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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历史的峡口》有感
阎福全
位卑未敢忘国忧，新华社记者王军通过《历史的峡口》钩沉历史，发力当下，对文化传承，城市化转型，城镇化发展及税费改革等进行现实锐利地切入与理论探索，为我国改革发展、民族复兴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让我们深刻理解中国历史和遗留下来的文明资源对于当今城市化进程的作用，充分展现其胸怀社稷心系苍生的家国情怀。
一、民族的复兴即文化的复兴
自夏商几千年以来，中国人在欧亚大陆最东端发展起一个以农业而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庞大文明。这一自足和庞大，让中国确立了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心观念。《考工记》、《营造法式》、秦直道、大运河、万里长城，见证了中华先人无与伦比的智慧与大规模生产能力。北宋经济繁荣发达，由清明上河图可见一斑，城市不动产税—城郭之赋，被纳入国家基本税制，公共服务开创新制，消防制度健全实用可操作性强，专人警戒、灭火，不劳百姓。李约瑟认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
直到1840年，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破了大清帝国的威严。之后西风东渐，国人崇洋媚外，五四运动破而未立，民国时代“去中国化”，弃用农历，禁贴春联；改革开放，人们价值取向多元化等等。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扬不够有着必然的关系。有人指出香港“占中”事件之所以发生，除了美国支持蛊惑外，香港回归后去殖民化不够是一重要原因。其实是我国文化、历史教育的缺位使然。
所谓的“西方文明”。民主与科学，民主只是少数人的民主，不过是富翁、寡头之间的金钱游戏而已。其所标榜的人权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如在种族歧视、禁穆令，接收叙利亚难民等方面，差别对待，贻笑大方。美国是靠发战争之财崛起的，战后，又充当世界警察，四处制造骚乱、发动战争或颜色革命，涂炭生灵，成千上万人流离失所。科学是把双刃剑，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在给世界带来不安与灾难。全球气候变暖，科学也是脱不了干洗的，而且垃圾的产生量也与科技的进步成正比。当然，西方文明中的法治思维、契约精神倒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赖以发展的重要源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自律和慎独，即所谓的为文所化之人，来源于文化熏陶，是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而不是法律，法律只是一种对人的行为规范，带有强制性、约束性。微信里对有文化的人是这样论述的：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懂的约束为前提的自由；时刻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具有普适性。其实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早有论述，并且有相当的高度与格局，如儒家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佛家的尽行善不杀生。道家的道法自然，为而不争，清净为天下正。还有三家皆有论述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凝练与发展。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可以从为政以德、德主刑辅的中华优秀传统治理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文化复兴，要有文化自信，要敬畏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更要做好传承发扬。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陈寅恪）。现在北京等部分省市减少了高考英语的分值，而增加了语文的分值，从一个侧面说明对文化的重视。
拥有伟大文明的中国，从来不缺乏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资源，只是需要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2017年1月25日，中办、国办联合发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正式确立为国家工程。可喜可贺。
二、城市化由有土地财政模式向不动产税模式转型
现在的城镇化建设，特别是房地产行业发展得如火如荼。市长们看重经济效益，大拆大建，面对弱势群体的拆迁用尽各种方法，更不用说对承载着历史、文化的不会说话的古建筑了。社会矛盾因此激化，市长们却“执迷不悟”。与其说他们政绩观扭曲，不如说他们对公共财政存在关切。其实这也是体制的原因，也不能全怪地方政府。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财政缺乏稳定来源，虽有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仍难保公共服务投入之需。文化遗产保护及环境改善了，不动产增值了，钱都分给了有房者，市长无法回收。既然公共服务增值了私权，就应该对后者的不劳而获开征财产税，以此作为返还公共财政的方式，实现涨价归公，彰显公平正义。
房价不断推高，民心不定，普通老百姓为了首付倾尽全部积蓄，甚至加上父母的养老钱都不够。杜甫曾大声疾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以后，许多寒门学子工作多年仍是居无定所，徒呼奈何。设立雄安XX县区的消息一出，人们马上想到的是去炒房。人心如此，谈何发展。
虽然城乡统筹发展多年，个别地方如成都发展得还不错，但大部分地区发展得远远不够，基本公共服务配套不到位。现在农村空心化厉害，村里大部分为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年轻人不愿呆在家里，纷纷奔向城市，大量土地撂荒。而城乡二元化又使得许多农民面处于“回不去的乡村，待不下的城市”的窘境。即使待在城市，许多公共资源还是无法享用，房子更是买不起。
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税费体系，重新开征废弃多年的不动产税成为必然选择。它能够为地方政府建立公正而稳定的收入渠道，使其专注于公共服务的供应，不再视之为负担。更重要的是抑制房价，引导其进入正常轨道，当然，配套政策要跟上，公租房和廉租房要保障到位，让真正需要的人住进去。要想让人民安居乐业，发展实体经济，舍此，别无他途。
改革是发展必由之路。文化复兴、城市化正常转型有赖于改革。割谁的肉谁肉疼，改革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刮骨疗毒，壮士断腕，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保障中华民族这艘巨轮冲出峡口，驶向理想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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