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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二十年来汉唐官学研究现状浅析

摘要：官学，作为统治阶级传授管理国家的经验、培养治国人才的场所一直为中国历代统治者重视。汉唐官学教育是官学发展史上很重要的部分。从汉代太学到唐代的六学二馆及地方官学的改进，官学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通过其中的发展和变迁可以了解官学教育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到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思想潮流在教育中的折射，从而得到些许启示，为当代的学校教育及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本文以汉唐官学为线索，将这方面的已有研究资料做为基础，对这一研究资料作一归纳总结，以达到浅析汉唐官学研究现状与趋势之目的。
关键词：汉唐官学 研究现状 浅析

我国封建官学始于西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9年)，汉代官学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封建官学制度的确立，以后中国的封建官学就循着它的形式与格局继续完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九品中正制的推行和长期战乱的影响，官学一度时兴时废。直到唐代，封建官学才重新兴盛起来。唐代官学以其教育体系的完整性，特征的显明性以及成就的显赫性不失为我国浩翰博大封建官学宝库中珍贵的历史遗产。朝代官学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研究汉唐代的官学制度，不仅有助于全面认识汉唐代社会发展状况，在面向新世纪未来教育挑战的今天，还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历史借鉴。
本文为了较公允地探讨关于汉唐官学的研究情况，试图摆脱历史之束缚和偏见，拟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重新审视官学领域的研究状况。伴随着各种各类教育著作的逐一问世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官学教育制度理所当然成为教育研究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本文拟据有关资料，对汉唐代官学作一初步探讨。下面将汉唐官学的研究情况归纳为以下几个类别，并加逐一浅析：
一、 作为《教育史》教材研究里的章节
在民国时期，一些著作中对官学有一些简单的叙述，大量的研究不断出现。主要的文献资料主要有：《教育史》（孟承宪主编，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32年版）；《教育史大纲》（刘炳蔡主编，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社，1932年出版）；《教育史》（姜琦主编，上海商务出版社，1932年版）；《中国教育史要》（黄炎培主编，上海商务出版社，1931年出版）；《中国教育史要》（余家菊主编，上海中华出版社，1934年出版）；等等。
民国时期的众多研究著作之中，其侧重点在于对官学发展背景和制度设置的描述，注重历史事实为主，而对其进行详细客观的论述与公正的历史定位的描述相对较少 。如有评价也仅限于当时一些教育期刊杂志，而在此类《教育史》教材中的评价寥寥无几。例如在《教育史》（姜琦编著，商务印刷馆发行，1932年出版）一书中，第三章第二节简单介绍了秦汉时期的教育，第九章第二节也简略地叙说了隋唐及五代的教育概况，这些描述只是对官学进行了通俗意义上的事实阐明，用极少部分文字带过，没有系统性和单独性地把官学提取出来作为专题进行阐述，更没有把官学分为具体的几个专题进行史实论述和评价。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文化的解禁，学术氛围活跃与高师院校对教育学的迫切要求，促进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即“十年浩动”后首批《教育史》著作的出版。主要有有:《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孟宪承、陈学恂、张瑞璠、周子英著，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3月版)；《简明中国教育史》（王炳照、郭齐家、刘德华、何晓夏、高齐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1985年5月版）；《中国教育简编》（曾泽、张监伍、李榷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5月版）；《中国教育发展史》(喻本伐、熊贤君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中国教育史纲》（周德昌、王建军、陈汉才著，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9月版）；李建永、董孟怀、张丽双、刘剑锋著《教育回眸百年》（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9月）；孙培青的《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王建军著《中国教育史新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版）；《中国教育通史》（毛礼锐、沈灌群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6月版）；等等。这些书籍各有千秋。孟宪承等所著《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将《史记》、《汉书》、《后汉书》中汉代官学和《新唐书》等古籍对唐官学的记载罗列出来，可以很好地了解汉唐官学的原始史料。这里较有代表性《教育史》教材的是毛礼锐、沈灌群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此书第二卷把第四章第五节“汉代的官学制度”作为一个专门章节进行论述；而孙培青所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的《教育史》也在第六章第二节中对中央和地方官学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这有利于后来学习者能够对官学有一个大致了解，也基本达到了作为教育史教材的目的。不足之处，就是这种用于教育史教材的章节性的研究，大多没用过多篇幅研究学校教育制度里的官学的具体问题，基本上都是浮光掠影式的一笔带过。尽管它在中国教育制度史上影响很大，但是关于官学的问题始终没有深入展开，仅停留在一种对以往研究成果的简述或概括层面。事实上，之后的多数《教育史》教材性著书都是如此，这也应归就于此种著作之局限性所致。
二、作为教育制度通史、教育思想通史著作里的章节
古代官学在选拔和培养人才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其所经历的变革直接影响着政治统治，这便决定了各种通史性著作里会用一定篇章来研究官学制度问题。这方面的著作较多。
民国时期至一九七八年：在教育思想通史的著作之中，直接涉及到研究汉唐官学制度的著作并不多见，很多的著作都是在研究现代教育思潮对现代教育改革或实践的影响方面时，才偶尔提到官学制度，但只是一笔代过，并无实质意义，这里不作过多赘述。但在教育制度通史方面的研究著作却很多:《中国教育制度讨论专刊》（中山文化教育馆研究部编辑，上海商务，1936），《教育制度改进论》（常道直主编，上海商务，1947），《中国学校制度》（周予同主编，商务印书馆发行），《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郭秉文，上海商务，1922年出版），《学校制度研究》（中国教育学会主编，正中书局印行，民国五十四年发行）等等。虽然在制度方面的学制研究仍然是侧重于表层次的研究，但较之思想通史研究方面，已有很多的进步。例如在《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郭秉文，上海商务，1922年出版）中，第三编一二三章分别为汉朝教育之状况，汉唐间教育之状况，唐代教育之状况，将汉唐教育的沿革性表述出来，同时对官学的延续情况也作出了描述。
20世纪80年代以后， 在教育思想通史方面有：《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六卷，王炳照 阎国华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中国教育史研究》（田正平主编，古代部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现代部分）等等：此类资料中，比较好的要数《中国教育史研究》此书，此书中，改变了以往重描述少评论，重罗列少归纳，重继承少反思的特点，此书同时又注意密切联系历史，侧重从文化发展的多元化取向及与国情结合的角度去给官学一个客观合理的评价。
教育制度通史：如：《中国历代教育制度》（顾树森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 ；《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七卷）（李国钧、王炳照主编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版）等等；叙述学校教育的还有《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制度考略》（王志民、黄新宪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8月版）；《中国古代考试与学校教育》（贾非著，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年4月版）。关于某朝代的专门教育制度史如《两汉教育制度史资料》（程舜英编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4月版）；《魏晋南北朝教育制度史资料》（程舜英编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12月版）；这里较有代表性的是李国钧、王炳照主编，宋大川、王建军著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在第二卷第四编隋唐五代教育制度第三章第二节“中央和地方两级制度与体制的确立”里较详细描述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教育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地方官学教育行政制度及其发展的特点，在第四章又把唐代官学内部管理制度作为独立一章做了分条论述。陈舜英编著的两部朝代教育制度专史则提供了更加详细的研究线索和资料，对研究两汉和魏晋南北朝的官学制度有很大的借鉴价值。
这些文献中存在的问题是，大多数教育制度通史和教育通史性著作似乎都偏向于博而不精、泛而不深，尽管他们是处于不同时代、不同的教育大家所为，但关于官学章节的内容却存在雷同的问题，这毋庸置疑的说明官学的研究确实进步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学术著作数量的增加，却并没有出现研究质量提高的局面。但总体而言，这类著作中关于官学的研究已经完成了条理化、系统化，著作中关于官学的研究已经很清楚的说明了汉唐官学的产生背景、形成与发展、教育内容、内部结构特点、意义及影响等方方面面的内容。
三、作为专门教育杂志及核心教育期刊中的专题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涉及到官学的研究成果较多，内容形式新颖多样，并且此种专题论文形式的研究成果越发呈繁荣昌盛之局面，可谓是学术自由、思想活跃之累累硕果。近三十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关于“官学” 按题名为入口进行精确搜索得到152条记录，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中得到 15条记录，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得到一条记录。题名为“汉唐官学”进行模糊搜索可得到两条记录，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得到一条记录；关于“唐官学”搜索到7条记录，关于“汉官学”搜索到8条记录。人大复印资料中找到三篇关于汉唐官学的论文。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检索进行普通索引，从1883-2009找到关于官学的文章为99篇，但是在这些研究多集中于在宋代、清代、元代与五代等时期，对于汉唐官学研究的篇幅并不多，大约可以找到12篇。在上述这些数据库中，包括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全国报刊索引网络数据库等数据库中所搜集到汉唐官学的论文是有很多重复的，由此对汉唐官学直接描述的文章统计一下大约为30多篇。这些文章涉及汉唐太学、地方官学、官吏的选拔和任用、教师制度、教育管理等方面。下面就简单的从四个不同的研究维度对此作一阐述和评价。
（一） 对官学的综述
肖世民《论唐代官学制度》（唐都学刊，2003年第4期第19卷），张羽琼《论唐代官学》（贵州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对唐代官学进行了综述性研究。《论唐代官学》一文分别从唐代官学的设置与类型、唐代官学的制度与措施及唐代官学的历史贡献三部分进行了说明；而肖世民的《论唐代官学制度》则从学校制度的角度进行阐述。他指出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学制度日臻完善和空前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文教政策上，尊崇儒术，兼重佛老；在学校制度上，经学学校、专科性学校、职业性教育，各领风骚；在课程设置上，学科细化，必修与选修并进。另外，唐代官学，无论在学校体制、管理结构，还是入学条件、修业年限，以及教学内容和考试制度等方面，都集中体现和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官学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性质特点，并对以后中国古代学制的演变与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对官学兴衰的研究
关于官学兴衰问题，学术界持有不同的说法。具有代表性的是赵沛，王宝萍《汉武帝时期的官学之兴》（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9月第19卷第3期），高宗留《汉代官学并非自汉武帝始立-从<张家山汉简·史律>谈起》(苏州大学社会学院，2008年1月）吴从祥《论东汉前期太学衰微的原因》（船山学刊，2004年第4期）宁　欣，张天虹《汉唐时期中央官学的演变与社会流动》（河北学刊，第23卷　第4期）。《汉武帝时期的官学之兴》认为武帝在长安设太学，置《五经》博士，为博士设弟子，由此经学官学化，成为为西汉皇朝培养官员的重要机构，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一种全新的政治通道，政治有条件地向社会开放，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汉代政治结构的变化。而高宗留在《汉代官学并非自汉武帝始立-从<张家山汉简·史律>谈起》中对史料进一步追讨，持反对观点：汉代是儒学正统地位确立时期，人们往往依据《汉书·循吏传》中关于文翁记载的一段文字“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官，自文翁为之始云”而认为汉代官学自此始立，在武帝之前则没有官学。这是个误解，其实汉代立国伊始始终存在官学，所谓“自文翁为之始”是将儒学立为官学之始。官学中既有律令刑名等法律教育，又有史、卜、祝等特殊技能教育。武帝所设官学只不过是将从秦朝以来一直处于低谷的儒学立为官学，是将儒学立为官学之始。由于儒学自此成为后世封建国家正统教育内容，并陆续建立起系统的教育体制，所以人们就认为汉代官学自汉武帝时期始立。他从几个方面论证汉代建国之初就有官学，且官学教育的内容以法律为主。
（三）官学选吏、考课制度与教师制度研究
中国的封建官吏制度，萌芽于战国，确立于秦汉，特别是经过汉武帝以来的改革，才日趋正规化、制度化。主要有陆德国《汉代官吏选用制度探略》（枣庄学院学报，2006年6月），宿志丕《唐代官吏考课制度》（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4年第1期），邓小南《西汉官吏考课制度初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和安作璋的《汉代官吏的任用和考核制度》。陆德国在《汉代官吏选用制度探略》中指出:汉代的官吏选用制度是汉朝地主阶级为适应封建统治需要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选拔统治人才的政治制度，包括察举、征辟、任子、考试、功次、赀选等。这种选官制度有利于吸纳各类人才，但亦存有积弊。安作璋的《汉代官吏的任用和考核制度》说明了官吏的任用和考核迁降与赏罚制度制度。邓小南《西汉官吏考课制度初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介绍了西汉考课制度溯源、主要内容及其体制，依据考课结果对于官吏的升降赏罚，考课制度的置废。他认为考课制度的实施，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各级官吏危害封建统治的胡作非为，有利于更新官僚队伍，提高统治效能，但是，他从维护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角度出发，事实上要求各级官吏以盘刹搜刮、镇压反抗等方式来保证封建国家的财赋充实、长治久安；在其长期施行过程中，必然与广大人民的利益产生对抗性的矛盾。后世考课制度颇多变更、屡经废兴，这种矛盾则贯串始终，它是由封建考课制度本身决定的，因而是深刻的，是封建社会自身所无法克服的。综观官吏考课制度，不仅体现了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又为社会多方面的发展服务，发挥了积极作用。考课制度与监察，刑律、锉选等制度有密切的关系，其效能的发挥也有赖于各项制度的配合，唐代考课制度对后世考课制度影响深远，尤其唐中甄以后考课制度中诸多发展变化都为宋代所沿袭。
涉及官学教师制度还有卜然然《汉代地方官学的教师设置》（教育学报，第3卷第5期），姚宏杰《汉代官学教师制度述论》（河池学院学报，第26卷第6期），韩凤山《唐宋官学师德建设的举措》（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汉代地方官学的教师设置》介绍了汉代地方官学的教师文学官。文学官在任命与升迁的途径等方面均体现出其官吏属性。姚宏杰的《汉代官学教师制度述论》提到，汉代儒学成为官方正统学术，朝廷尊儒重道，对官学教师的选用、升迁已出现较为明确的制度规定。太学博士与郡国文学既是官学教师又是国家官吏。其教师身份尚不十分突出，对其选用、升迁已出现较为明确的制度规定。博士、文学秩卑而职尊，仕途通达，升至卿相者不乏其人，这一点为后代所不及。汉代太学博士与郡国文学制度，对汉代教育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博士、文学以通经而致用，仕宦是其主要目的，担任学官不过是其仕途上的一站。官学教师不甘久典教职，通常也不以此为荣，这一特点在汉代就已显现。
（四）学礼与教化
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李学娟《略论汉代官学与教化》(当代教育科学，2009年第5期)，盖金伟《汉唐官学学礼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4月）。盖金伟的《汉唐官学学礼研究》试图以“学礼”为焦点，在广泛汲取先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一点实证性的研究。官学学礼，内容包括释奠、视学、养老、乡饮酒、乡射、齿胃、束情、心丧、私谧等礼仪项目。官学学礼的核心为释莫礼，实施场所为中央和地方官学，是传播国家正统观念和信仰的重要途径。笔者将文章分上篇中央官学学礼，中篇地方官学学礼，下篇:束惰、心丧、私溢礼。总结出因行大道而兴礼乐，因兴礼乐而建三雍、太学，可以说，从中央官学建立之初，学礼、行礼就是其成立的原因，亦为其实施的内容。此或为官学建立之初因，亦为学礼发展之动因。
（五）汉代太学研究
自汉代太学设立以来，历代正史的《百官志》(《职官志》)和“选举志”，
以及《通典》中的“选举典”，《通志》中的“选举略”，《文献通考》中的“选
举考”以及十通后续作者，都或多或少对两汉太学进行了一般意义的历史追述
或研究，从这个角度来看，两汉太学研究在传统中国，己经有两千年的历史了。
在传统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结构整体来说没有很大的变动，对两汉太
学的历史追述或研究，往往注重总结其优劣得失，以完善本朝的太学教育，因
而这些研究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太学在各朝的发展。近百余年来，两汉太学研究，逐渐向纵深方向发展，研究者们不仅从宏观上对两汉太学进行综合考察，而且对两汉太学的考选制度、学风、历史作用、教育管理以及太学博士、太学生的生活和学习等也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这里仅选取几个方面说明；
1.汉代太学综述
查阅到关于汉代太学综述的文章主要有:毛礼锐《汉代太学考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2年第4期），晋文《汉代太学浅说》（山东师大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刘良群《两汉太学试述》（江西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9月），范正娥《两汉太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孙 喆，吴育华《汉代太学与古代高等教育》（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6 卷第5 期）。其中论述详细的要数范正娥的硕士学位论文《两汉太学研究》，她综合了近年来太学的研究成果，分别从两汉太学与辟雍、明堂，两汉太学发展阶段及其特点，两汉太学专业设置及其演变，两汉太学管理，太学师生的区域分析，太学与郡国学、私学，太学教育与两汉社会等七章来论述。
2.教育管理体制研究
对于太学教育管理的研究有代表性的两篇是高慧斌《汉代太学管理体制管窥》（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5期）与王凌皓、郑长利《汉代太学教育管理述评》（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9月）。《汉代太学教育管理述评》对汉代太学产生、发展及演进的历史进行了简要地梳理；对汉代太学在教育教学管理上的特点进行了较为深入地研究与探讨，尤其是对汉代太学在教师管理、学生管理、教材管理和教学管理上的特点进行了较为细致地分析概括。
3.考选制度
陈蔚松的《汉代太学考选制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4期）详细说明了太学的建立，博士选举，博士弟子选试等内容。
综观两汉太学的研究成果，总的来说，由于史料分散且有限，研究的深度仍显欠缺，很多失之于泛泛而谈；在研究方法上，往往采取“制度一思想”研究模式，缺乏多视角的认识；在研究角度上则主要集中于教育学与历史学的视域，缺乏宏观全面的考察。同时，汉代太学的研究多是较综述化的研究，对某个小问题研究的还不是很深入。从其研究成果总结出太学研究多集中在教师、管理等方面方面，而太学生的研究却很少，论文不多，有研究的空间。
四、结语
通过上述对80多年以来对汉唐官学的研究现状的归纳总结，可以看出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不论从著作的出版还是论文的发表情况看都有一些成果，可以说接近于较成熟。但是面对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我们不能妄自菲薄，盲目乐观，安于现状，因为汉唐官学的研究依然还存在的较多不足，研究方面的不足，总体上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大的方面：
（一）缺乏官学方面的专著。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对官学基本情况的简单介绍，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教育史教材、教育通史或教育制度史以及一些零散的论文中，而缺乏对其形成发展及制度内容的专门专著。对于官学发展史中很重要的汉唐官学的研究专著就更加寥寥无几了。程舜英先生著有的《两汉教育制度史资料》和《魏晋南北朝教育制度史资料》虽分册介绍了各朝代的教育制度史，但是仍没有将官学制度作为专门独立的专题进行更为详尽深入的研究。这是官学研究值得填充的空间。
(二) 缺乏创新性和具有时代特征的观点，对教育史史料利用的贫乏和薄弱。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对该官学基本情况的简单介绍，而缺乏对其形成发展中对现代学校制度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的一些重大问题从历史原有材料的角度分析，对汉唐官学的具有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的史料进行充分挖掘得远远不够，也很少提出对当今教育发展和学校教育改革有指导性意义的建议，也很少从创新的视角发现新的问题。
正是因为不足，这也给我们的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留下了很大的发挥空间。对于汉唐官学的研究应密切结合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际进行，通过对汉唐官学形成发展、机构设置、官吏制度等问题的系统研究，分析它的合理性及其不足，从中找到官学教育与学校教育发展关系的规律性结论，从而对我国学校教育改革得到些许的启迪。但是若想研究有所突破，就必须拓宽视野，改弦易张，更换视角，这样才能走上一条不断求索新知并获取硕果之漫漫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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