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榜题名之后,找寻“自我”是漫长课题.pdf

20世纪9 0 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开始了前所未有的高速扩张，不少学子怀瑞着向上流动的愿景迈入了大学校门。但近些年来人们发现，大学的一纸文凭越来越难以换得一张更好生活的“入场券”。学历贬值带来的就业焦虑向下席卷至高中毕业的填报志愿阶段，同时又向上蔓延至更高的教育层次，成为考研、考博人数频繁创下新高的重要原因。另一个客观现实是，家庭背景好的学生在出路的选择中往往占得先机，即便是在同一所顶尖学府中接受高等教育，寒门学子往往也很难弥合或缩小与他们之间的原始差距。金榜题名之后，找寻“自我”是漫长课题文王梓霖在全网受到千万级别的关注，这是郑雅君从未想到的。2023年春天，香港大学博士在读生郑雅君的硕士毕业论文修订完成后，付梓出版。很快，各大网络平台上架的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全部销售一空，加印再加印，仅仅几个月就销售了近三万册。“对我来说，可以用魔幻这个词形容。”郑雅君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审视了高等教育对学生的“塑造”过程。在书中，她选择了我国南北两所顶尖学府的学生，剖析了不同的出身背景如何影响了他们在“塑造”过程中的自主选择和学习行为，以及他们在出路竞争中面临的现实情势。“卷”入顶尖学府的小镇青年郑雅君出生于甘肃省张掖市的一座小县城，小学五年级时，父亲在一次车祸中去世，此后母亲将整个生活重心放在了她的身上。进入大学前的十几年里，郑雅君生活的主旋律是学习，而学习的主要动力源自母亲。母亲动用自已所有能调动的资源和力量去支持她的学业。从县城初中毕业，为了让女儿上更好的中学，母亲想尽办法将工作调到了市区，陪她在张掖市区上高中。在高中，郑雅君将几乎所有时间都用来学习，高二分科后，更是“努力到了极限的程度”，追赶、超过、稳居年级前列她成为不少人眼中名副其实的“学霸”。但事实上，每次考试前郑雅君都会因巨大的压力而崩溃大哭，她的哭泣有时被母亲看到，母女俩就一起落泪。不能考个好大学的恐惧，让郑雅君在第一次高考中紧张到连勾股定理都想不起来，“出了数学考场，我就知道完了”。那次的结果是她能读个一本，但郑雅君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努力和母亲的付出，在填报志愿环节选择了放弃。而后是一年学习强度更高的复读，到后期，郑雅君一拿到题就知道出题意图、考点和易错点。“焦虑还在，但已经大不过我的实力了。”2 0 0 9 年，她以甘肃省第4 0 名的高考成绩进入了复旦大学社会学系。郑雅君记得入学之际在校门口送别母亲时的喊话：“妈妈，你放心吧，我会好好学的！”但她实际上并不清楚接下来要学什么、怎么学，学了有什么用。“我一度觉得自己应该回去，然后重新再考一次，考一个差一点的大学。我觉得自己可能不配来到这里。”郑雅君说。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感到自己与周遭的世界格格不入，从西北小城来到上海，她是宿舍里唯一一个来自省会以下城市的学生，常常难以融入同学们的话语体系，不了解他们谈论的文化。大一选修的“社会学导论”课上，EDUCATOR教育家321视点老师旁征博引的经典社会学著作，她甚至都没听说过。“高中时读过的课外书只有三毛的作品，还是在做题累了的时候挤时间看的。”这门好评如潮的课上，郑雅君更加确认了自己的差劲。大二时就有不少同学在为出国留学或是交换生做准备，但郑雅君觉得自己英语欠佳，没想过争取这样的机会。大四时，她被选送去香港中文大学交换，郑雅君刚开始觉得欣喜，“看起来好像和其他同学差不多了”。暮然间却发现，不少同学已经为毕业做好了准备。“而我还在香港浑浑，交换的那个学期里我反复在想我要干什么，又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准备好。”为什么自己好像做什么都慢了一拍？为什么在同一所院校，大家在大学里的表现有那么大差异？郑雅君向老师请教这个问题，老师鼓励她试着找找答案。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她逐渐意识到，自己大学期间经历的困惑并非个体感受，而是一个与家庭背景相关的结构性现象。从香港中文大学回到复旦大学时，郑雅君终于不那么焦虑。而那时，距离毕业只剩半个学期，她选择申请延毕，用多出来的这一年去研究困扰自己的问题。她以一个社会学本科生的身份研究这个话题，在2 0 1 4 年获得中国社会学会颁发的“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进入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后，郑雅君继续以社会学的视角分析高等教育中名校学子的“出路”问题。“如果能带给那些和我一样经历过文化障碍的学子些许慰籍和帮助，我就心满意足了。”有时陷入无边的痛苦，从事研究的意义感也指引她走了出来。“就好像有了一个锚点，让我能够平稳地定在那里，即便外界有诸多风浪，也不至于漂得太远。”郑雅君说道。“迷宫”前的关者郑雅君选定了国内两所顶尖学府开展研究，此类名校中的学子接受着几乎最优质的高等教育，但他们的“出路”仍有较为明显的分化现象，郑雅君认为这是值得关注的。她按照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城乡、地域和父母教育水平四个维度，把访谈对象划为社会出身优势和劣势两类，一般而言分别对应的是采取“目标掌控”和“直觉依赖”两种模式的学生。前者大致指的是在大学期间有目标导向（至少在探寻目标），后者大致指的是全凭直觉（或依赖大众所认可的标准行事），而前者往往在毕业之际收获更令自己满意的结果。“有的人想清楚了干什么，然后去努力；剩下那些人是我要努力，很少思考我想去干什么。”来自上海本地、社会出身优势的学生经纬说道。在接受郑雅君的访谈时，他频繁提到“有趣”一词，带着非常遗憾的态度说他见过很多优秀的人，但最后还是去了四大这种很普通很稳妥的地方。这对郑雅君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因为我之前也是那样一类人，一直臣服于普遍为大众所认可的标准。但在经纬看来，这种标准居然是不值一提的，或者说是可以被摒弃的。”郑雅君意识到，原来个人可以对被视作颠扑不破的外部评价标准持有批判态度，从而建立一个自己的价值主轴。是否拥有自主意识、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进而寻找自己的人生方向，这是郑雅君区分“目标掌控者”和“直觉依赖者”的依据。“目标掌控者”中的一些人如同经纬那般，因为父母的影响很早走上找寻自我志趣的道路，在审视自身的过程中，逐渐确立起自己的目标。“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每个父母都希望孩子考上一个好的学校，但不是那种特别逼迫地学，而是有兴趣地学有很大的自由度。但是该做的父母也会做，比如找老师沟通，再如选文理科，他们都会给出意见供我参考。”经纬说道。根据郑雅君的研究，这类父母既鼓励孩子发展掌控自我的能力，又有足够的实力和眼界为他们保驾护航。比如经纬的父母就曾建议，如果在本科阶段尚未明确今后发展方向，可以选择培养口径比较宽的专业类目，以便在硕士阶段进入细分方向时有更多的选择可能性。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出身背景劣势的学生（以下简称“劣势背景学生”），他们的父母或许也不参与学生的决策，但多半是因为没有能力和见识为孩子提供帮助。“文理科是我自己选的，志愿是我自己报的，因为他们也知道自已其实没办法提供（帮助），他们知道的信息比我少，还不如我自己来做决定。”郑雅君的访谈中，一个西部农村的第一代大学生这样表示。因此，即便绝大多数被访者对自己填报志愿时的专业并无深入了解，两类学生呈现出的选择逻辑也截然不同。解释原因时，优势出身背景的学生（以下简称“优势背景学生”）更多提到个人兴趣和未来发展，有学生教育家EDUCATOR视点1 3 3表示：“我高中那个化学老师挺会讲课，然后就觉得化学挺有意思，很容易学。再一个，当时选化学专业，有一大半原因是好多人说这专业特别容易出国，你愿意申Ph.D的话，出去特别容易。”而劣势背景学生往往没有较为明确的自主意愿，有学生说：“我选择经济金融（专业）就是这样，没想着选了这个以后能干啥，就是觉得要进那个最好、最难进的，给我妈争口气。”郑雅君也越发察觉到中学教育对这两类人的影响。优势背景学生所在的中学里，文化学习之外，往往有着丰富的课程可供选择，在这样的过程中，学生们已经开始基于自身情况进行对未来的思考。而对于劣势背景学生而言，学习几乎占据了他们生活的全部，用于关注自已和未来的时间很少。“考入大学就自由了。”老师们常挂在嘴边的这句话，支撑了很多人奋力学习的日日夜夜。而劣势背景学生不知道的是，自已将要踏上的是一个规则隐秘、岔路众多的“迷宫”。这里不只有一条主路或标准的走法，科研、学生会、社团等不同的“小路”各有乾坤，沿路潜藏着成绩、经历、奖励等各种用以兑换未来发展的“筹码”。确立自己的价值体系“从上海站一下来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跟我所熟悉的环境已经完全脱离，找不到方向了，我爸也是当自己真正去接触到上海这座大城市的时候，就会觉得“原来世界已经变成这样了，当时就有些恐惧。”对于受访者的言语，郑雅君感同身受。还要不要看重成绩？要不要参与各类社会活动？很多劣势背景学生进入大学后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可以轻松地看待成绩了”，直到很久后了解到保研政策时才发现，绩点已经很难支持自己走这条路。而对于社团活动这种“学习之外”的项目，他们又很难将其与生涯目标建立起联系，且作为文化局外人很难融入其中，因此在这样的组织中发展能力、寻找方向的过程又为劣势背景学生所忽略。他们往往或是就此沉沦，或是在“东张.西望”的状态下度过自己的大学时光。按照郑雅君的研究，与这类学生的茫然相比，优势背景学生仿佛带着“导览图”上路。大学里的一切与他们过往遵循的文化范式大体一致，因而能够很自然地融入这个新场域。中学阶段培养起来的自主性、自我反思和目标意识，让优势背景学生更快地适应了大学的生存之道。或是学以致“用”,重视成绩而又不盲目町着成绩，根据学业之于自身生涯目标的“用处”来通盘规划学业投入策略；或是积极参与大学里各种社团、与更多的人接触，在有意识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建立起逐渐清晰的生涯目标。他们往往清醒地朝着自己的理想生涯目标迈进，或有意识地为自已铺就一条宽广的道路。郑雅君基于社会学视角阐述了为什么有些人在大学这场“通关游戏”里看上去更成功，展现了大学这个“迷宫”中的规则究竟什么样，对“闯关者”提出了哪些隐秘的要求。但她并不希望这个结论被过度夸大或被片面理解。“我并不是告诉学生要按照游戏规则制定一个效率最高的通关策略，卷成一个最“成功的学生，所以在出版前的修订中我加上了方向这一章。”在郑雅君看来，高等教育中存在着筛选的过程，不仅生产文凭，更以促进人的改变为已任。理想的状态是在这一过程中激发学生的主体性，使其在大学里进行价值探索，尝试建立一个自洽的价值体系，成为一个头脑清明的人，“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知道为什么这么做”。她说：“大学里的出路很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目标，如果拥有自已稳定的价值主轴，在长远的人生旅途中很难说谁会过得更幸福。”她的受访者中，不乏由“直觉依赖者”转向“目标掌控者”的案例，开始审视自我，进行意义感的重组，是他们找到行动目标的重要原因。在一次次回望自己投身学术研究的动机、一次次与采访对象的对话中，郑雅君不断反思自己，在面临各种选项时不再犹疑，而是坚定了自已从事学术研究的“出路”。她期望尽可能地为同样身处困境的学生提供帮助，但最重要的是，人生是自己的，不能把自主权交给游戏规则。EDUCATOR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