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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光芒
真理惟一可靠的标准就是永远自相符合。 —— 欧文
时间是一切财富中最宝贵的财富。 —— 德奥弗拉斯多
世界上一成不变的东西，只有“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变化的”这条真理。 —— 斯里兰卡
过放荡不羁的生活，容易得像顺水推舟，但是要结识良朋益友，却难如登天。—— 巴尔扎克
生活有度，人生添寿。 —— 书摘
一件事实是一条没有性别的真理。 —— 纪伯伦
友谊是一棵可以庇荫的树。 —— 柯尔律治
理想是人生的太阳。 —— 德莱赛
如果你浪费了自己的年龄，那是挺可悲的。因为你的青春只能持续一点儿时间——很短的一点儿时间。 —— 王尔德
我读的书愈多，就愈亲近世界，愈明了生活的意义，愈觉得生活的重要。 —— 高尔基
含英咀华
莫高窟
余秋雨
莫高窟对面，是三危山。《山海经》记，“舜逐三苗子三危”。可见它是华夏文明的早期屏障，早得与神话分不清界线。那场战斗怎么个打法，现在已很难想象，但浩浩荡荡的中原大军总该是来过的。当时整个地球还人迹稀少，哒哒的马蹄声显得空廓而响亮。让这么一座三危山来做莫高窟的映壁，气概之大，人力莫及，只能是造化的安排。
　　公元366年，一个和尚来到这里。他叫乐樽，戒行清虚，执心恬静，手持一支锡杖云游四野。到此已是傍晚时分，他想找个地方栖宿。正在峰头四顾，突然看到奇景：三危山金光灿烂，烈烈扬扬，像有千佛在跃动。是晚霞吗？不对，晚霞就在西边，与三危山的金光遥遥对应。
　　三危金光之谜，后人解释颇多，在此我不想议论。反正当时的乐樽和尚，剎那间激动万分。他怔怔地站着，眼前是腾燃的金光，背后是五彩的晚霞，他浑身被照得通红，手上的锡杖也变得水晶般透明。他怔怔地站着，天地间没有一点声息，只有光的流溢，色的笼罩。他有所憬悟，把锡杖插在地上，庄重地跪下身来，朗声发愿，从今要广为化缘，在这里筑窟造像，使它真正成为圣地。和尚发愿完毕，两方光焰俱黯，苍然暮色压着茫茫沙原。
　　不久，乐樽和尚的第一个石窟就开工了。他在化缘之时广为播扬自己的奇遇，远近信士也就纷纷来朝拜胜景。年长日久，新的洞窟也—一挖出来了。上至王公，下至平民，或者独筑，或者合资，把自己的信仰和祝祈，全向这座陡坡凿进。从此，这个山岙的历史，就离不开工匠斧凿的叮当声。
　　工匠中隐潜着许多真正的艺术家。前代艺术家的遗留，又给后代艺术家以默默的滋养。于是，这个沙漠深处的陡坡，浓浓地吸纳了无量度的纔情，空灵灵又胀鼓鼓地站着，变得神秘而又安详。
　　从哪一个人口密集的城市到这里，都非常遥远。在可以想象的将来，还只能是这样。它因华美而矜持，它因富有而远藏。它执意要让每一个朝圣者，用长途的艰辛来换取报偿。
　　比之于埃及的金字塔，印度的山奇大塔，古罗马的斗兽场遗迹，中国的许多文件遗迹常常带有历史的层累性。别国的遗迹一般修建于一时，兴盛于一时，以后就以纯粹遗迹的方式保存着，让人瞻仰。中国的长城就不是如此，总是代代修建、代代拓伸。长城，作为一种空间的蜿蜒，竟与时间的蜿蜒紧紧对应。中国历史太长、战乱太多、苦难太深，没有哪一种纯粹的遗迹能够长久保存，除非躲在地下，躲在坟里，躲在不为常人注意的秘处。阿房宫烧了，滕王阁坍了，黄鹤楼则是新近重修。成都的都江堰所以能长久保留，是因为它始终发挥着水利功能。因此，大凡至今轰传的历史胜迹，总是生生不息、吐纳百代的独特秉赋。
　　莫高窟可以傲视异邦古迹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千多年的层层累聚。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终活着，血脉畅通、呼吸匀停，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一代又一代艺术家前呼后拥向我们走来，每个艺术家又牵连着喧闹的背景，在这里举行着横跨千年的游行。纷杂的衣饰使我们眼花缭乱，呼呼的旌旗使我们满耳轰鸣。在别的地方，你可以蹲下身来细细玩索一块碎石、一条土埂，在这儿完全不行，你也被裹卷着，身不由主，踉踉跄跄，直到被历史的洪流消融。在这儿，一个人的感官很不够用，那干脆就丢弃自己，让无数双艺术巨手把你碎成轻尘。
　　因此，我不能不在这暮色压顶的时刻，在山脚前来回徘徊。一点点地找回自己，定一定被震撼了的惊魂。晚风起了，夹着细沙，吹得脸颊发疼。沙漠的月亮，也特别清冷。山脚前有一泓泉流，汩汩有声。抬头看看，侧耳听听，总算，我的思路稍见头绪。
　　夜已深了，莫高窟已经完全沈睡。就像端详一个壮汉的睡姿一般，看它睡着了，也没有什么奇特，低低的、静静的，荒秃秃的，与别处的小山一样。
　　它是一种聚会，一种感召。它粑人性神化，付诸造型，又用造型引发人性，于是，它成了民族心底一种彩色的梦幻，一种圣洁的沈淀，一种永久的向往。
　　　离开敦煌后，我又到别处旅行。
　　我到过另一个佛教艺术胜地，那里山清水秀，交通便利。思维机敏的讲解员把佛教故事与今天的社会新闻、行为规范联系起来，讲了一门古怪的道德课程。听讲者会心微笑，时露愧色。我还到过一个山水胜处，奇峰竞秀，美不胜收。一个导游指着几座略似人体的山峰，讲着一个个贞节故事，如画的山水立时成了一座座道德造型。听讲者满怀兴趣，扑于船头，细细指认。
　　我真怕，怕这块土地到处是善的堆垒，挤走了美的踪影。
　　为此，我更加思念莫高窟。
　　什么时候，哪一位大手笔的艺术家，能告诉我莫高窟的真正奥秘？日本井上靖的《敦煌》显然不能令人满意，也许应该有中国的赫尔曼·黑塞，写一部《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Narziss　und　Goldmund），把宗教艺术的产生，刻划得如此激动人心，富有现代精神。
　　不管怎么说，这块土地上应该重新会聚那场人马喧腾、载歌载舞的游行。
　　我们，是飞天的后人。

我的过去在哪里？
龙应台
大有为的台电要在立雾溪建水坝，很多人反对。桃园神社差点被拆了，报纸舆论喧腾了一阵。高雄市的古墙被怪手毁了一段，社会上议论纷纷。这两年来，保护自然、维护古迹似乎成为最新的流行：前年人人穿洞洞装，去年个个穿牛仔裙，今年大家都来谈“文明”。而台湾为什么要维护古迹呢？报纸说，是为了保持“国际形象”，不能让西方人觉得中国人没有文化。
　　动不动就搬出“国际形象”来作为自我督促的标准，泄漏了台湾目前一种缺乏自信的心态：我这样做，别人（西方人）会怎么想？于是一面揣测西方国家的思考模式，一面小心翼翼地决定自己该怎么做。西方讲究人权，所以我们处理政治案件要特别慎重；西方人爱护野生动物，所以我们要节制吃老虎鲸鱼的欲望；西方人珍惜古迹，所以我们也得有一两样，不能太落后。一切一切的努力，都为了一个大目的：避免别人轻视我们，在国际舞台上不丢人现眼。
　　这种心态有时候还真有点好处。譬如说，有国际的瞩目，我们的司法单位与情治机构在政治人物的处理上就格外求公正合法，使国民人权获得保障，这是意外的收获。可是如果我们有自剖的勇气，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种向国际求好的心态其实可悲可叹：讲人权难道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言论、思想的自由？生态保护难道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子孙幸福？维护古迹难道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文化上的需求？在“国际形象”的大旗下，好像人权、自然、古迹等等都只是西方人的标准，而我们只是应付应付，做出一副“文明”的样子来对国际做一种交代。
　　让我们暂且只说古迹。古迹真的只是西方人的需求吗？我们自己究竟有没有需要？如果没有，就是为了“国际形象”这个外壳，它值得我们努力吗？你去街头问问那个卖青草茶的老头：桃园神社跟他有什么关系？或者去问树下那个正在嚼槟榔的少年郎：高雄古墙拆了怎么样？或者，停下片刻，诚实地问问自己：多一栋、少一栋所谓古迹，究竟与我何干？
　 可是“国际形象”、“文化遗产”、“慎终追远”又怎么样？你刷牙时要“国际形象”吗？上厕所时带着“文化遗产”？摩托车在烈阳下抛锚时你“慎终追远”吗？如果把这些冠冕堂皇其实空洞而模糊的字眼除掉，我们究竟有没有什么迫切的、真实的理由要保护古迹？
　　阿弗瑞是个德国人，今年八十岁。他带我去看他的故乡小镇。
　　“这栋房子三楼第二个窗，是我出生的房间。”他指着那栋红瓦白墙的建筑；“我的母亲也在同一个房间出生的。”沿着窄窄的石板路就来到古修道院的门墙，厚厚一层青苔柔软地覆在颜色斑驳的石墙上，嫩嫩的青草从墙缝里长出来。
　　“墙里头埋着一个十二世纪的诗人，以歌颂花鸟出名，还是咱们本家呢！”
　　阿弗瑞要我走到转角，摸摸看第二排石块是否有个小小的凹孔。
　　“大概三四岁的时候，父亲每天清晨牵着我的手沿着石板路到修道院散步。每次到这个转角，他就会蹲下来对我说：那边第二排石块有个小小的凹孔，摸摸看里面有什么？我兴冲冲地跑去伸手一摸，凹洞里真有一颗花生米或巧克力糖，又是惊奇又是快乐。一直到五六岁了，才突然开窍，大概不是圣诞老人偷偷放的……我的孙子却还以为花生是洞里长出来的——”
　　我伸手摸摸，青苔有点湿润，那个凹孔依旧在，浅浅的一点。这个驼着背、拄着拐杖的老人正眯着眼睛怀想他的父亲。石板路再转个弯，就到了他家的墓园；石碑上刻着他父亲、母亲的名字，空白的石碑留给阿弗瑞自己；几丛玫瑰随着风摇荡，飘着若有若无的香气。　　我也曾经回到我生长的小镇上，可是找不到一条走过的路、住过的庭院，爬过的老墙、认识的坟墓，更看不到一丛似曾相识的玫瑰。可是你说，怀旧也只是流行病，没有“过去”又怎么样？没有过去，就没有情感的羁绊。你为什么把情人给你的野菊花小心地夹在书页里？廿年后的某一天，在枯干的花瓣不经心地掉下来的那一刻，你对人生与爱情会没有特别的感悟吗？枯干的花瓣就是古迹。没有过去，我们就无从体认现在，创造未来。卖青草茶的老头的子孙如果有机会抚摸先人卖茶的木制推车，与青草茶的“过去”比较，他才能了解属于他的“现在”有什么样的意义，也才能决定他所追求的是怎么样的一种未来。盛青草茶的陶瓮与木车就是古迹。
　　我嫉妒八十岁的阿弗瑞，因为我也希望能牵着幼儿的手，走下一条青青石板路，告诉他第三株庙柱的雕龙嘴里有一颗陈皮梅。我也渴望能站在斑驳的坟头看鲜红的玫瑰花怒长，痴迷地回想当年的母亲如何牵着我的手走下一条青青石板路。没有过去，现在就没有意义，未来就没有方向。古迹，对我而言，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流行的装饰；古迹，是我切身的、不可置疑的需要。
　　苏南成市长拿怪手把高雄的古墙给毁了。他说，如果处处保存古迹，我们岂不是走着碰着的都是古人东西！这是闭眼说瞎话。台湾几十年来所作的是恨不得把整个土地翻过一次，消灭过去所有的痕迹，古迹根本难得，苏市长居然担心太多。至于说，这么长的城墙，只去了一点点，不值得大惊小怪——这是无知。因为你用这个理由切掉这一寸，下一任市长可以用另一个理由切掉那一寸；一堵墙能禁得起几次的切割？苏市长又说，毁墙没错，错在执行小组技巧不当。这样说，就是市长无能，督导不当，也不是什么可以原谅的藉口。更重要的是：苏市长罔顾法律，因为那堵墙已是内政部选定的“古物”。
　　古迹；不是西方人的专利，不是文明的装饰，更不是争取国际形象的手段。古迹，是一面镜子，一个指标，把我们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没有古迹——没有书页里的花瓣、青草茶的陶瓮、桃园的神社、高雄的古墙，我们便只是一群无知妄大的盲人。
　　可是，为什么一个中国人需要写这样的文章呢？历史悠久的中国人？
　　　　　　　　　　　　　　原载一九八五年八月六日《中国时报·人间》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以司法正义克服命运偶然
白龙
司法原则和正当程序的确立，恰恰是为了克服命运的“偶然性”。既包括对遭受偶然侵害的人们提供权利救济，也包括不让司法链条上的偶然失误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扣人心弦的“司法剧集”近日持续更新。继聂树斌案被指令复查之后，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也有了惊人逆转。15日，内蒙古高院作出再审判决，撤销原一审判决和二审裁定，并宣告呼格吉勒图无罪（相关报道见第九版）。这是近年来少有的执行死刑后又“沉冤昭雪”的案件，彰显了司法纠错的勇气和决心。
　　呼格案因其错综复杂的案情、跌宕起伏的进展，自然容易引起媒体和公众的追踪。当“不白之冤”一朝尽洗，我们除了为不可挽回的生命惋惜、为造化弄人的命运感叹，还应该从法理上重新思考司法与正义的一些基本原则。逝者已往，来者可追，我们要做的，就是从这些不幸的案例中汲取借鉴，最终推动司法的进步。
　　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18年前，让年轻的呼格吉勒图走上不归路的这起命案。那是1997年刑法典公布的前一年，也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尚未施行之时。罪刑相当、疑罪从无等基本原则尚未得到普遍实施，更不要说成为公众的一般理念。需要承认，当法治原则缺失时，个体的裁决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偶然性的影响。正如呼格吉勒图在1996年“偶然”地遭遇了女厕命案，又“偶然”地遇上了当时的“严打”，同样，本案的峰回路转，也是由于“偶然”地碰到另一嫌犯的供认。
　　司法原则和正当程序的确立，恰恰是为了克服这种“偶然性”。既包括对遭受偶然侵害的人们提供权利救济，也包括不让司法链条上的偶然失误造成不可逆的影响制度的恒定，正是为了补救个体命运的偶然，减少冤错、促进公正。同样重要的还有纠错的及时性。法谚说，正义可能迟到但不会缺席，然而，如果正义迟到得太久，以至于错过了一个鲜活生命时，正义又如何体现？在今年10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主动披露了一起“徐辉强奸杀人”的冤假错案，彰显了纠错的坚定决心。相信呼格案的再审结果及司法机关的态度，将使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现代司法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15日上午，再审判决宣布后，内蒙古高院副院长赵建平向呼格吉勒图父母真诚道歉。法律给了已经逝去的生命一个说法，给了当事者家属一个说法。这提示我们，和“不放过真凶”一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是不错抓无辜”以及“知错就改”。哪怕有一个疑点，不管是实体上的还是程序上的，司法者都必须慎之又慎，因为迈出去的这一步，很有可能就指向无可挽回的深渊。司法机关要做悬崖边的守卫者，对每一起案件“锱铢必较”。回顾此前的一些冤错案件，之所以能够柳暗花明，固然有偶然的因素，但正是基本法治原则的严格落实，才使正义从偶然变成必然，让法治成为每个人的守护神。
　　“我泪水涔涔，却不是为了个人的不幸。”呼格吉勒图，连同徐辉、张高平叔侄、于英生、李怀亮等人，遭遇了个体的不幸，我们对此表示极大的同情，也期待更加完善的法治，为社会群体带来普遍正义。据说在蒙语中，“呼格吉勒图”有“幸福之地”的寓意，这个内蒙古小伙已经无缘到达这个名字里的地方，但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的法治中国目标的实现，将为每个人允诺一个正义的彼岸。
　　《 人民日报 》（ 2014年12月16日 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