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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证主义的一些》读书会讲稿
管理学方法论
论文题目
浅论实证主义方法论对霍桑试验的影响
科任老师：李翔宇
课程名称管理学方法论姓名杨燕瑚学号2010010124学院政治与行政学院专业行政管理
浅论实证主义方法论对霍桑试验的影响
杨燕瑚2010010124【摘要】
实证主义方法论是现代西方管理学的主流方法论之一，其不仅对哲学而且对整个社会科学均产生了深刻影响。由梅奥主持，最终衍生人际关系学说，推动管理科学重大发展的霍桑试验也受到了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影响。
【关键字】
实证主义；心理学；霍桑试验；实验研究；归纳
实证主义（positivism）是现代西方科学主义哲学思潮中最早的流派。它强调感觉经验、排斥形而上学，并以实证科学为其哲学基础。实证主义对西方社会影响巨大，范围涉及政治、
【1】
经济、文化、法律、管理等几乎所有的领域。在这其中，由梅奥主持，历时将近九年，最终衍生人际关系学说，推动管理科学重大发展的著名试验——霍桑试验也直接得益于实证主义的滋育。
一、实证主义及其对梅奥的影响
（一）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中的“实证”（postir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positirus，其原意是肯定、明确确实。16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强调观察和实验，要求知识的“确实性”或“实证性”，与空洞、荒诞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形成鲜明的对立。因此，当时有人称实验的自然科学为“实证科学”，并称16世纪以来推崇实验反对经院哲学的时代为“实证的时代”。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是法国思想家孔德，他的名言是科学即实证，认为科学的特征在于得到经验事实的实证。“除了以观察到的事实为依据的知识以外，没有任何真实的知识。”他之所以把自己的哲学叫做“实证哲学”，是因为他感到自然科学所以能成为科学，就在于它始终坚持贯彻“以被观察到的事实为基础”的实证精神。孔德这些思想源于培根，为此，孔德把培根当作实证哲学的开拓者，“自培根以来，实现了实证哲学的一大进步”，因为“自培根开始一直强调，在以观察到的事实为基础的知识之外，没有别的真实的知识。”这句格言也适用于我们的悟性之成熟状态。一方面，一切实证的理论必须建筑在观察之上；另一方面，我们的精神专心致力于观察，是理论上的必要。之后，实证主义学衍百年，历经三代，成为近代欧美最有影响、势力最大的哲学流派。第一代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孔德、斯宾塞、穆勒（johnstuartmi11，806-1873）等人；第二代实证主义主要是马赫（ernstmach，1838—1916）主义和实在主义以及实在主义在美国的变种——实用主义；第三代实证主义是本世纪20-30年代以后兴起的新实【2】
在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
（二）实证主义对梅奥的影响
首先，看到乔治o埃尔顿o梅奥（1880—1949）所处的年代，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就
可见端倪。“十九世纪是实证主义的世纪”，[3]用穆勒的话说就是，实证主义乃是“这个时代的普遍性质”。当然，这一时期，实证主义更多是在欧美国家诸如美国、英国等国家盛行，而梅奥的出生地以及20岁以前所住之地为澳大利亚的阿得雷德，这里是否受到实证主义影响呢。受影响程度又如何呢。鉴于历史资料这里暂时无法明确考究，但有一点肯定的是，梅奥“20岁时在澳大利亚阿福雷德大学取得逻辑学和哲学硕士学位，应聘至昆士兰大学讲授逻辑【4】

学、伦理学和哲学。”试问，一个大学哲学教师，岂会不熟悉当时社会最盛行的哲学思想呢。很显然，答案是肯定的，哲学科班出身的梅奥必定非常熟悉实证主义方法论，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
此外，1922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埃尔顿o梅奥移居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管理学院任教。而这正是科学管理在美国发展得热火朝天的时候。由于深受英国实证主义奠基人斯宾塞的影响，早在1886年，美国纽约就出现了实证主义团体，甚至就连被称为美国哲学的实用主义也不过是实证主义的功利化，因而被称之为实证主义的变种或者第三【6】
代实证主义。【5】
由此可见，梅奥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不是偶然，而是与整个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和二十世纪初都弥漫于实证主义的笼罩之下这一文化背景分不开的。
其次，我认为，梅奥的心理学家身份让梅奥与实证主义始终保持千丝万缕的关系。梅奥对心理学有着很高的造诣，他系统研究过弗洛伊德和皮埃尔o让内的学说，曾赴苏格兰爱丁堡研究精神病理学，对精神上的不正常现象进行分析，从而成为澳大利亚心理疗法的创始人。而心理学研究常用到的方法即实验研究、非实验研究、案例研究、现场临床式研究等等，这与实证主义简直可谓异曲同工。实证主义常用到的方法也无非实验研究、非实验研究（主要是调查与访谈）、案例研究和实地研究（观察等）。无疑，心理学家出身的梅奥早已深深熟悉并常常在运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
第三，梅奥的个人兴趣与先前研究经历让梅奥与实证主义关系更为密切。无疑，梅奥之所以声名显赫肯定得归功于霍桑试验。然而，其实霍桑试验只是梅奥生平众多试验和研究的一个小部分。
1922年，在沃顿管理学院任教其间，埃尔顿o梅奥曾从心理学角度解释产业工人的行为，认为影响因素是多重的，没有一个单独的要素能够起决定性作用，这就成为他后来将组织归纳为社会系统的理论基础。1923年，埃尔顿o梅奥在费城附近一家纺织厂就车间工作条件对工人的流动率、生产率的影响进行实验研究。从1926年起，梅奥就在哈佛大学的工业研究部任职，他的主要研究活动都是在这里展开。除了众所周知的霍桑实验以及费城纺织厂实验以外，他还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区域、不同企业、不同人群进行了大量的临床式研究。这些，都为他解释霍桑的资料，并扩展和验证霍桑的结论，提供了不同角度的证据，丰富了他的思
想。
梅奥之所以能够对霍桑实验作出与众不同的解释，并由此诞生出新的假设和新的结论，与他从事的霍桑之外的研究关系十分密切。在很大程度上，霍桑之外的这些研究，与霍桑实验互相补充，互相印证。正是这些研究，引发了管理学的新突破。
而他所进行的这些研究无疑都渗透着实证主义的思想，也正是这些思想一直延续并深入发展至霍桑试验中。
二、对霍桑试验的一些解读
很多参考资料都会将霍桑试验归纳为四大实验。“照明实验”，“福利实验”“访谈实验”和“群体实验”。其实，除了这四大实验，霍桑实验还有很多的内容和细节，特别是整个试验过程所采用的方法，这些并未被阐述和研究。
霍桑的前期实验，即照明试验中一个关键性的突破是采用了对照组。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研究中，必须采用对照组，否则其研究结论就缺乏说服力。尤其是在医药实验中，对照组的做法十分常见。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以前几乎没有过这种做法。因为在人类活动中存在着众多的变量，而且人的自主性和行为的变异性不可能被研究者完全掌握，对照组的条件难以控制，无法保证其恒定状态。[7]霍桑的前期实验之所以打破了原来的预期，要归功于对照组的作用。由于对照组的产量与变化组同步上升，研究人员调整变化组的灯光，结果在灯光很暗的情况下，还有两名工人的产量在上升。
对照组的设置，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意义重大。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些现象：管理者预期某种政策或举措会产生相应的效果，而一旦政策实施后取得预期效果，就会顺理成章把这种效果看作政策效应。但究竟是不是政策效应，实际上大有疑问。预期效果很有可能来自别的因素，甚至还有可能来自推行政策的上司姿态和员工心理变化，而不是来自政策本身。假如霍桑当时不设对照组，改变灯光而产量变化，就会“证明”原来的预设。当然，研究人员在没有对照组的情况下，往往也要采用与同类情况的横向比较和与历史数据的纵向比较，但这种比较是以他们的预设为前提的，具有“有色眼镜”式的过滤作用。所以，霍桑实验的贡献，首先是对照组的设立。这种创举，使管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向更科学的方向大大迈进了一步。而这种做法，在梅奥之前就开始了。梅奥参与这一实验的意义，在于对这种方法从心理学角度加以改进，并进行了新的理论阐释。
1927年，霍桑的前期实验因为没有取得预期结果而准备放弃。在专家式的眼光中，因为没有证实照明与产量的因果关系，所以这种实验“没有用”，即使有用，也是一种“失败即成功之母”之用。就像医生用药，无效的药品对于药物学家来说不过是宣告其无用，然而对于医生来说，则能够通过这种“无用”认知病人的特殊情况。前期实验的成员希巴格向霍桑工厂的助理经理彭诺克建议，实验还应该继续做下去。比如，监督状况如何，可能要比照明度
的作用更大。彭诺克同意这种看法，并取得厂长斯托尔的支持。于是，彭诺克到麻省理工学院，找到生理和公众健康教授特纳。特纳对引起产量增加的原因提出了五条假设，按重要程度排列如下：一是团体影响，二是监工差异，三是收入增加，四是对实验的新奇感，五是公司上层因推行实验而增加了对工人的关注。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
彭诺克除了到麻省找特纳咨询，还到哈佛找梅奥咨询。从此，梅奥开始介入这个实验。他的介入，不仅使照明实验继续深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实验的方向。梅奥在1928年只去了霍桑工厂两天，1929年又去了四天，1930年才展开对霍桑的实验资料进行纵深研究。但是，从1928年到1929年，梅奥的短暂指导，使得霍桑工厂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采用了“临床医学”的方法。具体来说，有点类似于医疗诊断中的“望闻问切”，实验人员要观察工人的行为表现，这是“望”；要感受工人的环境气氛，这是“闻”；要询问并倾听工人的言谈牢骚，这是“问”；还要对实验资料进行细致的梳理判断，这是“切”。这种医疗式的诊断方式，被综合采用到继电器装配检验室实验（1928～1932）、云母剥离实验（1928～1930）、绕线室实验（1931～1932）和全面访谈实验（1928～1930）中。只是后来的有些著作，往往把梅奥介入后的霍桑实验，概括为观察实验和访谈实验两种类型。
实际上，访谈实验在梅奥介入前就一直在进行。但以前的访谈实验被称为“直接法”，就是询问工人一系列同实验直接相关的问题，为了操作上的方便，这些问题的答案往往被设计为“yes”或“no”，无法了解工人的真实想法，甚至还会对工人回答思路形成诱导。梅奥建议，访谈应该改为倾听式的，避免对工人的导引，而且要使工人感到坦率和关怀。一般情况下，工人尤其是女工，往往怕“有权的上司”，会拘谨不安，这就要求实验人员想方设法消除工人的羞怯和惧怕，形成一种表达的自由状态。而且在访谈的思路上，不能事先设定内容，工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每次访谈时间延长到一小时甚至更多，使实验更像医生倾听病情。梅奥的这一调整，使霍桑实验产生了重大变化。
三、实证主义方法论在霍桑试验中的体现
对于霍桑实验的贡献，很多著作强调的都是人际关系学说的创立、非正式团体的发现此类，但我认为霍桑试验的另外一个重大贡献被大多研究者忽略了，即其把心理学研究方法全面引入管理领域。而前面已经阐释，心理学研究方法其实与实证主义方法论密切相通。
梅奥在管理学中受人重视，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理论建树，同样重要的另一方面是他采用的方法。梅奥认为，在科学研究中，有两种截然有别而又互相联系的方法，一是实验室研究，二是现场研究。他的贡献，主要是在现场研究上。这种方法与开业医生的临床诊断极其类似。从广义上讲，梅奥的方法，正是伽利略和牛顿对待亚里士多德教条的方法，也正是哥白尼对待托勒密学说的方法。简单来说，在梅奥那里，对待管理问题就像医生对待病人一样，只有临床式调研，才能拿出治疗方案。当然，临床不排斥学理研究，只有在学理上的不断发展，
才能提高临床诊治的水平。梅奥对于企业管理中的心理问题，特别强调“整体的”心理研究（即格式塔心理学，或称为完型心理学），这种心理学研究在费城纺织厂就已经显示出来。在霍桑实验中，以访谈实验在管理心理学上最有代表性。[8]
具体来说，实证主义在霍桑试验中的体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可见。
（一）从出发点和本质而言，霍桑试验本身就是基于科学管理的逻辑，特别是前期照明试验，就是为研究提高企业生产效率而进行的，可以说与泰罗解决磨洋工而进行的研究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当然也就带有明显的实证主义色彩。
各类管理学著作往往把梅奥看作行为科学的创始人或奠基人，或者干脆以梅奥为标志，宣布管理学从此进入了“社会人时代”。这固然不错，但从本质上说，梅奥以霍桑实验为代表，探讨改进管理的路径，出发点依然是维护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寻求工业社会的和谐之道。从研究目的上看，他没有彻底否定科学管理时代的效率观和价值观。梅奥的理论立足点，与泰罗、法约尔等人并无二致，所以，有的管理学家认为，梅奥的思想，与泰罗等人的工业伦理是统一的。当然，梅奥与泰罗确有区别，如果说泰罗是从科学技术入手，寻求人类合作的途径；梅奥则是从人际交往入手，铺垫社会和谐的基石。在这一意义上，梅奥以及后来的行为科学，属于对古典管理学的纠偏，而不是对古典管理学的否定。
作为古典管理学的延续，霍桑试验在研究方法上，当然也毋庸置疑地传承了古典管理学的先辈泰勒和法约尔的思想，而二者的研究方法都深深渗透着实证主义思想，由此可见，霍桑试验其实从一开始就烙上了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印记。
（二）从整体而言，霍桑试验就是一个证实的过程。有人会认为霍桑实验是一个证伪过程，因为四大试验以及整体试验最后得出的结论总是和之前预设有出入，甚至完全不一样，背道而驰，像极了证伪主义的核心思想“猜疑”——“反驳”。这个理解固然是可以的。但就如波普尔证伪主义到最后陷入“二律背反”的结局一样，演绎永远无法摆脱归纳，而证伪始终依靠证实。从霍桑试验最初发现生产率下降，寄予通过改变照明条件等物质条件提高生产效率开始，到梅奥的介入，大量观察、访谈和现场作业的展开，再到人际关系学说的提出，何尝不是一个对人类管理学如何更好发展的证实过程呢。
（三）具体试验和方法的体现
在科学研究中，方法论至为重要，而这也是梅奥让霍桑试验取得成功的关键之处。通过具体来看霍桑试验所运用的研究方法，我们就会更清晰地看到实证主义的身影。整个霍桑试验无一不体现了实验研究、非实验研究、案例研究和实地研究，同时也渗透着实证主义的分析、归纳、观察等精神。
1、实验
“实验是科学之母”。“科学如果不能从实验中产生，并以一种清晰的实验结束，便是毫无
用处的，充满谬误的。因为实验乃确实性之母。”不错，“科学是实验的科学，科学就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37]霍桑试验从一开始到结束都采用了实验方法来研究管理问题的，四个阶段，照明试验、福利实验、访谈实验和群体实验，哪一个不是实验呢。霍桑试验正是通过这几大试验的设置，最终得出影响企业生产效率的物质因素之外的因素，成功创立人际关系学说。
2、观察
观察是实证主义方法论实施的第一步。观察是人们有目的、有意识地对事物和现象进行感知和描述的方法，是科学认识最初始、最基本的一种形式。“科学利用观察和推理来认识世界的复杂性，透过这种认识，人能够运用理性能力明智行为。”[38]从观察的目的来看，它在于“通过观察确定事实。”[39]当然，要想得到可靠的事实，还必须坚持观察的客观性和全面性原则，力求使观察对象全面、系统。同时，在观察中还需要注意细节的搜寻，力求尽可能地排除观察者个人生理特征的影响和心理预期、先入之见的干扰，以保证所获经验材料的确实可靠，目的在于使这种观察具备可重复性。
霍桑试验几乎每一个试验都运用到了观察法。特别是在群体试验中。梅奥等人在这个试验中是选择14名男工人在单独的房间里从事绕线、焊接和检验工作。对这个班组实行特殊的工人计件工资制度。实验者原来设想，实行这套奖励办法会使工人更加努力工作，以便得到更多的报酬。但观察的结果发现，产量只保持在中等水平上，每个工人的日产量平均都差不多，而且工人并不如实地报告产量。深入的调查发现，这个班组为了维护他们群体的利益，自发地形成了一些规范。他们约定，谁也不能干的太多，突出自己；谁也不能干的太少，影响全组的产量，并且约法三章，不准向管理当局告密，如有人违反这些规定，轻则挖苦谩骂，重则拳打脚踢。进一步调查发现，工人们之所以维持中等水平的产量，是担心产量提高，管理当局会改变现行奖励制度，或裁减人员，使部分工人失业，或者会使干得慢的伙伴受到惩罚。这一试验表明，为了维护班组内部的团结，可以放弃物质利益的引诱。由此提出“非正式群体”的概念，认为在正式的组织中存在着自发形成的非正式群体，这种群体有自己的特殊的行为规范，对人的行为起着调节和控制作用。同时，加强了内部的协作关系。
3、分析
分析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分析不是孤立的，它是以实验为基础的。在霍桑试验中，每一个试验开展之后，得出结论进行描述，并对资料进行分析。例如访谈实验，实验目的总的来说是查明福利待遇的变换与生产效率的关系。但经过两年多的实验发现，不管福利待遇如何改变（包括工资支付办法的改变、优惠措施的增减、休息时间的增减等），都不影响产量的持续上升，甚至工人自己对生产效率提高的原因也说不清楚。后经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导致生产效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如下：
1、参加实验的光荣感。实验开始时6名参加
实验的女工曾被召进部长办公室谈话，她们认为这是莫大的荣誉。这说明被重视的自豪感对人的积极性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2、成员间良好的相互关系。
4、归纳
实证主义最重要的方法就在于采用归纳方法。归纳就是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通过大量具体个案的总结而得出对社会现象的普遍性概括。梅奥及其团队就是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在将近9年的时间里，通过对不同条件，不同员工的试验，最终归纳总结出社会人理论、非正式群体理论、士气理论、人际关系领导型理论等定律。例如霍桑试验的最后阶段，对两万多人次进行态度调查，规定实验者必须耐心倾听工人的意见、牢骚，并作详细记录，不作反驳和训斥，而且对工人的情况要深表同情。结果产量大幅度提高。因为谈话内容缓解了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形成了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得出人际关系比人为的措施更能有力的结论。
注释
[1][2][6]李翔宇.浅论实证主义方法论对科学管理的影响.管理观察[j].2008.12[3]（日）上野一郎.管理思想发展系谱[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140.[4][5]9/管理学新突破
参考文献
1、李翔宇.浅论实证主义方法论对科学管理的影响.管理观察[j].2008.12
2、李翔宇，徐云.浅论孔德实证主义对管理过程论的影响.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10
3、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4、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5、韩骏。《证实与证伪一当代科学哲学的困境与出路》，《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年第5期。
6、（日）上野一郎.管理思想发展系谱[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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