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情文理论在晚清湖湘文论中的发展及其影响.pdf

骈文研究第六辑 论情文理论在晚清湖湘文论中的发展及其影响刘振乾内容摘要：孙梅四六丛话对情文关系的定位，拉近了屈原之词与晚清湖湘骈文的距离，促进了情文理论在晚清湖湘文论中的发展，对晚清湖湘骈文的崛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国藩“情文相生、声文互引”理论促进了骈文与古文的融合，回应了“屈原之词为古文之极致”的推论；王闿运“情不可放，寓情于文”理论推动其骈文创作以骚为赋，在实践中择屈原之词以仿六朝之赋；王先谦“情韵抑扬，情文互本”理论基于骈文类纂对辞赋的认可，从源头上坐实“屈原之词为俪体之先声”的论断。关键词：四六丛话；情文兼胜；情文相生；湖湘文论学术界对情文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情文相生”“情文并举”两方面。樊宝英先生以金圣叹的文学评点为着眼点，指出金圣叹综合前人“文”“情”论述基础，提出“文情相生”理论。一方面主张“文生于情”，强调情既是人的心灵本体，又是文学的生命本源；另一方面主张“情生于文”，强调“文”对“情”的形构功能。莫道才教授以四六丛话的学术价值为依据，认为孙梅注重骈文与文选楚辞的关系，对骈文的起源、形成及发展有独特而深刻的见解；孙梅提出“情文并举”的观点，主张“情文并重”，对重情之文大加赞赏，反对过于重文之气以及因文而失实的过饰之风。本文认为，情文关系是中国古代文论当中的一对重要理论范畴，学术界研究梳理的程度不够。孙梅四六丛话对“诗人之作”“赋家之心”情文关系的定位，直接或间接推动了情文理论在晚清湖湘文论中的发展，对晚清湖湘骈文的崛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情文关系从礼乐走向诗文关于情文关系的理论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荀子礼论。荀子曰：“凡礼，始乎樊宝英论金圣叹文学评点中的文情相生观，齐鲁学刊 年第 期。莫道才骈文学探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论情文理论在晚清湖湘文论中的发展及其影响棁，成乎文，终乎悦校。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代胜；其下，复情以归大一也。”王先谦在荀子集解中注解曰：“情文俱尽，乃为礼之至备也。情，谓礼意，丧主哀，祭主敬之类；文，谓礼物，威仪也。不能至备，或文胜于情，情胜于文，是亦礼之次也。虽无文饰，但复情以归质素，是亦礼也。”荀子的情文关系论属于礼学范畴的礼意与礼物对立统一，其内涵自然与文学有相通之处。此外，淮南鸿烈从声与情的真实性来论述情与文的关系：“同是声，而取信焉异？有诸情也。故心哀而歌不乐，心乐而哭不哀。夫子曰：弦则是也，其声非也。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系于中而欲发外者也。以文灭情则失情，以情灭文则失文。文情理通，则凤麟极矣，言至德之怀远也。”这里的文是指外在表达的声乐，情是指发自内心的情感，两者之间无法相互掩饰，只有文情相通才能产生引人入胜的音乐。以上主要是从礼、乐范畴辨析情文之间的关系，虽然涉及内在的情感和外在的表达之间的辩证统一，但尚未触及文学本体论。首先将文情关系论引向文学的是陆机。文赋序云：“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序中的文是指“才士之所作”，情是指“得其用心”；而其自己的创作则是以文、意来对应文、情。此后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提出“文情难鉴”。刘勰云：“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这里的“文情”主要是指作品的思想感情，“情动而辞发”“披文以入情”分别从创作论和鉴赏论来论证文情之间的一致性，从而引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共鸣。世说新语记载王济点评孙楚的“除妇服”诗就是得知音鉴赏的典范。世说新语文学载：“孙子荆除妇服，作诗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览之凄然，增伉俪之重。”王济的评点将情文关系从“情文代胜”“情文相灭”引向“情文相生”理论，这实际上是承认文学作品的主体地位。故北宋陈师道有和魏衍元夜同登黄楼诗云：“情生文自哀，意动足复伫。”显然，后山诗在这里是化用世说新语之意，言情之所生则文意自哀。明代魏学洢将“情文相生”理论从论诗扩展到论文。茅檐集“春夜与仲弟论文数条”云：“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盖才情之杰出也。才与情一乎？曰：是不同。能抚弄柔翰者，尽才也妙，极哀乐之致者几人哉？古人中唯三闾大夫与司马子长情最深，读其文如刺船蓬莱，海水洞涌，山林杳冥，悄然将移我情。盖皆得情之哀者也。诗三百篇，其可歌可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 页。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南朝宋刘义庆撰，徐震堮著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宋陈师道撰，任渊注，冒广生补笺，冒怀辛整理后山诗注补笺，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骈文研究第六辑 舞、可悲可涕者，情不啻千变，而苟非有慧心，焉曲尽之？安用不情之藻绘乎？故曰：情生文，文生情，才与情合，斯之谓文人。”魏学洢论文认为，才情不能等同为一，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古人能够做到尽才尽情者不多，唯屈原、司马迁堪称才与情合的典范。因此，楚辞史记自然也属于情文相生的典范之作。故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云：“原赋二十五篇，情文相生，古今无偶。九辨以下，徒成效颦。晁录所载，弥为添足，今例不敢以唐突也。”蒋骥将屈原的赋作为情文相生之作，屈原之后、九辨以下则是东施效颦、画蛇添足之作，从而将情文关系理论引入屈原的辞赋研究。二、四六丛话对情文关系的定位孙梅四六丛话是一部系统完整的骈文批评理论著作，书中不仅汇集了明代以前的骈文批评论述，也表达了作者的骈文理论见解，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四六丛话（卷三）列“骚”为第二，将情文关系研究由骚而进入骈文：丛话曷为而次骚也？曰：观乎人文，稽于义类。古文、四六有二，源乎大要，立言之旨，不越情与文而已。夫其矢耿介，慕灵修，眷重华，追三后，占琼茅，媒鸩鸟，抱忠謇，怨迟暮，以至然疑恍忽，中路夷犹，窈窕宜笑，婵媛太息，何其情之贞而挚也。又若雷雨窈冥，风云舒卷，冠剑陆离，舆卫纷溶，靃靡千名，镂错万状，更有云旗星盖，鳞屋龙堂，土伯神君，壶峰雄虺，何其文之侈而博也。诗人之作，情胜于文；赋家之心，文胜于情。有文无情，则土木形骸，徒惊纡紫；有情无文，则重台体态，终恧鸣环。屈子之词，其殆诗之流，赋之祖，古文之极致，俪体之先声乎！孙梅提出“诗人之作，情胜于文；赋家之心，文胜于情”，其目的是引出“屈原之词”既是“诗之流”，亦是“赋之祖”，从而得出屈原之词属于“情文兼胜”之作。那么“情”与“文”之间究竟谁更胜一筹呢？这就要从“诗”与“赋”的定义上寻找标准了。毛诗序曰：“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班固两都赋序曰：“赋者，古诗之流也。”也就是说，赋乃诗之一义，诗之流变。如果要在“情”与“文”之间衡量出轻重的话，那么自然是“情”要略胜“文”一筹。这里所指的兼胜只是相对而言，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均衡。那么是否可以做到如淮南鸿烈所说的“以情灭文”或者“以文灭情”呢？孙梅又提出“有文无情，则土木形骸，徒惊纡紫；有情无文，则重台体态，终恧明魏学洢茅檐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第 页。清孙梅著，李金松校点四六丛话，人民文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论情文理论在晚清湖湘文论中的发展及其影响鸣环”。以“土木形骸”来比喻“有文无情”，说明这类文缺乏灵动之气；以“重台体态”来形容“有情无文”，说明这种情属于猥琐之情。孙梅四六丛话为何要列骚其次？笔者认为有两方面原因。其一，离骚合乎立言之旨。孙梅在开篇就指出：“古文、四六有二，源乎大要，立言之旨，不越情与文而已。”历代文人士大夫都追求“三立”以求达到“不朽”，其中“立言”是最容易实现的目标。离骚“情文兼胜”，是否符合“立言”的标准？这个问题在刘勰之前就有争论。如班固认为：“露才扬己，忿怼沉江。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昆仑悬圃，非经义所载。”刘勰在文心雕龙辩骚篇中对包括离骚在内的楚辞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固知楚辞者，体慢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以此而论，离骚自然是符合立言标准的。但孙梅还是要强调：“若夫幽通思玄，宗经述圣：离骚之本义也。”也就是说，离骚不仅情文兼胜，更重要的是符合宗经述圣的本义，因此是可以作为立言依据的。其二，离骚乃古文之极致。一方面，孙梅感叹屈原的离骚“何其文之侈而博也”“屈子之词，其殆诗之流，赋之祖”，说明离骚具备赋的基本特征。文章流别论曰：“楚辞之赋，赋之善者也，故扬子称赋莫深于离骚，贾谊之作，则屈原俦也。”文赋曰：“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所列的“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八大文体亦未单列骚体，这表明骚赋原是一体。另一方面，孙梅区分赋为骚赋、文赋：“又有骚赋，源出灵均，幽情藻思，一往而深，则骚之真也，班、张优为之。又有文赋，出荀子礼智二篇，古文之有韵者是已，欧、苏多有之，皆非浅学所能学步也。”后世古文大家及其师法对象都源出于文赋、骚赋，因此离骚是古文之极致。孙梅四六丛话“列骚其次”实际上是为推尊四六骈体。离骚合立言之旨，为古文之极致，其终极目的是为“俪体之先声”服务。孙梅以“情文兼胜”来巩固离骚的地位，将屈原之词定位为“诗之流，赋之祖，古文之极致”，其落脚点也是为了提出“屈原之词为俪体之先声”。离骚为俪体之先声，则四六亦可立言；离骚为古文之极致，则四六与古文亦属同源。孙梅以“屈原之词为俪体之先声”的观点深刻影响了阮元，只不过日后阮元将骈文的源头推得更远。文言说中云：孔子于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词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而惟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知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 页。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 页。清孙梅著，李金松校点四六丛话，第 页。骈文研究第六辑 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谓文也，文言数百字，几于句句用韵。孔子于此发明乾坤之蕴，诠释四德之名。几费修词之意，冀达意外之言。要使远近易诵，古今易传。公卿学士皆能记诵。以通天地万物，以警国家身心。不但多用韵，抑且多用偶，凡偶皆文也。于物两色相偶而交错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然则千古之文，莫大于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韵、比偶之法，错综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后人之必欲返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文言为易经十翼之一，相传为孔子所作。阮元把“文”作为用韵对偶之文的专称，且以孔子乾坤之言为千古文章之祖，将骈文的命名和源头上移到孔子时代，不仅占据了宗经征圣的道德制高点，而且把中唐时期古文运动确立的古文赶下明道、载道的神坛，使骈文成为文之独尊。这与其师孙梅的手法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三、情文理论在晚清湖湘文论中的发展孙梅四六丛话问世之后，晚清湖湘文坛有两个现象是值得关注的：一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乡派古文继桐城派之后称盛于一时。二是晚清湖湘骈文的崛起，其中代表性作家就是王闿运，代表性选本则是王先谦的骈文类纂。无独有偶，情文关系理论也在三人文论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一）曾国藩：情文相生，声文互引曾国藩是晚清湖湘骈文崛起的旗手，他同时也是桐城派古文的后劲。吕双伟在清代骈文研究中指出：“在影响晚清湖湘骈文批评的人物中，曾国藩无疑最为突出。湖湘骈文创作和批评的兴起主要集中在光绪时期，这与曾国藩通达的骈散观念有关。”曾国藩的情文关系理论实际上来源于古文，但是曾国藩骈散兼容的态度，为湖湘骈文的崛起提供了最大的生存空间。曾国藩求阙斋日记云：“韩文柳州罗池庙碑觉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中第一妙境，情以生文，文亦以生情，文以引声，声亦足以引文，循环互发，油然不能自已，庶渐渐可入佳境。”韩愈柳州罗池庙碑何以能做到情韵不匮、声调铿锵？如果从声韵上来分析，其最引人入胜的就是带有浓厚楚风楚韵的辞。例如：“荔子丹兮蕉黄，杂肴蔬兮进侯堂。侯之船兮两旗，度中流兮风泊之。待侯不来兮不知我悲。”显然，曾国藩并不是想突出韩愈的古文成就，而是以此来表明情韵对于文章的重要清阮元撰，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吕双伟清代骈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第 页。清曾国藩著，清王启原校编求阙斋日记类钞，朝华出版社 年版，第 页。论情文理论在晚清湖湘文论中的发展及其影响性 即便是古文大家韩愈，也没有对骈文的优点弃而不用。故曾国藩在湖南文征序云：“以理胜者，多阐幽造极之语，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胜者，多悱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丰缛而寡实。自东汉至隋，文人秀士，大抵义不孤行，辞多俪语，即议大政，考大礼，亦每缀以排比之句，间以婀娜之声，历唐代而不改。虽韩李锐志复古，而不能革举世骈体之风，此皆习于情韵者类也。”“情以生文、文以生情”这是传统的情文相生的观念在诗文中的应用，前面已经有过梳理，曾国藩在后面再补充“文以引声，声亦足以引文”。“声文互引”与“情文相生”有何区别？“声”是为“情”所设，但是“声”不能直接生成“文”，只能引出“文”。以韩愈柳州罗池庙碑为例，文中的“声”实指带有“兮”字的楚声。“兮”“些”“思”这些具有楚地方言的语气词，并不能看出文采，但是这种声韵却能引出具有楚地风格的骚情，从而酝酿出自然生动而又富有情感的文章。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文章都要用楚声来表达，如果没有采用“兮”“些”“思”等具有楚地方言特色的语气词，如何来发“声”呢？这就需要用“韵”来代替“声”。由于骈文本身就属于韵文，因此，曾国藩在这里提出的“声文互引”理论主要是针对一般不用韵的古文。（二）王闿运：情不可放，寓情于文王闿运是辞赋大家，同时还是清代骈文的殿军人物。王闿运的情文关系理论主要体现在论诗文体式答陈复心问中。王闿运在阐释“诗缘情而绮靡”时云：“自周以降，分为五七言，皆贤人君子不得意之所作。晋人浮靡，用为谈资，故入以玄理。宋、齐游宴，藻绘山川。梁、陈巧思，寓言闺闼，皆言情之作。情不可放，言不可肆，婉而多思，寓情于文，虽理不充周，犹可讽诵。唐人好变，以骚为雅，直指时事，多在歌行，览之无余，文犹足艳。韩、白不达，放弛其词。下逮宋人，遂成俳曲。近代儒生深讳绮靡，乃区分奇偶，轻诋六朝，不解缘情之言，疑为淫哇之语，其原出于毛、郑，其后成于里巷，故风雅之道息焉。”这里阐释的对象虽然是诗，但是从中可以看出王闿运对历代情文关系的态度。当然，王氏认为，赋也是诗之一体。因此诗与赋在情文关系上有相通之处。王闿运对于六朝诗歌的情文关系肯定多于否定，唐以后之诗则否定多于肯定。诗之“绮靡”，在于以词掩意，寓情于文，通过委婉含蓄的托物起兴，使幽窈曲隐之志得以自达。王闿运批评近代儒生深讳“绮靡”，以“奇偶”之文为“绮靡”之区分。言下之意，六朝骈偶之文虽云“绮靡”，但不是滥情淫哇之语，而是以词掩意、委婉含蓄之文。六朝骈文的情文关系亦是“寓情于文”，以求婉而多思。王闿运对六朝骈文之“绮靡”有精深独到之见解，则其在摹拟六朝文时，亦深得其旨要。刘麟生中国骈文史云：“至清末王闿运出，遂专以模仿六朝文为能事，而尤侧重于清曾国藩著，王澧华校点曾国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第 页。清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岳麓书社 年版，第 页。骈文研究第六辑 庾子山，作品之多，撰仿之酷似，殆欲前无来者。其所作哀江南赋，全用庾子山原韵，以描写太平天国之乱，几于神韵逼真。”王闿运在模仿六朝文时用其原韵，这还只是形式上的摹拟，择其雅言才是摹拟之正道。王氏亦云：“故尝谓文无家数，而有时代。一代之语，不可仿古，要须择其雅言耳。不仿古而必择雅，谓诏令、奏疏、告谕，应用之文也。若词赋、文诔、论议、铭记，愈古愈工，而亦不能强似者，习相远也。”结合王闿运的词赋创作，如哀江南赋愁霖赋吊旧赋上征赋会试萍始生赋牵牛花赋嘲哈密瓜赋等七篇实质上都是以骚为赋。而关于“骚之正宗”，王闿运答陈完夫问“问楚词之体不一”条云：“九章是赋，天问是赞，大招是诔，卜居渔父是词说。故自来以屈为词赋祖，以司马为文章祖。”又答陈完夫问“问骚赋二体而汉魏赋多拟骚”条云：“赋以荀子为正体。宋玉大、小言犹近之，高唐、好色则学楚词。汉人遂纯乎词矣。骚之正宗，后无作者，东方、刘向皆拟九章耳。”显然，词赋择屈原之雅言，是王氏“不仿古而必择雅言”之不二法门。（三）王先谦：情韵抑扬，情文互本王先谦是清代骈文选本大家，其所编纂的骈文类纂堪称骈文选本之集大成者。除此之外，王先谦还编纂过续古文辞类纂。续古文辞类纂虽然以姚鼐古文辞类纂义例开示准的，但是在辞赋方面却略有不同。辞赋类古文辞类纂收文 篇，续古文辞类纂则一篇未续。王先谦在续古文辞类纂中自注曰：“风雅变体，取工骈俪，国朝诸家，尤罕沿袭，间有述作，不复甄采。”由此可以看出，王先谦已经将辞赋类看作骈体文之专属。在骈文类纂中，王先谦收自屈原以下的辞赋类文体 篇，且为之序曰：词者，屈左之徒所造也。阮文达云：“子史篇翰，实有不同。楚国多材，灵均特起。赋继孙卿之后，词开宋玉之先。六艺于此分途，万世咸归围范。”刘孟涂云：“骚人情深，犹能有资于散体；岂芳草性、僻，不欲助美于骈文？盖径有未窥，抑知者犹寡。”二贤之论，斯知要矣。赋造端于宋、荀，宏体于扬、马。自兹以降，虽程裁迭变，而意匠无殊。盖骈俪之道，言哀不深，则情韵无抑扬之美；取材不富，则体制乏瑰伟之观。自非抗心逸步，纵猎诗流，鲜不腾诮于拙工，蒙羞于俭腹，故以终焉。刘麟生中国骈文史，东方出版社 年版，第 页。清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第 页。清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第 页。清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第 页。清王先谦编续古文辞类纂，浙江古籍出版社 年版，第 页。王维江、李骛哲、黄田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王先谦叶德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论情文理论在晚清湖湘文论中的发展及其影响序中除了对阮元、刘开观点的陈述以外，王先谦提出“骈俪之道，言哀不深，则情韵无抑扬之美；取材不富，则体制乏瑰伟之观”的论断。王先谦此论主要是从情、文两个层面来分析骈体从辞赋中吸收的养分。一是要汲取楚辞体的“哀而深”的情感，形成情韵抑扬之美；二是要萃取楚辞体“侈而博”的文辞，形成体制瑰伟之观。两者兼收并包，则做到了“情文兼胜”。同时，王先谦还对骈体“序跋”类提出“情文互本”的要求：“若寻常诗文序跋，亦分两事：一曰酬应之作，挹清黄宪之坐，问奇扬雄之亭。谊重渊源，感深投分，迨丛兰有已败之色，而卷葹余不死之心。期以片言，偕之千古。它如纪荣遇于毕生，述明德于既往。贞烈之曜，履苦而说甘；述作之工，推微以致显；皆义主表章，而事缘请属，此以情为根，而文周其用也。一曰掞张之作，必植柢忠孝，通钥经史。艺林萃薮，洪纤皆适用之资；国士遗编，显晦归后贤之责。此以文为本，而情畅其流也。”王先谦认为以骈文为序跋，在情文关系的处理方面要区别对待。酬应之作以情为根，文周其用；掞张之作以文为本，情畅其流。也就是说，酬应之作应该“情胜于文”，掞张之作则当“文胜于情”。四、四六丛话情文观对湖湘骈文的影响孙梅四六丛话对情文关系的定位，不仅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情文理论在晚清湖湘文论中的发展，还对晚清湖湘骈文的崛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骈文尊体四六丛话提出“屈子之词，其殆诗之流，赋之祖，古文之极致，俪体之先声乎”。既拉近了骈文与屈原离骚之间的距离，无形之中也让骈文与湖湘之间的关系更加亲近。曾国藩在湖南文征序中云：“湖南之为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亦山国荒僻之亚。然周之末，屈原出于其间，离骚 诸篇，为后世言情韵者所祖。”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亦云：“天开人文，首出庶物以润色河山，弁冕史册者，有两巨子焉：其一楚之屈原，著离骚经，以香草美人为比兴，以长言永叹变四言，铿锵鼓舞，于三百篇之外，自成风格，创楚辞以开汉京枚马之词赋。”屈原作为湖湘先贤，离骚能开“俪体之先声”，同样也能开湖湘骈文之先声。晚清湖湘骈文有屈原及其离骚为先驱，则社会对骈文不再以繁文缛词视之。骈文之体逾尊，作家创作地位逾高，社会影响力也就越大，这些都得益于孙梅将骈文与屈原之词相衔接。王维江、李骛哲、黄田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王先谦叶德辉卷，第 页。清曾国藩著，王澧华校点曾国藩诗文集，第 页。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第 页。骈文研究第六辑 （二）骈散融合四六丛话提出“屈子之词，其殆诗之流，赋之祖，古文之极致”。古文与骈文相比较，其优点在于散句语气顺畅，其不足之处在于散句缺乏骈体的声韵整饬协调之美。刘开在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中云：“故骈中无散，则气壅而难疏；散中无骈，则辞孤而易瘠。两者但可相成，不能偏废。”朱一新无邪堂答问云：“骈文自当以气骨为主，其次则词旨渊雅，又当明于向背断续之法。向背之理易显，断续之理则微。语语续而不断，虽悦俗目，终非作家。惟其藕断丝连，乃能回肠荡气。骈文体格已卑，故其理与填词相通。潜气内转，上抗下坠，其中自有音节，多读六朝文则知之。”曾国藩之所以认为“韩文柳州罗池庙碑觉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中第一妙境”，就是因为他已经悟出韩文在情韵、声调上与骈文之音节声韵有相通之处，而其根本就在于韩文运用了楚辞体写作手法，达到古文之极致的水平。因此，曾国藩认为古文也要讲求情韵。求阙斋日记云：“余昔年钞古文，分气势、识度、情韵、趣味，为四属。”这就是古文中亦有韵的类型。曾国藩提倡古文应该向骈文学习，向古文极致靠拢，适当讲究声韵，从而有助于情韵的产生。（三）以骚为赋四六丛话提出“诗人之作，情胜于文；赋家之心，文胜于情”。王闿运的骈文是晚清湖湘骈文的杰出代表，赋又在王闿运骈文当中占据主体地位。通观王闿运的赋，不难看出其以骚为赋的倾向非常明显。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说：“赋别于诗者：诗，辞情少而声情多；赋，声情少而辞情多。”赋虽然是古诗之流，但是赋的主要功能在于铺排体物，而骚体本身就是一种楚地民歌体，且长于言幽怨之情，因此以骚为赋则解决赋的声情少而辞情多的问题。前面论及王闿运“不仿古而必择雅”“词赋、文诔、论议、铭记，愈古愈工”的主张，在模仿“六朝骈文”的习惯上，王闿运实际上是秉持了以骚体赋为六朝文的原则。在择骚体赋雅言方面，王闿运同样也坚持愈古愈工的原则，越过荀子以及宋玉，直接化用屈原的楚辞。这可以在哀江南赋愁霖赋吊旧赋上征赋牵牛花赋会试萍始生赋中看到离骚的影子。如牵牛花赋：“余既悦幼服之恒干，树兰蕙于亩畹。惟兹秀之缘延，蔓总翠于苕本。感佳秋而微芬，孕丽容于蓝琬。”又如上征赋：“屯余车于醴陵兮，想王乔之所居。瞻阳、歧而息心兮，诵止观以冥虚。过甘祠而凭轼兮，指湛桥而私哂。”王闿运以骚为赋的骈文创作实践，推动了另一位湖湘籍骈文选本大家清王先谦骈文类纂，浙江古籍出版社 年版，第 页。清朱一新著，吕鸿儒、张长法点校无邪堂答问，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清曾国藩著，王启原校编求阙斋日记类钞，第 页。清刘熙载撰，袁津琥校注艺概注稿，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清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第 页。清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第 页。论情文理论在晚清湖湘文论中的发展及其影响王先谦对骈文体类的思考。王先谦在骈文类纂中将辞赋类归入最后一类，列屈原的离骚为辞赋类之首，选王闿运吊旧赋嘲哈密瓜赋两篇为压轴之作。由此可见，湖南二王在“以骚为赋”“辞赋入骈”方面与四六丛话的情文观已经达成默契。作者简介：刘振乾，年生，湖南邵阳人，文学博士，怀化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骈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