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农民阶层分化的动力构成.pdf

第 40 卷 第 2 期河 北 工 程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Vol.40 No.22023 年 6 月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ocial Science Edition)Jun.2023投稿日期2023-03-2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编号:17BKS061)作者简介薛晴(1972-),女,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论论全全面面深深化化改改革革进进程程中中农农民民阶阶层层分分化化的的动动力力构构成成薛晴1,2,韩玉羚1(1.天津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84;2.河北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邯郸 056038)摘 要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不仅意味着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启航,而且还意味着农民阶层分化的动力结构也会发生较为明显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以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向纵深推进为直接动因,利益驱动下农民主动追求共同富裕为内在动因。动力结构的新变化,必然要求动力指向、路径和目标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变化,具体可表现为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现实路径,有效应对乡村社会阶层结构深度调整期的挑战,进而促使农民阶层分化迈上合理有序的良性轨道。关键词农民阶层分化;动力转换;路径选择;共同富裕doi:10.3969/j.issn.1673-9477.2023.02.006中图分类号D422;D6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23)02-0039-08 农民阶层分化作为当代社会现象之一,其本身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必然离不开强健动力的推进。“但社会进步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进程,其演进过程从根本上是在人的劳动实践活动、社会交往活动和精神文化活动的推动下生成的,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每一领域的社会进步都充满了辩证矛盾性。”1也正是这种辩证矛盾性才使得处于转型期的乡村社会,在现代先进性与传统滞后性交错作用下,其内在动力和外在推力之间经常不是完全同步的,有时甚至是此消彼长的,农民阶层分化的状态及未来走向才会多层面多角度地呈现出来。为此,须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为指导,深刻分析新时代农民阶层分化的动力构成及其转换特征,是引导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农民阶层合理有序分化的必要前提。一、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农民阶层分化的动力结构 “社会阶层分化是当代中国又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2作为推动我国居住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乡村社会变革的动力结构,必然是一个内在因素关联互动的体系。而对这一结构体系的认识又可以从不同角度展开。我国农民阶层分化的动力结构,如果以层次或功能为视角来认识,可以分为基础动力、主导动力和直接推力。我国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日益深化是基础动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是主导动力,政治力量是直接推力;如果以内部和外部为视角来认识,可以分为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利益驱动下农民行为动机的转换以及由此而来的乡土文化变迁是内在动力,深化农村改革、市场经济发展、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等是外在动力;如果以源和流为视角来认识,可以分为源动力和流动力。国家、集体和农民的利益诉求是源动力,乡村社会变革主体的实践互动是流动力。纵观我国农民阶层分化的动力结构,可从中观察到其构成因素。深化农村改革是基础因素,利益驱动下主体选择与社会规律互动影响是实践因素,政治整合是助推因素。深化农村改革的利益触动,构成农民阶层分化的启动机制,并以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为主题牵引着农村社会阶层关系发展,贯穿于整个中国社会结构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之中。乡村社会变革主体的动能扩张及其联动效应,推动着“阶层关系逐渐成为农村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之外的重要关系维度”3。有效的政治整合从根本上压缩了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可能产生的社会矛盾甚至社会冲突等障碍性因素的生存空间,并日益形成促进农村社会阶层良性、有序分化的长效机制。(一)深化农村改革是直接动因 关于社会变革的动力,恩格斯曾深刻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40 河 北 工 程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第 2 期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4。在恩格斯看来,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决定力量,生产方式的变革必然决定和影响着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与发展。不同于国际上基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驱动而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一元化为产业工人,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最初驱动力来自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农村生产方式变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切合了中国农业生产的实际需求,使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获得生产和分配自主权的农民,随着国家放宽人口流动的控制和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日渐由农业向非农业转移,原来同质化的农民阶层逐渐流动起来,并日益形成异质性、多元化的阶层结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深化农村改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实现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旨在通过深化农村改革的方式进一步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以优化农业生产方式,根本解决我国现阶段农业生产方式存在的两大矛盾,即小农户家庭生产与农业现代化要求的市场化、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以及土地的碎片化、分散化与实现集中连片高标准农田要求的矛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尤其是不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明确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同时也释放了巨大的政策红利,强化了各方对农村土地权益的预期收益,将影响相关利益群体的行为(迁移流动)选择,从而推进农村社会结构的重塑”5。如果说以土地制度改革为牵引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通过变革农业生产方式为农民阶层分化创造了可能性前提条件,那么稳步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则不断使之变成现实。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展变迁过程中,政治力量的决定性作用始终不容忽视。这既是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所在,也是深化农村改革的特殊性所在。改革开放 44 年至今,稳步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使我国农村治理民主化、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不仅确保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化,而且促使农民阶层分化得以健康有序发展。市场化是农民阶层分化的加速器,坚持以市场为取向的农村改革,将资源配置的主导权逐步让渡给市场,削弱了传统高度集权分配模式对农民的控制力,不断扩大的社会就业空间和日益丰富的职业类型,为农民提供了较多向上流动和自由选择的可能,农民这一母体阶层的分化也就不可逆转。然而,“社会阶层分化并不是单向度的由一到多的简单分化过程,分化之中也蕴含着社会重新整合”6。因此,我国农民阶层分化的动力构成,不仅包含着改革的启动力量和市场的加速力量,而且还包含着政治的整合力量。因为由农民阶层持续分化所带来的“复杂利益格局甚至利益冲突,需要一套有效的整合机制来应对问题,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7。研究农民阶层分化的动力时,不能忽视政治整合与阶层结构的互动关系,尤其不能忽视政治整合对处于动态分化进程中的农村各阶层的资源和社会地位以及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结果的影响与作用。“社会结构的分化与社会整合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只有分化,没有整合,社会结构终将四分五裂,陷于混乱;只有整合,没有分化,社会就会凝固,缺乏前进的动力。”8从整体层面来说,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由传统向现代平稳过渡是深化农村改革的目的。从具体的改革推进项目来说,重点解决的是市场经济对农村社会资源流动与重组提出的新要求与利益协调机制特别是城乡利益协调机制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利益因素既是政治整合的影响因素,也是政治整合的基本内容,同时又规定着政治整合的途径和方式。9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核心目标,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也是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过程,二者方向一致,内涵相同。农民阶层分化说到底是一种利益分化,当前农民阶层分化遇到的矛盾问题,集中表现为利益关系。可以说,处理好利益关系就抓住了优化农村社会阶层结构、促进农村社会结构现代化转型的关键。(二)利益驱动下农民主动追求共同富裕是内在动因 “改革开放的过程从实质上说是一个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过程。”10深化农村改革之所以是农民阶层分化的直接动因,其深刻性还在于利益关系的调整。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1。霍尔巴赫也曾说过:“利益是人类行动的一切动力”12。利益是唯物史观的重要范畴,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农民在利益驱动下所作出的主动选择是农民阶层分化的内在动因。中国改革“从某种角度上讲是从自发到自觉,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运用规律高瞻远瞩,高屋建瓴。”13中国改革的规律性为农民阶层分化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农民在利益这只隐藏于人类活动中的“无形的手”的引导下,通过参与改革主动选择符合自己意愿的劳动,使职业分化成为可能。“职业结构的变迁是农民阶层分化的启动器,农民阶层由此第 2 期薛晴等:论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农民阶层分化的动力构成41 打破了原有单一、固定的传统身份,并向着多元、流动的方向发展。”14农民在经济生活中创造财富的自由以及不断扩大的自由流动,使其越来越认识到自身价值的重要性,基于自身利益和家庭利益而形成的新的利益价值观成为农民思想的最大变革。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价值观对人的行为起着规范和导向作用。物质利益是人类利益体系中最基本的、首要的利益,追求物质利益是推动人们社会历史活动的原始动力。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农民为了获得更多和更好的物质利益,一方面在政府引导带领下进入市场,根据市场需要组织发展农业生产,使农业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在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中稳步增收;另一方面在国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放开放宽城镇落户政策支持下,农民有序向城镇转移并参与社会分工,实现了人口非农化和产业非农化双重转型,而这是影响农民家庭经营收入至关重要的因素。有关研究表明,“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对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影响最突出,对财产性收入影响位于其次,非农化转型发展水平越高,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长就越快15。可以说,追求物质利益是农民阶层分化的现实逻辑,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为了追求物质利益可以不择手段,也不意味着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而是鼓励勤劳致富守法致富,扎实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鼓励勤劳守法致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16从古至今,“勤劳守法致富”都是人类文明的时代精华和价值标向,也是农民心中强大的精神支柱。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民作为有理性的经济人,以追求物质利益为目的自主参与经济活动,在市场经济中努力提高生产效率、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同时还通过构建利益共同体的方式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激发乡村振兴生机活力,在增加自身利益和家庭利益的基础上,培育并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社会阶层结构。诚然,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分化是大势所趋,但利益分化并非只有消极效应,其良性效应正在随着先富帮后富、先富带后富体制机制的运行而日渐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性经济人进行经济活动的价值引领,始终立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有力推动了社会物质利益问题的解决。推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统筹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等普惠性与公平性举措的纷纷出台,有效地抑制了利益分化的消极效应,充分发挥出利益分化的良性效应,促使农民在利益驱动作用下主动追求共同富裕,并进而促使农民阶层分化合理、有序展开。(三)熟人社会的“施报平衡”机制是深层动因 不同于由陌生人所构成的城市社会,乡村社会的本色特征是一个以礼俗为主导的熟人社会。可以说,熟人社会是认识和理解农民阶层分化的基本场域。在这一基本场域中,农民在市场条件下的经济分化和在乡村日常生活中的社会确认,实际上是乡村社会阶层结构现代化变迁过程中两个先后相继的重要环节,“熟人社会中的阶层生产是经济分化的社会确认过程”。3农民阶层的经济分化在日常生活中会进一步以社会学效应呈现出来,表现为消费、休闲、娱乐、空间乃至婚姻等不同维度的社会分化。所以,基于市场能力差异而产生的经济分化,只是我们认识和理解农民阶层分化的基础。熟人社会中的阶层分化不仅强调阶层的经济学意义,更加注重阶层的社会学意义,即不仅要基于市场能力差异给予农民阶层分化以经济意义,还要从关系分化层面展开农民阶层的结构化过程,这样才能赋予农民阶层分化以完整性内涵。人情往来是熟人社会不可缺少的内容,是农民社会关系的重要表征,在由血缘和地缘关系建构起来的乡村社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费孝通先生以“差序格局”定义中国社会关系结构,认为社会关系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17对于处于传统乡土社会里的农民来说,通过人情往来增加私人联系,是其获得他人发自内心认同并达到自我实现的主要路径。在熟人社会里,自我实现的路径主要通过社会性和公共化方式表现出来,而人情往来的内容与形式则蕴含着实现这种社会性和公共化方式的内在机制,即“施报平衡”机制。这一机制“是实现经济资本向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转化的核心机制,以实现阶层身份确认、阶层意识激活和阶层地位的再生产。”3中国农村是一个典型的人情社会,对于农民而言,虽然获得经济收入的渠道不再仅局限于农村,但是其社会关系依然以农村为主,人情往来是其建构和维系社会关系的基本机制,农民基于市场能力差异而产生的经济分化的路径和流向,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这一基本机制。“礼尚往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其所蕴含的“施报平衡”机制,是人情往来的基本规则,构成了42 河 北 工 程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第 2 期农民阶层分化的深层社会动力。农民基于市场能力差异而产生的经济分化,在人情交往互动过程中展现出来,并进而产生社会效果,使人们在“施报平衡”运行逻辑中逐渐形成社会排斥和权力垄断,从而实现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化。经济收入较好的农民,在村庄公共社会活动和人情交往互动过程中,通过“吃亏”“吃得起亏”的行为将经济资源优势让渡给村庄公共事业、公益事业和亲属邻里的同时,也带来“回报”压力,“吃不起亏”或“回报不起”都会是形成社会性权威差异。“吃亏”“吃得起亏”的人往往会获得回报和交往预期及良好的社会评价,并因之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相反,“吃不起亏”或“回报不起”的人往往因经济窘迫或人情交往被动而造成关系网络收缩甚至关系链条断裂,从而导致社会地位下滑。故而,熟人社会场域中的农民阶层分化,虽然并非完全和谐共存的状态,但也不是纯粹的冲突或者剥削,而是通过“施报平衡”的人情互动机制,将经济分化效应孕育为乡村内生性社会排斥,从而促发了农民阶层分化的社会性生成,且重构了熟人社会的阶层结构与秩序。那么,“限制经济分化对于当地乡村社会的切割效应,扭转阶层互动的排斥效应,进而维系乡村社会转型的稳定,便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3。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迁下农民阶层分化的动力转向 随着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阶层分化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动力价值、路径和目标指向必然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变化。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指出:“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18这一重大判断既是新时代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遵循,又是促进农民阶层良性分化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更是正确激发动力以构建有序、协调、充满活力的社会阶层结构的科学方法。(一)动力指向: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且主要表现为结构性问题。19社会阶层结构虽然不属于社会结构的主要框架,但也是社会有机体不可缺少的结构。目前,这种结构的非均衡性不再主要是先赋性因素主导,而是自致性因素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并随着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这种不平衡性更多地表现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方面的差距。以阶层分化为特征的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现代化转型,在已经逐渐成为客观事实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其社会分层合理性的进一步思考,而这取决于正确的价值指向。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对农民阶层分化的动力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建立新的有效的动力机制,使其满足于农村经济社会稳定发展需要,必须重新审视蕴含于阶层分化动力机制中的价值观,以便确立起符合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要求的价值导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立场,更是构建合理社会阶层结构的价值原点和力量源泉。社会阶层分化是一种社会进步,是科技创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结果,20并通过多元化利益主体在需要满足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分配关系的矛盾引发出来,进而表现为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推动社会阶层结构现代化转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21当下,我国社会阶层结构仍处于动态发展变化中,妥善处理由阶层分化导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是促进社会阶层合理分化的关键所在,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的内在要求,更是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准确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具体体现。马克思认为:“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22。利益协调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价值追求。“复杂的阶级阶层分化是基于社会成员在社会关系上的利益矛盾与冲突而形成的,因此是更深刻、更稳定、更具矛盾与冲突性的利益矛盾与冲突。”23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由于农村利益存量的有限性和农民获取利益能力的差异性,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更侧重于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博弈而成。因此,促进农民阶层合理分化的核心在于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和农民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目前,农民与集体在利益上的矛盾与冲突,主要反映在土地流转、集体资产收益分配、社会保障、社会化服务、教育收费等方面,化解这一利益冲突的有效方法,唯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农民个人利益与农村集体利益有机统一起来,完善农民共享发展成果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第 2 期薛晴等:论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农民阶层分化的动力构成43 理、更有序。需要强调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立足中国传统家国关系和家国理念,实现对西方“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扬弃,构筑起基于内外表里关系而不是利益主体博弈关系的中国特色社会学分析框架,是处理好国家、集体和农民三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基础,更是农民阶层合理分化的价值指向。(二)动力路径: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民主作为一种基本的国家治理手段,是现代社会统筹协调利益关系、妥善处理利益矛盾的重要方式。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民主的伟大创造,是助推“中国之治”得以成功的“密码”,是夯实乡村振兴基层基础、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从实质上讲,社会阶层分化是基于社会利益关系改变而形成的,农民阶层分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益需要在农村社会成员构成上的反映形式。而“利益问题是社会结构与民主政治的联结点”,24“利益结构是社会系统和政治系统的深层结构,它构成社会和政治运行的内在动力”。25习近平早在浙江工作时就强调指出:“基层既是产生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源头,也是协调利益关系和疏导社会矛盾的茬口”,“夯实基层基础,有利于形成强大的社会凝聚力,逐步筑牢稳定合理的社会结构。”26农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据地和最基层,历来也是民主政治的发源地和实验田,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乡村振兴中的生动展开是促进农民阶层合理分化、推进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重要通道。习近平指出:“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27如何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落实到农村,将“中国之制”优势转化为乡村基层治理效能,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农村落地生根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重点从三个方面明确发力路径:一是基于村民自治实践,加快制定完善“四个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一系列的配套制度和程序,贯通“四个民主”相衔接机制,推进“四个民主”协调均衡发展。同时,还要以强化优化党的领导为核心创新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治理模式,打造多方协调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拓宽和完善制度化利益表达结构,使农民利益表达成为推动政府和农民有效衔接的重要动力。二是准确把握民主与民生的辩证统一关系,立足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民全面发展,在确保农民财产权、自治权、居住与自由迁徙权等方面不断推进制度创新,让农民在事关切实利益的民生工程上拥有更多话语权,通过深化村民自治,有效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推动民主与民生有效结合、一体化发展。三是基于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探索,以构建多元协商共治模式为抓手,建立共有共建共治共享机制,将基层协商民主引入乡村治理实践,推动民主与治理有机结合,激发农民参与乡村建设和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内生动力。(三)动力目标: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习近平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28。与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西方现代化模式根本不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以“人的现代化”为根本出发点的,其重要旨归是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一切社会性条件。社会结构转型之于现代化发展具有“逻辑先在性”意义29,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结构的核心,社会阶层分化是社会阶层结构动态变迁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那么,社会阶层分化就是现代化建设中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要求。社会阶层分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必然体现为人根据客观规律改造物质世界以取得生存发展资源的能力差异,而这种差异又意味着由物质运动规律支配的物质运动发展的客观要求,必然最终体现为对掌握物质运动规律的人的发展要求,即劳动者“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故而,在促进社会阶层合理分化、良性分化的进程中,必须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引领,以此凸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社会主义取向,彰显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展变迁的社会主义本色。农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根本问题,农民的全面发展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和重要基础,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既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设的主体动力,更是农民阶层合理分化、良性分化的价值旨趣。“现代化背景下,农民实现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志是融入社会化大生产的专业分工中,实现向职业者的转型。”30 习近平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31以社会中间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生动表达,同时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标志。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与共同富裕之间并不矛盾,阶层分化可上可下,并不必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就目标和趋势而言,向中间聚拢的阶层分化结果应该44 河 北 工 程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第 2 期是理想的、必然的。”32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否认社会阶层分化中出现的贫富差别现象,关键在于怎么看待社会阶层分化中出现的贫富差距问题。改革开放前,人们贫富无差甚至共同贫困的状况,既与计划经济时期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密切相关,也与社会资源配置的行政化取向不无干系。改革开放后,人们的贫富状况主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元化的分配方式以及社会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取向相联系。“社会资源配置的多元化必然导致利益群体的多元化,利益群体的多元化意味着社会阶层之间的间距明朗化,出现贫富差别不仅不可避免,而且也是社会发展所必需。”32当前,中国农村社会阶层结构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农民阶层分化的趋势还将继续发展下去。核心的问题是摆脱绝对贫困后的农民农村,如何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动力,理清并抓住社会阶层结构内部的关键变量,准确把握农村阶层关系,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和转移,且与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相协调。习近平强调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31而“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是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底线要求,促进低收入农户收入更快增长是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核心任务。”33三、我国农民阶层分化动力因素的突出特点 我国农民阶层分化之所以能够持续稳定向好,其中关键的一点就在于我国农民阶层分化的最初驱动力并非来自城镇化和工业化,而是源自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政策的变化和调整,特别是基于中国国情的阶级阶层政策和分配政策的变化和调整,不断释放出促进农民阶层合理分化的动力。分析和研究我国农民阶层分化的现状表现,可以发现我国农民阶层分化的动力是具有个性的。(一)生产力的基础作用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告诉我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这一矛盾统一体中的对立双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所具有的反作用是派生的,不是第一位的,而是第二位的。社会阶层结构本质上是生产关系的一种必然反映,其发展变化必然由生产力的决定性所引起。改革开放以来,在生产力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农民占有社会资源的能力和机会不断被提高和开拓,并通过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开启了阶层分化的闸门。亦即,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及其要求决定了作为体现生产关系的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发展变化,只有当农村社会阶层结构适应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要求时,才能有效推动乡村生产力发展,从而实现乡村全面进步。农民阶层分化是乡村生产关系现代性发展的一种体现,虽然社会政策的变化和调整在一定时期内直接推动了农民阶层分化,但从长期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变化,必然要求具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并为满足这一必然要求不断开辟发展道路。“橄榄”型的社会阶层结构和合理的农民阶层分化,内含着公平的社会资源配置机制和勤劳创新致富的激励机制,因而会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只有遵照实践逻辑变革农村生产关系,即尊重社会生产力、尊重农民主体地位,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才能“促进农 业 全 面 升 级、农 村 全 面 进 步、农 民 全 面 发展”,34谱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二)农民的主体作用 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全局性的、深层次的改革必然是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深层触动和调整,并因之对社会生活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亦即,生产力发展并不是改革的全部内容,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也是改革的题中之义,这是改革最根本的哲学逻辑。35人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生产关系的主体,利益欲望是人在生产关系中作为主体所具有的意志表现。“只有当人们争取利益的主体目的和意志渗透到生产力中,争夺与分配生产要素及其产品,才可能形成生产关系”,“同一生产力在不同的社会主体力量格局中会形成不同的社会关系”。36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农民,将其增加收入的意志和决心渗透到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活动中,在利益分配、就业创业、子女公平教育、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自主地、能动地迸发出变革现实的本质力量,与生产力一起共同塑造着乡村社会关系。乡村社会要摆脱两极分化、阶层固化等发展困境,必须有效激发农民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以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但目前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现代化过程中,尚存在农民主观能动性不强、主体作用发挥不充分问题。破解之道大致可从三个方面入手,即建立城乡融合长效发展机制、了解农民的核心需求和培养高素质的农民37。城乡融合是农民阶层分化突破不彻底性、不完全性的根本性出路,满足农民的核心需求是消第 2 期薛晴等:论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农民阶层分化的动力构成45 除农村贫弱阶层、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大力培养高素质农民是增强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现代化的恒久动力。唯有如此,才能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有效激发农民勇担开创乡村共同富裕新格局的时代重任,加快构建农民阶层合理分化的内生动力机制,助力形成中国特色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三)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 生产力通常作为一种客观的物质力量,在社会发展中始终起着最终决定性作用。然而,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既有物质动力,也有精神动力,而先进文化就是这种精神动力,原因在于其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对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乡村文化是农民的精神家园,是乡村振兴的恒久动力,合理建构乡村社会阶层结构离不开先进文化的引领。因为没有文化的乡村将无根无魂,没有根基的社会发展只不过是空中楼阁,没有灵魂的社会发展更不会深远,最终必然被历史前进的车轮碾压和抛弃。农民是乡村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乡村社会阶层结构的实际建构者,要持续扩大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加快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导向作用,解决好农民的思想认识问题,也就是解决好农村社会结构转型的方向和动力问题,这也是促进中国农村社会由传统社区向现代社区转型的根本性问题。文化在本质上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在受生产力决定的同时,也能动反作用于生产力。先进文化是以先进生产力为基础的,代表着社会发展方向,体现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既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又是促进农民阶层合理分化的催化剂。乡村社会阶层结构的发展变迁,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建构和谐合理的乡村社会阶层结构,必须积极发挥先进文化的引领推动作用,紧抓农民 乡村社会生产力的第一要素,用先进文化武装农民头脑,以“增志”与“兴智”为核心要义引领乡村文化振兴,教育引导农民“富口袋”与“富脑袋”同步前行,不断提高其文化素质和科学技能,进而剔除其因循守旧、小富即安等传统落后观念,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开启促进农民阶层合理分化的动力引擎。(四)组织振兴的保障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组织振兴”重大命题,为充分发挥基层党建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引领整合作用提供了新方向、新遵循。“阶层分化与政治整合是现代化建设的一体两面,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发展的拱门,任何一方面的力量过强或过弱都会危及社会发展。”38新时代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振兴在于有效衔接共同富裕目标与乡村社会内生性演变逻辑,调整农民阶层分化与政治整合的失衡关系,以组织振兴为统领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依靠组织力量和组织信念,引导乡村社会明晰农民阶层分化的秩序与方向,防止农民“原子化”“去组织化”、乡村“碎片化”“无序化”等不良趋向。党的十八大以来,组织化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举措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也是促进乡村社会治理创新的有力保障。无论是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强化农村、城市社区党组织建设”,39还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提升组织力、突出政治功能”,40亦或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41新时代十年来,这些基层党建思想及其实践,对于推进乡村组织振兴进而激发乡村社会发展内生动力,都发挥了并且仍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应当说,正是通过农村基层党组织振兴,已经实现了和正在实现着乡村社会整合,纠正、纠偏了那种不良的农民阶层分化,使乡村社会分化走向公正、公平的发展道路,保证了乡村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正确方向,为加快形成“橄榄型”农村社会结构提供了持续性动力。参考文献1薛勇民.再论社会进步的动力系统J.系统辩证学学报,2002(2):13-17.2齐卫平.社会阶层分化是当代中国又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J.探索与争鸣,2002(3):11-15.3杜鹏.熟人社会的阶层分化:动力机制和阶层秩序J.社会学评论,2019,7(1):65-7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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