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三足鼎立之比较.doc

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之区域经济比较
　　当前中国经济中，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地区三大经济圈三足鼎立态势渐趋明朗。
　　京津冀：走出“洼地”
　　关于三大经济圈的形象比喻有很多。其中一个把中国比喻成一个巨人，巨人的头是京津冀地区，两条腿分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珠三角、长三角崛起后，京津冀经济地位相对下降，成为“洼地”。
　　有数字为证：2004年京津冀两市一省的生产总值为1.6万亿元，只有珠三角的1/2稍强，尚不及长三角的一半。
　　单独来看，拥有9300万常住人口的京津冀，其最近两年的经济增长率并不低:2004年，北京经济增长率为13.2%，天津为157%，河北是12.9%。这一年,天津人均生产总值首次突破3万元人民币，河北省的这一数字也达到了13017元。
　　关键问题还是出在长期以来的区域经济合作不畅上。京津冀都市圈是我国北方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群和工业密集区，但由于存在着传统产业比重过大，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市场分割，资源环境压力大等问题，与另外两大经济体相比就落后了。
　　不过，合作的条件已经具备，合作潜力是巨大的。当前北京由于承担功能过多，发展不协调，患上了“大城市病”，城市拥堵等难题让管理者头痛不已。北京希望能够通过京津冀的合作，挖掘区域经济发展的潜能。为了解决北京的污染问题，北京和河北已经达成了初步协议：北京将把首钢搬迁至河北，还筹划在河北建设一个液化石油气项目,以解决北京的能源问题。
　　而近两年来，天津也开始转变与北京“不相往来”的观念，开始注重京津地区之间的合作。在今年的全球财富论坛上，天津市长戴相龙透露，天津计划在今后两三年内投资100亿美元左右进行交通建设，包括建设连接北京和天津的城际铁路和高速公路。“中国的发展以前是看珠三角、长三角，新世纪前20年也要看京津冀地区”，戴相龙如是说。
　　滨海新区的加快开发无疑是另一个良机。来自天津市政府的最新消息说，《天津滨海新区“十一五”规划纲要》已编制完成，并先后经天津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原则通过，不日将正式上报国务院。据相关人士透露，新编制的规划已将滨海开发定位，由天津的新区跃升为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继广东深圳、上海浦东之后，天津滨海新区有望在未来15年的战略机遇期内，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三增长极”，带动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改变中国经济发展“南快北慢”的局面。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正在进行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的编制工作，京津冀三地有关负责人也表示，将共同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北京作为我国的政治、文化、国际交往中心，赋予京津冀经济圈独特的优势。通过合理引导，这一优势将持续不断地转化为经济优势，促使这一地区形成具有“首都圈”特色的核心竞争力。
　　事实上，在产业结构方面，由于北京的第三产业具有较高的发展水平，在生产总值中占61.4%的绝对优势，从而使京津冀地区的生产总值中第三产业比重略高于第二产业，呈现“三二一”的产业结构，长三角和珠三角则均为“二三一”结构。
　　珠三角再跨越
　　粤港澳一个省加上两个特区共有9100万人口。2004年，该地区生产总值之和达3万亿元。
　　珠三角经济圈中最大的经济体是广东，自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以年均13.4%的高速度增长，2004年广东GDP超过1.6万亿元，占中国GDP的11.8%；外贸进出口3571亿美元，占全国外贸进出口的30%以上，外贸依存度多年保持在170%的全国最高水平。广东目前的人均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人均财政收入、人均消费水平均居全国首位
　　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广东创造了25年持续高速经济增长和快速工业化的奇迹，珠三角地区也因此而崛起成为上个世纪“中国制造”的主要产地。在这一过程中，数万港澳客商陆续到毗邻的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地区投资办厂，使广东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基地，而香港也借此成功转型为服务业为主的国际商贸之都。
　　的确，珠三角一度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的经济也扮演着全国经济“排头兵”的角色。全国最早设立的4个经济特区有3个在广东，其中的深圳经济特区在20年间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都市，创造了神话般的奇迹。
　　以低端制造业发家、依赖大量廉价劳动力，珠三角企业实际上“赚的就是人工的钱”；而长三角的制造业一开始就跨越了单纯的来料加工生产模式，引来外资在本地孵化，形成了高层次的配套经济模式，发展潜力远远超出珠三角。
　　换句话说，珠三角的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与中国港澳以及东南亚地区紧密联系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上，直接参与国际产业链的循环；而长三角则是开放型的经济模式，既与亚欧及其他国际市场紧密联系，又与国内市场紧密联系，在满足内需的同时，也满足了外需。
　　但是，随着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珠三角许多城市逐渐受到能源不足、资源紧张、环境压力、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困扰，产业集群以低成本为基础的聚集、政策优势和地理优势的弱化使得珠三角逐步散失昔日的优势。
　　珠三角挺进在前，长三角崛起在后，珠三角一直担心长三角的成长会威胁其经济地位。珠三角以轻工业为主，多为低投入、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挑战。由于科技竞争力相对较弱，导致经济发展动力后劲不足。
　　在经济外向度方面，从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实际利用外资等指标看，长三角和珠三角是我国外向型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京津冀的现实发展程度则相差较远。其中长三角经济外向度持续大幅度提高，进出口总额和出口额都以50%以上的速度增长，远远超过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京津冀地区增速也略高于珠三角。
　　2004年初，“民工荒”敲响了珠三角经济的警钟：珠三角的低工资、高劳动、高效率已经成为过去，发展速度已经低于长三角，转型迫在眉睫。
　　2003年11月，广东率先提出了“泛珠三角经济圈”区域合作概念。基于与珠江流域相连、与大珠三角相临、经贸关系密切等三方面因素，泛珠三角区域的范围包括：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9个省(区)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简称“9+2”。内地9省(区)的区域面积为全国的1/5，人口的1/3，经济总量的1/3。加上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泛珠三角区域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十分突出。2004年6月，“9+2”政府领导共同签署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
　　珠三角也正在创造自身优势。高速铁路工程一直是国内各大经济圈关心的焦点。广东的城际高速铁路已经通过审批，目前正在紧张施工中。建成之后，珠三角内任何一个地级市和香港之间的行驶时间将缩短到1小时之内。换言之，珠三角将先于长三角建成“一小时经济圈”。
　　长三角独领风骚
　　作为国内发展势头最强劲的两大经济带，长三角与珠三角的较量始终就没有停止过。随着全球制造中心向中国转移的阶段的到来，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分工也愈加明显。从外资企业角度看，如果要做鞋或玩具，就会把工厂设在珠三角，但如果是做芯片等技术型的产品，工厂将会设在长三角。
　　企业界人士普遍认为珠三角没有“龙头”，也就是“龙头效应”没有在珠三角很好地发挥出来。而在长三角，“龙头效应”非常明显。长三角很明显是一个龙头城市(上海)带动两个亚中心(南京和杭州)。而珠三角是一个多中心的格局，香港是一个中心、深圳是一个中心、广州是另外一个中心。
　　从统计数字来看，沪苏浙一市两省共有1.4亿常住人口。2004年，该区域GDP总合已达到3.4万亿元，为三大经济圈之首。浙江人均生产总值达到23942元，江苏人均生产总值也突破了2万元。
　　“产业集群”正在长江三角地区加速生成。某一产业在同一地区的集中投资，形成数十甚至数百家企业的群落,进而形成产业分工或市场竞争,带来这一地区的巨量产业规模。正是这种产业集群,成为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强劲支撑和竞争力的源泉。
　　相比珠三角和京津冀，长三角的区域经济结构更为清晰，关键是其中心定位比较明确。长三角对上海龙头地位普遍认同。区域内“中心——次中心——腹地”的结构一直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各地资源与产业的优势互补格局也较为清楚，关键是在市场力量推动下完成互补的产业链、产业集群和城市形态的集成。
　　在经济外向度方面，从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实际利用外资等指标看，长三角和珠三角是我国外向型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京津冀的现实发展程度则相差较远。长三角对外贸易和实际利用外资在规模上均已超过珠三角。外资投资的热点正从珠三角向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转移，珠三角外向型经济的优势正在弱化，长三角将逐渐取代珠三角成为外商投资的热土。
　　从生产总值角度看，长三角的地区生产总值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均远大于珠三角和京津冀，而绝对值比后两者之和还多。
　　虽然长三角一体化的呼声迭起、进程加快，一体化的范围不断扩展、层次不断提高，但是由于以各级地方政府为代表的诸多利益主体的存在，长三角目前仍旧是一种以行政区经济为主体的发展模式。长三角城市间的战略联盟目前还没有达成，很多基础设施还处于分割状态，尚未形成行业布局协调、经济能量集聚、产业结构合理的理想范型。
　　长三角各地争相把电子、机械、化工与医药等产业作为未来的主导产业。在长三角地区的16个城市中，选择汽车的有11个城市，选择石化的有8个城市，选择通信产业的有12个城市。而苏锡常三地前五位产业几乎一样。江、浙、沪两省一市的制造业结构再次出现“往一条道上挤”的趋势。产业同构加剧引资大战，而反过来引资大战又使业已存在的低层次产业同构现象在更高的产业层次上重演。
　　长三角和珠三角都在不断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目前，长三角的目标是向现代制造业迈进，珠三角也确定了发展现代制造业的产业方向。两个地区选择了同样的产业结构。谁走得更快目前尚难下结论。

“泛长三角”概念导入
　　一篇题为《明天的太阳从安徽江西升起》的文章，在皖赣两省曾经引发一场热烈的讨论。
　　文章作者是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他在文中写道：“靠近沿海，交通便利，工资低廉，在国际和沿海产业转移的情况下，安徽和江西是首先接受产业转移的中部地区。按照梯度发展的理论，下一步加速崛起的就是安徽和江西。”
　　不谋而合的是，大批浙商、沪商、苏商，离开吴越故土，前往安徽、江西以及两湖发展。
　　皖赣机会
　　地理概念中的长三角，是指长江入海的地方，由于河水所含的泥沙不断淤积而形成的低平的大致成三角形的陆地，大致包括苏中南、上海和浙东北。
　　而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的16城市成员，除了新加入的台州之外，区域位置也多和地理意义上的长三角相符。
　　截至2004年，长三角地区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超过2280亿美元，世界500强跨国公司中已有400多家在此落户，当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的44.5%。这个地区已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竞争力最强的区域。

　　但是，毗邻该地区的其他省份的县市，尽管地域上相邻，文化上接近，但经济发展却落差很大。以安徽为例，安徽邻近浙江、江苏的23个县市区，县均GDP、人均GDP、财政收入，分别只相当于苏浙相邻县市的38.1%、44%、22.7%。
　　但劣势也可以转化为优势，安徽省的土地、劳动力、能源方面的优势正在逐步体现。2005年初，安徽省省委书记郭金龙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说，“我们明确响亮地提出东向发展，融入长三角，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为长三角提供腹地资源支撑，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安徽的价值和发展。”
　　江西省接轨长三角的步伐也不慢。江西省尽管是泛珠三角成员，每年的外来资金中却有30%以上来自浙江。
　　“3＋2”模式
　　事实上，让“长三角”跳出地理范畴，建设泛长三角经济带，已成为一部分学者专家热议的话题。其中“3＋2”的模式最为现实。
　　2004年9月17日，在浙江嘉兴召开的首届长三角城乡一体化论坛上，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颢瀚就提出，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不能停留在“15＋1”的城市范畴，而是提出“3＋2”的概念，也就是把苏浙沪三省市和属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安徽、江西全部纳入“泛长三角”通盘考虑。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王东京教授认为，泛长三角化是必然趋势。
　　北京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赵弘教授则用区域经济学的“扩散效应”和总部经济理论，解释了长三角泛化的必然性。
　　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现在的长三角，部分优势产业需要升级，原有的传统产业需要转移，这就要求长三角附近有一个成本更低的空间，这就是区域经济学中的扩散效应在发生作用。而这个更大的经济腹地，需要土地资源丰富、劳动力资源低廉、市场广阔、交通条件好等等，安徽和江西无疑首先符合这些条件。”
　　优势或超泛珠三角
　　尽管“泛长三角”概念尚无进入中央或地方决策层的迹象，但学者、商人和地方官员对泛长三角充满了期待，许多人认为，如果泛长三角的倡议付诸实践，其优势很可能超过珠三角。
　　黄山市政府副秘书长李江说，“根据我个人意见，我认为泛长三角能正式启动，对各地资源优势互补、整个长江中下游区域经济发展，安徽等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十分有利。但关键是能否落实。”
　　在皖北有一些投资的浙商王义对泛长三角概念十分感兴趣，他认为泛长三角的建设，相比泛珠三角，至少有两方面的优势。
　　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首先是交通优势。安徽、江西到江苏、浙江、上海，高速公路、铁路、高速铁路、国道等交通主干线，不下20条，几年内就将形成区域交通网络，另外，长江是一条黄金水道，一条长江，就可以抵上几条铁路干线，如果再扩大一点，长三角到湖南、湖北等地也有长江相连，所以，泛长三角的交通条件是泛珠三角不能比的。”
　　王义还认为，区域经济要一体化，需要有主流的强势资本在这个区域内流动。“泛长三角区域内，安徽的一半外来资本是浙商，江西的三分之一外来资本是浙商，苏北的外来资本浙商也占据着绝对优势，湖南、湖北、重庆和四川等长江流域省市，浙商也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另外，沪商、苏商的实力也不弱，有比较强势的资本流在区域经济中游动，无疑将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
赵弘认为泛长三角还有一条优势值得注意，那就是地缘文化优势。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徽南、江西等地和浙江、苏南一样，长期都是江南地区，地域文化比较接近，徽北和苏北则处于淮河流域中心地区，地域文化也很接近，所以泛长三角地区的地缘文化，比泛珠三角要接近，这在区域经济发展当中也有重要作用。”
泛长三角还有一条优势值得注意，那就是地缘文化优势
　　赵弘的观点有很多事实支撑。比如清朝末年的宁波帮、苏商的崛起，与徽商的影响和示范很有关系。另外，安徽历史上，曾和江苏同属江南省，而江西则和徽南、浙江一样，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文化。
　　让诸多学者和商人疑惑不解的是，为什么泛长三角的概念始终未被地方决策者接纳呢？
　　赵弘认为，泛长三角合作组织要成立，首先需要龙头城市上海有这个积极性。事实上，泛长三角的成立，并不只是长三角资本外流，对龙头城市也有四大好处，这包括为自己的产品找到了新的市场；取得了腹地的低成本的能源和资源；找到了产业转移的空间；找到了总部和生产加工基地的链条。
　　王东京教授则认为，泛长三角区域经济的发展，还是需要靠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去推动。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成不成立泛长三角合作组织是次要的，如果经济腹地投资回报率不高，哪怕这个组织成立了，投资也未必会过去；但如果上海、浙江等地投资空间确实少了，哪怕当地政府想拦阻资本外流，也是很困难的，所以还是要靠市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