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节选）.doc

傅斯年：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节选）
作者：傅斯年
编者按：
傅斯年曾将蔡元培比作孔子，自比子路，可见其师生情谊之深厚。这里他深情缅怀了蔡师之高风亮节，列举了十几点。我们节选一部分，可以作为蔡元培先生的小传来读。
一　仁厚积德的家庭
蔡先生字鹤卿，别号孑民，浙江省绍兴县人。出生在前清同治六年（公元一八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于民国二十九年（公元一九四○年）三月五日逝世，死时七十四岁。
　　他的先祖以种植山林出售薪木为业，到蔡先生高祖以下，始改为经商。祖父名嘉谟，字佳木，做过当铺经理，以公正著名。父亲名光普，字耀山，做过钱庄经理，对待朋友极为宽厚，不仅有贷必应，而且不忍心向人索债，因此死后几无积蓄。
　　蔡先生十一岁丧父，兄弟三人全靠母亲周氏抚养。母亲非常贤能，当蔡先生父亲去世的时候，世交朋友以蔡先生兄弟孤苦无依，拟替他们募捐以瞻养他们，并供蔡先生读书，但被周氏婉拒。她时常典押衣饰，克勤克俭，抚养诸儿成立，每以「自立」「不倚赖」勉励他们，常对他们说：「每有事与人谈话，先预想彼将作何语，我宜以何语应之，既毕，又进省彼作何语，我曾作何语，有误否？以是鲜愤事。」蔡先生日后能够宽宏大量，不苟取，不妄言，都是受家庭教育的影响。

二　贯通中西的学问
蔡先生在童年跟他的叔父铭恩读书。铭恩是清末廪生；工制艺；并治诗及古文辞，藏书不少；所以蔡先生从小就翻阅史记、汉书、困学纪闻、文史通义、说文通训定声各书。十三岁时拜经学名宿王子庄为师，学八股文及宋儒之学。王师尤服膺明儒刘宗周，故蔡先生对于宋明理学的造诣甚深，对小学、经学、骈体文都有研究。二十岁又跟绍兴徐树兰学习，并兼校对刻书的工作；徐师藏书极多，因此蔡先生能遍观他所藏的书，学问大有进步。
　　蔡先生对于中国旧学曾下过苦功，所以他能连试皆捷，十七岁中秀才，二十三岁中举人，二十四岁中进士，二十六岁补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八岁补翰林院编修。他在少年时期，已名动公卿，曾被常熟宰相翁同龢誉为：「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由此可见蔡先生旧学根基是如何的深厚。
　　蔡先生不仅对中国旧学有相当的基楚，而对西方的学术也很有研究。他在四十岁未出国以前，曾阅读西书的翻译本；又阅读日文书；四十岁以后曾赴德、法等国留学，他对西方学术的兴趣甚为广泛，学问相当广博，举凡哲学、文学、人类学、文化史、心理学、美学、民族学等都喜欢研究；尤其对于实验心理学、比较文明史、美学等颇具心得，而在美学方面的造诣尤深。他曾发表有关美育方面的文章多篇，如「美育代宗教说」、「美育实施的方法」、「我的欧战观」、「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与时代画报记者谈话」等；他更将美感教育列入教育宗旨。此外，他对于西方的科学精神和方法也有深切的认识。不过蔡先生对于西方的学术，并非只是一味的吸收，而是于吸收之外并加以消化和批判，而且和中国旧学加以比较，所以他实在是贯通了中西的学问。蔡先生对于中西文化问题的看法最足以说明这点：他一方面推崇中国旧有的文化，一方面又主张对国故以客观态度、科学方法，重新估价，重新整理；他不讳言中国文化的缺点，但也批评西方文化的弊病；他虽然主张吸收欧美文化，但并非无条件的模仿，而主张有选择的吸收；他又主张融合中西文化的长处，创造适合时代的新文化。这些言论惟有贯通了中西学问的人，才能见到，才能说出。
三　孜孜不倦的为学
蔡先生在学问和事业上都有大成就，一方面固然靠他的天资，而另一方面则靠他的勤勉。他从小就勤于读书，考中秀才以后，更勤研苦读，博览群书。这时他旧学根基已很深厚，然而他并不以此为满足，所以在升补翰林以后，又开始阅读译本西书，藉以吸收西方文化。他为阅读日文书籍，更学习日文；后来他任教南洋公学时，尚指导学生翻译日文书，可见他的日文程度相当不错。在前后不过三年的时间，他对日文能有如此的成绩，这不能不归功于他的勤习不懈。
　　蔡先生一生随时随地都在学习中，四十一岁得驻德公使孙宝琦资助学费，和商务印书馆订定每月致送编译费百元，遂赴德国。到德国后，他首先学习德语；一年以后，进入莱比锡大学苦读，三年之内选读了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心理学、美学等科目，只要时间不冲突，他都尽量选听。他又进入实验心理学研究所和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读，并在课馀另请讲师到他寓所，为他讲授德国文学。蔡先生以翰林之尊、年届不惑，远涉重洋，学习如此多的科目，其苦学精神实在值得钦佩。尤其可贵的是民国元年夏天，他辞去了教育总长之后，立刻携带眷属再赴德国，再度进入莱比锡大学听讲，并又在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继续研究；民国二年至五年又赴德、法等国考察，在法国曾习法语，并攻读哲学；十四年秋又到德国汉堡大学研究民族学。
　　抗战友爆发以后，蔡先生因年老病足，不良于行，乃避难香港。他在病中仍然时常研究哲学，临终前犹手抱西洋巨著阅读。蔡先生真可说做到「学而不厌」、「活到老、学到老」的地步。
四　献身教育的生涯
蔡先生以教育为终生职业。他在十八岁至十九岁，便开始当塾师。二十八岁时，任北平李氏京寓家庭教师半年。三十二岁受聘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三十五岁任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教授。光绪二十八年和蒋观云等创办爱国女学校，其后兼任爱国女学校长。是年秋冬间，吴稚晖、章太炎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蔡先生曾被推为会长。同年十一月南洋公学学生反对教员的专制，相率退学，论者归罪于蔡先生提倡民权的影响，他乃引咎辞职。后循学生的请求，代为筹款成立爱国学社，聘请吴稚晖、章太炎等担任教师，蔡先生自己则教授伦理学一科；由于爱国学社的成立，遂使南洋公学的退学学生得以维持学业。光绪二十九年曾代理澄衷学堂校务一月。其后，又任绍兴学务公所总理，并在京师译学馆教授国文，兼授西洋史，虽然只有几个月，但颇受学生欢迎。
　　民国成立后，蔡先生担任教育总长。六年起，主持北京大学。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以后，又主持大学院两年，中央研究院十余年。
　　综观蔡先生一生，从十八岁起，即开始教师生活。三十二岁以后，除教书外，更从事教育行政工作。其间除了到国外读收考察以外，始终没有离开教育的岗位；这种献身教育的精神，极值得我们钦佩和效法。
五　救国救民的宏愿
蔡先生的一生，虽然辛勤不断的为学教人，但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同时还是一位救国救民的革命斗士。在他二十八岁时，已抱着彻底改革政治的决心；光绪二十四年戊戍政变以后，他已经认定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图强无望，非彻底革命不能救国。光绪二十八年他创办「苏报」，作为倡言革命的根据地。他还和同志在上海张园举行演说会，公开攻击满清。由于蔡先生等人的言论鼓吹，使东南人士风起云涌，纷纷加入国民革命的阵营。也因此引起清廷官吏的忌恨。首先，由两江总督满人恩寿，向上海道指名拿办为首之人；其后清廷又严谕继任两江总督魏光焘逮捕革命党人，两次名单中蔡先生都高居榜首，幸经其兄元坚和朋友们的劝告，避赴青岛，得免于难。同年他在南洋公学教书，在批改学生所写的日记及月课中，也灌输学生以革命思想。光绪三十年，又和浙江革命同志龚宝铨相携手，参加光复会的组织，蔡先生被推举为会长，积极进行革命工作。他们发行「日俄事件警闻」，取代被封闭的苏报；不久又扩充为「警钟日报」，蔡先生以「锷青」、「孑民」、「蔡民友」、「蔡亚培」等笔名，发表犀利无比的革命言论，激起热烈的反响。
　　蔡先生于光绪三十一年，由杨笃生、何海樵的介绍正式加入同盟会，并参加暗杀团，试制炸药和弹壳，积极参加革命。他主要的目的是在完成救国救民的宏愿，所以他对于当时极端排满而充满种族仇恨的意见，并不赞同。他曾说：「满人的血统，久已与汉族混合．其语言及文字，亦已为汉语汉文所淘汰。所可为满人标识者，只有世袭官位，及不营实业而坐食之特权。假使满人自觉，能放弃这特权，则汉人决无杀尽满人之必要。」由这段话看，可知他的从事革命是要救国救民，有其远大的志向，绝不是意气感情之争。他曾昭示青年：「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这正是蔡先生自己的写照。

……
七　宽宏大度的胸襟
蔡先生对人非常宽宏大度。别人如有长处，他总是公开赞扬；别人如有过错，他总肯原谅。故台大校长傅斯年先生曾在「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一文中记载说：
　　「蔡先生第二次游德国时，大约是在民国十三年吧，那时候我也在柏林。蔡先生到后，我们几个同学自告奋勇照料先生，凡在我的一份中，无事不办一个稀糟。我自己自然觉得非常惭愧，但蔡先生从无一毫责备。有一次，一个同学给蔡先生一个电报，说要从莱比锡来看蔡先生，这个同学出名的性情荒谬，一面痛骂，一面要钱，我以为他此行必是来要钱，而蔡先生正是穷得不得了，所以与三四同学主张去电谢绝他，以此意陈告先生。先生沉吟一下说：论语上有几句话，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你说他无聊，但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他能改了他的无聊吗？于是我又知道读论语是要这样读的。」
　　由这件事，可以看出蔡先生是如何的宽宏大度，乐于与人为善。
　　蔡先生的宽宏大度的胸襟，又可在他主持北大时，对于聘请教授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见到；当时北大有提倡白话文的胡适和钱玄同，有极端维护文言文的黄季刚和刘申叔，有拖着长辫子的辜鸿铭，有朴学大师章太炎，有洪宪六君子之一的刘师培，有戊戌维新的梁启超，有讲昆曲的吴梅，蔡先生都让他们各本所学，尽量地发挥各人特长，在我国大学教育方面留下美谈和典范；这固然是由于蔡先生深刻而明智的远见所使然，但若不是他有宽宏大度的胸襟，实难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