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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挺经智慧》之曾国藩与挺经

曾国藩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物。近代中国人，从李鸿章、张之洞到袁世凯、蒋介石；从梁启超、杨昌济到陈独秀、毛泽东，无不对其顶礼膜拜、推崇备至。梁启超在他所编辑的《曾文正公嘉言钞》一书的序言中说：“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竞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毛泽东青年时期在给老师黎锦熙的信中说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晚年毛泽东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评价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中最厉害的人物。”蒋介石更是一生研读曾国藩著作，并以之为修身行事的准则，他教育儿子蒋经国说：“你们如能详看其家训与家书，不特于国学有心得，必于精神道德皆可成为中国之政治家，不可以其时代已过而忽之也。”

非常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位中国现代史上的巨人，两位曾国藩的铁杆儿粉丝，却从曾国藩的著作中读出了不同的韵味，并且巅峰对决，胜负早定。我们来看看他们分别从曾国藩那里学到了什么。最形象也很能说明问题的事例是，毛泽东受曾国藩的《爱民歌》启发，创作出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精神凝聚和纪律约束所起的巨大作用已为历史所证实。蒋介石从曾国藩的“涤生刀”受到启发，给每一个黄埔学生以及有功将士颁发一把“中正剑”，其激励和凝聚人心的作用也不容小觑。

近代曾流行一句话：“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曾国藩的学问博大精深，从我们每个人都用得着的学问来说，莫过于他的挺经。那么，《挺经》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挺经》的来历

据专家学者考证，曾国藩存世的文稿中，没有《挺经》这部书，也没有草稿之类的半成品。说明曾国藩终其一生也没有写作《挺经》这部书。吴樵子等著的《挺经》关于曾国藩原文部分，与《败经》、《面经》等著作一样，是作者根据自己的理解，从曾国藩的日记、家书、奏章、书札等著作中分门别类进行摘录的。

曾国藩虽然没有撰写《挺经》一书，但确有写作《挺经》一书的打算，想把一生的经验教训都总结出来，留给后人一笔财富。曾氏的好友欧阳兆熊在他所著的《水窗春呓》中记载：“文正一生凡三变……尝自称欲著挺经。”但他没能实现这个心愿。

“挺经”没有成书，当然很遗憾。但是，曾国藩的挺经智慧是日渐成熟的。应该说，挺经智慧是其一生学识阅历经验教训之大成。晚年的曾国藩已经做好了挺经十八法的布局谋篇，或者说已经有了一个写作提纲，只是没有系统总结而已。这可以从李鸿章等人的讲述中得到印证。除欧阳兆熊的记载外，李鸿章说：“我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八条挺经。那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并且向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口述了挺经的第一条秘诀。

更加直接的证据是，曾国藩本人明确提出了“挺经”一词。“三旬危险之际，鄙人不肯移出岭外，此固执之挺经也。即定计于二十六日移之东流，此通融之挺经也。”（《曾国藩书札》祁门危机解除后曾国藩写给李续宜的信。）

挺经的精神实质和主要内容

“挺经”，意即言“挺”之经。“挺”，是所言的内容；“经”，指关于“挺”的原则、秘诀。何谓“挺”？“挺”有动词、形容词、量词、副词四种词性。其字义如下：①硬而直：挺立，笔挺，挺拔。②伸直或凸出：挺直，挺身，抬头挺胸。③勉强支撑：硬挺，挺得住。④很：挺对，挺好，挺冷，挺不容易。⑤量词：一挺机枪。

那么，曾国藩“挺经”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按照欧阳兆熊的说法：曾国藩“尝欲著挺经，言其刚也。”也就是说“挺经”是“刚之经”，讲“刚”的秘诀、“刚”的智慧。郦波老师更是直接把“挺经”说成是“明强挺经”，应该也是讲得通的。因为“刚”和“强”的字义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我们常说“刚强”。综观曾国藩一生，毫无疑问，“刚强”是其处世治事的主基调。但是，这是否是曾国藩“挺经”的本意呢？或者说这样概括是否全面和准确呢？这确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我们把“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这段话的上下文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出端倪。“文正一生凡三变。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既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事务，复而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咸丰七年，至江西军中丁外艰，闻讣奏报后，即奔丧回籍，朝议颇不以为然。左恪靖于骆文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文正亦内疚于心，得不寐之疾。予荐曹镜初诊之，言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盖欲以黄老讽之也……此次出山后，—以柔道行之，以至成此巨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

按照唐浩明老师的观点，在曾氏同时代以及后世研究曾氏的文字中，这是最值得关注、富有权威性的一段评论。这是因为欧阳兆熊作为与曾氏相知数十年的密友，对曾氏的了解极其深刻，因而能够清晰地看出曾氏人生中有着明显差异的几个阶段，并能揭示这种差异背后的学理奉持上的转化。简言之，欧阳兆熊认为，曾国藩的做人治学有三次转折：做京官时，由翰林诗词之学转为程朱理学，此为第一次转折；咸丰二年守母丧期间，奉旨夺情出山办理团练军务，则由程朱之学变为申韩法家，此为第二次转折；至咸丰八年守父丧期间再次夺情出山，则由申韩法家转为黄老道家之学，此为第三次转折。

笔者认为，欧阳兆熊所谓的“曾氏一生三变”，并不是泾渭分明的由甲到乙的转变，而是曾氏在现实社会中对儒法道诸家学说践行后的理论升华和人生境界的升华。可以说，晚年的曾国藩对儒法道诸家学说已经达到融会贯通的境界，并且在实践中能够得心应手地加以运用。这正是曾氏取得巨大成功的秘诀所在。他是以儒家的“仁”为体，以法家的“刚”为用，杂用道家的“柔”。但总体来说，在刚柔之间，曾国藩还是以刚为主，以柔为辅，进而达到刚柔相济的。不然，何来“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之说呢？蒋介石有一句著名的评论：“曾国藩主刚！”非常中肯。

接下来，我们再看曾国藩自己著作中的说法：“三旬危险之际，鄙人不肯移出岭外，此固执之挺经也。即定计于二十六日移之东流，此通融之挺经也。”这里有两个非常关键的词“固执”和“通融”。实际上，这就是曾氏对挺经精神的高度概括。“固执”意思是“坚持己见，不肯改变”。“通融”意思是“变通办法，不死板”。这不就是持经达变、刚柔相济吗？“固执”属于“阳”、“刚”，即持经。而“通融”则属于“阴”、“柔”，即权变。因此，持经达变、刚柔相济，是挺经的精神内核。“刚”和“柔”是“挺经”的一体两面，刚中有柔，柔中有刚，刚柔相济，这才是“挺经”的本意。对此，曾国藩自己更是深刻地阐述道：“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糜，太刚则折。”又说：“能柔非柔，至刚无刚。”极其深刻地阐述了刚柔的辩证关系。因此，用“刚之经”、“明强挺经”来概括“挺经”确有不够准确之处。笔者认为，“刚柔挺经”可能更确切一些。

“刚柔”也好，“明强”也好，显然讲的都是处世治事的学问和智慧。那么，“挺经”是否就是仅仅讲的处世治事的学问和智慧呢？显然不是。再看李鸿章的说法：“我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八条挺经。那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精通造化”，就是精通自然界的运行规律，也常引申为精通人世间的运行规律。精通自然界和人世间的运行规律干什么呢？就是用于守身用世。“守身”就是修炼、保持自身的品德和节操。“用世”就是处理世间的问题。这就很清楚了，“挺经”是“守身”和“用世”的学问和智慧。“守身”和“用世”是“挺经”的一体两面。“守身”是体，“用世”是用，两者相辅相成。

挺经十八法猜想

我们从“挺经”开宗明义的第一条就可以看出，“躬自入局，挺膺负责”既是处世所必须，更是修身所不可缺少。“负责任”是人类最高贵的品质。曾国藩将其作为“挺经”开宗明义的总纲是非常富有见地的。“负责任”贯穿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全过程。试想一想，如果不负责任，还谈得上什么“修齐治平”？如果人人都不负责任，这个世界将会成为什么样子呢？

既然《挺经》是守身用世的学问和智慧，那么，笔者按照这一思路，猜想“挺经”十八法的提纲是：第一经.“担当”经：做人第一美德；第二经.“识见”经：成事第一秘诀；第三经.“诚”字经：人生第一基石；第四经.“勤”字经：自古庸人败于惰；第五经.“谦”字经：自古才人败于骄；第六经.“悔”字经：善始善终的人生法宝；第七经.“明”字经：借我一双慧眼；第八经.“强”字经：自胜处求强； 第九经.“小”字经：细节决定成败；第十经.“简”字经：简单就是力量；第十一经.“恒”字经：成功的神奇之钥；第十二经.“忍”字经：成功背后的磨难学； 第十三经.“赏罚”经：领导手中的“二柄”；第十四经.“人才”经：万事根本在用人；第十五经.“革新”经：社会发展的源泉；第十六经.“刚柔”经：做人大智慧；第十七经.“权变”经：办事大法则；第十八经.“盈虚”经：人生大境界。

这十八条挺经的依据是曾国藩在家书、信函、奏章等著作中反复阐述的、比较系统和成熟的观点。其中，有不少就是曾国藩直接命名的，除第一条外，其它如“悔字诀”、“忍字诀”等，在曾氏的家书中无数次地出现。又如，对于“刚柔”，“盈虚”，“明强”，“诚”，“勤”，“谦”，“识”，“才”，“恒”，“简约”，“克勤小物”等都有深刻的阐述。

看过这个提纲之后，我们会感到曾国藩的学问并没有任何高深莫测之处。他所论述的道理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做人处事的道理，但不神秘不等于不高明。它的高明之处在哪里呢？那就在于它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做人做事的道理，我们都非常熟悉。比如，“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但是，人们往往就是停留在口头上而实际做不到，或者说不知道如何从一点一滴做起。而曾国藩说清楚了，说得非常具体，非常具有可操作性。

他说：“古来言凶德至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丹朱不肖，曰傲，曰嚣讼，即多言也。余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身。”什么是多言，曾国藩举了一个例子：尧的儿子丹朱品德不好，所以尧把位置禅让给舜而不传给丹朱。丹朱的缺点就是骄傲，多言。嚣讼，就是爱揭别人的短，告别人的黑状，喜欢拨弄是非。

他进一步论述道：“天地间唯谦谨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倾矣。凡动口动笔，厌人之俗，嫌人之鄙，议人之短，发人之覆，皆骄也。无论所指未必果当，即使一一切当，已为天道所不许。吾家子弟满腔骄傲之气，开口便道人长短，笑人鄙陋，均非好气象。贤弟欲戒子侄之骄，先须将自己好议人短，好发人覆之习痛改一番，然后令后辈事事警改。欲去骄字，总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

好议论别人的短处，甚至议论与自己毫不相干、素昧平生之人的短处，似乎是我们习以为常的普遍现象。曾氏将其上升到“骄傲”的高度来认识，这是极有见地的。背后议人长短，的确不是好事。它无形间助长了议者的骄矜自得之气，也让被议者获知后心理上极为反感，甚至怀恨在心，再甚者采取报复行动，此即“祸从口出”之谓也。这真是戒骄的“金针”，既有大道理，又有具体操作方法。这正是曾氏家书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