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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并非与高案无涉
高敬亭是新四军军部领导下的支队司令员，身为新四军最高决策领导人的项英，对高敬亭的问题不可能无动于衷。以下大量史实可以证实项英与高案的关系：
如1939年3月2日，项英、周子昆报中央并转中原局电中指出：“我们正在解决高敬亭问题，你们有何意见？”
又如，1939年3月14日项英、周子昆致延安电中指出：“高敬亭显然进步极慢，对东进至今怀疑，对执行党的路线可说极差，若操之过急，又会生变，而且无效，故季英初采取推动政策是对的。但亦不能因此对高客气，硬说是他坚决执行了党的路线，使之或骄或疑，都会发生不好影响。”
再如，项英1939年4月21日报中央及军委并转中原局电中，有“高敬亭无改变，近日又想将部队调回后方，曾见廖磊请假”，“戴工作有成绩，下面已有对高不满”等语。
上述电报都是项英在叶挺过江之前发给中央的，它们真实反映了项英对高敬亭错误的深刻分析和解决高敬亭问题的迫切心情。即在叶挺到江北后，项英对如何处置高敬亭仍有具体意见。1939年5月11日，项英致电中央：“高部人数最多，五千多，问题不解决可影响发展，这对江北有大关系。”
2010年4月笔者在台湾访学期间，于台北“国史馆”查到1939年5月26日叶挺、项英联名发给重庆蒋介石的电报，要求蒋介石“拟请将高敬亭撤职以示警诫，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畏罪潜逃，恳准予通缉”。叶挺当时人在江北，而电报的抬头明确注明发自皖南泾县。从电报分析，5月20日杨、曹叛逃，情况汇报到江北指挥部，指挥部经过确认无误，再向皖南军部报告，项英于5月26日以叶、项名义向蒋介石报告要求撤高的职并通缉杨、曹，此电无疑证实项英并非与高案无涉，处理高案不可能绕过新四军最高决策者项英，同时也进一步证实，说叶挺在此之前就已经拿到了蒋介石批准杀高的公函是多么荒唐。
处死高敬亭其实是中共内部的事情
1984年4月，笔者赴武汉参加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第三次年会，在饭桌上，我与来自河南郑州大学的一位新四军老同志相邻而坐。经交谈得知，他叫李资平，抗战初期参加新四军，在军部搞机要工作，1938年冬随张云逸参谋长到江北，先后担任江北指挥部和第4 支队机要科长。我当时正在写高敬亭传，因安徽民间有一种传说，谓高敬亭被枪毙两小时后，中央来电才到，叫送延安学习，但为时已晚，于是我向李老求证此事。他十分肯定地告诉我：“此说不确。中央来电内容是同意枪决，就是我收的电报。”以后，又从中共六安地委党史办陈忠贞主任那里获悉，戴季英已平反，被安排在河南省委宿舍养老，由家乡一个族中姑娘陪伴照顾生活。于是我借开会、出差路过之机多次到郑州戴府采访，在谈及高敬亭之死时，戴老几次强调：“是党中央批准枪毙高敬亭的，叶挺亲自给我看的电报。”他并反问我：“高敬亭这么高的职位，如果不是党中央批准，谁有这么大的胆敢动他？”尽管有李资平、戴季英两个当事人的口述，但因没有看到第一手的文献，长期以来，我只是作为研究高案的重要线索留存待核。
但是，新四军司令部于1939年形成的《反高敬亭斗争之经过》等大量史料证明，高敬亭确实是共产党、新四军以“反党、反中央、反革命”的罪名自己决定要杀的。笔者虽然认定项英与高案有涉，然而并非就认为项英要对高案负首要责任。当时江北指挥部不能与延安直接通电，杨、曹叛逃这样的大事，江北指挥部必须要向皖南军部禀报。同理，项英决定要撤高敬亭的职，也一定要向中共中央请示，这是中共铁的纪律和干部制度所决定的。只有在延安批准撤销高敬亭的职务后，项英才会向蒋介石发报。因为新四军当时名义上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高敬亭是国民政府军委会任命的少将支队司令，必须要走这个形式。1939年6月4日，高敬亭在青龙厂被江北指挥部扣押审查。10天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于6月15日致军部电中明示项英：“中央决定派徐海东去皖整理4支队，担任副指挥兼4支队司令。不日由延安同胡服一起赴皖。望你在配备干部时注意。”足以说明此中关系。
从1939年5月26日项英致电蒋介石要求撤销高敬亭的职务，到6月24日高在皖东青龙厂被处死，时间长达一个月之久。叶挺虽为军长，但并非中共党员。当时在皖东有中原局领导下的鄂豫皖区党委领导人郑位三、彭康，还有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党的前委以及军队负责人张云逸、邓子恢、罗炳辉、郭述申、戴季英、周骏鸣、林恺等一批高级将领，对如何处理高案这样的大事，他们经过深入的讨论，持有一致的意见，并向上级汇报。项英也不可能不请示延安，而且也有足够的时间请示。从前述当时参加反高斗争的朱克靖题为《第三天》的报道中得知，在最后第三天的斗争大会上，张云逸、叶挺、邓子恢等人先后发言。叶挺在会上说：“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对高敬亭的错误行为和不正确的意识，是尽了很大的纠正和教育的责任的。中共数次派遣重要代表指示你的工作和纠正你的缺点，你都置之视若无睹，充耳不闻，实可为你的命运惋惜。”完全是党外人士的口气。会上还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开除高敬亭党籍的决定，宣读了新四军军部关于开除高敬亭军籍的决定。继撤销职务之后，再来个党籍军籍双开，这就更加说明此时党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对高敬亭已不再采取教育和挽救的立场。试想，战争期间公然违抗军令，罪莫大焉。何况高敬亭还有“张国焘余党”的嫌疑，反高斗争时的罪名之一，就是批他为“张国焘的高足弟子”。联想到原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红5军军长黄超，只因想去苏联申述，就被秘密处死于新疆（此二人“文革”后已获平反），中共中央当时决定弃高也属正常。
1939年6月下旬高敬亭被枪毙不久，叶挺还在江北尚未返回皖南军部，项英于7月16日在云岭召开了全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后以大会名义向延安发去“致中共中央政治局诸同志”的报告，在肯定新四军取得大江南北抗战胜利成绩之后，报告“同时指出正由于反党的高敬亭之罪恶行为影响江北的发展和胜利”最后向中央表示：“在前后十天之中，全体代表皆以布尔什维克的一致和热烈的发言贡献了实际斗争的经验，并充分开展了自我批评，一致拥护中央军委对反党的高敬亭的决定与办法，揭发高之反党的罪恶，指出谁违反党的路线和决定，谁是个人利益高（于）党谁就变成党的罪人。”这个给中央的报告，是在项英主持下完成并批报的。由此看来，当时中共中央军委确实有一个处置高敬亭的决定与办法，罪名即为“反党”，可见李资平、戴季英的口述证词并非虚妄之言。
实际上，对处理高敬亭的问题，叶挺、江北指挥部和项英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叶挺在结束江北之行返回皖南军部后，项英于1939年8月致中央军委电中，极力赞扬和充分肯定叶挺的江北之行说：“此次解决高敬亭，叶最坚决，起作用很大，也很努力，在政治上对党均有极大进步。”明显是居高临下地表扬叶挺在高案中执行党的指示的坚决和努力。还有，经项英批发的新四军司令部致中央军委《反高敬亭斗争之经过》的汇报中，对“争取整个部队到党的领导下”的“反高”斗争同样也持绝对肯定和高度评价。
综上所述，高案的处理决定，是在矛盾激化之后，最终由党中央拍板的。其中，皖南项英是遥控者，江北叶挺、张云逸等人是执行者，延安党中央是最后决断者。重庆蒋介石“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不过是顺水推舟，乐见其成罢了。3年游击战争期间，国民党重金悬赏高敬亭的人头而不可得，现共产党自己要求杀高，岂有不准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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