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投票》观后感——对当前我国选举制度问题的反思.docx

关键投票观后感对当前我国选举制度问题的反思 第一篇：关键投票观后感对当前我国选举制度问题的反思关键投票观后感 对当前我国选举制度问题的反思 通过一个学期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专选课程的学习，受益匪浅，收获颇丰，对我国政府和政治的发展现状和问题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在老师的推荐下，我也有幸观看了美国著名影片关键投票，并且通过这部影片的观赏，感触很深，也对当前我国选举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 这是一部颇具喜剧风味的电影，但是看过之后却让人大受震撼，发人深省。看过之后再对比当前我国的政治现状，确实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去审视和反省。年仅十二岁的莫莉，她鼓励父亲积极参与投票，她在课堂上朗读自己写的关于政治和权利的演讲稿，她细心认真地读来自全国各地的来信并一一回复。这位小女孩到底是有多早熟啊，我们简直无法想象，年仅十二岁的未成年人竟然有着如此强烈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或许影片有所夸张，但是在美国的教育，确实是从小就给小孩灌输民主自由的思想，非常注重小孩公民意识的培养，就像影片中的小莫莉一样，总能够在嘴边挂起社会契约论这样专业性的政治理论和个人观点。 反观我们国家，且不说关于“政治”这样高端的东西，就说投票选举吧。我们每个符合条件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是写入宪法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是实际情况是，每个人并不明确自己的选举权利，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如何选举，也从来没有履行过选举的权利。其实也不只是农村地区，在很多城市也仍然有许多市民缺乏公民意识，对选举权利漠不关心，不知道怎么选、什么时候选、该选举谁。很多人说是由于我国公民的素质还不够高，缺乏政治素养导致的，或许是有几分道理，但仔细分析这种说法其实是一种借口，是站不住脚的。公民参与民主选举是一种政治素养，但更是一种政治意识，一种履行公民义务、享受公民权利的民主意识。影片中的主人公巴德，一个整天喝得烂醉的无业游民，政治素质也不算高，但是在女儿的帮助下渐渐有了强烈的公民意识，便有了社会责任感，开始履行自己的选举权，对选举结果产生了重大影响。 所以说，关键是要培养一种公民意识、民主意识，公民自然就会自觉地履行自己的选举权利。当选举真正成为公民的一项政治权利，当选举产生的结果对自己产生影响的时候，谁会愿意放弃自己的选举权利。而我国现实情况是，选举根本就还没有充分发挥它的作用，还没有向广大公民展开，没有营造一种公开透明的政治选举环境，缺乏投票的畅通渠道，普通大众自然无法积极参与选举。 在美国，一个小学生都能对世界、对历史提出一番令人惊叹的见解。不论电影的情节有多荒唐，剧中人物有多戏剧，这电影却实实在在折射出一个事实：在追求民主的路上，我们国家确实差得比较远，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我国的选举制度还存在着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这些都值得我们正视和反思。总结我国选举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直接选举的范围过小。我国现在的直接选举仅限在县级以下，而且只限选同级人大代表，各级机关领导人都由人大代表代替选举。其实这种选举制度确实有它的优越之处，节省了很多成本。但是这种依靠少数人投票选举的方式并不能够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选举意图，也不易使选民了解所当选执政者的执政理念、个人情况等具体信息，不能有效体现选举的普遍性和平等性，同时，由于间接选举属于一种较为初级的民主形式，在选举过程中极易滋生腐败现象，造成贿赂选举、灰色选举的不良影响，这样日积月累，则必然造成选民对代表不再信任，也不再愿意参与所谓的民主选举。 （2）差额选举落实不到位，存在形式主义现象。我国选举法明确规定必须实行差额选举，但在实践中，我国人大代表的差额选举依然具有较浓的形式意义，有些地方甚至并未实行差额选举。诸如将一些根本不可能当选的人的姓名列入候选人名单与党政机关提名的候选人共同竞选，以便党政机关提名的候选人可以顺利当选。或者在进行候选人介绍时采取明显倾向，致使非内定候选人直接丧失竞争能力这种干扰候选人排序的方式。这一系列做法，导致人民群众对人大代表的选举丧失信息，对选举过程与结果均冷漠对待，选举的民主性将会逐渐丧失殆尽，从而使广大选民没有参与投票的积极性，并且丧失了对当选代表的信任。 2（3）选举制度陷入僵局，竞选代表不具备竞争力。一旦被推选为候选人，基层选举的工作机构就会确保其当选，选民的投票只不过是对候选人的一种确认。候选人之间的竞争并非赢得选民的信任，获得更多的选票，而是获得上级领导的支持。在中国选举过程中的候选人并无自我介绍的义务，不必同选民见面，也就无须准备竞选宣言；无须向选民许诺，也就无需对选民履行承诺。选民选举完全就是按照自己的主观印象来投票，比如看候选人职务、地位等，使得身处社会底层的有才之士无法通过竞选获得选民的支持。 （4）特殊操作行为影响选举透明度。首先，在间接选举中为保证某些被指定的领导人当选，上级人大便预留一部分名额直接分派到下级人大中去。被指定的候选人一旦落选，名额则被上级人大收回。这就直接导致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的不公现象，差额选举制度也形同虚设，不过就是做做样子，选掉其他的候选人而已。其次，选举存在暗箱操作情况。由政党或人民团体提名推荐的候选人容易当选，而由选民联名推荐的候选人却容易被“选”下去，期间的暗箱操作根本无法监督。 （5）选举监督机制存在缺陷。教授吴家麒曾说过。“自我监督等于没有监督”。人大与政府之间本身应该是一种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然而当政府工作人员去当选或兼任人大代表时，行政领导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就越来越高，其本身就比一般代表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和更大的实际权力。这种自我监管模式的出现，促使人大的监督权变成“虚有其名”。 （6）候选人介绍、提名、确定机制不够完善。我国选举法规定，选民、政党及社会团体均有权提名候选人，其地位平等。但是在实际情况当中，地位较高者往往被重点强调，而忽略地位较低的候选人。这种做法极大的损伤选民参选的积极性，使其丧失参选热情，进而对选举制度产生质疑。对于选民最想了解的候选人的执政水平及能力、道德品质、选举目的及执政承诺等情况根本就无从得知，投票只能凭第一印象或直觉。候选人的注意点也不在选民身上，他们不必为了拉选票而进行竞选，只要得到某些领导的支持。即便其在选举过程中出现一些 3不当的甚至违法的行为，由于没有具体的惩戒性规定，也使得一部分候选人滥用手中权力破坏选举的公正性。 我们都说美国的选举制度不行，是有钱人的政治游戏，这不假，但是美国的选举制度确实也有他的先进之处，值得我们学习。中国特色的选举制度既要符合国情，更要体现选举的真正民主，真正的民主不是小部分人的民主，不是领导人之间的民主，是全体公民的民主，只有当人人都能够在公开公平的政治环境下投出神圣一票，让每个公民都知道每一票都有可能影响这个国家的未来，都要慎重的去投出一票，并且能真正体现民间的呼声，表达民众的愿望，我国的选举制度才能算是真正地算是中国特色的民主选举。 关键投票电影本身也表达了某些政治愿望，谁当总统不重要，而能否保证这套体系和机制长存下去，并且不断修补漏洞，让当权者真正解决选民的需求，这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我看这部影片的最大收获。 4 第二篇：对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思考对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思考 【内容提要】 回顾党的光辉历程，让人无不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的历史成就备感欣慰，同时，也为反腐倡廉的严峻形势居安思危、警钟长鸣。特别是一些经过多年努力，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成为困扰反腐败的“短板”。本文从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现状入手，在分析腐败现象产生的基础上对转型时期的腐败问题进行了反思。【关键词】 腐败 根源 遏制 反思 一、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现状 2010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39621件，处分146517人，省部级官员有：XX省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刘卓志，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康日新，XX省委原常委皮黔生，XX省政协原主席黄瑶，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朱志刚，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还有最近的刘志军涉嫌严重违纪被任免事件。腐败问题是当今世界的一个普遍性问题，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程度不同地为其所困扰，我国也不例外。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尤其是随着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变，我国的腐败现象呈蔓延之势。腐败现象的产生与蔓延，不仅严重地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动摇了人们的信念，还滋生出一系列其它的社会问题，直接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反腐败已经成为我们当前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二、解析腐败问题的根源 （一）一把手集权制 前不久，人民网调查显示，85.3%的网友认为，现在的县委书记“克己奉公、清正廉洁”上做得不足。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一把手已成为腐败的“重灾区”，有的地方查办的领导干部案件中，60%以上是一把手。XX省有18个县（区）委书记因卖官鬻爵、贪污受贿被查处；全国有18个交通厅（局）长因腐败而落马，而河南更是创下了连续3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的纪录。一把手出事，往往带坏一批人，带乱一方风气，严重影响一地发展，使吏治腐败如山洪暴发。辽宁沈阳慕马案牵出142起严重违纪违法案，追究刑事责任的就有104人，其中17人是党政部门的一把手。湖北XX市委书记孙楚 寅落马，牵出领导干部70余人，其中县市和市属单位一把手30余人。一把手最难监督的要害，在于权力过于集中又缺乏有效的监督。无论在一个地方或单位，人、财、物权都在一把手的掌控之下，“上级管不到，同级不好管，下级不敢管，群众管不了”。从领导班子的结构看，一把手高度集权的体制，使班子成员难以监督；从权力运行过程看，一把手权力运行不透明，有的甚至班子成员也不知道，群众更不知情，无从监督；从授权关系看，上级对一把手重任用，轻管理，疏于监督；从监督机构权限看，监督主体受制于监督对象，无法监督。 （二）官场潜规则 “不跑不送，降低使用；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可以说是最经典的潜规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潜规则的基本特征，即不能拿到桌面上、不敢公示于人，但私下里却得到广泛认同并在实际生活中指导和调整人们行为的一种“规范”。也证实了潜规则已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所以有人把潜规则分为官场潜规则、行业潜规则、社会潜规则。潜规则是当下腐败滋生蔓延最肥沃、最深厚的土壤和条件。它像一张看不见、摸不着的庞大网络，谁要企图打破它，谁就要付出代价。许多出类拔萃、品质优秀的人得不到提拔，而搞人身依附、攀龙附骥、善出“政绩”的人被提拔到显要位置和重要岗位。原本不跑不送的也被逼无奈，渐渐卷入不正之风，从腐败的抵制者转化为腐败的默认者，甚至是追随者、推动者。潜规则阻挠显规则的确立，阻挠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落实，使得依靠潜规则生存、发展的人越来越多。 （三）大吹买卖官之风 买官卖官、跑官要官是最严重、危害最大、影响最坏的腐败现象。买官卖官有四大动向值得注意：一是利用领导班子调整主动卖官。原XX省XX市政协副主席、XX市委统战部长李铁成在担任XX县区委书记期间，6年里将全县500余名干部调整了840余人次，收受贿赂114万余元，将200多名科级干部的命运完全掌控在自己手里，科局级干部几乎无一人不向他行贿。二是以改革创新的名义买官卖官。山西XX县区原县委书记武保安，借干部体制“改革”敛财，提出改革干部体制要“大手笔、大破格、大面积、大调整、大交流”，于是想保住位子的、想升迁的、想进城的、想调位子的，纷纷自愿上钩。三是一把手利用自己的提名权，通过一系列“包装”及所谓的组织程序，帮人升官，为己敛财。买官者向拥有提名权的用人者、主要是一把手“购买”这种机会。尽管全委会、常委会票决可以避免少数人说了算，但问题的关键不仅是怎么 决，更重要的是初始提名权掌握在谁的手里。四是买官卖官数额渐成“规范”。全国最大卖官案XX省XX市委书记马德卖官涉及一把手50多人，更牵涉到田凤山、韩桂芝等省部级高官和18名地厅级官员。马德将官位商品化，从县委书记、县长及部门的一二把手，到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每个位置都有“价格”，而且灵活机动。 （四）恶搞“政绩工程” “政绩工程”之风由来已久，成了官员之最爱，主要在于考核干部的指标体系不科学。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官员的政绩考核打上了gdp的烙印，gdp逐渐走上了神坛，成了上系国运隆昌、下连百姓民生的经济偶像。在有的地方，gdp崇拜达到了极致。由于考核指标关系到官员升降去留和年终业绩，不少地方一套班子一个思路，都来个几大工程、几大举措，以致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只要能显示“政绩”，什么都敢干。在畸形政绩观的驱动下，部分官员和企业主结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权力与经济共舞，官员们捞到了政绩，商人们敛到了财富。“政绩工程”下的寻租和腐败，使非廉洁化的官场生态得以滋蔓，极大地增加了反腐败的阻力。 （五）建立特殊利益集团 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垄断行业的福利腐败问题引起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大媒体的普遍关注。福利腐败，实质上就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垄断腐败，是权力腐败的一种延伸，是少数人利用自己独特的身份取得不正当的利益。福利腐败只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冰山一角。除垄断企业外，还有房地产开发商、部分官员，他们都是以某种不正当方式影响政府决策，从而以特权方式获得巨大利益的群体。特殊利益集团问题的存在，加剧了中国两极分化，导致社会发展不和谐；激发了大量寻租活动，腐蚀了一大批位高权重的领导干部；造成大量国有资产资源的流失，带来了社会的不稳定。 特殊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总是阻挠通过深化改革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六）大肆挥霍公款消费 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国家财政支出中，官员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达3000亿元，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10%，是当年军费开支的两倍，是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之和。官员出国考察成了“待遇”，带来的是政府奢侈浪费，某些官员也借机索要贿赂和出逃。据半月谈报道，中国一定级别的机关干部，每年参加的大小会议不下50场。会议费用惊人，不少会议动辄数十万元，甚至数百万元。一般会 议都要求“规范”印发领导讲话、会议交流材料，有的一次会议就用1吨纸。公务接待耗费巨大，浪费严重。接待标准乱、范围乱、名目乱、思想观念乱。某单位在一餐厅一年接待费为260万元，其中，客人消费为64.7万元，其余近200万元是被陪客的人吃掉或变着法子乱接待耗费的。公款消费中的腐败，是依附在旧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供给制的遗风。不论用车、出国、吃喝、接待、开会，凡涉及公款的，统统沿用供给制那一套，当成一种待遇、一种福利，不论是否真需要，一律按职级来。中央多年前就提出了职务消费改革的要求，但这一改革包括公车改革进展缓慢、踯躅不前，有的还把公车改革变异为变相增加巨额收入，引起群众强烈不满，根本原因在于它触动的是一个庞大的官员体系的利益，公车又是身份的象征，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七）大搞形式主义 每年年末岁初，基层对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应接不暇，疲于奔命。不少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纯属搞形式主义、走过场，助长了虚报浮夸、弄虚作假之风，又衍生出乱收费、乱摊派、乱要赞助等加重基层、企业和群众负担的问题。为了应付评比，为了能当“先进”，假数字、假汇报、假现场、假典型层出不穷。尽管我们多年来对形式主义的痼疾屡加挞伐，但因其根深蒂固、盘根错节，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很难根除。“领导就是开会，贯彻就是发文，检查就是汇报，协调就是喝醉，落实就是收费”，在一些地方已成为普遍现象。形式主义的要害，是不顾实际，只会跟风；不计成本，只要轰动；不求实效，只图虚名。就连中央要求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有的地方在落实过程中也出现了形式主义倾向：你搞什么我也搞什么，比规模比投入。形式主义已经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祸害，也是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正龙拍虎”。形式主义的横行，源于运动式思维和运动式工作方式。不论干什么工作，一开大会，二发文件，三造舆论，四造氛围谁不这样干，谁就是不重视，谁就没有魄力，也显不出政绩。 （八）司法腐败 2008年10月28日，一条引起轰动的新闻从北京传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被免去职务，已被中央纪委“两规”。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司法系统因涉嫌腐败而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12月17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大声疾呼：一定要清除害群之马，抓住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司法腐败问题，组织专项治理，纯洁政法队伍。近年来，司法腐败案件屡见媒体。司法公正 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说用人腐败让人失望的话，那么，司法腐败就让人绝望了。虽然腐化堕落的司法机关领导干部是极少数，但影响极其恶劣，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 （九）漠视法律 中国是世界上公认出台不准式规定最多的国家，也是对腐败处罚最为严厉的国家。透明国际也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反腐败制度建设相对完善的国家。为什么贪官依然那么多。从贪官自身的原因看，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藐视法律。贪官落马前，身居要职，学法、听法纪讲座的机会远远高于常人，有的甚至是法学博士出身的法院院长。他们不是不懂法，有的对法律可以说是精通了。问题在于，他们学习、精通的目的，不是为了守法，而是为了钻法律的空子，以更高明的手段违法行政、以权压法，以更巧妙的手法违法犯罪而不被发现，甚至还运用听证会等法治手段为掩护，维护自己的私利。如果我们有到各处去走走、看看，可以发现，很多领导干部口口声声讲的，都是贯彻他的顶头上司的批示、指示，很难得听到一位领导讲怎么执行法律法规。中国是一个封建传统十分浓厚的国家，习惯法大于成文法。许多贪官精通权术、潜规则、厚黑学，尤其迷信权大于法。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的制订者从来没想到要用这些来约束自己，而是想约束他人。如果说徐其耀对法律法规的态度还有些隐晦的话，已执行死刑的原XX省XX市副市长李玉书就撕去了一切伪装了。他已成了阶下囚，还对管教干警说：“法律算个屁。你相不相信权大于法。你敢不敢跟我打赌，我半年内就出去，什么事都没有。”他之所以敢如此肆无忌惮，就是不把法律放在眼里，而且背后还有权大的人在为其撑腰。好在最终还是法律胜利了，李玉书的“权大于法”破产了。 二、遏制腐败问题的办法 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说，制度设计关键在于假定，从“好人”假定出发，必定设计出坏制度，导出坏结果；从“坏人”假定出发，则能设计出好制度，得到好结果。这对我们设计反腐倡廉制度是否有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不论是遏制腐败的非常措施，还是制约腐败的规章制度，说到底，都是一种抵御腐败的外部力量，而现实生活是非常复杂的，不仅形势在不断发展，具体情况更是千变万化，只要腐败分子的腐败动机存在，再严厉的打击措施，再缜密的法规条文实际上也不能完全阻止他们将腐败的动机变成腐败的行动。这也是中国古代某些时期惩罚腐败的措施虽然极为严厉，甚至是野蛮和残酷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法规相当周密，近乎于繁锁和苛刻，却都不 能完全根除腐败的原因所在。然而，反腐败问题是关系国家前途，民族存亡的大事，再难我们也应该为此而努力。这种努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运作。 1、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机关的监督、制约机能。如果说遏制腐败主要靠自上而下的努力的话，更持久、更具有根本性的反腐败措施应该遵循自下而上的思路。但是，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我们不能再沿袭过去的那种搞群众运动的做法，而是应该充分发挥现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职能，实现对政府机关的监督和制约。腐败的中心问题是权钱交换，这种监督和制约的重点应该围绕权和钱进行。权力在现实生活中是与职务联系在一起的，有职才有权。我们应该逐步建立起一套切实可行而不是流于形式的人民代表选举产生、监督制约各级政府领导人的制度，逐步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委任制，从根本上杜绝腐败分子长期盘踞某些重要职务，利用职权大肆侵吞国家财产，人民群众对其无能为力的反常现象。另一方面，加强人民代表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的监督。不仅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要经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政府的重要收支项目也要及时向人民代表大会进行汇报，重要的细节要由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家对其进行审查，敏感性的财政收支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向社会公布。如果我们真正能够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政府对权和钱的运用严密地监督起来，王宝森事件之类的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2、逐步完善公务员制度，摸索和建立一套政务员对公务员的监督制约制度。人民代表对政府的监督的重点是各级政府的领导人。但是，政府中的一般工作人员也可能发生滥用职权，侵吞国家资产等不法行为。对各级政府内类型繁杂，人数众多的一般工作人员的监督，在政府机关之外且人数有限的人民代表是很难做到的。因此，对这些人的监督职能，应该交由各级政府的领导人来进行。在这方面，我们不仿借鉴美国的一些做法。美国的总统和各州州长都拥有任命、罢免大批重要政府官员的权力，美国新总统上台以后，直接由他任命的高级官员就近三千人。对不称职，或总统不放心的人，新总统总是毫不犹豫地将其清除出去。例如，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局长塞信斯曾用公家的飞机和汽车接送自己的家人，乘坐防弹礼宾车上下班等行为而受到指控，克林顿一上台，就摘掉了他的乌纱帽。这种制约，表面上似乎背离了自下而上进行监督的思路，实质上是人民群众对各级政府领导人进行监督制约的纵向延伸和继续，远比人民代表直接监督政府的一般工作人员更加有效，也更加切实可行。 3、逐步建立分权机制，由相互独立，互相制衡的各部门相互进行监督和制约。 对腐败现象的制约机制，决不能局限于从人民群众到人民代表，再由人民代表到各级政府领导人，由各级政府领导人再监督其部下这样一种单线条的、纵向制约的思路。单线条的制约机制固然简明，但其中一个环节一旦出现问题，整个制约机制就可能瘫痪甚至完全崩溃。要确保制约机制的安全运转，必须编织一张纵横交错，多重反馈，上下左右，相互监督的网络。这种网络所体现的核心思想就是西方政府哲学中分权制衡的原则。这种多重制约机制在西方已经存在了几百年，对反腐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美国总统有权任命高级官员，但是，这种任命往往又要经过国会的批准。美国总统有权任命最高法院的最高法官，但是，最高法官的工作总统无权干涉。国会有权立法，但议案的最后生效需要总统批准。这种纵横交错的制约机制，虽然人为地将许多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却大大减少了某一部门独断专行，滥用权力的可能性，实质上是人民群众对当权者制约的横向延伸和继续，从而大大增加了制约机制的安全系数，将腐败现象产生发展的可能性降低到了最低限度。 4、通过公众舆论、新闻媒介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政府、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工作进行监督制约。古今中外政权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单线条的制约机制不可靠，多重制约、网络状的制约机制也不完全可靠。权力制约权力，让当权者制约当权者，这固然是人类政治上的一大进步。然而，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当权者既有相互竞争，互相制约的一面，也有许多共同利益，也有可能相互勾结，共同蒙蔽和欺骗社会。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制约和机构也完全有可能转化成相互勾结，欺骗和操纵人民意愿的工具。因此，做为权力制约权力最重要的补充，应该是在原有的权力体系之外，再通过公众舆论、新闻媒介对人民代表大会、各级政府、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工作进行监督制约。在西方发达国家，公众舆论和新闻媒介在反腐败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新闻媒介既能反映公众舆论，也能影响公众舆论，而公众舆论对选民的选择具有重大影响，因此，上到总统、首相、下到一般政府工作人员，对此都不敢掉以轻心，如曾经在内政外交上均有建树的尼克松，就是因为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记者对水门事情的报导，被赶下了总统的宝座。更为重要的是，公众似乎永远有一种对政府官员不放心的心理定势，新闻媒介为了迎合公众的这种心理，必然要挖空心思地探听和搜集政府官员的不法行为，无形之中对当权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从心理上对当权者的腐败行为起到了十分有效的震慑作用。这种监督制约几乎是无所不在，其实质是人民群众对当权者制约的外化和扩大化，是利用权力体系之外的整个社会力量对整个权力体 系的全面监督制约。我们应该借鉴这种做法，逐步建立起通过公从舆论和新闻媒介对当权者进行监督制约的机制。 5、编织天罗地网制约腐败产生的社会条件。腐败问题产生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反腐败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复杂的斗争。相对而言，利用我国政治经济制度上的优势，在短时期内，通过是一些非常手段或措施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是，仅仅靠这些非常措施，反腐败的效果是难以持久的，更持久、更有效的反腐败措施必须是法制和制度建设，即编织天罗地网制约腐败产生的社会条件。这种制约不是做为一种特定时期的特定任务，至上而下部署完成的，而是依赖固有的制度本身，做为一种日常性工作，通过制度本身的正常运作，不断地预防和清除各种腐败现象，从而保持政府的高效和清廉。 三、转型时期对腐败问题的反思 转型期的腐败现象多种多样，产生的原因纷繁复杂，涉及的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因此，治理转型期腐败，必须按照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紧密结合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既突出重点，又全面推进。 1、创新体制、机制和制度，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为此，要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针对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重点部门和领域，不断创新体制机制和制度，以改革的精神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入发展，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制度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利益分配、权力调整以及体制、机制变革等诸多方面，要用系统论的观念和方法，从宏观、中观、微观等各个角度来思考和规划。当前应继续重点围绕权钱人等关键环节，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财政制度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全面推行经营性土地招标拍卖、政府采购、产权交易、建设工程项目公开招投标等制度。同时要针对腐败滋生蔓延的新趋势，不断拓宽从体制机制和制度上遏制腐败的视野和领域。 2、转变政府职能，改善政府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当务之急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削减审批事项，规范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效率。要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要坚持依法行政，抓住十六大提出的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契机，加快廉政立法步伐。 3、完善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机制，推进市场化改革。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统 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要按照这一要求，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健全行政权力的“退出”机制，减少行政权力对经济的干预，从源头上消除寻租性腐败发生的机会。对于政府掌握的具有额度和指标限制的稀缺资源，特别是产权交易、建设工程项目、经营性土地的使用以及政府采购等，都可以采用招标、拍卖、承包等市场化手段在全社会进行分配，逐步取消各类配额指标、经营性指标和专控经营权。限制行业垄断，在公用设施部门和公共服务部门引入竞争机制，鼓励民间投资和外资进入。继续抓好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重组，改革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使国有企业尽快退出竞争性行业。要抓紧培育和完善中介机构与行业协会，充分发挥其联结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纽带作用。凡可以用市场机制代替的事项，都交给中介机构来具体运作，有的经济管理和监督职能也可委托中介组织或自治组织运用市场规则运作。 4、规范从政行为，保证公务行为的廉洁。在我国由于受经济发展客观水平的制约，决定了公务员工资待遇的提高是一个与经济发展和机构精简相对应的渐进过程。当前，最重要的还是要教育公务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不断调整、完善公务人员廉洁从政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培养良好的行为操守和职业道德。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公务人员的收入水平，不断降低腐败收益，提高不腐败的收益，在公务员中形成奉公守法的激励机制。要积极研究探索党政机关福利待遇和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实行货币化、工资化改革的途径，适时提高公务员工薪水平，同时提高公职人员收入来源和收入状况的透明度。 5、健全社会监督机制，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要把反腐败斗争与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机结合起来，强化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要加强人大、政协监督。要广泛发动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为反腐败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建立公共选举、公共参与、公共选择和公共服务等民主制度，积极推行民主公开制，完善村民自治，推广民主评议、质询听证等民主形式。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大力推行电子政务，提高公民参与程度，扩大群众的知情权，增强权力运行的透明度。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因此更要加大腐败监管力度，坚决不能让不正之风四处蔓延。要把反腐问题要作为一项国事、大事来抓，建立长效机制，将腐败遏制在源头，切实优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和谐气氛，让人民更加信任党，拥护党。 【参考文献】 1廖翥.廉政瞭望.2009年3月.总期第253期.第8页.2人民日报1997年12月18日，第三版.3番禺日报2011年3月1日，温家宝总理答网友问.4江津党建网.2009年12月21日.关于2010年2020年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5党的建设.2009年第十期，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第17页. 10 第三篇：对我国当前财税制度改革的分析对我国当前财税制度改革的分析 摘要：财税改革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创新包含税收制度在内的财税制度体系，改革财政管理体制，以便正确处理政府与非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政府系统内部各层级之间的关系，最终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增强综合国力，造福广大人民。因此财税改革的根本落脚点是重塑资源配置力量，优化资源配置方式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财税制度是上层建筑的构成要素。财税改革既决定于财税关系的变化，也决定于上层建筑中的其他要素及其变化，因此财税改革与改革开放相辅相成。财税改革既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对改革开放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财税改革的实施又以改革开放为依据，其进程离不开改革开放的持续发展，它在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时代烙印和改革重点。关键词：财税改革；改革开放；背景；重点；趋势 一、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回顾 （一）30多年中国财政管理体制变迁 政府财政管理体制是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一项基本制度，其核心是明确各级政府间职责划分和财力分配。适应经济体制转轨的需要，财政体制于1980年、1985年和1994年进行了重大调整 1.1980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体制。从1980年起，国家下放财权，在预算管理体制上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办法，俗称“分灶吃饭”体制。 2.1985年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体制。经过1983年、1984年两步“利改税”改革后，税收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因此，中央决定从1985年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预算管理体制。 3.194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分税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可以用“三分一转一返还”来概括：以法规的形式明确中央与地方事权的划分、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同时分设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筹集收入；明确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税收返还数额和过渡时期的转移支付办法。 （二）与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平行的税收体制改革 1978年以来，税收体制的改革主要集中于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构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复合税制体系，充分发挥税收对经济运行的调控作用。按改革的关键时间点划分，可分为以下三个改革时间段： 1.1978年至1982年的税制改革。1978年至1982年，成为我国税制建设的恢复时期和税制改革的准备时期。从1980年9月到1981年12月，五届人大先后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初步形成了一套涉外税收制度，适应了我国对外开放初期引进外资、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工作的需要。 2.1983年至1994年的税制改革。1983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试行国营企业利改税，即第一步利改税改革，将建国之后实行了30多年的国营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的制度改为缴纳企业所得税。这一改革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突破了国营企业只能向国家缴纳利润、国家不能向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的禁区，成为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的一个历史性转折。 3.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内容最深刻、力度最强的税制改革。改革内容包括：全面改革流转税，以实行规范化的增值税为核心，相应设置消费税、营业税，建立新的流转税课税体系，对内资企业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并统一个人所得税。改革之后的我国税制，税种设置由原来的37个减少为23个，初步实现了税制的简化、规范和高效的统一。 二、我国财税体制改革与发展30年的基本经验总结 （一）财政职能转变必须与政府职责的转换同步进行1944年分税制前的财政包干制，事先确定中央和地方各自的预算收支范围，以及地方预算收支包干基数，地方依照基数收支包干，在划定的范围内，自求平衡。政府职能未能突破计划经济的框架，各级政府的事权、财权划分含混不清。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改变了传统放权让利的改革思路，在初步划分中央与地方各自事权的基础上，按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尽管为了使改革顺利推进，不得不保持了地方的既得利益格局，在存量上依然存在包干制的痕迹，但在增量的安排上，则倾向于向新的体制过渡，这标志着财政体制改革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因此，在财政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明确划分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处理好财政职能转变与政府职责转换的协调性问题。 （二）财税体制改革必须与现实国情结合，走渐进式改革道路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改革只能走渐进式的道路，以照顾各方面的利益，减少改革的阻力与成本。在改革的探索期，放权让利的改革思路有利于冲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带给企业、农村、农民和地方政府的重重束缚，逐渐引入竞争和激励机制，塑造多元利益主体，增强微观经济主体和国民经济的活力。尤其是在改革初期，这对于打开改革的突破口至关重要。在利益激励之下，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被压抑的创造力瞬间释放出来，创造了国民经济长足发展的奇迹。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后，则必须按照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内涵要求，明确政府放权让利的界限和度，走渐进式改革道路。 （三）财税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投资体制改革协调推进 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是财政单兵推进的改革，需要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投资体制等领域改革的协调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的推进，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时，必须以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步推进为前提，构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国有企业经营实体，国家以对国有企业的出资额享有经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