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阿甘本的潜能政治：乐观主义与实践困境——从阿甘本解读《抄写员巴特比》入手.pdf

年月甘 肃 理 论 学 刊 ，第期总第 期 哲 学 研 究?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 陈珈翎（），女，汉族，广东珠海人，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评析阿甘本的潜能政治：乐观主义与实践困境 从阿甘本解读 抄写员巴特比 入手陈珈翎（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州 ）摘要 阿甘本试图构建一个缝合“生命”与“形式”的潜能本体论以扭转“死亡政治”。他以文学人物“巴特比”为潜能生命的典范，从巴特比的“我宁愿不”“不作为”中挖掘出主体内在性的抵抗力量，将对生命政治的批判和生命的救赎落脚于一个新型结构化的潜能生命，发展了一种肯定性的、乐观主义的政治哲学。“巴特比式的政治”作为一个范式，也是当代左翼思想家构建新革命主体的路径，他们试图将文学寓言的真理性表达运用至当代政治的解放中，开启一场激进“主体”的政治革命。但是，这种革命思路终究未脱离形而上学的存在论领域，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立场，最终无法化作现实的行动，这构成了阿甘本及新左翼理论的实践性困境。关键词 阿甘本；潜能政治；巴特比；新主体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对“至高主权赤裸生命”的分隔型政治结构的洞察，不仅放大了生命在现代政治下的生存难题，也否定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学界公认的“人是政治的动物”的传统命题，政治与生命的关系就此走向否定化、死亡化的极点。但是，阿甘本绝非认为主体不能做出任何可能性的改变，他在 神圣人 后期的著作中倡导了一种全新的、使生命获得生存救赎的途径，即打破“政治生命”二分对立的、在含混地带中缝合“生命”与“形式”的潜能本体论。这种饱含纯粹潜能的生命典范是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笔下的巴特比，阿甘本从他身上看到了 反装置的偏好逻辑，这使得主体以最大限度保存自身的潜能，从而权力装置捕获生命的绑带得以断裂。事实上，阿甘本对重建新政治主体的思考一直贯穿在他的各个时期，他从诗性语言、文学实验、形而上学等不同领域解释“巴特比”作为革命主体的合理性，但是，阿甘本思想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常为人们所忽略，以至于被长期误读为是一个“政治无能”的思想家。据此，本文首先以阿甘本解读 抄写员巴特比（，：）为入口，论述其潜能政治理论的建构之路，体察其政治?哲学中积极、乐观主义的内涵。再者，“巴特比式的政治”作为一个范式，是当代左翼激进学者们共同关注的政治形式，他们试图在文学寓言与哲学交互的场域中探讨一种新主体存在的可能，将政治革命理解为一场本体论的革命。本文试图辩证地指出，这一有意脱轨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分析进路和革命道路，因缺乏对主体外部社会生活条件的分析与关注，仅强调主体“潜能”的形而上学显现，最终难以化作现实的革命行动，这是阿甘本与新左翼们共同面临的理论困境。一、阿甘本对巴特比的解读：潜能生命的典范在详细论述阿甘本是如何解读文学人物巴特比之前，我们先来看他是如何思索生命主体的。如奈格里所言，实际存在着两个阿甘本：一个是认定生命已无可挽回地走向死亡的政治悲观主义的阿甘本；一个是积极探寻生命救赎之路的政治乐观主义的阿甘本。这种极具悖论性的思考路径，造就了阿甘本在面对生命主体时的态度也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否定以往一切哲学对政治和主体关系的论述与界定，进而否认当代政治装置下有任何主体性的存在，只剩下去主体化的、生物性的人；另一方面，他不断努力宣扬、重建出一种成为主体的现实出路，并试图告诉人们，生命主体存在着激进抵抗的内在的潜能力量，新政治将会在这里布展。阿甘本的思路是在说，主体身上并行发生着悖谬式的“现实的命运”和“获救的偶然”，那些身处绝境的生命可通过走向自身的反面来挣脱西方政治历史命运的绑锁，最终绝处逢生。那么，主体如何在“死亡化”的命定论下折返至自身的反面？这里涉及阿甘本对生命主体结构性的安排。依照他的论述，主体的对抗与解放都发生在一个模糊含混的地带，这一地带是从政治的原初空间结构中开辟出的逻辑意义上的“空的空间”，在那里，事物并不倒向清晰的哪一极，而是处于一种非关系的状态中 ，在此前提下，任何悖论式的组合得到消解，概念变成无从确定、无法定义的。例如，“赤裸生命”中的“赤裸”在希腊语中是 ，它对应着第一哲学中纯粹的 ，因而，“赤裸生命”在语义中同时包含两种涵义，即西方形而上学对人的纯粹存在的定义和政治学对人之纯粹本质的隔离 ，这似乎告诉我们，作为超历史概念的“赤裸生命”，既体现了形而上学被政治裹挟到现实界域、从而被赋予诸多形式的功能与规定的事实，也体现了这一事实命运并行交织着“可能不”“可以不”的可能性，对于不可穿透的“赤裸生命”而言，这正是命运救赎的机遇。由此，在阿甘本的理解下，“赤裸生命”没有被判下绝对的死刑，生命权力就隐藏在许多“可以不”的选择中。那片聚集着“赤裸生命”的“空的空间”总是充满可能性、潜能性的地带，它使“赤裸生命”不断地生成抗衡的内在潜能，从而将纯粹之本质归还给生命自身。这一非关系的、纯然是其所是、无可占用的本体论，便是生命政治救赎的典范，也是阿甘本认定的新主体形态。带着对新主体结构性的逻辑预设，阿甘本尝试从文学作品里找到逃逸命运谱系的范例。在这场文学实验中，阿甘本采用本雅明“论说文”的方式对政治做出离题式的处理，他希望超脱政治类型的文本，找到一个与过去历史、当下和未来相交汇的点，将其视为延续哲思律动的直接例子，在绵延反复的论述中呈现出真理性的表达。对阿甘本来说，抄写员巴特比就代表了新主体潜能力量的形象，因为他具备潜能公式的原则：可以做或不做某事，同时拥有行动与不行动的选择。下面，我们来详细分析阿甘本对巴特比的论述。在梅尔维尔的小说中，巴特比是一名在华尔街律师所工作的抄写员，他的雇主是一位年迈的律师，因对誊写法律文书、校对文稿等一系列工作事务感到力不从心，所以雇用了三名抄写员和一名联络员来协助自己。巴特比是其雇用的第三位抄写员，与前两位不同的是，巴特比工作十分卖力，但沉默寡言、行为机械，看不出一点情绪波澜，在雇主看来，他是一个工作令人满意但脾性古怪的人。巴特比的“怪”除了体现在工作方式上，还体现在他面对任何工作命令和他人善意的帮助时，都以“我宁愿不”（）回之，对此，作为雇主的“我”对巴特比感到同情与无奈，更从其身上感受到?了宿命的悲伤。直至最后，巴特比被揭露出从不吃饭，以拒绝进食的方式活着，并且，他曾经在邮局的死信办公室工作过，负责处理活人投递给已故之人的信件。逝去的巴特比的人生故事使闻者感到苍凉，在梅尔维尔的笔下，他是一个对工作失去所有希望的、最后一个富有人性的人。阿甘本看重巴特比重复“我宁愿不”的拒绝，他从语言效力、亚里士多德的“非潜能”、潜能与意志的关系来诠释其为潜能生命的典范。首先，阿甘本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到了巴特比句式开辟出的新生命的可能性。他接受了德勒兹在 批评与临床 中的诊断，认为其句式的诡异之处在于“那突如其来的结尾 使得被句子否定的东西变得捉摸不定，赋予了句式一种极端的品质，一种功能极限（）”，这是一种既不拒绝、也不接受，同时排除了一切渴求与否定的变体语句。这一语句看似情愿什么都不选择，但却是取消了任何参照系、所指的可能性，设置了一个将“选择”与“非选择”“是”与“否”悬置起来的空间，超越了语言的常规预设，通向了没有回应的沉默。正因如此，巴特比维持了一个在外人看来没有思想、令人困惑，但同时固执、深不可测的形象，在许多场景中轻易击破了雇主预先假设的逻辑和询问的意向性（雇主代表着法），使其束手无策。巴特比本人也以此为保护伞，开辟出一种“把世界当作假面舞会”“成为一个无指称的人”的新的存在模式。其次，巴特比是一个拥有完满潜能的人。在阿甘本看来，巴特比的所有创造都在为潜能的“无”与“不发生”辩护，他将自身持存在潜能的深渊中，变成了他人的写字板，但成了自己的白纸 。在这里，阿甘本以亚里士多德潜能学说的枢要机密作为逻辑支撑。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所有存在或“做”的潜能都兼备不存在或“不做”的潜能，一切潜能本身（）即可变形为一种“非潜能”的形式（）。同样的，亚里士多德还认为，最高形式的、代表智识与思想的 犹如一块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写的空白写字板（），潜能在实现其功用成为“是”之前是绝对的“无”。在巴特比身上，语言和行动的“否定性”彰显了以上两点，他在生命有权利“做”和“不做”时选择了后者，坚守着流动的潜能在最终抹除与现实关系的时刻彰显自身的意义。也正因如此，阿甘本反驳了叙述者“我”认为死信办公室的工作是“病态化”的观点，在阿甘本那里，死信办公室的工作与“我宁愿不”一样，象征着完满的潜能 那些未曾被发出的信件、未曾发生过的事情，是潜能流动至“无”之极点处的最大圆满。最后，潜能问题也指向了意志问题。阿甘本审视了西方哲学史上如何实现潜能与意志平衡双赢的讨论，他发现，西方伦理学的传统是经常通过回避潜能问题来讨论意志和必然性，关切主体的“想做”与“必须做”，而忽略主体之“能做”。但是，巴特比的“我宁愿不”意味着某种不关乎意志和必然性的情况。他强调“我愿意不做某事”，一方面提出了意愿，但随后承接的否定消解了动词“愿意”的情态功能；一方面什么也没有述说，排除了一切受渴求的事，不指向任何必然要做之事。此句式将创造涌出至“”的极点后又向后回溯，在“不意愿”的条件下守住潜能，拥有了“不意愿”的能力，同时，摧毁了所有连接“能够”和意愿中间存在着的可能性，维持在一个“谁也不更”的怀疑主义者式的悬置中 。这样看来，巴特比更像是个宣告者，他拒绝断言任意的存在，而是宣告着纯粹的主观表象，这也是为什么雇主面对巴特比之所言时摸不着头脑，因为他什么也没说。在这里，巴特比的句式直接取消了意志超越潜能的前提，潜能在这里跨越了绝对意志，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本体论。因此，巴特比在阿甘本的解读中是一个退出命运谱系的、纯粹潜能的哲学星丛，这在于巴特比实现了整个哲学史关于“意志”和“潜能”的模棱两可幻觉的清除，尤其在使用一贯的“我宁愿不”的回答时，这一语句效力开启了一个崭新的“谁也不更”的偏好逻辑，引导着他进入处于肯定与否定、潜能与现实中间地带的存在模式，从而跨越了至高无上的意志，摧毁主权的“神圣权力”。?二、巴特比式的潜能政治：一种乐观主义的政治哲学以上看出，阿甘本积极地在原初的分隔结构中塑造“不作为”的潜能生命之图像意象。他一方面告诉读者，主体的境遇在“被抛”至政治规定性分割生命整全性的宿命洪流中隐性地发生了扭转 只要我们把握住内在潜能向现实过渡的任意一次停顿，就能够拆解、中断现代政治法律的逻辑。另一方面，阿甘本以概念与逻辑为图绘，从生命内在结构中勾勒与生发出政治“应然”的图景，这是一条从潜能个体到潜能共同体、再到潜能政治的解放路径，提供了对当代政治新模态的研究。从这两方面看出，巴特比式的潜能政治是一种以本体论为基底与向导的政治哲学，它起始于对不再亏空、具有纯粹内在潜能性的主体的认识论，目的是为了在现代性的废墟上重建生命的绽放。在阿甘本的复调中，“不作为”的认识论时刻构成了一种具有肯定性内涵的政治哲学。事实上，阿甘本的政治思想一直具有乐观主义的内涵。他对新政治的期许最早可追溯到 无目的的手段：关于政治的笔记 和 来临中的共同体，在其中，他制订下了一套政治伦理计划，并在 神圣人 系列的书写中不断加以完善。起初是这样论述政治解放的可能性：在以生命为宰制对象的权力体系内部，政治生命被主权不断地切分、收编为社会法律身份，但与此同时，生命正进行着一场联结生命共同体的思想实验。这里的“思想”，是人类纯粹的思维活动，它作为个体心灵官能的运用，区别于受动于政治知识的人类理智，是使生命在接受政治规 定 性 内 容 的 同 时 也 启 动 着 纯 粹 思 维 的 力量 。在这一过程中，主体将内在的潜能与可能性作为思维的对象，能动地思考自身。生命思考“我”之命运攸关，获取了真正的人类知识，纯粹的思想自此得以真正存在，政治知识成为“我”之外的他者，而不再是构成“我”的要素，构成“我”之内在性的只有生命纯粹的形式。如此，对于个体而言，生命在不断经验自身潜能时为自己赋权，构筑了潜在的内在性的生命权力；对于共同体而言，这是生命通过“自我的运用”来不断接近生命本源的共相，即纯粹的存在，从而，从生命个体内部生发出的共鸣和震颤促使行星般自由弥散于各处的“任意的独体”能够集结起来，构成透露着恰当时机的星丛 。这便是潜能共同体的构成图景，也是“生命形式”的政治伦理表达。在阿甘本的论述中，无论个体还是共同体，无一不在确切地表达“即其所是”，这是阿甘本延续着黑格尔、海德格尔关于存在的“否定性”的哲思，认为“否定性”是人和语言的开端与起点，人和语言在被抛落与叙述的过程中始终带有本质的否定性。但是，阿甘本并不停留在追溯“否定性”，因为通向命定式的死亡或虚无，他企图超越“否定性”，寄希望于使生命真正走入自身可能性的场域，构筑其必然拥有的内在权力，就如同巴特比“我宁愿不”的宣告，通向的是后海德格尔式的大写的“存在”，弥合与抵御着西方存在论中的“存在”与“存在者”的断裂。由此，“生命形式”是并不听从任意意志或决定论的本体论，它不主张主体“固应所是”的身份，而是强调主体“是着”的 方 式，即 生 成 本 己 力 量 的 方 式 与 过程 。这里蕴含两方面的救赎意蕴：一方面，阿甘本在形而上学与本体论的层面上解绑了生命与主权政治的关系，生命“是着”的过程就是主体在多元的社会法律身份中竞相流转而不常驻，紧握住“不去是”，因而拥有了“非关系”与“无可占用性”的特性，成为本真的自己；另一方面，生命能动地“所是”指向了潜能的星丛，这回到了亚里士多德潜能论语境下的“非实现性”，即主体在“不去是”的时候正是其内在潜能转化为现实前达至完满的时刻，阿甘本将之应用到主权结构下的新主体的生存用法中，认为每一次“非潜能”都可转变为中断主权逻辑的绝对现实，这种潜能与现实、必然与偶然、救赎与死亡的辩证法，实际上交织与折叠在了德勒兹“内在性的平面”中。由此可见，阿甘本在着笔 神圣人 前就已创制了以“生命形式”为本体论的生存解放图景。这一不再析出赤裸生命的幸福生命，是阿甘本向本真存在的复归。“生命形式”既可理解为是阿甘?本在破除当代生命政治困境与进行现代性批判前做出的前提，也可理解为是其来临中的共同体和潜能政治的真正主角。随着 神圣人 系列的书写，阿甘本越来越回到早年的预设中，他试图给神圣机制与例外结构下的消极生命以生命权力、活的生机，通过不断地进行生命内部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辩证法实验，来扭转死亡政治。在 至高的贫困 中，阿甘本依据谱系学和寓言化的方法，将中世纪僧侣们的隐修生活视为“生命形式”在特定历史情境中的成功确立。在圣方济各会的共同体生活中，僧侣们以放弃权利（财产权、占有权）、保持贫困的姿态无视法律规范，实则是在自身内部构筑与演练“使用”的伦理范式，这一做法被其视为打破皇家和祭祀管辖权的可能性办法，在法律之外开辟生存的空间 。在 身体之用 中，阿甘本继续探究“使用”的形而上学真理，他考古了“使用”的语义运用，发现这个词对应着古希腊语的“”和“”，既可视为主语产生的行为，也可视为主语自身产生行为的场所。主语、宾语互相置换的过程，是主语走向“让自己”成为宾语的过程，主宾在这种不确定的位置上构成了合体的统一体，指向了一种全新的生存形态，即形成与世界的关联、从而成为自身，即“生命形式”。这种修缮与关爱自身、吸纳世界的规则来建构自己的生存论哲思也蕴含在亚里士多德的“习惯”（）、斯宾诺莎的“在自身中顺从”、斯多亚主义的“对自身熟悉并操心自身”、福柯伦理学中的“生存美学”、维特根斯 坦 的“生 活 形 式”（，）中，它作为古老的论题贯穿于西方的政治伦理思想史。阿甘本对“使用”的本体论阐发实质使“生命形式”挣脱了“思想”的维度，转而具有社会性、实践性、生产性的维度，成为具有深刻实践意义的模态本体论。这便是 神圣人 系列的完结，也是阿甘本最终将对生命政治的批判回落到“非潜能”“不作为”的存在论上。阿甘本的乐观主义就体现于他不断地完善以“此在”这一普遍事实的生命形态为新主体的实践理论，目的是通向一种方方面面都处于无效性的政治。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阿甘本的政治哲学是反对虚无主义和末世论的。首先，他在早年已全然批判了现代权力系统对潜能构成的压抑和威胁，当代政治就是摧毁纯粹语言的、坠入虚无主义的场所，而他坚守的救赎策略，则是从政治装置中“退去”，保持生命纯粹原初的整全性。不过，他不试图向虚无主义的政治中引入任何“积极性”的东西，而是对任何价值化的手段抱有一定程度的漠视，防止虚无主义政治再次将“积 极 的”变 革 吞没 为消 极 性 的否定 。所以，阿甘本没有设定任意一个神学的救世主或想象的政治英雄，救赎就发生在已丧失了纯粹本真的“生命诸形式”，“此在”通过“把自己交给自己”开辟“自我的新用法”，由此政治革命的力量永远处在我们的行动中。其次，阿甘本依靠对绝对偶然性的肯定来达成对政治装置的突破。一方面，他提出主体通过“不作为”来破坏权力机制，就像巴特比重复“我宁愿不”、橱窗里不与观众眼神交汇的模特一样，用最微小、以保存潜能最大化的行动来抵抗职业约束（主权法律），这样，不仅政治抵抗简化为一件激进偶然且稀松平常的小事（主体以“游戏”“亵渎”的方式获得新的“使用”），且在潜能不断地拒绝流向现实的过程中，主权法律不再具有内在效力，最终达至失效；另一方面，阿甘本的潜能的政治与共同体，是“生命形式”实践过程中逐渐生成的效果，而非其设定的目的论或终点。这使他的救赎哲学像一条以生命本源力量为原点画出的射线，新政治与共同体总是“来临中的”，在生命潜能达至完满的“即时即刻”中诞生，有着对救赎的随机性与偶然性的绝对肯定。由此，我们看到，阿甘本并非是政治虚无主义和悲观末世论，他致力于在对生命政治的批判中恢复生命纯粹的潜能与真理，从而恢复人类的生存、建立新的家园、扭转死亡政治，这是一条以各种形式的否定性通向无限可能性的道路。从这个层面上看，其政治哲学是乐观的、积极的。三、巴特比式的政治的难题：阿甘本及新左翼批判理论的群像困境阿甘本以生成主体可能性的方式来对抗资本?主义装置“纳入性地排除”（）。在生命政治学的理论光谱中，他改变了早期福柯谈论权力治理术对生命穿透作用的现代性叙述路径，转向对生命本体论的强调，其侧重点无疑是建立一个在当下生成主体性的、以生命为名义的政治（），因而，生命政治学在这里走向了生命本体论的政治哲学，复归于一个个成型结构化的、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但是，阿甘本的巴特比式的政治也存在着问题，其能否真正改变主体在法律政治中的悲惨境况令人深思。首先，从构思路径上看，阿甘本在历史政治结构的谱系中思考生命与政治、生存与解放的关系，他试图从超历史的、根源性的视角，替一切时代背景条件下的生命解答“存在是什么”，并认为，只有追溯人类本源性的生存基质才能解开暴力与法权的捆绑。这延续着海德格尔讨论“存在”的方式。海德格尔认为生命在“非本真”的领域中构建起存在之为存在的欣喜的形式，阿甘本则强调“生命形式”是“生命”与“形式”两个相斥元素的悖论性组合，这个组合使生命不长久地落入任意一种生存样式，以“去成为”的姿态向无限的可能性敞开。可以看出，二者都预先思考了“存在存在者”“本真非本真”等辩证性关系，并将对人的意义的解释放置在“此在”的存在论中。这种在本体论中内置主体生存与实践的范式与根据的做法，实质将伦理学的任务嵌入存在论。纵使阿甘本沿袭海德格尔反对传统形而上学对人之本质的规定（海氏试图超越哲学在开端时立下“是”和“应是”的二分；阿氏试图拒绝任意形式对现存之“有”的规定），但他还是无法不预设基础的伦理本体论的场域，以“潜能”这个形而上学概念为显现与表征，将无规定性的、纯粹的、超历史的主体看作确定的事实，来击破法律尝试创造的规范原则。这是一场由形而上学引领现实的“自上而下”的实践，它开启如下思考，即一般性的存在论能否指引实践、并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实践的问题。显然，阿甘本的巴特比式政治无法直接给出答案。最主要的原因是其救赎策略并非一般的政治学理论，既不从社会秩序的现实角度出发思考政治实践方案，也不将政治革命结合到政治社会的实际状况中，而是在语义学、文学、诗学等领域的谱系中探寻某个未断裂的、纯真的源头，以此作为促成当下政治的手段和主体革命的行动。例如，阿甘本早年区分“语言”和“言语”来解释“存在”，试图揭示语言背后隐藏的“语言的纯粹经验”来破坏“景观社会”，以此作为新共同体传达的基础。这组对立范式和逻辑结构一直作为复调延续到后期 神圣人 对“非潜能”“使用”“亵渎”的范式建构中，目的是为了论证政治行动即“不作为”的力量。可见，其政治抵抗是对存在问题的思想性表述，“不作为”的认识论时刻促成新政治的诞生。但是，这种革命论缺乏对现实的体察，它无法提供一个明确的、具有政治学规范的现实的行动方案。并且，阿甘本直接将“不作为”的认识论与政治解放联结起来，绕过“如何做”“做到何种程度”等中间环节，忽略解答社会事实领域中如何弥合现实条件下的一系列冲突等问题。在他的设计中，纯粹的“生命形式”容纳所有生命形态，“来临中的政治”是抹除一切社会形式与阶级形态的政治，这些看似“完备”的概念很难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参照，难以解释工人、女性、难民、同性恋者等各路身份群体如何在全球资本主义环境下通过系统地不工作来达到语言和潜能的互通和显现，从而偶然性地达到无阶级的政治共同体。由此，因为在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政治哲学的道路上缺乏许多必要的中介，阿甘本“不作为”的认识论不可避免地成了不可知论，生命“拒绝行动”的姿态也容易遁入 所言的“政治非行动主义”，最终难以在现实的实践的层面上完成。若我们审视“巴特比式的政治”，可看到，这是一种以文学人物作为范例来思考政治和政治主体、将政治介入到文学和日常微观的基础内容中进行政治抵抗的思路，这一思路受到萨特“介入”的实践方法论与福柯的微观政治学的影响，即权力之网渗入主体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必须在政治和权力的复杂细微的网络中思考主体的形成，否则就不能思考到政治本身。这一新的权力思维范式在 年?五月风暴后的左翼批判理论中走得更远，新左翼学者们在回应如何面对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时，一致认为，当前哲学的现实问题不仅要扫除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应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还得规避传统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中的“内在失败”，即不再以推翻政治制度、夺取政权的旧方式来革命，而是找寻新的出路，重构权力的主体。如何重构？“后”将激进反抗的可能性放置在“主体”中，他们反对结构主义者认定的“没有主体”“消解主体”，反对政治上的还原极权主义、简单退出全球资本主义逻辑秩序、传统基础主义政治和以“民主”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话术，而是借用斯宾诺莎的“努力”（拉丁文 ），将“努力”引入思想、话语和行动中，作为主体在政治领域部署的力量。故而，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实行法律监察规则的雇员，“巴特比”符合左翼学者们对主体的期待，在他们看来，巴特比以“我宁愿不”开启了阻断政治意志的“悬置”的空间，通过语言这一“中立的”手段来弱化一切整体的、基础的、同一性的政治建基，突出了被政治建构的主体，将权力回归主体自身。例如，在德勒兹那里，“巴特比”是崭新的、没有任何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独特者，这一没有其他定义的、原始纯粹的“”形象，具备从资本主义父权社会中逃逸出来的机会，是最接近新世界无产者形象的、建立“没 有 父 亲 的 社 会”的 兄 弟 联 合 体 的 独 身 者 代表 。在齐泽克那里，巴特比的“拒绝”是纯粹形式性的减法姿势，即从一切微观政治的行动和内容中撤退，与带有“反抗”“抗议”的霸权立场和暴力性质的政治相脱离，分裂出主体的视差，走向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符号秩序的新的世界形态，在那里，所到之处皆是将“拒绝”化约为一切形式的、能不断再生产自身的无声的抵抗 。但是，也有左翼学者对巴特比纯粹形式的拒绝进行补充。奈格里和哈特认为，巴特比之“拒绝”仅仅是构造新社会的开端，我们不能止步于此，解放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关键在于由反系统的主体集聚起来的诸众，由充满“欲望”的“活劳动”不断生成反抗帝国的普遍力量，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内部开辟新的政治空间和制宪权力 。韩炳哲则认为，巴特比作为否定性的存在，用阿甘本弥赛亚的神性救赎来解读是十分矛盾的，他不提倡用任何一种基督教弥赛亚的视角来理解巴特比，而仅将其视为规训社会下的、等待救赎的倦怠主体 。可见，巴特比是新左翼们在文学场域中追踪政治可能性的手段，以此开启有关主体存在论的思想实验。但是，这种将政治消解在对文本的解读中，试图对文本再现的纯粹思想做出真理性的阐释，最后再加以肯定、批判或否定的做法，究其根本能否达到用文学的象征功能赋能真正的现实政治？如何实现从寓言到现实的、历史的、具体的社会主体的过渡与安置？能在多大程度上不会被消费主义文化、后现代主义、多元主义等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吸纳？新左翼们无法给出明朗的答案，这造成了理论的困境，即无法构想出一种真正冲破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践策略。这源于左翼们始终坚守西方形而上学的内在传统，用改造过的斯宾诺莎哲学和“转向语言的纯粹权能”来构造一个奔向共产主义社会的新主体形象，用非国家、非政党、多元及自发性的主体形式来表达权力对抗的诉求。虽然新左翼们企图通过排除传统政治基础主义中强调国家、政权、阶级、理性共识等外部的、前提性、确定性的固定形式，达到用本体论的存在条件来应对当下资本主义的全面渗透、灵活流动和全球铺展，但实质走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惯常的文化斗争和意识形态批判，依旧未脱离依靠榨取劳动价值的资本力量来获得权力斗争，因此无法在西方历史社会和阶级性质内部实现真正的反抗，无法确保一种整体的解放政治。这使我们不得不回到马克思对革命主体与政治解放间的关系的论述。在 神圣家族 中，马克思提出革命主体即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解放自身的关键在于消灭其原有的生活条件：“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非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巴特比式的政治”犯了“颠倒”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即强调革命主体“创造了什么”，而未看清被已剥夺一切的主体外部的现实社会条件。这?种抛开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与历史现实基底来谈革命的思路，无法消除资本主义生产逻辑中的内在悖论，因而无法真正地解放。因为缺乏现实的斗争场域，“巴特比”无法真正地行动。我们可以这样说，巴特比式的政治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想象，即在文学寓言范式下反思当代政治，构造了一种精神主体的政治，但是，这种政治是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在后政治时代的另一重体现，新左翼们最终成了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逻辑的运行者而非批判者。四、结语正如 所言，阿甘本的哲学是基于海德格尔主义的形而上学结构和意味（）提出的 ，他思考现实主体出路的方式，是找到隐藏于“过去当下未来”时间切面中的寓言符号与“范式”，将此视为既能澄清过去又揭示未来的形而上学的现实。在融混了形而上学与具体现实、历史与时间的整体性视域中，在对寓言和“巴特比”的反复写作中，阿甘本对人类经验进行着积极的练习与考察，他试图从中传达 我们可以在对特殊的精 神 运动 的“自我置 换”（）的练习中找到主体自由解放的道路，“主 体 性”会 在 我 们 反 复 练 习 中 有 效 地 生成 。阿甘本一直以“创造悖谬”而后“消解悖谬”、“政治诊断”而后“乐观纾解”的节奏进行书写，对当下和未来的读者而言，应更重视其思想的复杂性、折叠性、矛盾性、积极性，这更贴近阿甘本的本意。“巴特比”及“巴特比式的政治”就是他冲破“政治无能”的学术刻板印象、提供给当代生命哲学的范本与答案。阿甘本的政治哲学可同时放置在多个学术话题和标签下探讨。我们不仅需要评定其理论是否定消极的、还是乐观积极的，还需看到他从早期开始反复误读、批评、偏离、回到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本体论证明，这影响了他后续对生命类本质的结构性思考。正是因为其思想土壤中有着对马克思人学思想和对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后工人主义原则的关注，阿甘本得以在当代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谱系中取得一席之地，冠以后马克思主义的标签。然而，即便阿甘本在继承福柯的生命政治学说的基础上融合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传统，将对现代西方政治的社会批判放置在生命政治学说中，他还是优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以“潜能优于现实”为要义理解“实践”“劳动”，发展“不作为”的生命范本。这种延续 年社会运动的“表征化”的处理，彻底将政治景观化、姿态化、事件化，是虚假的解放。可以看到，当代新左翼们的思想理论中上演着“让想象力夺权”的历史循环，是后 时代在当下延续，这需要我们一方面透视到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在转型发展的过程中有诸多与 运动同构性的要素和问题被理论化地表达出来，新左翼的革命理论加深了对资本主义内在问题的注解，并无法用合理化的政治想象解决现实的政治困境；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看到这是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和异化理论在 世纪的新阐释和新发展，从性质和立场上检视与辨析新左翼们如何拥抱马克思再背离马克思，从而对其的“错位”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超越。参考文献：，：，吉奥乔阿甘本神圣人：至高主权与赤裸生命吴冠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吉尔德勒兹批评与临床刘云虹，曹丹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乔吉奥阿甘本潜能王立秋，严和来，译桂林：漓江出版社，吉奥乔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赵文，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吉奥乔阿甘本来临中的共同体赵文，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尹树广存在论与伦理学 西方激进左翼政治哲学理论的基础问题国外理论动态，（）：吉奥乔 阿甘本幼年与历史：经验 的毁灭尹星，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吉尔德勒兹批评与临床刘云虹，曹丹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斯拉沃热齐泽克视差之见季广茂，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韩炳哲倦怠社会王一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犃 狀犃 狀 犪 犾 狔 狊 犻 狊狅 犳犃 犵 犪 犿 犫 犲 狀狊犘 狅 狋 犲 狀 狋 犻 犪 犾犘 狅 犾 犻 狋 犻 犮 狊：犗 狆 狋 犻 犿 犻 狊 犿犪 狀 犱犘 狉 犪 犮 狋 犻 犮 犪 犾犇 犻 犾 犲 犿犿 犪 （犛 犮 犺 狅 狅 犾 狅 犳犕 犪 狉 狓 犻 狊 犿，狋 犺 犲犛 狌 狀 犢 犪 狋 犛 犲 狀犝 狀 犻 狏 犲 狉 狊 犻 狋 狔，犌 狌 犪 狀 犵 狕 犺 狅 狌，犆 犺 犻 狀 犪）犃 犫 狊 狋 狉 犪 犮 狋：“”，犓 犲 狔 狑 狅 狉 犱 狊：；责任编辑：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