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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用人之道
2008-02-24 10:40
作为中国古代头号智者的诸葛亮不仅选择人主与众不同，而且在完善用人之道方面也颇有建树。综观诸葛亮出山至病死的整个过程，虽然也有用人不当、处事有误的时候(比如说，未能谨记先主刘备的告诫，在关键时刻错用了言过其实的马谡，导致全军溃退、北伐受挫；又比如说，事必躬亲，巨细不分，以致在他死后，蜀汉一方人才匮乏，甚至出现“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尴尬局面)，但他在用人方面的经验仍然值得当今各级领导借鉴。
　　一、“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
　　第一条是指，向对方提出大是大非的问题，看他的志向、志趣有何特点。人的许多行为都是观念的产物。古今中外具有深刻信仰的人，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宗教徒，也无论是科学巨子还是军事间谍，都可以忍受奇耻大辱与不白之冤。从这个意义上说，要了解一个人是否值得你重用，首先就得了解他的立场、观念、角度、位置。凡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含混不清、模棱两可的人，决不可委以重任。因为这种人习惯于见风使舵，没有定性，最容易在关键场合、关键时刻损害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
　　二、“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
　　第二条是专门考察对方的机变或应变能力。自古用人的两大铁定法则是：一看德；二看才。在官场上，除了有许多贪官之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庸官。贪官害国，庸官误事。在诸葛亮看来，在诸多智能因素中，应变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像马谡那样的人，虽也有一些作为如建议“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之类，被诸葛亮采纳)，但毕竟缺乏随机应变的能力。为官一任，理应造福一方；但若缺乏驾驭复杂问题的能力，这一切也只能是镜花水月一场空。
　　三、“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
　　第三条是考察对方的见识。向对方提出方方面面的问题，让他思考相应的计策，看他的谋略是否深远，看他的见识是否独特。古往今来，官场之上的争斗是异常激烈的，这种争斗不仅包括小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也包括正邪、善恶之间的大冲突、大对决。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因此，处在这样一种特殊的环境中，那些毫无计谋、遇事便束手无策的官员，即使有心向善，为上级解愁，为百姓排忧，也终究力不从心，无法左右大局。
　　四、“告之以难而观其勇”
　　第四条是考察对方的勇气。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还有一句话，叫做“邪不胜正”。缺乏勇气的官员，别说惩恶扬善，就连自身也难保，又怎能坦然面对乡亲父老的期盼眼神呢？诸葛亮在重用一个人之前，常常人为地创造一个逆境，观察对方是否具备足够的勇气战而胜之。毛泽东同志说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不管怎么奋斗，都离不开一股闯劲、一股勇气。没有敢趟地雷险阵、敢跳万丈深渊的非凡勇气，一切都无从谈起。
　　五、“醉之以酒而观其性”
　　第五条是向对方劝酒，待他醉后再观察他属于何种类型的人。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诸葛亮时代的文臣、武将常有因酒误事以致违法斩首的例子。另一方面，酒后吐真言。要了解一个人，特别是一个酒徒，最好是等待他喝醉的时候。真正的大丈夫，酒醉之后依然慷慨激昂，比如岳武穆“怒发冲冠”、“直捣黄龙”之类的神态言辞就是这样。而戴着面具的小人即使一生挖空心思掩饰自己的内心世界，也往往在酒醉之后将卑鄙无耻的灵魂暴露无遗。
　　六、“临之以利而观其廉”
　　第六条是投其所好，以小恩小惠引诱对方，考察他是否清正廉明。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就希望自己遇到的是清官、廉官，而非昏官、贪官。看人既得看关键时刻，也得看平时，两者缺一不可。有些官员不愿也不敢贪小钱，思想深处还是认为“不值得”。这种官员实际上也很危险，一旦他人贿赂一点“大钱他就很容易被拉下水了。事实证明，经受不住金钱诱惑的人，不可能成为利国利民的清官，反而会危害国家利益、损害政府威信、伤害百姓感情。
　　七、“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第七条是与对方商定某事，看他能否说到做到，是否讲究信用。中国人信奉一点，即“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意思就是说，一个人说话不算数，就不值得别人信赖了。这一条虽然细小，实际上举一反三，也可以这样理解：关键要看一个人言行是否一致，说的是否想的，做的是否说的。诸葛亮的七条用人之道中，第一条就考察对方的观念、志向，最后一条则考察其行为、信用，这是大有深意的。因为人完全可能说假话，许多恶人、贪官可能比谁都说得冠冕堂皇，实际上却狼心狗肺无恶不作。所以，还得考察其做得如何。听其言，观其行，这才是高明之举。
　　诸葛亮的这七条用人之道，给我们各级领导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用人策略。一个正直、善良的官员，一个不为自己牟取私利的官员，在用人时一定要多方考察、反复考察。民主选举的制度理应逐步深化，因为“依法治国”是大势所趋。但在现阶段，在“依法治国”还难以完全实现的今天，每一位有历史责任感的官员，都应本着对国家、民族尽忠尽责的态度，选好官、用好官。在这里，我们应该向诸葛亮学习
诸葛亮用人时有失误，甚至有任人唯亲之嫌

总结历代兴亡，能否任人唯贤是事业能否兴旺发达的决定性因素。诸葛亮是一国统帅，用人自然是他不能回避的问题。前人对诸葛亮用人多持肯定态度，认为他广任贤才，不讲资历、门第，提拔了一大批杰出人才，他的用人是成功的。实际上，这种看法并不全面，值得商榷。不能说诸葛亮用人一无是处，但基本的评价应该是否定的。正是因为他用人失误，甚至任人唯亲，才使蜀汉政权出现了人才严重匮乏的局面。“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反映。
著名史学家谭良啸在《卧龙辅霸》一书中曾列出过一份诸葛亮所用人物的简表，统计翔实，可资评说。此表将诸葛亮所用人才分成三类，一是荆州旧部，共28人；二是蜀地人才，共28人；三是其他人才，共10人。从组成蜀汉政权的各方面成份来看，这个比例没有问题，看不出任人唯亲的倾向。但是，从这些人受重用的程度分析，问题便凸显出来。蜀地人才虽与荆州旧部数量相等，但其中没有一位是受诸葛亮特别信重的，他们大部分从事的是事务性工作。反观荆州旧部，其中受特别重用者不下10人，而且其中还包括诸葛亮所指定的接班人蒋琬、费祎，这就很能说明问题。进一步考察这28个荆州旧部会发现，其中有7位是襄阳人，占到25%。这个比例应该是相当高的了。众所周知，诸葛亮虽不是襄阳人，但他在襄阳隐居长达十年之久，与当地上层官僚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诸葛亮早已把襄阳看作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有了这个背景，25%的比例就很令人深思了。
继续分析：襄阳7人分别是马谡、杨仪、向朗、向宠、董恢、杨颙、辅匡，这其中，诸葛亮对马谡、杨仪、向宠的任用值得特别关注。马谡与诸葛亮关系非同一般，马谡哥哥马良与诸葛亮一向称兄道弟，关系至为密切，连史学家裴松之都怀疑二人“结为兄弟，或相与有亲”（引自《三国志•马良传》注）。有了这层关系，诸葛亮对马谡处处关照。刘备似乎看出苗头不对，劝诸葛亮不要过于重用马谡，但诸葛亮置若罔闻，一如既往地抬举马谡。北伐时，诸葛亮不顾众将的坚决反对，破格使用马谡，终致街亭兵败，酿成苦酒。事后诸葛亮虽然斩了马谡，但那不能说明诸葛亮法纪严明，只能说是不得已之举。“戮谡以谢众”，可见众将愤怒之程度，也可看出诸葛亮任人唯亲之程度；杨仪本是一个德薄无才之小人，却受到诸葛亮的重用。魏延看不惯杨仪的小人伎俩，屡屡斥责杨仪，两人犹如水火，不能相见。这时候，诸葛亮不能明辨是非，反而片面袒护杨仪，还说什么“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引自《三国志•杨仪传》），来蔽人眼目。诸葛亮临终时，终于露出了他向仪背延的一贯主张，让杨仪主持军务而置魏延于安排之外，逼得魏延走投无路，而与杨仪拼命。杨魏火并是诸葛亮任人唯亲的又一铁证；向宠本是蜀汉阵营中的一员偏裨下将，刘备在世时任牙门将，才干平庸。刘备死后，诸葛亮突然对向宠予以特别关注，甚至在《出师表》中郑重地向后主推荐，将向宠的才能拔高到严重不切实际的程度。正是因为诸葛亮的特别推荐，向宠当上了中领军。事实证明，向宠的才干远没有诸葛亮所说的那样出色，诸葛亮之所以推荐他，还是因为他是襄阳人。
当然，诸葛亮用人也不见得都“唯亲”，他也有较为成功的用人，如对曹魏降将姜维的悉心培养，就充分说明他爱才的一面。但从总体上看，诸葛亮用人比之曹操、孙权要逊色很多，甚至不可同日而语。说诸葛亮善用贤才，是有水分的。
回答者：活着的三国 - 举人 四级 2-2 21:29
诸葛亮当权期间，反刘备依靠大族的政策，开始实行法治，大力打击益洲派的豪强；由于川中战乱没中原那严重，加上刘焉父子纵容大族，所以豪强势力还是十分强大，收益不错但是为后来的李严不供粮草埋下伏笔。诸葛亮很善于发现、培养、利用人才，如蒋琬、费文伟、董允等，诸葛亮的识人方面，杨洪、何诋的例子一直为后人所乐道；诸葛亮也注意提拔敌方投降过来的人才，如姜维、王平。诸葛亮大力起用荆洲派人才，在选拔人才和使用人才方面过分强调以“奉职循理”作为衡量优劣、取舍的标准，因而忽略了人才的多样性，尤其是开拓型人才的培养和造就。如街亭用的马谡、四相中的蒋琬、费文伟、董允都是荆洲派。
由于诸葛亮的人才政策局限，加上刘蜀中生代人才大部分在夷陵之战中消亡，无奈后来只好“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的悲惨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