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模式及其理论启示.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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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与现实的撞击：列宁模式及其理论启示
　　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解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既然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是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中衍生出来的，既然私有制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产生的前提，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社会必须消灭商品经济，消灭私有制。这几乎是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认识。尽管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细节没有太多的指示，但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这个刚刚从资本主义制度中演化而来的新的社会制度的历史局限性，还是留下了十分重要的原则性意见：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只能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里遵循的还是商品经济的共同原则，等量劳动相交换。[1](P11)

　　在理论发展的这一阶段，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应当是最高成就。列宁在这部十月革命前夕完成的纲领性文件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新的社会制度，从经济方面看，包括一个基本目标，两个制度要点。基本目标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通过消灭私有制，实现“劳动平等、报酬平等”。制度建设的两个要点是：第一，覆盖全社会的“国家辛迪加”， “全体公民都成为国家的雇员”，即后世所谓计划经济；第二，全体工人参与国民经济的统计、监督，社会全体成员自己管理国家，列宁称之为“真正民主的国家”。[2]这些原则都是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系统地阐述的。无论在提出的当时，还是在之后一百年的今天，这些原则在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在各种不同流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并没有受到原则的批评，引起太多的争论。争论主要产生于革命后的实践。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曼德尔在20世纪90年代苏东巨变后认为：“社会主义的危机实质上是社会主义者的实践的危机”。[3]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曼德尔的意思是，马克思和列宁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传统理论没有错，错的是苏联以及此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

　　但是，曼德尔的理解是片面的。20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践，包括列宁自己的实践活动，正是在不断地纠正《国家与革命》的理论，乃至于马克思本人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理论的偏差，进而充分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推进的。理论与实践一起经受历史的锤炼，一起享受成功的喜悦，也共同承担失败的痛苦。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不能因此而抱怨，因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的基因特征。

　　概括地说，近百年来的实践已经从两个方面纠正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阐释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一方面，这个制度不可能是覆盖全社会的国家大工厂，商品、货币、市场关系仍然要在调整社会经济时发挥主导作用；另一方面，这个制度也不可能是人人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制度，在经济管理中尤其如此，科层等级制度仍然会在国家政府和企业机构两个层面上充分发挥组织作用。实践的社会主义者真切地体验到这些由社会生产力决定的现实障碍，不得不采取“变通手段”，使事业有可能在实践中推进。正是这些实践中的变通，成为争论的根源。曼德尔说：“社会主义的危机实质上是社会主义者的实践的危机”，因为在他看来，以上两方面实践的变通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他所坚持的是离开社会主义实践的托洛茨基主义理论传统。其他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则因为采取不同的变通手段，从而塑造了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体制模式。其中，列宁自己在实践中的变通，尤其引人注目。

　　一、从集体管理到“一长制”

　　还在十月革命最初的日子，由布尔什维克人主导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1917年11月14日通过了“工人监督条例”，规定在“一切工业、商业、银行、农业、运输业、合作社、生产协作组等企业中，对产品和原料的生产、买卖、储藏，以及对企业的财务实行工人监督”。“工人监督由该企业的全体工人通过自己选出的机构，如工厂委员会、工厂会议等等来实行”。[4](P18-19)

　　1918年6月，所有的工厂及铁路运输业实行国有化以后,工人监督机构转变为生产管理机构,工人直接参加生产管理。基层管理机构是工厂委员会，工厂委员会又是工会的基层组织。自此，工会从监督者转化为生产管理者,具备了管理生产的国家机关的性质。

　　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继续强调全民的统计和监督实行统计和监督，这就是每个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每个消费合作社、每个工会或供给委员会、每个工厂委员会和一般工人监督机关的主要经济任务。”“过渡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统计和监督，只能由群众来实行。”[5](P383-384)

　　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1918年3月）中继续强调：“今天，国家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的国家。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工会正在变为并且应该变为国家的组织，它首先担负着根据社会主义原则改组整个经济生活的责任。”[6](P197)

　　但是，利用工会或者工厂委员会这种自下而上的组织管理经济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问题。国家初创，各方面的秩序尚未建立，纪律松弛、生产运输各部门的混乱现象蔓延。1918年春夏内战爆发，军事形势需要迅速、果断地处理问题，列宁主张集中制和普遍采取委派制以代替委员制。管理体制也从集体管理制过渡到个人负责的一长制；同时，普遍推行劳动军事化。这些变通办法在和平年代仍然被延续下来。

　　最早实行一长制和军事化的是铁路运输部门。1918年3月23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铁路的集中管理、保护和提高运输能力的法令》，设立交通政治部，实行政治委员制，设立铁路军事法庭。随后，一长制推行于其他企业。 “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一长制和集中制，反对利用资产阶级专家；工会组织也普遍反对一长制，坚持实行集体领导制。

　　劳动军事化是托洛茨基提出的，列宁支持这一非常措施。1918年以来，国家经济异常困难，工人从工厂领得的微薄口粮连自己都吃不饱，更无法养家活口，因此，许多人擅自离开工厂，打零工、找外快，甚至往外地去找工作，工厂生产难以正常进行。托洛茨基在说服教育收效甚微的情况下提出劳动军事化，用严厉的惩罚措施来阻止工人的离岗。比如：公布逃跑人名单，提出警告；或者编入工人惩罚队，甚至关进集中营，等等。由此可见，当时的工厂劳动纪律问题严重到何等地步！

　　但是，工会一开始不愿意接受一长制。一直到1920年1月12日的工会中央理事会议和1920年3月15日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会议，都拒绝接受一长制，认为一长制是排除工人管理生产1920年1月23日召开的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作了报告，说明一长制是唯一正确的管理制度。代表大会不接受列宁提出的一长制，而赞成集体领导制。

　　正是在新的国家制度建设的实践中，列宁逐步意识到，当前条件下用工会组织直接管理国民经是不现实的。1919年1月，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论述“工会国家化”问题，向来自全国的工会干部苦口婆心地系统解释自己在这方面的新思考：

　　“回顾一下过去，我们就会看出我们应该纠正哪些错误，就会清楚地看出我们今后应该建设什么和怎样建设。”“我们的决议不是仅仅宣布工会国家化，像决议案有一个地方所说的‘必须要使工会组织同国家政权机关合并起来’。这在理论上我们也是知道的，在十月革命以前我们就筹划好了，而且应该预先筹划好。但是这还不够。”

　　“我们还应该估计到我们的实际经验，以便估计当前的情况。这才是我们的任务的关键。决议案（指全俄工会共产党党团向代表大会提出的决议案--引者）谈到目前的情况时说，假如工会现在就想自作主张地担负起国家政权的职能，那就只会弄得一团糟。这种一团糟已经使我们吃了不少苦头。”

　　“我们是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壤上建设，我们要同劳动者身上也有的、经常拖无产阶级后腿的一切弱点和缺陷进行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常常碰到许多分散主义的小私有者的旧习惯、旧习气，还会听到‘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旧口号这种情形在每个工会、每个工厂里真是太多了；工厂往往只顾自己，至于别人，那就要上帝和首长去照顾吧。这一点我们看出了，亲身体验到了，这是我们用无数错误、无数严重的错误换来的。因此我们现在估计到了这个经验，并对同志们说：我们提醒你们，必须坚决防止这方面的一切自作主张的行为。而且我们说：这样做将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我们大家向资本主义的弱点让步。”

　　“我们不能一下子立刻把工会和国家政权机关合并起来。这样做会犯错误。任务也不是这样提的。”“现在我们要把你们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当前的实际工作上去。必须让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亲自参加经济管理和新生产的建设。如果我们没有解决这个任务，没有把工会变成一个教育机关，使比现在多十倍的工人群众直接参加国家管理，那末我们就没有把共产主义建设事业进行到底。”[7](P403-404)

　　这是列宁讲话速记稿，因为对问题的阐述比较充分，它对理解列宁工会理论、理解此后党内关于工会问题争论的实质有特别重要的价值。我们在摘引中尽可能保留列宁阐释这一问题的完整逻辑。[8]列宁的观点是：我们在革命前就筹划了以工会组织管理国家的任务，但是实际经验告诉我们，这一目标目前还不能实现，因为“工人和旧社会之间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工人身上还有很多弱点和缺点，需要在实际经验中学习提高，因此工会组织当前的任务还不是“自作主张”地承担起国家机关的职能，而是要成为一个教育机关，培养和教育越来越多的工人群众能够直接参加国家管理，为将来有一天最终实现目标做好准备。

　　此后，列宁在为联共布党纲撰写的草案中，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9]P32等文章中，多次重申了工会是教育机构，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的观点。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党内许多同志对于工会问题的认识，还是与实践经验严重脱节，与列宁同志的认识水平有很大差距。这就是1920年3月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及此后一年多时间党内关于工会问题大辩论的根源。

　　1920年3月，俄共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一长制、集中制和劳动军事化问题，以及工会与国家机关结合问题上，列宁、托洛斯基等人与代表工会机构观点的民主集中派展开了激烈争论。最终全会还是通过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强调一长制和加强劳动纪律。工会一开始不接受列宁提出的一长制，而赞成集体管理制。尤其是所谓“工人反对派”，提出“管理国民经济之权应当属于联合在各种产业工会中的生产者的全俄代表大会，应当由他们选出中央机关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10]P178，表现出彻头彻尾的工团主义倾向。经过细致的工作，4 月召开的全俄工会第三次大会上，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服从俄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没有在大会上提出维护集体管理制、反对一长制的工会党团会议的决议，而是通过决议，赞同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

　　但是俄共党内很多同志并没有理解列宁思想的这一转变，包括像布哈林、托洛茨基这样有理论修养的高层领导者也不完全理解列宁。这就导致在1920年11~12月间党内有关工会问题的更加激烈的争论。

　　12月25日，托洛茨基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他的纲领性小册子《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其要点是：工会的任务和作用就是组织生产，管理生产。工会发生危机就是工会的任务不明确而产生思想混乱。克服工会的危机首先必须明确工会的任务和作用，就是掌管生产，是生产者的生产组织。“在不久的将来，工会与经济机关融合起来。要按照工会的任务与作用改组、改建和改造工会，使工会成为生产工会。在经济困难时期劳动军事化是不可避免的，但“军事方法工作”并不是对工人民主的否定。工人民主只有为生产民主服务才有发展。会议、选举、讨论、批评宣传在不破坏生产进程范围内是必要的、允许的。

　　托洛茨基与列宁在有关管理制度的许多方面，如一长制、集中制、军事化等是一致的，但他反对中央在决议中对工会的生产作用问题完全避而不谈。[11]（P149）主张“在不久的将来”使工会与经济机关融合。他提出改组工会、“生产民主”等等，立论的根据也都在这里。这就是说，他主张用工会这样一个本质上是自下而上的群众组织来实施集中制、委派制、一长制甚至军事化的生产管理，并且要把工会改造成一个能够实施这一管理任务的组织。这就难怪列宁要说，仔细研究这个小册子，“我发现其中的理论上的错误和极明显的不正确地方真是多得惊人。”[12]（P1）

　　12月30日，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俄共（布）党员代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员委员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党员委员联席会议上，列宁抱病发表了题为《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12]（P1-25）的演说，对托洛斯基与布哈林关于工会问题的观点提出严厉批评。如何理解列宁演说的主题，一直是理解俄共党内这一场有关工会问题争论的关键。我们认为，列宁报告中强调的三个要点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列宁强调工会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非常特殊的作用。一方面，工会包括了全体产业工人，“是实现专政的阶级，行使国家强制的阶级的组织。但是，工会却不是国家组织，不是实行强制的组织，它是一个教育的组织，是吸引和训练的组织，它是一个学校，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12]（P2）这是列宁在演说一开始就明确的基调。列宁说：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由包括全体产业工人的组织来实现，这“是一个由若干齿轮组成的复杂体系，而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体系，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由包括整个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12]（P3-4）联系到《国家与革命》中“社会全体成员自己管理国家”的构想，很显然，列宁在实践中已经大幅度地修正了自己的理论。是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是共产主义者的理想，但是在俄国的现实中还不能实现，还“必须再走很多步，”[7]（P404）然后才能实现。

　　第二，列宁认为，托洛斯基的根本错误“就是他老是‘在原则上’讲这个问题”，事实上,现在的真正的意见分歧,完全与一般原则的问题无关的。[12]（P5）“目前我们已经从一般原则进到具体讨论和法令上来了，可是有人却拖我们后退，不让我们接近实际的东西。”[12]（P6）原则上我们大家都同意我们的国家是工人国家，最终要实现由全体工人管理国家。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从俄国的现实走向这一理想目标。当务之急是严肃劳动纪律，组织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实践已经证明，这一任务靠工会并不能完成。无论是组织企业生产还是国民经济的管理，都需要有集中制的、一长制的专业性管理机构。我们的真正分歧在“对待群众、掌握群众、联系群众的方法上”，即如何引导工会在已经建立的集中制的国家经济机关中发挥作用，输送更多的工人干部进入管理关机，学习生产管理。列宁不希望把问题拖回争论的原点。

　　第三，列宁反对布哈林“生产民主”的口号。[12]（P9）“生产民主引起了许多根本荒谬的思想。我们提倡一长制还不久，一双鞋子还没有穿坏。决不许制造糊涂观念，制造危险，使人们弄不清楚什么时候需要民主，什么时候需要一长制，什么时候需要专政。”[12]（P10）列宁在这里真正关心的，是让广大工人群众与工会干部理解集中指挥的一长制管理组织的重要性，任何引起思想混乱与糊涂观念的时髦口号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尤其是在各级工会组织对正确理论仍然存在抵触的情况下，理论表述的明确和坚定更加重要。

　　1921年冬春之交，工会问题的争论由党的高层扩展到全党范围，扩展到每一个基层工会，演变为一场真正的党内危机。列宁连续发表了《党内危机》；《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12]（P26,56)等文章，进一步指出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等在工会问题上的根本错误，及其造成工会运动的分裂和对党的政治危害。经过了数月的艰苦工作，才达成了党内思想的统一和党内团结。

　　历史的事实表明，工会问题的争论事实上是苏维埃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根本问题的争论，由此推动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转型是苏联社会主义运动在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中实现的最根本的转型之一。从领袖到全党，共同经历了这场艰难的转型。列宁是在1919年初经历了一年多国家建设的实践后转变思路的，而他让全党理解和接受自己的思想，从思想和行动上实现根本转变则花费了整整两年时间。这两年中，列宁在各种工会组织的会议、党的代表会议乃至党的最高决策层内部反复阐述自己的观点，劝导、争辩、批评，甚至采取组织手段，清除了顽固坚持错误的“工人反对派”，才领导全党实现了这一转型。这个工人国家终于在实践与理论两个层面确认了由等级制的国家机关来管理国家，管理国民经济，并且在国有企业建立由上级委派的一长制的工厂管理机关。

　　事实上，列宁对已经建立起来的日益庞大的国家机关并不放心，尤其是担心它的日益官僚化。早在1919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就说过，埋怨官僚主义是有根据的。之所以有官僚主义，其一，管理部门的职员都是守旧的官僚；其二，由于有文化的人材不够，群众文化水平低，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达到使劳动群众能够参加管理。只有当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完全战胜官僚主义。[13](p155-156)在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中，列宁始终强调，工会在防止国家机关官僚化方面应该大有作为。

　　除了依靠工会组织联系群众之外，列宁还设想以工农检察院这样的独立机构来防止国家机关的官僚化。他生前在病榻上口授的最后几篇论文中有两篇文章是直接针对这个问题的（《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14]列宁指出：“我们国家机关及其改善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远未解决同时又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少经过必要认真地改变的旧机关的残余。这些机关仅仅在外表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因此要改组工农检察院，“到我们政权根基最深的地方去挖掘新的力量充实工农检察院，把作为改善我们机关的工具的工农检察院改造成真正的模范机关”。

　　遗憾的是，列宁未能实现他的愿望，国家机关甚至党的机关官僚化始终是困扰这个“工人国家”的严重问题。

　　二、关于新经济政策

　　十月革命之初，俄共（布）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在两年多时间里，把实际的经济问题集中在军事工业的军需目标上，同时城市居民要在战争环境下活下去就必须按照规则有计划地分配消费品。正如托洛茨基所说：“从本质上看，军事共产主义就是在一个被围困的堡垒内有系统地组织消费工作。”[15]

　　在一个短时间内，战时共产主义的实践造成了一种错觉，为革命精神鼓舞的共产党人“希望并且致力于使这些组织方法直接发展为一种生产以及分配方面的计划经济制度”。即从“军事共产主义”直接进入真正的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党在1919年3月通过的党纲中说：“在分配方面，苏维埃政府目前的任务是，坚决地继续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全国范围的产品分配，以代替贸易。”或如列宁所说：“要把极其复杂和精密的新的组织系统建立起来，对千百万人生存所必需的产品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6](P220)

　　但实际情况是，“军事共产主义”应付了一时的战争之需，却极大地损害了国家经济的基础。由于城市没有工业品与农村交换，又必须从农村地区获取谷物和原料，“交换”变成了一厢情愿。于是农民把粮食隐藏起来，政府则派出武装工人小组去征集余粮。战时共产主义破坏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的自然反应就是减少投入，包括削减播种面积，从而粮食变得更难获取。

　　列宁较早地洞察了问题的实质，在1921年春撰写的《论粮食税》一书中，系统提出了新经济政策的思想。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进入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制的过渡形式。”“在小农国家内实现本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其正确政策是要用农民所必需的工业品去换取粮食。”[12](P333)“即把最必需（对军队和工人）的粮食作为税收征来，其余的粮食我们将用工业品去交换。”[12](P334)“既然粮食税意味着可以自由出卖其余的（纳税以外的）剩余品，那么我们就必须竭力设法把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因为自由出卖，自由贸易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引上合作制资本主义的轨道。”[12](P339）要实行租让制，将一部分还不能充分利用的企业、矿山和森林租让给资本家去经营，“苏维埃政权‘培植’租让制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12]（P337)

　　新经济政策标志着俄共布的经济政策向商品货币关系打开了一扇窗口。国内外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派别有另一种声音： “实行粮食税、租让制和国家资本主义，就意味着共产主义的破产。”列宁一开始在理论上也比较谨慎。列宁强调：这是在国家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措施，新经济政策要建立工业同农业间的正常商品交换，“更确切些说，是产品交换”。[16]（P9）

　　两个月以后，列宁又说：“无产阶级国家必须成为一个兢兢业业、励精图治的’主人’，成为一个精明的批发商。”[16]（P39）新经济政策以来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和立法工作，“都是适应商品交换的发展的。”商品交换这个概念所预定的建设计划是“在全国范围内，或多或少地按照社会主义方式用工业品换取农产品，并通过这种商品交换来恢复作为社会主义结构唯一基础的大工业。”结果是“商品交换失败了”，“它已经变成了商品买卖。”“我们所做的退却是不够的，必须再退却，再向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商品交换没有丝毫结果，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16]P(73）掌握商业，指导商业，把商业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能够做到的。[16]（P91）

　　1922年春天，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表示：“我们现在还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而探寻这一途径的唯一方法，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这一年来十分明显地证明我们不会经营。这是主要的教训。”“在经济方面，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必须同普通的店员、资本家和商人竞赛并且胜过他们。” “农民熟悉市场，熟悉商业。商业就应当成为我们1922年全部工作的关键。”[14]（P617,P623-624,P651-652）

　　1922年秋天，列宁发表了题为《俄国革命５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明确指出：“我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掌握了土地，而且掌握了一切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我们首先租出去的只是一部分中小工业。”至于商业，“我们正在设法建立合营公司，这些公司的资本，一部分是私人资本家的，而且是外国资本家的，一部分是我们的。”“我们随时都可以取消这种公司，所以说，我们一点也不冒险。”“我们要向私人资本家学习”做生意。[16]P(386-387）至此，一个公有制为主体的有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轮廓清晰地展现在列宁的脑海中。

　　实践在发展，列宁的认识也在发展。可惜上帝给他的时间不多了。他没有时间再以他深邃的目光继续跟踪这个社会主义条件下最初的市场化实验。1923年初，列宁在病榻上口授完成了《论合作制》这篇著名文章，对新经济制度的实践做了他最后的理论总结：

　　“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构，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设完成的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16](P423)

　　“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善于把我们已经充分表现出来而且获得了圆满结果的革命胆略和革命热忱与作为一个干练而又有知识的商人的本领（有了这种本领就足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合作社工作者）结合起来。”[16](P425)“

　　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16](P426)

　　“在我国现存制度下，合作企业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因为合作企业是集体企业，但它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因为它占用的土地和使用的生产资料是属于国家即属于工人阶级的。”“国家政权既已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剥削阶级的政权既已推翻，全部生产资料（除工人国家暂时有条件地自愿租给与剥削者的一部分生产资料外）既已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现在情况就大变了。现在我们有理由说，在我国，单是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只有上述一点‘小小’的例外)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16]（P428-429）

　　列宁的结论非常明确，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就是社会主义的俄国，生产资料公有制加上以合作社为代表的商品买卖原则，这就是列宁理解的俄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它还不是最完备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在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完善，继续向更加高级的社会主义制度转变。但是俄国人现在所建设的社会主义已经与世界上任何一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区别，它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人民群众高度参与的市场经济，在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引导下，能够直接通往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

　　列宁逝世以后，苏联共产党坚持新经济政策有6年之久.这一段时间里，国家经济得到了有效的恢复，人民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协调发展，为斯大林时代的国民经济大跃进准备了必要的基础。可惜的是，苏联共产党缺乏足够的经验处理好三农问题，新经济政策终于因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而中断，一个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斯大林的强力推动下最终形成。斯大林也不可能完全消灭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与货币关系，但他以令人畏惧的顽强意志将商品货币关系禁锢在狭小的笼子里，通过集体农庄制度，基本实现了使全体公民都成为“国家辛迪加”雇员的夙愿。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大林奉行的是比列宁更加传统的“列宁主义”。

　　三、科层、市场、当代生产力

　　我们把新经济政策的俄国，看做是列宁在实践的摸索中终于建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体制模式，而将斯大林在30年代建立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看做是斯大林对于列宁模式的重大修正。因此，所谓苏联模式，应当包括列宁模式和斯大林模式两个相互区别的阶段[17]（P102）。

　　列宁模式的特点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各个层面，普遍采用了科层等级制度和商品货币交换制度。作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列宁从不拘泥于理论信条，在实践的摸索中不断优化自己的理论认识，并且明确表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

　　但是，列宁领导社会主义实践的时间毕竟太短了，他依据实践经验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才刚刚开始，并没有从理论上真正解决科层、市场与当代生产力的关系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列宁的认识是从极度困难的国家经济实践中形成的，它首先注意到劳动纪律的涣散、工农业经济联系的中断这样一些极为紧迫的现实问题，从而发现，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构想在实践中行不通。旧的经济制度安排已经被废弃，新的制度安排却难以建立，国家经济制度几乎处于真空状态。俄国共产党人不得不把刚刚赶走的“魔鬼”重新请回来，因此，列宁把这称之为退却。但是退却从何时结束，进攻又从何时开始？列宁生前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从列宁的一系列言论看，他始终把俄国经济、社会、文化落后，尤其是俄国农业、农村、农民的落后，作为证明“退却”正当性的基本依据。

　　列宁身后，这个问题成为党内争论的焦点之一。斯大林把20年代末的政策调整解释为从退却向进攻的转换。事后看，这种说法并没有说服力。从新经济政策到集权体制的转变，以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为参照，也许是“进步”，但也只是在组织“国家辛迪加”意义上有进步，而在发展民主管理方面，则是实实在在的退步。按照列宁的“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的观点，对如此广泛的农民阶层实行如此粗暴的强制措施，显然是向战时共产主义的倒退，而不是一种进步。当年问题的实质在于，党未能处理好新经济政策下农村工作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发展农业生产、掌握粮食购销渠道、提高粮食税征管效率、防止农民阶级分化、巩固农村基层政权，等等，这严重影响了国家工业化进程。党变得越来越焦虑，而斯大林则完全失去了耐心。苏联模式于是从列宁设计的轨道转向，斯大林把20世纪社会主义定格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

　　在十月革命后近一个世纪的今天，东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问题的认识已经超越列宁。我们认为，科层与市场是当代生产力两种最基本的组织结构，或者说，是两种最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二者的有效结合构成市场经济的基本体制框架。因此，在当代生产力条件下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必须充分利用科层与市场有效结合的优势，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唯一正确的模式选择。这一结论不仅对当年经济落后的俄国是适合的，对于戈尔巴乔夫开始“新思维”时点上已经积累了强大综合国力的苏联同样是适合的；对于经济更加落后的贫穷中国是适合的，对于在看得见的未来实现了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小康中国、富裕中国同样是适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甚至对于当今世界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也是适用的。[18]这是一个与当代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它还需要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演进，才有可能在新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向更高级、更理想的社会形态转变。这一点并不单纯是一百年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结论，它其实可以从马克思对商品经济历史条件的理论分析中找到依据。

　　（一）旧式分工与排他性占有关系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劳动的物质产品之所以成为商品，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历史性质所决定。马克思把劳动的这种社会历史性质表述为以下两个互为前提的方面：一方面，这种劳动是由彼此毫不相干的私人自主自动进行的劳动，因此相互独立，表现在占有关系上就是占有的独占性和排他性；另一方面，这种劳动又处在历史形成的、对个人具有外在必然性的发达、全面的社会分工体系中，因此相互依赖。

　　自从苏联科学院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将此概括为商品生产的两个历史前提，一是社会分工，二是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私有制，人们长期以来就存在一种误解，认为这两个方面是可以相互独立、相互分割的。政治经济学的课堂上有一种常见的解释：单独地看，社会分工或者私有制都只是商品经济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其充分条件，只有将二者合一才能表述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充分必要条件。此处隐含的一个自然的推论是：只要单独的改变两个前提条件中的一个，商品生产自然就会消亡。出于为计划经济合理性正名的需要，这种理论解释可以说匠心独具：既然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那么尽管社会分工体系依旧，商品生产却失去了充分条件。

　　100年来社会主义的实践表明，这是对马克思理论的曲解。理解商品生产的劳动的社会历史性质关键在于理解其两个方面的互为前提，不可分割。一方面，占有的排他性质，即个人生产的“孤立化”和个人间利益的“毫不相干”以物为媒介的分工体系为前提，人是社会的动物，只有在社会中、依靠社会的力量，才能在自然的物质变换中生存与发展。假如没有分工体系的高度发达，孤立的人不能生存，人与人之间利益的“毫不相干”不可能实现。在分工不发达的封闭的农业社会，血缘与宗法关系必然是社会联系的重要纽带。另一方面，这种发达的分工以人的职业专门化为特点，使得个人劳动产品与个人多样化的消费需求相脱离，个人能力的片面性与社会生产力的全面性相脱离；个人不能够支配分工形成的普遍依赖关系，相反，这个发达而庞大的分工体系只能依靠个人从自身利益出发的积极行动和独立选择，才能有效运转。因此，马克思又称这种分工为“旧式分工”，而与一般的社会分工相区别。在这里，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是在所有人的自觉意志之外自发地起作用的，经济的客观联系对个人表现为“异己性和独立性”，还没有任何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个人、组织、机构能够驾驭这个过程。旧式分工与占有的排他性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二者历史地不可分割，表现为人类能力发展的特定阶段，不可能因为一场社会革命而在短期内根本改变。20世纪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二）劳动的外在强制

　　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对后商品经济的未来社会中劳动的社会性质及其生产力基础有更进一步的分析。其分析思路大体如下：如果把劳动定义为：为从自然界获取物质生活资料而进行的人类活动，那么它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未来社会，对人类来说仍然是“必然王国”，也就是说，劳动在未来社会生活中仍然是基础性存在。但是，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的劳动将与当代社会的劳动有根本差别。劳动对于绝大多数“通常的健康、体力、精神”状态的人来说，不再是痛苦、牺牲和为了谋生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不再像当代经济学家所认定的那样，具有“负效用”。未来社会的劳动将成为人本身的需要、人自身提出的目的，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19]（p113）因此，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对立将消失，[20]（P926-927）每一个自由的个人，都将在必然王国的彼岸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科学与艺术创造性活动的“自由王国”，并且推进表现为人的全面生产能力的社会财富 “充分涌流”；个人能力的自由发展与社会生产力的累积增长将不再持续地处于矛盾对立状态，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冲突的经济基础因此而消失，劳动力资源不再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稀缺性”。[21]（p21-25)只有在这样的社会生产力之上，物质资料的数量和规模才不再是财富的标志，物质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时间才不再成为财富的尺度[19](P218)，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才有可能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一种全新的社会历史形态才有可能取代以“物的全面联系”为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

　　在新的社会形态下，现代市场经济的两大基础性劳动分工形式（资源配置方式）--科层与市场，将失去存在的价值；但在此之前，二者的历史作用是不可替代的。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两种劳动分工形式（社会内部分工即通过市场交换形成的分工，工场内部分工即由资本所有者指挥的科层等级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两种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前者通过市场 “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迫使生产者努力工作，后者通过企业管理者“奖勤罚懒”的命令机制迫使劳动者努力工作，二者的共同点是对劳动的外在强制性。无论“看得见的手”，还是“看不见的手”，都是凌驾于劳动者之上的“强制之手”，它们维持同样的“饥饿纪律”。这种对劳动的外在强制之所以必要，不单纯是因为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劳动的奴役性质），而且还因为劳动本身的社会性质，因为劳动仍然是痛苦的谋生手段，劳动者不愿意超出自身消费需要之外为社会提供剩余劳动，或者说，因为“普遍的勤劳”还没有发展成为新一代劳动者的“普遍财富”。市场与科层对劳动的外在强制，是社会进步对剩余劳动积累的客观要求与劳动者个人利益将剩余劳动视为多余劳动这对基本矛盾的必然产物。市场经济下的资本关系作为市场与科层的完美结合，在此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肩负着“创造这种剩余劳动”的历史使命[22](P287)。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最终改变劳动的这种社会性质之前，资本的历史使命不会终结。

　　在马克思看来，“一个人‘在通常的健康、体力、精神、技能、技巧的状态下’,也有从事一份正常的劳动和停止安逸的需求。”[19](P112)但是，这种“人类本性”在现代社会中只是在少数科学家和艺术家的身上才有所体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都还没有感受到自身的这一内在需求，对他们来说，劳动是人生无法摆脱的负担。究其原因，除了劳动的阶级剥削性质之外，社会生产力发展尚未达到一定高度是根本的原因：一是由于生产力的局限，生产物质财富所必须的社会劳动时间过长，而在这一“必然王国”的界限之外，劳动者通过严肃的创造性活动发挥自身潜在能力的自由时间太短，劳动因此而成为负担。二是生产力的发展始终依赖于以职业专门化为特征的分工深化，分工带来了人类能力的全面发展与劳动者个人能力的片面化，劳动熟练程度是提高生产率的重要前提，但它同时也使得绝大多数劳动者成为重复劳动的牺牲，因为单向度积累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