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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管理思想对比摘要：中西方管理思想虽然起源和前期发展是相对独立的，但通过比较我们发现两者其它是相通的。它们的基本思想和理论都是以人性假设为基本前提，根据不同的人性假设提出与之相对应的管理理论。差别在于不同的政治、文化和地理环境使得各自的侧重点和方法论不同，从而形成了今天各具特色的管理思想。关键词：中西方管理思想 X理论 Y理论 Z理论 法家 儒家 道家 中西方管理思想融合 一、中西方管理思想的各自起源管理思想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渊源于古希腊文化传统的西方管理思想，它在近代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演变为具有一定科学形态的管理理论，从20世纪初泰勒开始已发展成为科学化的理论体系，对现代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另一种是渊源于中华文化传统的中国管理思想，它具有鲜明的东方文化色彩。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管理思想在近代没有能够与产业革命及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相结合，以至今天一般人认为科学管理的观念和方法都来自西方。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飞速发展，才使人们的眼光重新从西方转向东方，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在当代社会中的重大意义。 管理思想是由物质生产方式所决定的。 （1）中国一贯“以农立国”，历史上，虽然经历了许多经济政治制度的变迁，但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却一直延续下来，很少变动。这种农业社会的管理形态反映在思想观念上就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在管理体制上是专制与民本相互依存的思想。中国农业社会是由大量分散、小型、雷同的，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村落和城镇组成的，要维持这种社会结构的稳定就必须有一个高高在上、君临一切的集权管理体制和万众臣服的管理思想。自秦汉以来，中国这种被称之为“东方专制主义”的管理体制基本上二千多年没有发生什么重大改变。这种体制在组织上等级森严、上下有序，在领导上强调绝对服从，抹煞个性；强调严格统一，忽视差别。在控制上重视整体效果，忽视个体利益，重视自上而下的控制，忽视自下而上的反馈。第二，在管理方法上是经验与理性相互补充的思想。农业生产必须注重经验、注重实际、注重应用。一方面在管理上时刻保持着一种清醒的理性态度，重人事轻鬼神，把管理活动放在实实在在的人间实务上，讲求入世，不重出世；重视德育，轻视宗教；崇尚经验，无视神异：尊崇王权，压抑神权。另一方面，它不重言论，不重思辨。注重在实际经验基础上的切实领会和直觉领悟，注重于实际行动本身。但是，中国人的这种经验理性方法和西方偏重于眼前的成功和利益的实用主义又不一样，它善于从长远的、整体的角度来考察和估量事态的发展，从而采取恰当的、系统性的长期战略计划和管理措施。这种经验理性的管理方法从不依据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也不重视通过严格的逻辑判断来进行决策，而更多地是应用兵、医、农、艺等四大实用文化来进行直观性的类比，做出决策和计划。第三，在管理规范上避免过与不及而力争保持适中状态的思想。周而复始的农业生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成了中国人力求稳定、少走极端和反对冒险的中庸精神。表现在管理行为上则力求使事物不致处于过分偏离稳态的“过”或“不及”的状态，而能保持中和、适度、协调、平衡。中庸所说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成为中国管理行为的信条，而“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则是中国管理控制过程的标准和规范。 （2）西方的管理形态则是在商品经济的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它围绕着如何使工商业主和资本家获取更大的利润而展开，与中国农业社会型的管理形态有明显的区别。首先，西方的管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有重物不重人的倾向，重经济利益不重道德教育。与此相适应，西方的管理着重于企业的微观管理，不太重视社会的宏观管理；重视个人劳动能力和技术的最大发挥，不大重视群体之间的协调和心理状态的适应；重视短期效益和单个经济单位的利益，不太重视社会整体的长远目标。其次，在管理方法上，西方管理善于思辨，重视逻辑推理，依靠科学试验，因此，一方面在管理上具有经验论的传统，但又不局限于直观经验，而是把管理理论建立在感性丰富、知性清晰的管理试验基础上。这种经验论方法直接导致了泰勒为代表的“科学管理”运动和管理科学理论的形成。另一方面，在管理中又具有反理性的传统，把管理的最高目标和理想寄托于虚无飘渺的天国或“乌托邦”上面，宗教信念在西方历史上对管理的活动和思想有着极大的影响。西方的管理思想就是在这种经验的与反理性的惊人的分裂和对立中发展的。第三，西方的管理在市场商品经济土壤的培育下，既有严密的形式又具有创新的精神。一方面，它依靠明确细致的法律条文和规章制度进行统一管理，尽可能把管理活动纳入严密的机械式的体系中，在这个体系里每个部分都有严格的责权利的规定。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剧烈变动的商品经济生活，它又不得不经常地超越和打破自己的管理规范，不断进行着管理思想和理论的革新和创造，因而没有一种管理理论能够在西方保持长期的主导地位，在现代更形成了“管理理论的丛林”，这与中国具有强大继承性的管理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二、中西方管理思想各自的利与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虽然学派众多，典籍汗牛充栋，但从根本上看，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提出一套治国安邦的万全之策。正如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指中所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周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力治者也。”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也可说是一种“管理型”文化。由于特定的地理、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决定，虽然诸子百家的管理思想各自不同，但从两汉开始一直以儒家为主干，儒道交融，吸收各家之长，形成了相当稳定的统一的基本构架和模式。这种构架和模式的基本点是管理的人本观、整体观、协和观和经权观。 人本观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核心，它把人作为管理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一切管理都以“修己”作为起点，达到“安人”的目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是儒家管理思想的最高纲领，也是这种人本观的理论基础。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人本观具体表现为管理的人道原则、心理原则和主体性原则。 整体观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基础。它把管理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和过程，以力求达到社会与自然、管理系统与外部环境、管理组织内各种组成和状态的最佳和谐为目标，把管理的各个要素和功能组成为一个统一的有序结构。在具体操作上，这种管理整体观表现为以计划为依归，以组织为工具，以领导为中心，以控制为根本，以训练为起点，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管理系统。 协和观是中国管理思想的灵魂。它以追求管理系统的协调、和谐、稳定为目标。在生产管理上实现“天人合一”，在社会管理上实现“天下一家”，在人事管理上实现“知行合一”和“情理合一”。管理不仅是一种科学的理性操作，更是一种人们所创造的艺术境界。这种管理的理想境界即是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老子的“无为而无不力”。 经权观是中国管理思想的规范。“经”指“变中不易的常理”，即管理中普遍的稳定的原则；“权”指“应变的权宜”，即根据时空和势态变化而不断改变着的方法和策略。它要求“执经达权”，即根据普遍的管理原则和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来选择和确定合适的管理策略和方法，最后达到管理的目标。 由此不难看出，在中国管理活动的中心是“人”，以伦理关系为基础，以道德和教育为轴心，是一种“人文主义型”的管理。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优点主要是：重视发挥人在管理中的能动作用，注意各种管理因素的协调平衡，善于从整体的长远的管理目标出发来决定各种管理措施。中国的传统管理思想闪耀着辩证法的异彩，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现代的管理中仍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经济的腾飞，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崛起，都得益于对这种中华管理文化的借鉴。 但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是在封建的农业社会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它有自身先天的缺陷：一是缺乏与近代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有机联系，二是缺乏与市场经济的紧密联系。它自身也没有形成系统的科学形态。在管理思想的各种长处中本身也包含着各种弊端：人本观既把人放在管理的中心地位，却不重视个人的价值和独立的人格；整体观既科学地把管理诸要素及过程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这个整体却又可能成为失去活力、缺少个性、束缚生产发展的樊笼；协和观既正确对待自然、社会的各种辩证关系，注意保持管理系统的和谐稳定，又可能成为反对变革、摒弃竞争、害怕冒险的强大心理惯性；经权观辩证地处理了管理过程中的变与不变、运动与静止的对立统一关系，但“天不变、道亦不变”，万古不变的“经”就可能成为社会进步、组织更新、模式变革的极大障碍。传统管理思想中的许多信条，如“不患寡而患不均”、“何必曰利”、“父母在不远游”“子为父隐”等等，不仅在历史上成为管理方式变革和生产力发展的绊脚石，而且在今天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仍是沉重的历史包袱。 而西方管理思想则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外向性。海上交通的发达、人员交流的频繁造就了一种外向型的民族心理，以地中海为走廊，几个文明古国之间发生过规模巨大的文化融合，其管理经验和管理思想曾多次相互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浑然一体的系统。二是创新精神。标新立异是希腊文化的一个特征，它一方面表现为对知识和智慧的追求，形成了求知的科学方法（如形式逻辑）。这种探究知识的榜样以后成为泰勒、吉尔市雷思和其他许多著名管理学者的最终目标；另一方面在社会管理方面进行过多种形式的试验，特别是城邦形式的复杂的奴隶制民主管理制度，这种城邦提供了自由讨论的实践经验，并证明了我们称之为协商式管理的价值。三是重功利。商业的发达和人员的频繁往来，使希腊人在管理活动中一开始就较少关心血统的亲缘关系，他们重利益，讲功效，追求现实的成功。为了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他们很早就提出了用统一的标准化进行管理的思想。这种思想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书中提出的经济管理中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原理，已经有了深刻的诠释。由以上特点可以看出，以古希腊为源头的西方管理活动是一种科学主义型的管理。 西方管理思想是与近代大工业生产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历了科学管理运动之后所产生的各种管理理论，更是直接为现代市场经济服务的，因而形成了它自身的优点。主要表现在：善于运用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在试验和逻辑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严格的控制和严密的管理，注意引进竞争机制，提高整个管理活动的效率，不断根据管理实践的结果来变革管理模式和创新管理理论，重视发挥个人的能力和专长，充分利用法律和契约在管理中的作用等。 然而，西方管理思想的这些优点也伴随着诸多弊端：各种“管理科学”都重视对管理的理性分析，但这种过分重视理性的传统却造成了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无视人的心理情感的结果。对管理中的某一要素进行了深入的科学的逻辑分析，总结出某一管理方面的规律，但却往往把这局部的规律看成是整个管理活动9贡献。孟子则认为：“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地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孟子主张“自反”、“内省”来修养自己，他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并认为“知耻”是修养的先决条件。荀子提出“治气养心之本”，即“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勇毅猛戾，则辅之以道顺；狭隘偏小，则廓之以广大。” 故此，有“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公生明，廉生威。（品德修养）”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智能修养） ”和“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就。（谦虚改过）”这样的论述。3、Z理论与道家思想Z理论（ Theory Z）是由美国日裔学者威廉-大内（一译乌契，William Ouchi）在1981年出版的Z理论一书中提出来的，其研究的内容为人与企业、人与工作的关系。威廉 大内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企业管理硕士，在芝加哥大学获企业管理博士学位。他从1973年开始专门研究日本企业管理，经过调查比较日美两国管理的经验，提出Z理论。Z理论的独道见解：（1）终身雇佣制。长期雇佣职工，即使经营不佳地一般也不解雇工人，要采取别种方法度过难关，对职工的职业保证会使人更加积极地关心企业利益。（2）缓慢的评价和晋升。对职工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考验再作全面评价。（3）分散与集中决策。企业的重大决策，要先由生产或销售第一线的职工提出建议，经过中层管理人员把各种意见集中调整、统一后上报，最后再由上一级领导经过调查研究后作出比较正确的决策，执行决策时要分工负责。（4）含蓄的控制，但检测手段明确正规。基层管理者一方面要敏感地抓住问题实质，就地解决，另一方面要在上报情况前，协同有关部门共同制定出解决问题方案。（5）融洽管理人员与职工的关系。全面关心职工生活，把对生产任务和工作设计的要求同职工劳动生活质量结合起来，让职工在工作中得到满足，心情舒畅。（6）让职工得到多方面的锻炼。不把职工局限在狭窄的范围内，既注意培养职工的专业知识能力，又注意使职工获得多方面的工作经验，对生产技术和社会活动能力都要进行长期全面的考查。 不同于“性本恶”的X理论，也不同于“性本善”的Y理论，Z理论是“以争取既追求效率又尽可能减少当局与职工的对立，尽量取得行动上的统一”。我觉得，Z理论偏向告子的人性无善恶，“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即人性如水，向哪儿引导就向哪儿流淌。以上的内容老子的很多观点实际上是相互印证的：道家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老子认为道是宇宙的本体，是宇宙间一切事物由以形成的最终根源。“无为”是道或天道的一项重要属性，并非无所作为。人道要效法天道，就管理者来说，“无为”是指人适应自然，自觉服从客观规律的管理行为过程。道家的管理宗旨就是通过“无为”，最后到达“无不治”的管理效果。 道家的“无为”建立在“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基础上，在道家管理思想上居于核心地位。道家认为善于用人的领导是谦下的。“善用人者为之下”（老子六十八章）。道家主张顺应自然，尊重人的不同特点，根据人的不同才能、特长任用人。老子提出“无弃人”的思想：“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老子二十七章）。淮南子进而提出“因资而用”、“人得其宜”（主术训）的用人原则。太平经在回答如何用人的问题上，提出“问能而仕”的用人原则，“各问其才能所长，以筋力所及署其职”。决策是管理过程的关键环节。作出正确的决策需要广泛收集各方面的信息。专制制度下，国家的最高决策权掌握在君主一人之手。而要保证作出正确决策，就不能不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先秦道家主张领导者不自以为是，不自大自满，“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老子二十二章）。这一思想暗含着听取众人意见的思想。老子47章有“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之说。淮南子对此作了新的阐释，指出善用众智、众力是实现“知天下”，“见天道”这一目的的手段，“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是故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牖而知天道。”（主术训）。太平经注重沟通民情。把民气上达作为是“太平”的征验之一，作者还建议设置类似如今“意见箱”的“封”，作为信息沟通的渠道。在管理层内部，太平经主张“上下革谏” 君主纳谏，臣子直言，这在贞观统治集团治理中得到成功地运用。明代朱元璋赞扬唐太宗“屈己从谏”，同时希望臣子能“尽忠进谏”。在君、臣关系的处理上，道家强调上下要相互依赖，协调一致。老子39章指出了上下之间存在着依存关系，“贵以民为本，高以下为基。”淮南子主张上下一心，“上下一心，君臣同志”（诠言训）。原始道教经典太平经有“并力同心”的主张。唐贞观统治集团主张领导者诚信，这样才能得到下属的拥护和支持，“诚信立则下无二心”（贞观政要诚信）。明代朱元璋把“与卿等同心共济” 作为是取得天下的成功经验。四、中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趋势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东西方文化不断交融，中西方管理思想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相互交融。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及中国经济的独树一帜，中西方管理思想的整合趋势已日趋明显。 美国华人管理学家成中英教授说，中国是“心”文化，美国是“脑”文化，管理是外在伦理，伦理是内在的管理。西方的管理方法在国外公司有时很好用，但现在我们的员工是中国人，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从亚文化的角度来观察，在东方文化背景下运用西方习以为常的管理方法。虚实结合，既学习西方的管理之术，又领悟中国的管理之道，从让我们中国的企业也成为全世界学习的样板。在东西方企业文化的整合方面日本企业可以说是我们研究和学习的典范。而日本企业管理的成功离不开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古典管理思想的长期熏陶。很多日本企业界人士认为，日本现代企业管理与竞争是建立在中国古典思想的基础之上的。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刻。日本经济的奇迹来自于旺盛的企业活力；企业活力又源于成功的企业管理；而日本企业管理成功的奥秘则在于日本企业强大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既是一种文化现象，又是一种管理思想，日本企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与日本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相结合形成的；因此日本企业的成功不仅与美国的资金扶持有关，而且他们在实践中能够打破西方注重理性的管理理论的框架，不是单纯就管理论管理，而是把企业作为一个文化实体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不仅强调设备、技术、产量等“硬件”，也推行现代管理的体系、制度、方法，还有一个重要因素：特别重视人的价值，重视属于文化层面的“软”的因素。如员工归属感、价值观的培养，“企业风土”等企业文化建设，包括如“社风”、“社训”、“社长信条”、“经营原则”、“企业使命感”等。而儒家思想正是日本企业管理成功的动力因素。是创造“软”因素（日本企业文化）的关键所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一大批有在管理上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企业相继出现。像海尔、蒙牛、联想、格兰仕等企业不断提醒人们，在运用西方管理思想和制度的同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作为精神价值上的一种导向性趋势，在企业经营领域的价值效应正在日益凸显。中西方管理思想各具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而且优劣共生、利弊相通。这就是所谓“文化悸论”的一种普遍的、必然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长处和短处，在中西管理思想中往往具有对应和互补的关系。因此，中西管理思想的交流、移植和融合，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改造和重建，是一种必然的历史发展趋势。在此我想神做一个大胆的预言：在50年内中国将会形成一套中国特色的适用于市场经济的管理理论，在100年内这套理论将走向成熟，并在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参考文献：1 周桂钿秦汉哲学2、 徐中舒先秦史论稿3、 美丹尼尔A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4、 道格拉斯麦格雷戈企业的人性面5、（美）威廉-大内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