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传统诗学的比较文献综述.doc

中西传统诗学的比较文献综述
专业：汉语言文学 班级：中文一班
姓名：徐嘉君 指导老师：陈玉蓉
摘要：中西传统诗学的比较研究长期纠缠在对象的表面而不得要领，其差异性和相似性的确立要么大而化之以“量”取之，但“量”的比较如何能取代“质”的比较呢？质是无法称量的，同质比较也许更有比较诗学的意义，比如中西表现论，中西再现论的比较；要么小而化之以“貌”取之，但“貌”的比较如何能取代“体 ” 的比较呢？重要的也许是中西诗学范畴一般理论意义之比较，即从属于某种理论总体而具有的理论意义之比较。更令人遗憾的是，中西传统诗学的比较研究一直不曾追问这两者的理论前提和基本诗学方法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耽搁乃是中西传统诗学比较研究迟迟不得登堂入室而徘徊于门外的根本原因。事实上，只是基于这一问题的追问和根本性的比较，才可能找到这两者的“可比性”前提，其外在的差异性和相似性才“有所附丽”，才是真正可理解的。在对中西传统诗学理论前提和基本诗学方法的追问中，我们发现两者是如此的相似，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怀疑这样一种“理所当然”的习常之见，中西传统诗学是两个彼此不相干的封闭系统，是所谓“平行研究”的对象，事实上中西传统诗学在表面上的巨大差异下走着同一条十分隐秘的道路：自然之道。脱胎于作家的文本，即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客观存在物，也是一种复杂的精神产品。本总数立足于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从诗性等方面进行梳理，以期待对今后继续深入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阐述中西传统诗学的比较时，我们先对国内学术界的诗性研究进行一个简单的勾勒，为中西传统诗学比较研究提供一个清晰的学术背景。先仔细梳理我国近年来诗性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目前学术界的诗性研究倾向于文化，美学，语言的三个角度。
1．诗性的文化角度研究
1999 年，莫砺锋在《中国云纹学刊》第 1 期上发表《论中华文化的诗性特征》，文章认为以人为本的中华精英文化充满了诗性精神，所谓“孔颜乐处”，“天地大美”，“逍遥物外”正是诗性哲学与诗化生活追求的表征，莫砺锋教授指出，诗性精神是“那种执着又潇洒的生活态度，那种基于自身道德完善的愉悦感，那种对朴素单之美的领悟，那种融真善美为一体的价值追求，“诗”出了这个词以外简直无以名之。 [1]
2000 年，陈炎发表在《理论学刊》第 6 期《中国“诗性文化”的五大特征》将“诗性文化”的特征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在所有的艺术产品中，诗歌具有主导和扩散的地位；第二，在所有的文化艺术产品中，艺术具有主导和扩散地位；第三，“礼乐文化”的行为标准则使人们的言谈举止上均具有艺术特征；第四，“世俗文化”的信仰空缺使艺术具有了准宗教的功能；第五，属于藏语系的民族语言所具有的模糊性，多义性和音乐性特征与艺术的表达之间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和关系。
2006 年李建中在论文《论中国古代文论诗性与功利性的契合》中叶明确的指出，“诗性是我国民族秉性的一个方面，他认为诗性思维是远古时代东西共有的精神财富。”中国哲学创始之际，保留了诗性思维的特点，采用诗性思维和辩证法相结合的运思模式，特别是在阐述其世界观尤其是方法论和道德学说时，这种诗性思维的特征又表现的特别的明显。而儒家权威的强化又使得诗性和功利性的结合成为一种固定的“民族秉性”。 [2]
2．诗性的美学角度研究
诗性的美学研究是诗性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2002 年，黎风在《社会科学研究》第 3 期上发表《文学“诗性”的现代阐释》，文章里面认为文学的“诗性”是与人的创造相互对象化的审美过程和结果。它以先验自在的状态等待着人们去“融入”“寻找”和“发现”。他说 : “文学业的‘诗性’就是要求文学和超脱于现实功利性的目的和存在表象，进入更加高尚纯粹的理想境界，成为慰藉感情，心灵的超然力量和进入历史本真的审美通道。 [4] 无独有偶，王振复得《“诗”性与“思”性：中国美学范畴的时空结构》叶又类似的论述：“从人的生命直观出发，自然宇宙，社会人生及其艺术审美，都是生气灌注，气韵生动的，其共同共通的人文意蕴的品格无疑是诗性的。这诗性之直接的呈现，是审美感觉，意绪，移情，感悟及愉悦等等。 [5]
2007 年，王彦锐在《辽宁行政学院报》第 9 期发表《诗性观照下得审美意蕴》，文章指出：“诗性是一种重要的关注视角和思维模式，更是一种审美的情感方式。诗性的这种精神现象，包容着一种价值观念，融入了一种情感态度，是一种“诗话”了得意识形态。文学诗性则体现为一种超功利性，自然性非社会化的文学旨趣，是对人生，社会，历史采取的一种诗意的审美观照。 [6]
3. 诗性的语言角度研究
2000 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张世英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 1 期上发表《语言的诗性与诗性的语言》，张先生认为日常语言一般皆有诗性，即具有暗指未说得东西，从而使个人独特的东西得到他人的理解的特征和功能。诗的语言在语言中最具有“思辨性”，最大程度彰显了语言的诗意本性。在对古典诗歌语言的诗性特征上，他说：“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所以也特别的重视发挥语言的诗性，重视用诗的语言表达无穷之意。中国古典诗的水平之高下，主要不在于说出的东西，例如辞藻之华丽与否，而在于说出的言词对未说出的东西多启发，所想像的空间之广度和深度。同年，程惠哲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理性与“诗性”的结合——评中西比较美学论稿》明确指出诗性的表达就是：“以形象化，情感化的语言很到位的表达了许多不易言说得。” [7][8]
黎风在《文学“诗性”的现代阐释》中指出：“文学和是如何被语言‘赋予’了诗意，或者说语言是如何地‘自呈’诗性，在理论上好像还没有具体落实的共识，依然给人晦暗不明，玄乱以团的感觉。 [9] 他认为《文学“诗性”的现代阐释》中指出：“文学和是如何被语言‘赋予’了诗意，或者说语言是如何地‘自呈’诗性，在理论上好像还没有具体落实的共识，依然给人晦暗不明，玄乱以团的感觉。 [9] 他认为语言的“诗性”在文学和中有两种呈现方式：“第一，语言的“诗性”在于以最简要，最朴素的文字体现本质的深刻。第二，语言的“诗性”叶在于最简单，最朴素的文字的不可解释性。 [10]”
在了解了诗性概念的同时，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中西传统诗学的比较。比较诗学是一门年轻而又极具生命力的学科。它始于清末的王国维，30年代得到初步的发展，80年代得以复兴。在世纪之交，正是由于其学术视野上的多元性以及多层次的文化内涵，正吸附着大批海内外学者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地耕耘着，并且获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学研究的种种方法和观点被广泛运用到比较诗学的研究上，既丰富了比较诗学的研究方法，又更加贴近诗学的“人学”本质。
《论诗学》中指出，《诗学》是西方美学的开山杰作，它从哲学高度提炼魅力永恒的希腊艺术精神，以现实主义观点，探索希腊艺术的历史演变，总结其发展规律和创作原则，高度肯定艺术的社会功用，以哲学的睿智建树了西方第一个比较系统，合理的美学理论，深刻论述了艺术的本质，以悲剧为代表的艺术创作原则，以及艺术认知社会人生，教化论理道德，陶冶审美情操的功用，真切体现了希腊艺术追求真善美的精神。对后世西方美学思想，艺术理论有深远影响，它的许多合理的见解，至今值得借鉴。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就是在诗”与“自然”的同一类模式中形成的。《诗学》开宗明义要按自然物的“属种模式”，依“自然地顺序”讨论诗的问题。在此，诗的王国被类比为一个生物的王国。“诗的艺术本身”是“属”，有关他得讨论诗“原理”，“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箫乐和竖琴乐”则是“种”，有关他们的讨论诗“分论”。艺术的本质是摹仿，摹仿是把艺术和技艺制作区别开来的基础，也是学术分类和界定个别艺术的本质的基础。他还深信，摹仿是人的本能，人在摹仿中既可满足其求知欲，又可获得审美的愉悦，艺术就起源于人的摹仿的天性。《诗学》是西方美学史上第一部最为系统的美学和艺术理论著作，它对西方后世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其中的有些观点曾被近代新古典主义奉为金科玉律。[11]
2008年管育林的《西方＜诗学＞与东方＜文心＞之求同》指出，世界文化是一个整体，各个民族尽管在生活地域和生活方式上存在着许多差别，但对真理的追求并无二致，通向真理的道路并无二致，在对普遍规律的体认上总有许多相同或者相通的地方。特别是各民族中那些只称楷式的事物之间，这种相同或者相通的属性就更加明显。首都师范大学，王柏华，周荣胜的《比较诗学的第三领域——兼论比较诗学与文学理论的关系》中指出，在世界文学的时代，生产世界流通的理论诗学是比较诗学的任务。
叶维廉的比较诗学研究，抛开了之前“以一种模子去套另一种模子”的做法，另寻起点，将比较的双方深植于各自的历史文化境遇中，进行寻根式的追溯，以“同异全识”，“互照互识”的方法，探求中西诗学在某些方面的“差异”与“汇通”之点。叶维廉也根据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说及刘若愚对此问题的阐述，将世界，作者，作品，读者间的关系阐释得更为明晰和深刻，认为这一循环使一个动态和开放的过程，并且要求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作审美的烛照。[12]
    纵观整个传统的西方诗学，可以说其诗学方法主要是置根于两大自然观的：即从亚里士多德大浪漫诗学的有机自然观以及由此导致的有机诗学方法论；从古希腊原子论到近代古典主义诗学的机械自然观以及由此导致的机械诗学方法论。换句话说，文学世界和文学活动要么被类比为一个有机自然体来思考，要么被类比为以个机械自然物来思考，离开了这种类比，西方传统诗学同样是不可能的。[14]
    最后，中国的诗歌历来受到世界的关注，精炼的语言、优美的意境是其标志特征，西方的诗歌同样的耀眼夺目，我们可以从数量浩大的诗作中发现许多不朽的传世之作。中西的诗歌在体式、内容、结构等诸多方面存在不同之处，但也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西方一些比较文学的研究者曾经指出：不同民族的文学在平行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殊途同归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文学作品中的确有所反映，中西的诗歌虽然有各自不同的文化底蕴，但我们从中还是可以寻找到彼此的影子。中国的诗歌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的诗歌或多或少都受到中国诗歌的影响。中外、古今之间虽自成体系，但依然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并非（也没有可能）完全隔绝。中西诗歌虽然在渊源上能找到一定的源头或能证明两者之间的关联与影响，但在比较之中我们还是不难地发现两者的差异。存在这种巨大的差异是由其本质不同、思维形式不同带来的。中国诗词善于写景抒情，以写景烘托气氛或造出意境，而英美诗歌则注重描写景物在人们心里唤起的反应，从此来表达自己的主观意识。这是由两者不同的思维模式造成的差异。中国人注重表现，西方人注重再现，这种思维模式指挥下发展而来的诗歌文学理论和诗歌创作自然大不相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形成了意境说、教化说，西方则形成了典型说，因此中国的诗词更注重的是一种意境的创造，追求言已尽而意未尽的效果，让人有无限的遐想空间，这种诗歌的出现是因为中国古代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感悟式直觉思维方式。即使到了现在，中国人写诗歌依然追求意境的营造，如果说得太白了，就没有意思了，当然当代一些新新人类作家的作品追求一种直白，则是另外一回事，并不能一概而论，毕竟这些人并不代表中国诗歌创作的主流。中国诗词讲究含蓄，以淡为美，而英美诗歌则比较奔放，以感情激越为胜。很突出的例子就是对待爱情方面，中西方的诗歌特点在此能得到完全的体现。中国诗人描写爱情“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始终不把那种爱表达出来，而西方诗人会高喊“你是我的太阳，爱情之火烧得我浑身焦灼。”这种直言不讳中国人是很难接受的，产生差异的实质在于彼此的审美取向不同。
     中西审美习性及倾向不同产生很大的差异，这些与各民族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围以及民族思维有关。任何一种其他民族的东西在进入一个陌生的民族内部时，不可能完全不发生变异，这种变异既是其融入其他民族文化的必要条件，也是自身发展吸收的结果。而这种变异的结果有两种：一是消灭其他文化，特别是落后民族的文化，一是两者的结合，最后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中国古代前一种现象经常发生，而到了近现代，由于每个民族的文化沉淀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后一种情况司空见惯，而且世界文化交流的趋势客观上也要求异文化之间的融合。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文化融合是不以消灭一方文化为代价的，毕竟每个民族的发展都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消灭文化的现象是不可能发生的，文化一体化的论点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文化存在的不可通约性决定了文化的个性。偏激一点，我们不妨提出这样的一个论点：文化一体化等于没文化，消灭文化。我们实在很难想象全世界所有的民族只共同拥有一种文化那是怎么样的一种情景，每一种文化的产生发展甚至灭亡都有客观规律的支配，如果以非客观手段强行消灭一种文化必然会受到惩罚。在中外历史上这种教训不是不深刻。因此我们并不能提出单纯的融合要求，中西的交流不能以消灭一种文化为目的，否则后悔的必然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民族。
总结： 通过中西诗歌的比较，我们不可能得出谁好谁不好的结论，每个民族、每个地域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文化只存在差异，不存在优劣。我们的诗歌在很长时期内有令我们甚至子孙后代骄傲的地方，但诗歌的发展不以人为的意志转移，值得骄傲并不代表可以固步自封，只有不断完善、发展，我们的诗歌，我们的文学才可能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只有互借彼此的优势，发展自己的内部，携手创作美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1]莫砺锋。论中华文化的诗性特征，[J]中国韵文学刊，1999
[2]李建中。论中国古代文论诗性与功利性的契合，[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
[3]陈炎。中国“诗性文化”的五大特征[J]理论学刊，2000
[4]黎风。文学“诗性”的现代阐释[J]社会科学研究，2003
[5]王振复。诗性与思维：中国美学范畴史的时空结构，[J]学习与探索，2006
[6]王彦锐。诗性观照下得什么意蕴，[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
[7]张世英。语言的诗性和诗性的语言，[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
[8]程惠哲。理性和诗性的结合——评《中西比较美学论稿》，[N]人民日报，2000
[9]黎风。文学“诗性”的现代阐释，[J]社会科学研究，2002
[10]亚里士多德。诗学，傅东华先生译，[J]商务印书馆，1936.
[11]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杜国清译，[J]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12]亨利'雷马克。比较文学：再次处于十字路口，姜源译，中国比较文学，2000
[13]车尔尼雪夫斯基。每月论文选，[J]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14]拉潘。关于亚里士多德讨论的思考，[J]伦敦，1964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