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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的由来
在意大利近代的复兴过程中，民族主义充当一面旗帜，发挥意识形态功能，促进了这一伟大进程的完成。然而，统一后的意大利开始了初步扩张，于是，民族主义蜕化成了民族利己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反动的民族沙文主义即国家主义驱使下，意大利最终离开了三国同盟集团而加入了协约国方面。一战结束后至二战前的意大利为了报复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及实现领土进一步扩张的野心，肆意发动侵略战争。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墨索里尼逐步掌握了政权，法西斯主义最后形成。
民族主义在近现代各国、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及至思想领域里都广泛地存在着。民族主义是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自信自爱，但同时也应当是对别的民族与国家的尊重。健康、科学的民族主义能使人们避免民族虚无主义，激发爱国主义热情，使一个国家永葆生命青春并蓬勃发展。但是扭曲的、极端的民族主义却能转变成民族沙文主义、扩张主义，使本是民族精神和灵魂的民族主义成了民族理性的腐蚀剂。通观意大利近代从四分五裂中实现统一，到20世纪30年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这段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民族主义由低沉到上升，直至偏离了正常轨道而一步步演变成极端民族利己主义、反动的民族沙文主义，最终到法西斯主义的线索。在当今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又一次兴起的时候，重温意大利的这段特殊的历程，仍能给世人以启迪和思考。
一、民族主义促进了意大利的统一与独立
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9世纪70年代最终完成统一的近1400年里，意大利连续不断地遭受外族入侵，时而为一国控制，时而又成了列强逐鹿的场地。10世纪以后，德意志、西班牙、法国、奥地利围绕着意大利相继展开了争夺。恩格斯曾指出：“自帕维亚会战以来，在波河流域的战场上，间接决定着法国和德国的命运，直接决定着意大利的命运。”当15～16世纪欧洲大陆上许多国家已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时，意大利仍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俾斯麦语)，意大利各地的封建割据势力，在外国势力的扶持下也相互争战，造成严重的分裂状态，割断了经济、文化、政治上的往来，阻碍了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意大利资本主义的萌芽虽早于任何其它一个国家，但终因恶劣的形势变化而得不到正常的发展。
18世纪下半期，美国独立战争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原是英国的殖民地的美国变成了独立的国家。随后，与意毗邻的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封建特权被剥夺，封建专制的束缚被解除，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国际斗争的成功激励着意大利，意大利人民同外国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而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进程亦要求推翻各邦国封建专制实现统一。意大利特定的历史状况决定了民族复兴必须采取反对凌辱与结束分裂割据共同进行的方式。然而，对于一千多年来一直处于外族统治、四分五裂的意大利来说，要实现独立统一谈何容易!不仅外国统治者要镇压，教皇从中作梗以渔利，各地小封建主因害怕损及自身利益而反对，就是普通民众又怎能相信会成为现实呢？长期的隔离与忍气吞声不知使多少人失去了知觉。意大利首先得觉醒。为唤起人民的民族意识——其实是正在形成中的民族意识，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启蒙的学者，最后是统一过程中的民族派与自由派，都高扬着民族主义的大旗。
早在14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中，意大利的许多学者就对诸如国家和统一的问题做过探索，尽管影响还不是那么深远。接承文艺复兴运动思想文化的渊源，18世纪下半期展开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则较多地表现了民族主义的倾向。资产阶级革命家们更注意培养民众的民族激情，使之树立民族自信心，鼓舞他们参加民族独立和统一的斗争。经济学家杰诺维季在举办的欧洲首次《经济与商业》讲座上用意大利语宣读讲稿；季拉鲍斯基出版了多卷本的《意大利文化史》。此外，许多哲学家，法学家，各社团、学会也组织起来。因而，经过启蒙学者广泛的宣传与激励，意大利人破碎的整体意识被一根丝线穿连起来，开始形成一个共同的心理和愿望。从18世纪末叶，意大利人民复兴国家的思想便“从文学作品中摆脱出来变成了政治实践”。
首先，烧炭党人开展了反法、反奥斗争。18世纪末，拿破仑在法国崛起。法军攻入了奥地利控制下的意大利。意大利虽由于各封建君主被拿破仑赶跑而出现了暂时的统一，但意大利的独立问题仍是老样子，只是法国接替了奥地利而已。19世纪初，拿破仑在欧洲的统治发生危机，意大利出现革命的动向。反抗拿破仑统治的共同斗争使意大利民族的反抗活动摆脱了过去的分散、孤立状态，汇成了一股巨大的洪流。烧炭党人率先起来领导斗争。他们由国土南端扩展到整个亚平宁半岛。后来欧洲大陆上反法同盟取得胜利，1814至1815年在维也纳会议上，意大利重新被分割为8个邦国，奥地利、西班牙、教皇等的势力也得以恢复。烧炭党人继续打着民族独立的旗帜开展反奥斗争，得到人民的热烈相助，各地的人们纷纷为受难的煤炭党人慷慨解囊以支持正义的事业。到19世纪30年代，烧炭党基本上退出斗争舞台，复兴运动暂处低潮。但是，意大利人的民族情绪在经过初次血与剑的洗礼后已经高涨起来，民族意识进一步觉醒，到处激荡着反奥爱国的民族主义思潮，表现在文化领域就是蓬勃开展的文化复兴”运动。这为大规模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1848年革命的爆发准备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30年代后的复兴运动的领袖人物——无论是民主派还是自由派都有着更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们以民族主义为实践动力，为祖国的统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更重要的是，民族主义在运动中还把不同的派别团结一起，增强了独立统一斗争的力量。这一作用体现在运动的全过程。在民族主义思想的鼓舞和激励下，意大利的革命形势如泼油的干柴熊熊燃烧起来。到1871年，意大利以一个独立国家的姿态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并开始在欧洲的国际舞台上扮演角色。
二、统一后的初步扩张：民族主义的蜕化
意大利的统一赶跑了外国侵略者，实现了民族的独立自主，铲除了重重妨碍工商业发展的壁垒与束缚，形成了国内大市场，铁路、纺织等工业得到了发展，货币等度量制度也得到统一。应该说这相对以往悲惨的状况是极大的进步。然而，此时的国际形势与国内情况已今非昔比了。国际上，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开始在各地的殖民扩张，其势力范围迅速蔓延开来，他们掠夺大量财富以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吞吃着一块块的肥肉。这种行为对新生的意大利产生无穷的诱惑力。国内真正的经济发展区不过集中在北部极小的范围内，南部广大的农业区不仅人口较多，生产力水平较低，而且成了北方商品的销售地，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南方不少人向往并移居海外。统一后执政的加富尔派不仅未采取有力措施刺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还把多年战争造成的财政困难转嫁给劳动人民，社会动荡出现且日益加剧。1871年工商业自由资产阶级集团上台，他们不仅想把产品从狭隘的国内市场推向国际市场，更想从广阔的海外获得原料以发展资本主义。意大利以民族利益、经济利益为借口，开始了殖民扩张。民族主义蜕变了。
这种蜕变最突出表现在同法国在突尼斯的争夺上。突尼斯是意大利最近的非洲邻邦，与西西里岛共扼地中海狭窄的咽喉，仅有150万人口，而可耕地却多达750万英亩，地下还有着丰富的矿藏。早在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的政治家们就意识到了突尼斯对意的重要性，喋喋不休地告诫国民要关心国外的殖民事业，故大批意大利人涌向突尼斯。然而在1881年的柏林会议上，法国得到把突尼斯当作其“势力范围”的许诺，并且其后法国武装控制了突尼斯，宣布为法国的保护领地。意国内群情激愤，法意边境发生许多冲突，似乎反对拿破仑统治的时代重又来临。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意大利与奥地利是世仇，在现实中还有着特兰提诺问题，但为同法国争夺，它还是于1882年参加了德意奥三国同盟。可以说意大利与奥地利结盟是带着某种民族情绪的，一旦形势变化，它又可能退出三国同盟。
意大利在突尼斯上败给了法国，但它在其它地方却频频得逞。1882年，意在非洲红海沿岸的阿萨布港，扩大了在沿岸的统治权。戴普雷蒂斯去世后，恢复了国内秩序的克里斯皮深得各阶级、阶层的拥护，而克里斯皮富有野心，梦想建立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他把在红海沿岸获得的土地组成厄立特里亚殖民地，并获得索马里兰。对于具有丰富资源和重要战略地位而又比较落后的埃塞俄比亚，意大利更是垂涎三尺。1890年，克里斯皮向欧洲宣布意为埃的保护国。1895年，意大利出兵埃塞俄比亚，但在1896年的阿杜瓦战役中惨败。克里斯皮这个扩张主义者，虽然干得已很出色，不过仍未能很好地完成“使命”。惨败的消息在国内公布时“群情愤怒”。克里斯皮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其实，由于历史的原因，意大利无论经济、军事实力都不如英法等，在刚刚完成独立统一不久便试图也踏上殖民扩张的道路，当然会显得力不从心。
三、国家主义即反动的民族利己主义、民族沙文主义时期
20世纪初，意大利所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又大大改变了。国内经济明显好转：廉价水力资源的开发利用使工业发展速度加快；对外贸易在1901至1910年间增加了70%之多，政府财政收支开始出现平衡，在19世纪70年代农业危机打击下大批背井离乡的意侨寄回的外汇弥补了国际收支的赤字，意大利里拉的国际信誉得到提高，但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激化了国内市场狭小和原料有限性的矛盾，经济上的侵略性由隐性而明朗化。在国际上，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各国加紧了激烈的争夺。在欧洲大陆上，崇拜武力的俾斯麦主义深深地“启示”着意大利。相似的统一史，使不少意大利人迷信起俾斯麦“铁与血”的信条，“超国家与超人”“种族理论”“亚利安主义”等在意大利也找到了一定的市场。于是新的国家主义即反动的“民族主义”抬头。有人曲解马志尼的“第三罗马”和焦贝蒂的“意大利的首要地位”的说法，为他们的要拥有为全欧所敬畏殖民地的帝国的虚幻辨护。在这种特殊的条件下，民族主义完全失去了它的科学涵义，民族利己主义、扩张主义、沙文主义以各种面目在意大利泛滥。
首先是舆论界。如科拉迪尼主编的《国家思想报》以及《三色报》、《大意大利报》都充当了吹鼓手和急先锋。科拉迪尼主张军国主义和殖民扩张，力图唤起冒险精神，歌颂战争的“道德价值”。这些论调非常迎合那些不安定、不满足分子的心理，亦受到工业家们的欢迎。其次是文学。“现实主义者”新诗人的“最杰出代表”邓南遮的那套人必须无情和残忍的学说深深地影响了年青的一代。在史学和经济学等方面也有这种反动的“民族主义”的表现，如奥里昂尼用其历史著作表达了扩张主义的观点及对一个非洲帝国的要求。以阿尔贝蒂为首的一群经济学家则认为未来的意大利经济应向近东、俄国和巴尔干半岛上的各国渗透。意大利开始了“光荣伟大”的“前进政策”。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意大利在协约集团与同盟方之间摇摆并最终加入协约作战，似乎是协约集团外交的成功，这其实也是所谓的民族利益起了作用。蜕化以后的意大利民族主义虽然充当了意与其它列强争夺的工具，但由于王室贵族等社会上层与奥地利有着历史的血缘亲姻，它并不十分强烈地反对奥地利。在同奥的关系上，意政府无法充分利用这一工具。在国际问题上意奥能够妥协时，政府就适度地抑制民族主义的张扬；当意奥矛盾无法掩盖起来时，意政府同样用“民族主义”与之决裂。战争伊始，意大利采取了中立政策。它渴望得到奥占领下的特兰提诺，但遭断然拒绝。在意徘徊之际，英法满足了其对特兰提诺等地的领地要求。于是，1915年5月，意大利宣布退出三国同盟。对此，列宁说：“我们亲眼看到革命的民主主义的即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意大利，推翻奥地利压迫的意大利，加里波第时代的意大利，已经演变成压迫其民族，掠夺土耳其和奥地利的意大利了，变成暴虐的、反动透顶的、卑鄙的资产阶级的意大利了”。
四、一战后，“民族主义”为法西斯运动利用，彻底演变成法西斯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大利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在巴黎和会上，英法等不愿加强意在地中海和巴尔干的势力，拒绝履行许诺。在“威尔逊总统的仲裁”会议上(奥兰多语)，大部分的战利品为英法等攫去，意大利总共获得1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而英国的是250万，法国的是100万。意对阜姆的主权要求也受挫。和会的结果传到国内，各阶层都感到悲愤，全国出现一股“爱国热”，怀念古罗马情绪的幽灵也到处游荡。他们觉得“意大利赢得了战争，但却失去了和平。意大利尽管有所获，出现在和会上仍是一个不满意的国家”。意大利国内纷纷指责政府无能，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实现其领土要求。墨索里尼等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迎合并利用国民的这一情绪，趁机打出修订主义的旗号，鼓吹意大利有权扩张，颂扬古罗马的辽阔版图和尚武精神，许诺洗雪凡尔赛的耻辱以夺取政权。“极端民族主义是法西斯理论的核心”。法西斯首先在意大利崛起也就有了基础。“……而在一战结束后仅仅20年间，在德意日法西斯通往世界大战的道路上，自始至终贯穿着一条以扩张性和侵略性为特点的极端民族主义政治化的主线”。
1914年，墨索里尼被赶出《前进报》和意大利社会党时，他就利用《意大利人民报》鼓噪，支持“民族主义”者提出的“通过战争把国家的英雄气概从渺小与贫困的生活现状中拯救出来”的口号。巴黎和会后，黑索里尼把在和会上的失败归罪于签约时主张中立的社会党，指责“社会党是民族的叛逆”，把自己装扮成所谓的民族利益的保护神。1921年秋，墨索里尼在法西斯党会议上宣布党纲的要点是：“进行社会改革，提高国家在国外的威望”等，其核心思想是“民族主义”。法西斯党的党纲迎合了当时意国内的需要，其反动而迷人的宣传初奏成效。同年，墨索里尼与自由党和国家主义党共同竞选。墨宣称，只有雅利安人的值得骄傲的代表意大利人才有权统治公海(指地中海)，重申法西斯的外交政策可以用“帝国主义”和“民族扩张主义”来概括。结果法西斯党赢得35个议席，占7%。1922年议会普选，墨又大放厥词，以此增加吸引力。法西斯主义利用了不健康的民族情绪、民族沙文主义、民族扩张主义，并逐步与之重叠。它适应了一战后意大利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不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教会、国王对它表示满意，连城市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商人、艺术家甚至无业流浪者也都对它充满了“爱戴之情”。法西斯在一战后的意大利首先崛起了。
1923年7月，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墨索里尼开始了冒险行动。他下令出兵希腊科孚岛。虽然有人对他的“雄心大志”产生怀疑，但绝大多数人仍然坚决支持他。结果他看到：其冒险政策连许多非法西斯党员和反法西斯主义者都热烈欢迎。1924年春的选举再次说明，法西斯主义受到普遍的支持。法西斯党便不断强化政权、扩大侵略。1935年1月，意大利不宣而战武装入侵埃塞俄比亚，并于次年完全占领了该国。意大利国内出现了对伟大“领袖”狂热崇拜的新高潮，墨索里尼被吹得神乎其神。农民在田野里向他下跪，妇女举起孩子请他祝福；内阁大臣在他面前要立正，一站就是好几小时。“当时在意大利到处有这样的标语：‘领袖啊，你就是我们的一切。’”墨索里尼建立了个人独裁，得到“信赖”与“响应”，他把意大利拖入战争的深渊也就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五、关于意大利民族主义演变的一点思索
第一个把法西斯主义看成是一种复杂历史过程的产物的G·威尔普认为：“法斯主义植根于19世纪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受到那些从统一到大战爆发期间拥护意大利民族主义的人们的支持。”颇具讽刺的是，墨索里尼生于加里波第死后不久，对此常为人津津乐道，似乎他就是这位致力于国家统一的英雄的继承人，将接过火炬创建一个意大利帝国。但墨氏毕竟缺乏独立统一时期的英雄们的那种处理民族主义问题的理智，且独立统一前后的国内国际条件已大不相同了。墨索里尼的罪恶或者说近现代意大利民族的悲哀与灾难在于，当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已经实现时，民族主义不仅未能紧跟着收住脚步，反而被错误思潮与认识所左右，逐渐蜕化，从而促使国家民族走向侵略扩张的道路。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的精神动力的源泉，而一切霸权主义、强权主义者同样亦能够从中找到凭借和力量——倘若民族主义被扭曲、变形、蜕化的话。蓬勃兴起的意大利有意、无意之间忘记了民族主义还有尊重别的国家、民族的一面，最终导致法西斯主义泛滥，给意大利人民乃至整个人类酿成不幸。这段沉痛的历史告诫人们：在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关系中，特别是近几年极端民族主义与原教旨主义又有所抬头时，一定要把握好这个问题，既要敢于同改头换面的新殖民主义、强权政治作斗争，以维护民族国家的利益，也要防止不健康的民族利己主义损害整个国际大家庭的关系。各民族各国家应该互相学习走和平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