于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思想和文化，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在兴起民族文化发展新高潮的历史时期，把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引导人们为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共同奋斗。通过政策导向、法律法规制定和财政投入等手段，推动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精神的培育和弘扬，使各族人民的价值观念同国家意识形态保持相对的一致性。真正在这方面下大力气，做真文章，其成效是可期的，最终效果也必将是明显的，况且这同样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道德自觉道德自信道德自强道德自觉道德自信道德自强在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道德问题日益凸显。认真思考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道德、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道德、以什么样的思路推进道德，成了道德文化建设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紧迫性。云杉2010年在红旗文稿上发表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一文，立足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紧密联系国内外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高度，就文化“三自”即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作了全面系统深刻的阐述，不仅对深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而且对于我们思考“道德三自”即道德自觉、道德自信、道德自强也具有重要的启示。一、道德自觉所谓道德自觉是指道德对于时代的伦理使命和教化责任要有一个自觉的担当和深切的认同。也就是说，道德要自觉承担起用先进文化引领社会进步的责任、提高精神境界的使命和责任。我们的伦理学作为一门实践的学科，应当着力去强化这种道德自觉。时代需要道德，道德也需要时代。一个时代赢得道德，是时代的幸事；一种道德赢得时代，是道德的幸事。道德不能悬置在天空，道德必须落实在大地。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问题丛生的时代，道德更应自觉地成为社会的良心，成为问题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成为密涅瓦的猫头鹰。道德要努力地构建时代的精神高地。一个时代,没有道德就没有灵魂；一种道德，没有时代就没有舞台。最好的道德不是远离时代的道德，而是贴近时代的道德。最好的道德就是最能够承担时代的伦理使命和教化责任的道德。负责任的道德必须严肃地回答时代究竟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伦理风尚和精神风貌，并自觉地为时代真正能够具有这样的伦理风尚和精神风貌而开辟前行的道路。有没有强烈而自觉的责任担当,是一种道德是否成熟、是否有生命力的重要标志。很长一段时间，有一种伦理学只是满足于抽象的伦理玄谈和干瘪的思想说教，既不能严肃地回答时代究竟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伦理风尚和精神风貌，也不能自觉地为时代能够具有那种真正的伦理风尚和精神风貌而开辟前行的道路。那种伦理学尽管制定了许多的道德条目和行为规范，但对于时代来说，那些条目和规范又是那样的隔膜和生硬，那样的高高在上，有如身外之物和天外来客，只是一种冷冷的理性法则和体面的思辨玄学。当我们的伦理学家用那套行为规范和道德条目对大众进行启蒙、教化和规训时，不仅缺少对生活的亲和力，反而还表现出一种曲高和寡与居高临下的尴尬，表现出一种对时代的精神冷淡。现在看来，那样的道德是缺乏自觉、没有觉醒的道德，那样的伦理学当然也就是缺乏使命感、没有责任感的伦理学。当今中国，伦理学的道德自觉性和责任担当意识都在不断加强和提升。其中，应用伦理学的繁荣发展充分显示出伦理学责任担当意识的高度自觉和极大觉醒。比如，经济伦理学热情地参与和介入经济问题之中，努力地承担起给经济发展提供价值坐标、指明伦理方向的道义责任；科技伦理学积极地参与和介入科技问题之中，热忱地承担起对科技发展展开道德批判、提供伦理反思的道义责任；生态伦理学广泛地参与和介入生态问题之中，深刻地剖析了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倡导了环境友好原则和生态公平原则，自觉地承担起保护生态环境的道义责任。当今中国正在从新的起点上向新的目标迈进。这样的时代，既培育我们的道德自觉，也考量我们的道德自觉。可以预期，时代对道德的吁求将会不断扩大，道德对时代的影响将会不断升华。二、道德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只有对自身文化有坚定的信心，才能获得坚持坚守的从容，鼓起奋发进取的勇气，焕发创新创造的活力。中华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正是有了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保持自己、吸纳外来,形成了独具特色、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中华道德文化无疑是中华文明最核心的内容。对于中华道德文化，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肯定和欣赏，有足够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这种自信和肯定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内涵上，相信并坚守自己道德文化的优势和优越。罗素曾经说过，“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对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事实上，中华传统道德文化中讲仁爱、重道义、守诚信、崇自然、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智慧，不仅铸就了中华民族历史的辉煌，而且经过创造性转换，也可以开掘出极大的现代价值。在这里，我们要反对自卑、自负、自暴自弃。只有不卑不亢，才是道德的自信。当然，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复杂背景下，道德自信不应是盲目的，而应是坚持和发展的统一、自主性和包容性的统一。每个民族的道德文化都积淀着该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符合民族心理，反映民族特征，体现民族品格。因此，我们又要坚持实事求是，反对狭隘的自大自傲的民族心理。每个民族的道德文化互有差异，但都各有所长，都以各自的方式为人类的文明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都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应该加以尊重和包容。“差异是社会存在的客观现实，多样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尊重差异，就是要尊重广大群众在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上的差异性包容多样，就是要树立多样共生、和而不同的意识。”最自信的道德最勇于、也最最善于汲取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人类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多样化，是一种正常状态。社会思想的多种多样，有利于促进思想的解放，激发起社会的活力，推动理论、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创新。”其二，在外延上，相信并扩大自己道德文化的实力和魅力。所谓扩大自己道德文化的实力和魅力，就是充满自信地将自己的道德文化普遍化地推向世界，并将能否普遍化地推向世界作为考察自己道德文化是否有实力和魅力的试金石。我们常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事实上，民族的，并不一定都能成为世界的。这是因为，只有那些真正有实力和魅力的民族文化，才能成为世界的。因此，能否成为世界的，是对民族文化是否真正有实力和魅力的一个巨大考验。具体到道德自信这个问题来讲，只有那些具有最大普世价值的道德文化才是可以自信并值得坚守的。自我封闭、抱残守缺的道德，充满了私人性和偏见，是绝对没有实力和魅力的。道德必须通过它的实力和魅力来赢得最大的普遍性。优秀的道德往往扎根于民族的文化土壤，但又能够超越狭隘的民族利益，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绝对的普遍性，具有最大的普世价值。道德的这种所谓最大的普世价值，如果用康德的话来表达，就是：让你的意志的主观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作一个普遍立法的客观原理。道德具有最大的普世性，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思想共识和传递普世价值观念。当今时代，世界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普遍交往和公共生活也越来越频繁。普遍交往和公共生活得以维系必然要求道德规范具有最大的普世价值，并且还要求对具有最大普世价值的道德规范的普遍坚守。显然，最好的道德应该充满自信地提出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应该充满自信地倡导坚持什么，反对什么，以便最好的为全体社会成员判断行为得失、作出道德选择提供普世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为此，如同从内涵上建立道德自信一样，从外延上建立道德自信，也同样要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和开放包容的气度。只有海纳百川、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积极对话，道德才能突破自己褊狭的私人立场，从而拥有不竭的发展活力。“只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能避免思想停滞、观念僵化、声音单调，增强社会主义学术和文化的生命力、吸引力和影响力。”只有吸收外来，着眼未来，从世界文明发展大势中来审时度势，才能拓展道德自信的空间。三、道德自强如果说关于道德自觉的讨论是把道德置于时代来展开的，体现了一种时间维度；关于道德自信的讨论是把道德置于世界来展开的，体现了一种空间维度；那么关于道德自强的讨论，我们将通过道德与法律的比对来展开。道德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个体的精神支柱、心灵灯塔和价值向导。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个体，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心灵灯塔和价值向导，就等于没有了灵魂和方向，就会失去生命力和精神的归依。过去，我们常说，知识是一种力量。其实，德性也是一种力量，这是一种感召人心的力量、鼓舞人心的力量和凝聚人心的力量。道德不仅是一种力量，而且是一种特别强大的力量。道德的力量之所以特别强大恰恰是因为它立足于人性内部，来自于人性自身。也就是说，道德可以自强是因为道德可以从人性自身汲取永恒的力量。我们可以通过把道德与法律进行比对来说明道德的自强。道德与法律历来是规范社会生活的两种手段。只不过，它们又是两种很不相同的手段。法律一般地说是由国家机关制定、认可和解释，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以合法和违法为基本范畴调整行为关系、治理社会秩序的规范体系；道德是主要通过社会舆论、个人良心等非强制性力量发挥作用，以善和恶、正当与不正当为基本范畴调整行为关系、治理社会秩序的价值导向体系。法律意味着一种限制，人必须把自己置于法律的约束范围之内，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使权力履行义务。这就是美国著名法哲学专家博登海默所说的：“规范性制度的存在以及对该规范性制度的严格遵守，乃是在社会中推行法治所必须依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法律对义务的履行的制约具有强制性。道德对义务的履行的制约不具有外在的强制性，道德意味着个人的自我立法、自我命定，道德行为是个体的自我约束行为，即自律行为，内蕴着个体的自觉与自愿。主体的意志对于道德规范来说是自由的。在这个意义上，道德是自由的体现，道德是自由的象征，道德使人得到自由，而不是感到限制。所以伦理学尽管肯定道德作为规范也是法律，但强调道德是自己给自己立法即自律。一般意义的法律没有自己的加入，总是带有强制性。道德通过人自己的加入，自在的必然性就转化成为我的必然性。规范由法律转换为道德律，表现为主体自身的行为动机由原来的外在约束转换为内在约束，由外在的立法和命令转化为内在的自我立法、自我命令。尽管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执行道德律也是强制的，道德法则对理性者也表现为一种绝对命令。但道德律作为自律由于是自我强制，所以不体现出被迫性，不让人感到是异己的、消极的。这是道德律与一般的法律的根本不同。正是这种根本不同，才显示出道德较之于法律所具有的更加强大的力量。我们承认一个社会不能没有法律，我们也承认法律具有极大的社会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指明的是，法律要发挥作用必须诉诸个人的内在自觉。对于一个没有在内心深处认同法律的人来说，法律不过是一纸空文。所以，罗尔斯顿说：“法律能禁止那些最严重的违规行为，但却无法使公民主动行善。”法律更多的是强调行为的必须，即必须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否则，就会受到制裁。法律的缺点在于，它不能保证人们在内心里去主动认同法律。因此，只要人们的内心信念没有接受法律，或者没有真诚守法的自觉性，那么，人们如果只是因为惧怕法律的惩罚后果而免于犯罪，那么在可逃避法律制裁时就可能钻法律的空子，并以身试法或知法犯法。法律要关切人类命运和发挥价值导向作用，就必须内化为人心中的道德律。一般来说，法律只是一种外在的规则，假如没有道德主体的内在价值支撑，这规则就是一个摆设，就会成为一架纯粹的机器，敌视人的生命。这规则对于人来说就是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甚至就是暴力，就会导致消极守法并导致独裁专制。只有人对法律产生了认同，法律才不再是异己的力量，人才能从情感上对法律感到亲切，并在行动上自觉遵守。否则，法律将形同虚设。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当个人尚未认识法律、理解法律时，法律在个人看来便是暴力。法律在最初的时候，必须强制性的暴力，等到人们认识了法律，等到法律变成了人们自己的法律时，它才不是一个外来的东西。”可见，法律要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它必须内化为人心中的道德律，必须转化为自律的道德规范，必须从道德中汲取自己的力量。而道德却不需要借助于某种外在的附属的力量。因为它自身拥有一种自强的力量，拥有一种内在的约束力和内在的驱动力。道德正是以它这种自强的无形的内力渗透于有形的社会生活，感染着、激励着每一个人。以金融创新推动农业现代化融资难一直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破解这一难题需要加强金融创新。近年来，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江银行”）积极探索发展农业供应链金融，以农业供应链核心企业为中心，链接各个市场主体，创新金融产品，满足客户需求，有效增加了对农业的贷款、控制了涉农信贷业务风险，进而推动了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农业供应链金融的创新之处农业是从田间到餐桌的产业链条，链条上的各个参与主体包括农民、农场、专业合作社、农产品贸易公司、食品加工企业等，都被上下游节点的需求和供应关系结合在一起，通过资金流、物流、信息流的链接形成农业供应链。在各节点上，龙江银行注重抓住加工与生产这两个环节的核心企业，开展资金流、物流全封闭的农业供应链金融尝试。2008年，在肇东市开展新模式农贷业务“五里明”农业供应链贷款，针对五里明农业集约化经营的大规模资金需求，设计了“公司+合作社+农户+银行+政府+科技”贷款模式。中粮生化能源（肇东）有限公司作为核心企业与龙江银行、玉米种植合作社通过一系列合同和协议形成物流和资金流的闭环操作，同时由地方政府给予政策支持，由科研机构提供技术指导，各参与方在同一平台上通过业务关联实现合作，产生了协同效应，实现了多方共赢。在此基础上，龙江银行探索出“公司+农户（协会、合作社、中小企业）+银行+保险+科技+信托”的模式，针对供应链上从生产到销售各环节的融资需求，采取“农资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收储加工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核心企业+中小供应商”五种风险可控的具体形式，提供农资贷、种植贷、农机贷、农信通、粮贸贷、养殖贷六类产品。基本模式分为四个层面：“公司+农户（协会、合作社、中小企业）”层面体现基本的供应链交易关系，银行层面提供金融服务功能，保险层面降低整个供应链的系统性风险，政府、科技和信托层面以及为供应链服务的物流、电子商务等为供应链增加价值和稳定性。可见，农业供应链金融不同于传统农村授信业务单户考察、单笔监测、自上而下的点对点模式，而是立足农业供应链全局，以特色农业和优势农产品供应链的核心企业为中心，对上下游中小企业、农户或消费者利益进行捆绑，通过科学合理设计金融产品，满足供应链各环节融资需求，推进农业整体协调运转的系统性方案。发展农业供应链金融的综合效益由于农业供应链金融既有助于解决相对弱势的上下游配套中小企业和农户的融资难问题，又有助于提升整个供应链的运行效率和竞争能力，因而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首先，增加了对农业的贷款，支持了农业发展。截至2011年末，龙江银行累计发放农业供应链贷款256亿元，惠及农户和就业人群550多万人。其次，促进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推动了农村土地集约化经营。第三，控制了涉农信贷业务风险。通过引导核心企业与农户及上下游中小企业签订生产订单，防范市场风险；通过引入科技指导机制以及鼓励借款人投保农业保险，降低农业生产风险；通过核心企业提供担保和上下游企业、农户履行订单约定的连带保证责任，控制客户违约风险。第四，实现了银行差异化、特色化经营，带动了银行业务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