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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业化的一般性和多样性
工业化的一般性和多样性工业化具有一般性和多样性两种基本特征。工业化的一般性是指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在演进的过程中出现的,譬如所谓的“第三产业”创造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趋于增加,同时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中间产业部门和最终产业部门不断增加,产品种类越来越多等共同的、普遍的现象;工业化的多样性是指不同地区的工业化并不是沿着一条基本轨迹进行的,而是存在多种路径,具有不同的特点,例如所谓“工业化”和“信息化”实现的时间不同,工业化和信息化过程中资源和国民收入在各个行业的分配比例变化情况不同等,尤其是,由于工业化水平的较大差异,造成在一定的历史时间阶段内不同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程度和生活水平上出现极大差距。
促成工业化这两种基本特征的机制究竟是什么?它们之间有何种关系?——经济系统只有一个,不管是工业化的一般性,还是多样性,都内生于这个经济系统之中,因此两者之间必定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而工业化基本机制极有可能就内含于对此问题的回答中。
综观国内外工业化的理论研究成果,实质上都可以归结为对工业化的一般性和多样性这两个基本问题的研究。因此,我们可以将工业化理论划分为对工业化的“一般性”和“多样性”进行研究的两种基本类型,并试图在对这两类研究的总结中探明工业化演进的基本机制(规律)。
二、国内外对工业化“一般性”的研究
对于工业化一般性的研究又可以划分为经验性研究(对工业化进程中普遍出现的现象进行归纳总结并找出共同点)和工业化一般性机制的研究(对造成工业化进程中各种普遍现象的原因进行解释)。
(一)工业化一般性的经验性研究
1•佩第-克拉克定理。配第1672年的研究指出:工业比农业收入多,商业又比工业的收入多,即工业比农业、商业比工业附加值高。
在吸收并继承了配第的观点的基础上,克拉克通过对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时期三次产业劳动投入和总产出的资料的整理和比较,总结了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结构变化与人均国民的提高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随着经济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相应提高,劳动力逐步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就会向第三产业转移。
2•库兹涅茨法则。库兹涅茨(Smi on Kuznets)在佩蒂-克拉克研究的基础上,对各国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产业间分布结构的变化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了所谓的“库兹涅茨法则”:
第一,农业部门的国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均处于不断下降之中;第二,工业部门的国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大体上是上升的,但是,工业部门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则大体不变或略有上升;第三,服务部门的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基本上都是上升的,而其国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大体不变或略有上升。
3•钱纳里的“多国模型”。“多国模型”是钱纳里与赛尔昆对101个国家1950—1970年有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得总结出来的。该模型将经济发展分为准工业化阶段(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工业化实现阶段(包括工业化初级阶段、工业化中级阶段、工业化高级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包括发达经济初级阶段、发达经济高级阶段)等3大6小阶段。
在第一阶段,农业等初级产品生产占统治地位,资本积累低速至中速增长、劳动力加速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缓慢增长而经济增长速度较慢;在第二阶段,初级产品生产份额大幅度下降,制造业份额和社会基础设施份额上升,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服务业的份额几乎不变,资本在经济增长贡献中占主要地位,经济快速增长;在第三阶段,制造业在经济和就业中的比重下降,经济增长和就业主要依赖于服务业,资本和人口增长趋缓,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
4•霍夫曼定理。1931年,霍夫曼在《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一书使用了近20个国家的工业结构方面的时间序列资料,重点分析制造业中消费资料工业和资本资料工业的比例关系,即“霍夫曼系数”:
霍夫曼系数=消费资料工业的净产值/资本资料工业的净产值
“霍夫曼定理”的基本观点是:在工业化的进程中,霍夫曼比例呈下降趋势:在工业化的第一阶段,消费资料工业的生产在制造业中占主导地位,资本资料工业的生产不发达,此时,霍夫曼比例为5 (±1);第二阶段,资本资料工业的发展速度比消费资料工业快,但在规模上仍比消费资料工业小得多,这时,霍夫曼比例为2•5 (±1);第三阶段,消费资料工业和资本资料工业的规模大体相当,霍夫曼比例是1 (±0•5);第四阶段,资本资料工业的规模超过了消费资料工业的规模。
5•雁行形态说。该学说是日本经济学家赤松分别在1935年《我国羊毛工业品的贸易趋势》和1956年《我国经济发展的综合原理》两篇文章中提出的,其对产业的研究表明:后发国家的产业发展在赶超先进国家时,产业结构的变化呈现出雁行形态,即,后进国家的产业发展是按“进口—国内生产—出口”的模式相继交替发展。产业结构的这种变化过程在图形上表示出来很像三只大雁在飞翔,故称之为“雁行形态说”。
6•其它。与雁行形态说相似的另外一个产业结构变化学说是经济学家弗农(Vernon)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他在1966年发表《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一文中把客观存在的产品生命周期分为产品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
日本的另一位经济学家小岛清(Kojmi a)提出了边际产业转移理论。该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亦可称为边际产业依次进行[5]。
国内,北京大学刘伟等《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研究》比较综合全面地对国民经济结构进行了分析,以钱纳里、库兹涅茨等人的多国模型为参照,比较衡量了中国所处的水平。
杨治的《产业经济学导论》和周振华的《现代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对工业结构发展的趋势和规律进行了很好的归纳和总结,江小涓的《体制转轨中的增长绩效与产业组织变化》(对中国若干行业的实证研究),则对中国的产业结构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总结了具有一定启发意义的经验。
(二)工业化一般性的动因研究
1•克拉克的相对国民收入说。所谓相对国民收入,是指某一产业国民收入在全部国民收入的比重和该产业劳动力在全部就业人数中的比重之比。克拉克认为,由于农业的生产周期长,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比工业要困难得多,因此对农业的投资会容易受到“报酬递减”的约束,而工业的技术容易取得进步和“报酬递增”,随着工业投资的增加和产量的加大,单位成本下降的潜力很大,这使得工业的相对国民收入要比农业部门的高,而劳动力总是倾向于流向高收入的产业,因此,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就不断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
2•钱纳里的三大假说。钱纳里用三组假说来解释工业结构的转变:一是需求说,二是贸易说,三是技术说。这种解释可以看作是对库兹涅茨解释的发展,如在需求解释中,钱纳里等作了重要补充,揭示了中间需求的重要性,对于战略和政策等一些随机因素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也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3•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模型。该模型是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的,后经费景汉和拉尼斯等人发展成为“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该模式认为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强大的、以传统方式生产的、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的、低效率的农业部门,另一个是弱小的、以现代化方法生产的、高效率的城市工业部门,由于城市中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都远高于农业部门,因而,过剩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国家的发展过程就是劳动力不断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从而工业部门不断壮大,农业部门生产率不断提高,最终两个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相等,二元结构消失,变成一元经济的过程。
4•罗斯托的主导部门论。罗斯托的在其著作《从起飞进入自我持续成长》和《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起飞”和“主导部门”的概念,并分析了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主导部门在起飞及阶段性经济成长中的重要作用、主导部门的特征等观点。
罗斯托认为,不同的部门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外部效应是存在显著差别的。当某项技术被发明并被应用到生产中,由于这种新的技术会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或者其产品大受欢迎,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这个企业的收益率,采用这种新技术的部门和企业越来越多,于是以这种技术作为载体的产业部门迅速发展壮大,成为新的优势部门,最终在全社会处于主导地位,部门之间优势地位完成更迭,产业结构水平自然就提高了。
5•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工演进模型。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所谓的“工业化”现象是由于工业部门的分工和农业部门的分工程度不同而造成的。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等原因导致农业内部分工的协调十分困难,交易效率十分低,由于深化分工带来的收益补偿不了由此带来的交易费用;而在工业内部的交易效率远远比农业高,所以农业分工水平不及工业内部的分工水平。结果是农业会越来越依赖于通过购买工业部门生产的机器,以改进农业生产率,使得工业收入比重越来越高,而农业的比重则相应地越来越小。尤其是,当存在阻碍劳动力自由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的户籍制度等障碍因素时,结果就会导致二元经济结构的出现[6]。
6•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李悦在其《中国工业部门结构》(1983)一书中提出的关联分析论,该理论分析了产业部门结构变化与其直接关联因素(技术进步、社会供给、社会需求和国外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周振华在其《现代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1991)一书中运用系统研究方法,从整体上考察了结构转换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揭示了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关联效应、结构弹性效应、结构成长效应和结构开放效应,以及结构效应发挥作用的机制;马建堂等在《经济结构的理论、应用和政策》(1991)一书从系统论的角度来探讨经济系统内在的运作机理;贾根良在其《制度变迁与结构变动》(1998)一书中分析了制度变迁与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提出了产业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劳动分工和制度安排的变化的观点。此外,还有许多学者还对我国的产业结构变动作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如刘鹤的《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化与出路:需求、生产、就业和贸易的关联分析》(1991),郭克莎的《中国改革中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1993)等。
另有部分学者研究了开放条件下的工业结构升级机制,例如王岳平提出的7种因素,综合地分析了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机制,以及对外开放条件下的工业结构升级机制[7]。
上面的概括可能还不够全面。不过,总的说来,中国学者基本上已经消化吸收了西方关于工业化的理论,并且作了一些创新的尝试。虽然不够成熟,但已经很有启发意义。
（三）国内外对工业化“多样性”的理论研究
对工业化的多样化性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议题,一是导致工业化多样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二是工业化有何种具体模式?
对于前者进行研究的主要是新制度学和演化经济学。
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又主要集中在一个问题上,那就是“为什么工业化率先在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地区实现而不是其他地区得以实现”?
诺斯对该问题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首先,他在1969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当中,提出了鲜明的观点,则“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8];接着,他在1981年《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以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来进一步说明“为什么有的国家或地区能够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而有的一些社会的制度会长期处于无效率的状态而又始终难以发生变革”。诺斯认为,由于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存在,会使制度的运行产生一种收益递增效应,而这种收益递增效应会使制度具有一种在其原来的路径上始终保持下去的惯性。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社会一旦选择了某种制度,无论它是否有效率,都很难再从这种制度中摆脱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国家首先实现工业化,产业结构进入良性演进路径,而有的国家的工业化则陷进路径依赖的“闭锁状态”,经济的发展陷入了“泥潭”。
路径替代则是一部分新制度主义者提出的制度变迁理论,是指通过政府等权威力量改变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质而建立全新的制度,从而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国内学者黄少安指出,路径替代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必要的。他认为, 20世纪中后期,包括中国在内的转型国家的市场化进程已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自然地形成,而必须由政府有意识地建立,从而提出“政府以行政手段推进市场化进程”的假说[9]。米歇尔•乔治(MichelGeorge)从发生学的角度说明了路径替代方式存在的必然性,他认为“危机可以产生突变性制度变迁,因为它们赋予了领导人执行新计划和实现新想法的机会”[10]。史蒂芬(Sto-phen)也认为,某些制度的生成是在特定时间内,如在国内或国际危机、阶级冲突等引起复合社会变动的情况下,对特定存在条件的反映,而不完全是通过路径依赖的方式演化而来的[11]。梅森(Edward S1Ma-son)等学者则通过实证的方式证明了路径替代方式的存在和意义,他们的研究表明,韩国的经济增长得益于强有力的政府指导,通过政府权威进行各种制度调整,并以一个较为民主的政府难以做到或不可能做到的方式予以贯彻[12]。
在已有的产业结构理论中,与路径依赖和路径替代明显相关的理论有纳克斯和缪尔达尔的“贫困的恶性循环”,而与路径替代理论相关的则有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赫尔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理论”,某种程度上甚至所有的产业结构发展对策理论,都可以视作一种如何通过外力使产业结构退出原有“闭锁”状态的探索,只不过没有明确采用这一说法而已。
演化经济学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拉马克的遗传基因理论为基本思想,强调经济变迁的复杂的动态过程。演化经济学认为最优化均衡难以实现,经济系统的均衡总是暂时的,经济系统存在着多种可能的均衡点,同时随机因素对经济变迁起着关键性作用,特别是决策和搜寻革新过程,这种不确定性会使长期自由化决策难以实现,而究竟到达和渐进于哪一点均衡依赖于进化的路径,所以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方向和具体路径都是不确定的。①沿袭演化经济学研究思路的陈平用混沌数学方法对分工演进做出了更符合现实的也是复杂的数理分析,他认为,多种工业化路径的形成不仅与制度有关,与初始的自然环境和历史的偶发性也有关②。
很多经济学者对工业化进程的研究还发现,各国的工业化道路并不都是按照英国的模式进行的,因为各国的工业化的前提条件不同。由此,人们引入了工业化进程的分类,即工业化模式的不同,开始强调各国工业化道路的特殊性。经济学家首先确定工业化的两种类型,即原发型和后进型,同时这两种类型又是灵活的,在各国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这一方面,格申克隆的研究最引人瞩目,他的理论模式也称为“经济落后模式(工业化替代模式)”[13],该模式意含着后起国可以利用后发优势针对自己的国情,制定自己正确的工业化战略。
四、对理论的评价
从对工业化一般性的研究成果来看,其主要特点是:一是大多属于经验性研究,这些经验性研究成果虽然对于认识工业化的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盲目将这些经验性研究的“结论”套用于所有地区或当代产业结构,容易陷入误区,因为经验性的研究结果毕竟不是普遍适用的规律,例如佩蒂-克拉克定理、霍夫曼定理等并不符合所有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情况③;二是对工业化机制的各种研究成果都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缺乏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各种影响工业化的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是什么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解释。
与其它的工业化的模型相比,新型古典经济学的工业化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并预测三次产业结构演化、二元经济结构、专业化、产品种数、迂回生产两条程度不断增加、高新技术不断出现和企业制度日益复杂化等经济现象,因此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但是杨小凯对工业化的研究还没有进一步展开,因此还未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工业化理论。这主要是因为新兴古典经济学还处于初步建立的阶段,有待于研究的问题十分多,因而不可能对所有问题都进行深入的研究。
在对工业化多样性及其原因的分析中,新制度经济学单方面地将工业化多样性的原因归结于制度,有失偏颇,因为工业化是经济系统整体有机变动的过程,制度作为经济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本身也是在这种演进过程中内生的,所以,必须把制度放在整个经济系统中进行分析,才能合理解释工业化的机制。
演化经济学在有限理性等新的假设前提下,提供的解释更加符合复杂的现实,也更富有动态性,但由于缺少统一的基础性分析框架、对关键性概念的不同理解④,演化经济学对工业化的解释还未完全成熟。
如前所述,不管是工业化的一般性,还是多样性,都内生于唯一的经济系统之中,两者之间必定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过去人们以一定的历史事实为背景,各自从某一角度一定程度上阐释了产业结构演进不同阶段的机理,往往不能同时从两个方面来综合分析产业结构演进的机制,这是导致人们至今未能在此问题上达成共识,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的原因。
由于缺乏共识和基础的理论框架,导致不同的研究往往集中于不同的问题,彼此之间的关联性不强,相互之间难以提供具有价值的研究结果,这已经成为工业化理论发展的根本性障碍。
因而建立一个关于工业化机制的基础理论框架(该框架不仅能够解释工业化的一般性,并且能够解释工业化的多样性),是工业化理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五、分工演进、路径依赖与工业化的一般性和多样性
从研究方法来看,对工业化的研究基本沿着两个基本线索来进行。一条是新古典的研究思路,这条线索重点关注资源的配置,应用的主要是一般均衡思想,发展的主要轨迹是边际分析法、瓦尔拉一般均衡、马歇尔的供求均衡到萨缪尔森综合;另一条线索重点关注分工和经济组织演进,从分工和交易的角度解释经济增长。这一线索主要由亚当•斯密、阿伦•杨格、斯蒂格勒和杨小凯等人所发展。
而经济发展的主线是分工和专业化,“在探讨近现代的经济发展(即生产力的发展)的原因,从而用以解释经济历史或用以推进一国的经济成长时,分工和专业化的增进应该是一条主要的线索。抛开这一线索,对经济发展的解释就是空洞的,没有内容的”[14],技术进步、贸易的发展,市场一体化,企业的出现和工业化等,都是随着分工演进的深化而衍生的经济现象[6]。因此,从分工和经济组织演进的角度认识工业化才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
从分工演进的角度来看,工业化演进则可以描述为市场需求推动下分工演进中产业分立与产业深化的过程,从轻工业向重化工业的演变,或者说从消费品工业向资本品工业的演变实质上反映了工业内部基于分工演化所导致的生产链长度的变化和不同产业簇群的产业更替[15]。
同时,工业化还是一个充满着那种冲突、惯性以及政策体制变迁的历史,是一种多维度的、非线性的、路径依赖以及动态的过程,这个过程取决于区域初始的条件,取决于它们的经济、制度、文化、政治和历史,是各方面之间互动关系的系统性转变,由此产生了工业化不同的演进的路径[16]。
综上,工业化实质上是一种存在着路径依赖的分工演进过程(机制),分工演进导致产业机构的不断调整和变更是工业化的一般性规律,把握这一点有利于认识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普遍现象及其发展趋势;同时,由于不同地区初始的自然环境条件不同,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济基础、制度安排、以及意识形态不同,再加上经济主体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所做的非理性决策,使得各个地区工业化的方向是不确定的,演化路径具有多样性,而由于路径依赖的存在,沿着既有的路径,工业化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而进入“闭锁”状态[17]。
而工业化是否能够良性演进则取决于经济系统能否形成一系列有利于促进分工演进的条件,具体的说,取决于经济系统是否能够发展成为一种包含意识(文化)形态、技术和制度在内的各种因素良性互动的有机系统,在该系统中,众多私人的和国家的动机混合起来促使意识形态的演进、技术和制度的变迁以及政府的政策实施大都朝着有利于推进分工演进,使得工业化不断朝着高级化的方向演进;由于初始条件的不同和路径依赖的存在,对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来说,成功的演化在于如何把自己的传统与任何可能的模仿与创新结合起来,这对应着工业化可以具有不同的成功模式。这和格申克隆对“经济落后模式(工业化替代模式)”的研究是相符的,说明后发国家可以,而且也应利用后发优势,针对自己的国情,制定自己正确的工业化战略。
六、总结
目前,工业化理论逐步成为一个涵盖经济发展多领域多层次的综合性课题。人们对于工业化机理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各种理论之间表现出一定的继承性和相通之处,因而存在进一步整合的可能性。
一个明显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学者,例如新制度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正在逐步扬弃新古典经济学静态的和均衡的分析方法,而用分工和动态演化的方法来分析工业化问题,使得工业化研究更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
如何综合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框架、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分析方法和演化经济学的演化理念,利用新制度经济学、交易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经济思想及最新成果来研究工业化的一般性和多样性,建立一个关于工业化机制的基础分析框架,并将其应用到对中国新型工业化的分析中来,是中国工业化理论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