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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财经委建议保障房打破户籍限制
人大财经委建议保障房打破户籍限制
人大财经委建议保障房打破户籍限制
全国人大常委会连续两年调研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一揽子计划实施情况，并建议将城乡居民基本住房建设纳入“十二五”规划。
全国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石秀诗昨日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作跟踪调研报告。今年5月至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对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教育和卫生等社会事业投资，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投资，以及农业基础设施和农村民生工程投资进行跟踪调研。
重大投资可创2200万岗位
石秀诗表示，重大公共投资项目拉动了投资和经济增长，有效扩大了就业，据有关部门测算，近两年新增投资计划，可以创造2200万就业岗位。
针对跟踪调研中发现的问题，调研组建议将城乡居民的基本住房建设纳入“十二五”规划，建立政府主导、企业运营、居民参与的基本住房共建机制。并将解决民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作为“十二五”期间的一项重点任务。
建议加快基本住房保障立法
石秀诗表示，应建立基本住房保障制度。居住权是居民的一项基本权利，逐步建立起比较统一的保障模式。在房源筹集上，应坚持宜修则修，宜建则建。建设投资应当以政府引导、社会投入为主。在保障方式上，应以发放租赁补贴，增强低收入居民承租住房的能力为主。在资金筹措上，实行金融扶持为主，财政投入主要用于对低收入困难家庭购房或租房的定额补助。
他同时建议加快基本住房保障立法进程，尽快将基本住房保障纳入法制化轨道。
在保障房建设的分报告中，调研组提出，住房保障的原则应当是根据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和民众的承受能力，确定居民住房保障的基本标准，凡是居民住房低于基本住房标准的，都应当纳入保障范围，逐步予以解决，凡是已经高于基本住房标准的，则不再列入保障范围。
保障房应打破户籍限制
跟踪调研报告建议改变目前一些地方只考虑有当地户籍居民的住房保障，不考虑外地户籍人口的住房保障，只考虑城市居民的住房保障，不考虑农村居民的住房保障，只考虑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不考虑中等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等有失社会公平、公正的问题，防止有些居民既买不起商品房，又享受不到保障房，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在建设中，对一些经过修缮仍可居住的房屋应充分利用，避免不符合实际的“大拆大建”，造成资源浪费。
人大财经委尹中卿：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机遇难得
连续7个季度经济增速下滑，决不仅仅是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偶然事故，而是标志着我国主要依靠出口加工制造业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接近极限
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数据说明，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最初主要是对沿海地区出口加工制造业的冲击，这一影响仍在向深度发展。一年多来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践也表明，长期以来主要依靠出口加工制造业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走到尽头，推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已刻不容缓。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不仅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出了迫切要求和挑战，而且客观上也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带来一些有利条件和难得机遇。201*年，我国制造业GDP已经达到2.3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2.2万亿美元。经过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受到沉重打击，制造业国际格局也发生很大变化。如何临“危”乘“机”，兴利除弊，加快推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尽快从“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最重要的任务。
制造业“大而不强”问题十分突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及时抓住经济全球化发轫之初的大好机遇，充分发挥劳动力、土地、资源的低成本比较优势，主动承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转移，通过出口以及相应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到201*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2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出口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9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位。我国逐步发展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和“世界工厂”。
同时也要看到，当前我国制造业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的非核心部件加工制造和劳动密集型装配环节，在全球产业链上处于中低端，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十分突出。
一是发展方式粗放。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过于依赖物质资源投入，依靠土地、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接近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左右，资源能源消耗过多，环境污染严重，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每况愈下。
二是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在基础原材料、重大装备制造和关键核心技术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许多重要产业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许多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虽然很多产品标注为中国制造，但研发设计、关键部件和市场营销都在国外，只有加工、封装等劳动力密集型环节在国内。比如，每部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40%，都要支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
三是产品附加值不高。由于缺乏自主品牌，缺少知名品牌，我国90%左右的出口商品属于代工生产或者贴牌生产，产品增加值只相当于日本的4.37%、美国的4.38%、德国的5.56%。
实际上，这些问题由来已久，但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由于制造业日子好过，因而国内企业缺乏转型升级的动力和压力，习惯于在国际价值链低端恶性竞争。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外需萎缩，使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暴露无遗。在实施一揽子计划过程中，我们更多依赖增加政府投资代替出口下降。在新一轮投资需求刺激下，许多地方纷纷选择产业关联度大的汽车等产业作为主要投资方向，继续盲目扩张产能，在“去库存化”的同时，又出现了新一轮产能过剩。一年多来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践告诉我们，这次连续7个季度经济增速下滑，决不仅仅是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偶然事故，而是标志着我国主要依靠出口加工制造业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接近极限。在后危机阶段新一轮制造业国际格局不断演变的背景下，我国制造业要实现长期发展，就要以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为倒逼压力，切实推进制造业上层次，上水平，长后劲。
我国制造业前所未有的崛起机会
实际上，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经济危机有弊有利，不仅会打断经济增长的上升趋势，造成破坏性影响，而且具有强制调整经济运行中矛盾和问题的功能。
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会伴随着科技的重大革命，带来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甚至是脱胎换骨的变化，推动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中，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中，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为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许多发达国家在刺激经济的同时，纷纷把发展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生物医药、节能环保、低碳技术、绿色经济作为新一轮产业发展的重点，争先恐后地加强科技研发、进行技术改造、培育新兴产业，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占领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
当今世界正处于新技术革命的前夜，新一轮制造业国际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由于生产要素价格存在巨大差距，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再想重振制造业雄风，只能是纸上谈兵。经过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制造业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崛起机会。比如，到境外购买能源资源条件相对宽松了，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和人才更容易了，优势企业兼并落后企业成本更低了。在后危机阶段，我们不能在粗放型增长路径上继续前行，而应该以这次金融危机为契机，顺应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方向和潮流，力争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在下一轮增长中的竞争能力。
国际金融危机的倒逼压力，客观上也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带来难得机遇。为应对危机冲击，我国提出了4万亿投资方案，陆续推出了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201*年，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等8个重点产业共安排企业技术改造项目4010个，安排中央投资156亿元，拉动固定资产投资5318亿元。电子信息产业安排中央投资32.25亿元，支持425个项目，拉动固定资产投资1029亿元。对于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发挥了积极作用。201*年，中央投资继续将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作为支持重点，安排200亿元支持钢铁、汽车、电子信息等重点产业的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加强科技重大专项与高技术产业化项目的衔接，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
推进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一揽子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加快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不是短期目标，而是长期任务。路径一，推进制造业转型。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着眼于突破关键环节，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压缩高消耗高污染产能，不断提高制造业的质量和水平。
一要加大兼并重组力度。抓紧出台鼓励兼并重组的政策措施，加快推进钢铁、汽车、电力、纺织、轻工等行业的兼并重组，积极支持行业龙头企业、优势企业兼并落后企业，促进企业做大做强。鼓励关联产业之间的兼并收购，推动上下游、产供销之间的联合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资源配置效率。加强对企业境外并购的支持和服务，鼓励企业积极稳妥地“走出去”。
二要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抓紧完善落后产能的退出机制和配套政策，充分利用法律、经济、技术和行政手段，促进优胜劣汰，依法关闭一批破坏资源、污染环境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同时还要严格市场准入条件，防止落后生产能力异地转移。
三要压缩高消耗高污染产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企业，从严控制“两高”行业低水平重复建设，坚决防止和杜绝产能过剩行业盲目扩张。
路径二，推进制造业升级。目前，我国制造业正处于工业化中期，许多产业都面临着革命性的突破。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产业发展方向，坚持不懈地进行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努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一要加强传统制造业技术改造。建立固定资产更新补贴计划，增加技术改造贴息贷款，大力推进传统产业和企业技术改造，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工业技术水平，促进制造业向产业链高端发展，推动加工贸易实现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发展。
二要着力培育新兴产业。着眼于未来国际竞争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开放新产业进入门槛，切实支持和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第三代移动通信、生物育种、生物医药等新兴战略产业，努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力扶持技术密集、知识密集、高附加值、高加工度产业，促进产业集群的生成和发展。
三要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把节能减排作为重要抓手，加快发展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加快开发洁净煤、智能电网、新能源汽车、碳捕捉等技术，促进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发展。
路径三，推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进程中，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已经成为制约因素，只能依靠自主创新实现突破。目前，我国科技资源在民口与军口、中央与地方、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之间多头配置，缺乏统筹规划和有效整合。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之间尚未建立起技术研发和技术转移密切结合的有效机制。如何提高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如何确立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如何健全完善“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都需要尽快破解。
一要强化政府主导作用。突破部门分割、条块分割的体制性障碍，促进科技资源的开放流动和优化配置。加强对基础科学以及前沿技术研究的扶持力度，加大对新技术研发的补贴力度。选准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集中优势科技资源，突破产业共性技术瓶颈，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的开发和工程应用。逐步实现基础原材料自给化、重大装备国产化和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化。
二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及时调整和完善有关政策，加快有利于高技术产业和创新型企业发展的风险投资、科技成果转化、技术产权交易、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机制建设，鼓励企业增加技术研发投入，积极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进技术和产品创新，努力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品牌，提高企业市场竞争能力。
三要建立“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战略联盟和利益共同体。鼓励设立创新投资基金，增加政府引导资金的投入，推广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加快发展科技保险，创新金融服务业化融资。引导企业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切实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