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发表的前前后后.doc

《随想录》发表的前前后后

　　作为《随想录》发表时的责任编辑，我经常会遇到有人问这样的问题：你是怎么约巴金写《随想录》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谈一谈我与巴金半个世纪的交往。
　　第一次见到巴金，是1946年，当时我从上海《大公报》要闻编辑转任副刊《出版界》编辑，并料理其他几个周刊编务。一次，巴金、曹禺、靳以、萧乾、辛笛、孙浩然等在洪长兴一起吃涮羊肉，我也有幸参加了，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很热闹，巴金却一直很严肃地坐在那里，只有偶尔插几句话。
　　我是何年何月去上海霞飞路（现在叫淮海中路淮海坊）向巴金约稿，约的是什么稿子呢？我已经记不清了。幸好手头有一份友人为我提供的1947年12月11日上海《大公报》的《出版界》副刊，我向巴金、钱钟书、沈从文等作家提了这样几个问题请他们回答：我的第一本书是什么？它是怎样出版呢？我的下一本书将是什么？巴金的回答是这样的：
　　（一）我的第一本书是《面包略取》，那是用另一个名字出版的，原著者是克鲁泡特金，中译本在1927年出版。我自己写的第一本书是长篇小说《灭亡》。
　　（二）我1928年夏天在法国一个小城里写完它，寄给在上海的朋友A.A，并请他替我打听印价，我打算自己花钱印几百本出来送给我的哥哥和我的朋友们看。他没有跟我商量，就把稿子送到小说月报去，后来他又接洽好由开明书店出版它，我记得《灭亡》在开明书店出版的日期是1929年11月。
　　（三）也许是《灭亡》和《新生》的续编《黎明》，我想在这部小说里写我的理想社会，或许会把故事发生的时间放到2000年去。
　　我还记得当时巴金很不喜欢拍照，因此是用他的画像代替登在报上。
　　抗美援朝时，友人黄裳兄对我说，巴金有意请我和黄裳编一套适合新时代阅读的丛书，由平明出版社来出。我和黄裳决定丛书名叫《新时代文丛》，巴金把自己的《华沙城的节日》一书给了我们，又代我们约了黄宗英的一本书稿，其余他就不管了，放手让我们年轻人来做。丛书内容非常广泛，从文学、历史、漫画，直到国际法苏联式的介绍。其中有一本书得到巴金赞赏，那是从上海复旦大学刚毕业不久的戴文葆的作品，他是《大公报》国际版的编辑。有一天夜里我去拜访巴金，发现他正在挥汗看清样，我问他是什么书，他说：就是你们约来戴文葆的《麦克阿瑟传记》。这套书前后三年共出了十来本，其中最畅销的是郭根（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原为桂林大公报要闻版编辑）写的《中国简史》。
　　从反胡风、反右到十年浩劫，特别是萧珊的去世，巴金经历了终生难忘的迫害、凌辱。因此“四人帮”垮台后他的反思如巨涛翻滚，迫不及待地要以文字形式发泄出来。许多老作家都是这样，我请黄裳写稿，他说一旦写了，就像自来水打开了龙头，不知何时收回。巴老为我写稿，最初说是写两篇试一试，谁知道越写越认真对待了。他在香港的报纸上开专栏写稿，我考虑有两个意图，一个是在香港发，海外的读者能够看到，影响大一些。其次他本人和儿子都很喜欢看香港的报刊，比如《开卷》杂志，他曾写信说儿子喜欢看要我给寄一些实际上他自己喜欢看。他还要我买过沈从文、胡适、周作人等当时在内地不好买的书，这些都表明巴金希望从封闭多年的社会中走出来汲取更多新的信息。另外，还有历史原因，三四十年代编《大公报》副刊的沈从文、萧乾、杨刚、靳以等都是他的朋友，他与《大公报》还是有感情的。
　　在《随想录》写作八年中有几件事值得一提：
　　一件就是关于报纸编辑删改巴金《怀念鲁迅先生》一事。巴金文章被删不是我值班，当时我正在北京休假，收到《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清样就转寄副刊课主任，并请他注意文章也在上海《收获》发表。可是回到香港后，我就收到巴金11月7日信，信上说：“贵同事删改我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似乎太不‘明智’，鲁迅先生要是‘有知’，一定会写一篇杂感来‘表扬’他。我的文章并非不可删改，但总得征求我的同意吧，如果一个人‘说了算’，那我只好‘不写’，请原谅，后代的人会弄清是非的。”看到信后，我大吃一惊。隔了几天社长把我找去，说他到北京开会，胡乔木的秘书特意打电话给他，说胡约他见面。一见面胡就说你们《大公报》为什么要删改巴金的文章，如果删，应该事先通知他一声，否则就太没道理了。听了这话，我就用洋泾浜英语说了一句：you ask me,me ask who？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儿，你问我，我问谁呢？后来我才弄清楚发生此事的原委。当时，总编辑通知代替我的那位编辑说你们应当把巴金的文章缩短一些。编辑说随便删名家的文章说不过去吧？总编说：你们修改，我看看。删改后总编认为是过关了，谁知，巴金很愤怒，毫不客气地说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就不写了。这回最紧张的当然是我了，巴老真的不写了，我怎么向读者交代？黄裳在上海，我对他说，一定要巴老写下去，巴老说有一个条件，要写必须把《鹰的歌》登出来作为抗议，我想了想接受了。结果这一篇发表时有题无文，只是“鹰的歌巴金”五个字，跟着是下一篇。朋友说你们这是变相“开天窗”。港版《随想录》单行本《真话集》与京版不一样，也是有目无文，直到合订本征得作者同意后，才全文问世。
　　另一件事是关于《随想录》第144至148篇在转稿中遗失的事情。当时巴金把稿子寄给《大公报》在广州的转稿机构，可是他们并没有转给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分析当时报社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主张继续登《随想录》的，因为巴老讲的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代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呼声的；另外一部分是反对登的，对巴老也不满。这一点，巴老有所觉察，他一开始就受到各种压力，就有人在叽叽喳喳，在给我的信中他也有所表露。还有一个问题也很有意思，当时我身体很好，他们突然提出让我退休，我感到非常惊奇，但是说了一句：那我还有什么说的？总编问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说：你们要我退休，我可以接受，但有一个条件，我要发完巴金的全部稿件。这样，我虽然退休了，还是照样到报社看大样，直到稿子发完。而那批稿子，我查问，他们说负责人出差了，我想出差了也应该交代给下面的人，究其实质恐怕跟一些人持不同意见有关。巴金对此也有所察觉，1986年8月20日在给我的信上，他说：“六月十二日寄出的稿子我看不会遗失，”可见老人头脑是十分冷静而清醒的。
　　还有一件事是巴金对待荣誉的态度：《随想录》读者大概会发现，1978—1986他抱病写《随想录》期间，从不事先提到他将出国参加什么会之说。至少在给我的一百多封信中不曾提到。事后说明却是有的。他1984年去香港接受中文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也是如此。信中说：“我大约十月赴港，但至今还没有顺利动身的把握，我还是一个每天服药的病人。”又说：“香港之行还定不下来，我很担心身体吃不消。”我清楚地记得，他成行了，我们欢天喜地，他老人家下飞机后在官方隆重接待下进入贵宾室，然后乘轮椅走出机场时，遇到众多传媒的记者，他却一直说：“我不是一个作家，只是写家，甚至连写家也不是，是个老弱的病人。”他那真诚的而太过谦逊的话，反而使香港的“巴金热”更加热烈。据我所知，负责在典礼仪式上宣读的“赞词”，是中大学者连夜赶写的，愈写愈觉巴金一生对文学界对社会的贡献太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太多，因此一再修改他的中文稿，而且又写了一份英文讲稿。
　　知道巴老这时一定很忙，所以我们每次有什么事，先去找巴老的女儿小林商量。有一天，我对小林说，明天礼拜日，爸爸在上海爱看电影，这里有的电影院，设备很好不可错过，你去问问，我们准备买票一起看一场。好吗？谁知，小林面有难色，告诉我们：爸爸说，星期天也要等待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访问，我不能离开宾馆。负责照料巴老的人也证实了这种说法。他告诉我，有天中午，有几个青年人在巴金住室外面，想进来访问，却被他婉言谢绝，说，巴老在睡午觉，你们可不可以晚点来？双方争执不下，巴金听到了，走出来亲自欢迎这一批青年的来访。
　　在欢迎巴金的小型座谈会上，八十岁老人表现了惊人的记忆力。马蒙，他30年代在北京燕京大学读书，是中文大学校长马临的哥哥，而且是全国政协委员，他站起来说：“巴金先生：我30年代读过您的《家》，我觉得《随想录》比《家》更好，可是我记不清在燕京见过您是哪一年的事？”巴老随即答道：“1931年，我去燕京看郑振铎教授，他当时是燕京图书馆馆长。”不久，又一个人站起来，他是以撰写武侠小说著名的梁羽生，他说：“我拜访过您，巴老，您记得是哪年吗？”巴金随即答道：“某某年。”梁点头称是。我为什么只能说某某年？因为，当时记得，不久就忘记了。巴老离开香港返上海，在他登机之前，我们发现有几位做清洁工作的阿婶好像要走过来，又有点踌躇，一问之下，原来是粤语电影《家》的忠实观众，巴老随即和她们一一握手告别。
　　巴老在创作《随想录》过程中遇到了形形色色的困难与压力，在《随想录合订本新记》中他曾说过：“没想到《随想录》在《大公报》上连载不到十篇，就有各种各类叽叽喳喳传到我的耳里。有人扬言我在香港发表文章犯了错误；朋友从北京来信说是上海要对我进行批评；还有人在某种场合宣传我坚持‘不同政见’。点名批判对我已非新鲜事，一声勒令不会再使我低头屈膝。我纵然无权无势，也不会一骂就倒，任人宰割。…”是的，他没有屈服，而是一一克服了困难。作为一名编辑，我有时既感心酸，又有一种莫名的愤懑。但回顾与他几十年的交往，我也为能够得到巴老的关心而感到温暖和荣幸。

(来源：《博览群书》2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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