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瓜农刘老汉卖瓜决策.doc

[案例] 乡瓜农刘老汉卖瓜决策

吉首市红旗路与武陵路三叉路口处，是吉首周边农村瓜农摆摊卖西瓜的地方，虽然此地阻车是经常的事，但感觉市政府并没有强制执行相关制度，其实吉首在石家冲处设有专门的水果市场，但这个地方(红旗路三叉)好象是吉首瓜农们传统卖瓜之处，一时之间也很难改变。这天，我来到此处买西瓜，在一身体看出来比较硬朗老汉面前停下来。老汉身后摆着一大堆瓜，人很热情，也很键谈，他说他姓刘（以下称他为刘老汉），是吉首市双塘乡人。双塘是吉首出名的产瓜地——西瓜又大又甜。以下是我与他的交谈：
    鲁：您这么大堆瓜，少说也有千把斤吧？听说专门有二道贩子到乡下收购西瓜，您为什么不在乡下直接把瓜卖给二道贩子，而要拖到城里亲自卖？
    刘老汉：是啊，我这堆瓜有1000斤左右。二道贩子是在乡下收瓜，但他们给的价太低了，我就运到街上来自己卖。
    鲁：那二道贩子给您多少价？而你自己卖又是多少价？
    刘老汉：二道贩子只肯给我四角（0.4元/斤,注意：二道贩子出的这个价非常有意思，下面还要分析到），我要五角，他不肯，我知道街上能卖六角五到七角，他只给我四角，一斤赚我二角五到三角，一千斤要赚我250元—300元，和他谈不栊，我就拖上街自己来卖。
    鲁：那你这堆瓜估计要多少天才卖完？
    刘老汉：三天能卖完。
    鲁：那你这三天在城里，要吃、要住都要开销；还有三天的工钱；西瓜运上城的运费；城管要收你们的卫生费等，你算算还有赚的？
    刘老汉：我算过了，有赚的，你看（注：为了算帐一目了然，序号是我加的）：
    （1）1000斤西瓜搭拖拉机运上城运费：20元；
    （2）我住在城里亲戚家，没着钱；其它城里没亲戚的人（刘老汉讲到这里时往旁边另一个瓜农看了看）也没住店，天气热，有辅张席子和瓜一起睡在街上，不要花什么钱。
    （3）在这里每天吃饭早上一碗米粉4元，中午和晚上吃盒饭5元，一天14元，三天合计42元；
    （4）每天交城管卫生费之类的10元，三天共30元；
    以上合计92元，再加上一些损耗，就是自己卖瓜花的本钱。损耗就是上下车不小心瓜掉下来破了卖不出，还有会烂一些瓜，还有卖到最后，那几只瓜老是卖不掉，就便宜处理掉。
    鲁：那这个损耗一千斤里大概有多少？
    刘老汉：大概有50-70斤。
    鲁：你现在这些西瓜，喊价0.65-0.7元/斤，其实你卖不到你的喊价，很多人要和你谈价。
    刘老汉：是的，我一般喊价7角，买的人谈价6角5，有的6角，有的谈到5角5，我都卖，低于5角5我就不肯卖。
    鲁：照你这个计算，其实你平均起来，差不多就是6角的价。
    刘老汉：是的，1000斤瓜，由于不可避免要损耗50-70 斤，就算损耗60斤，那么940斤瓜，我能卖564元钱，减去92元成本，得472元。你看，我卖给二道贩子4角钱一斤，1000斤瓜得400元，亏了72块钱。
    原来如此！我们辛勤的刘老汉就是为了这72元不让二道贩子赚去，自己跑到城里来卖瓜的。有的人可能会说，就72元，可必这样辛苦？但对于象刘老汉这样千千万万的农民，别说72元，就是7元2，7角2都不会放过，毕竟每一角钱都是每一滴汗水。其实，我实在不忍心说一个事实，其实刘老汉并没有赚，他还有一个因素没考虑进去。我称了一个七斤左右的瓜后，又问他：
    鲁：那你在乡下，如果不来卖瓜，别人请你做工，一天给你多少钱？
    刘老汉：给亲戚或同村又玩得好的做工一般都是白做，不给钱；如果要给钱一天就20—30块左右。
    鲁：那你卖瓜要三天时间，如果这三天，你不卖瓜给别人做工，一天就算你25元，三天就是75元，你自己卖瓜三天却只赚72元，这不是和你卖给二道贩子一样的吗？
    刘老汉：（叹了口气，半天才说）其实我知道，如果算上工钱，是赚不到钱的，但乡里人就把这工钱不算了。如果算上工钱，我们种田种瓜做什么都是亏的。再说，我这三天不来卖瓜，不见得一定找得到一天25元的工来做……
    评论：
    （1）不要以为农民憨厚不会算计，他们的成本费用其实非常清楚，由于他们身处最低层，受到的约束条件最多，在“理性人”的假设前提之下，他们要追求效用最大化，只好在众多约束条件之下，选择一个效用稍大一点的决策。有很多不了解内情的人总认为农民有某些行为不理性，如此例（把瓜卖给二道贩子多省事），其实农民已根据自己的处境（约束条件）作了效用最大化选择，实现了局部的“均衡”。
    （2）一般人都会看不起二道贩子，骂他们是“奸商”，其实在这个例子里，二道贩子并非“奸”，他们为什么在乡下把西瓜的收购价定为0.4元/斤?我估计他们也是经过精密地计算的——如果收购价太高，显然，他们赚不到钱，收购价太低，农民又不会把瓜卖给他们，因此，他们只好把价定到让农民自己上城去卖瓜的成本收益和把瓜卖给二道贩子一样的位置之上，这也是一种“均衡”。其实就是这样子，农民还不肯把瓜卖给他们，所以二道贩子也不是那么容易做的。
代表人民：

楼主应该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农民在中国就注定贫困，而到了俄罗斯甚至南非、马来、菲律宾就很快能够很快致富？
这就是制度。中国的共产封建社会和落后的户籍保甲制度，以及生产资料（种子、薄膜、肥料、水电）、金融的国有垄断性质，都是扼杀农民创造性的利器。
在非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利润的创造来自于创新。根据熊彼特，创新意味着要素的重新组合。而国家对土地、资料、金融、信息的垄断，以及地方红色恶霸勾结官府对农民实施第二道管制，还有，国家缺乏对农民的养老、教育保障机制，以及对封建文化的宣传（忠孝传统），阻滞了农村要素的重新组合，从而使聪明而智慧的中国农民被捆住了手脚。
现代中国农民的新三座大山：
1、官府和现代保甲制度；
2、红色恶霸；
3、土地、生产资料、金融的官僚垄断。

鲁慢：

 以下是引用why842000在2007-8-10 22:45:00的发言：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政府才是导致农民贫穷的根本原因
从此例则可见一斑
堪称经典！我要保存

啊？此例怎么说是“政府导致农民贫穷的根本原因”？
此例谈的只是一个交易选择问题：即瓜农是卖给二道贩子还是自售的问题。本帖的本意并不涉及政府体制等方面的因素。如果说有涉及之处，就是政府在这里还算比较“仁慈”，毕竟在这个小城市里并不象大城市那样，禁止农民进城买瓜。这个帖涉及三个问题：
（1）市场在局部条件下，具有完全信息，在完全信息条件之下，决策双方会达成价格均衡。因为瓜农知道市场上西瓜的零售价是0.65-0.7元，均价在0.6元左右，而瓜农知道这个价格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就近在眼看，花个半天时间进行市场调查不难了解到市场行情。另一个完全信息来源于瓜农的经验——比如他可能前几年都卖瓜，知道瓜的运费、城市管理状况（收费）以及他卖瓜的成本（住宿、吃饭等），因此，瓜农在信息完全的条件下，要作出决策，不是很难的。
对于二道贩子来说，信息也是完全的，他知道他收购西瓜之后卖瓜的成本，也十分清楚，农民自售西瓜的成本.
因此，在双方都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之下，交易价（二道贩子收购价）就行成了价格均衡，这时的0.4元就是均衡价格，即二道贩子收购价=农民自售的单位收益。
(2)在这一例中，由于政府并没有对交易进行场所的制度限制（如许多城市以卫生和城市管理为由拒绝瓜农进入市区），实现了西瓜市场售买的局部自由市场。这时农民有了更多的选择，可以在多选择中卖个更好的价格。可以设想：如果市政府限制瓜农进城自售，那么很明显，农民别无选择，只好把瓜卖给二道贩子，这时二道贩子在政府所谓的“制度”之下，形成“垄断市场”，这时二道贩子不再以均衡价格收购西瓜，他们将尽量压低收购价格，以至于农民受损。
（3）这个实例，印证了舒尔茨关于传统农业中农民理性的观点，他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写道：传统农业中的农民并不愚昧，他们对市场价格的变动能作出迅速正正确地反应，经常为多赚一个便士而斤斤计较。他们多年的努力，使现有的生产要素的配置达到了最优化，重新配置这些生产要素并不会使生产增长，外来专家也找不出这里的生产要素配置有什么低效率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