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文化的基本内涵、形成机理与建设策略.pdf

理论探索 2023年第4期（总第262期）党的建设收稿日期 2023-04-25 基金项目 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地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探索、成效评价与经验总结”（22ZDA035），主持人杜治洲。作者简介 杜治洲（1975-），男，湖北黄陂人，燕山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廉政政策与数字治理。廉洁文化的基本内涵、形成机理与建设策略杜治洲（燕山大学，河北秦皇岛066004）摘要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廉洁文化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和地方各级各单位都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资源，但实际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实践中我们对廉洁文化存在一些认识偏差：重视物质层和思想层的廉洁文化建设，而忽视行为层和心理层；将廉洁文化视为一个孤立的文化体系，忽略了反腐需求的原动力作用；廉洁文化建设缺乏系统思维，内部生态与外部环境不能协调改进。这些都严重制约了廉洁文化建设的成效。因此，必须明确廉洁文化建设的重点，在深刻理解廉洁文化建设机理的基础上，从公众的反腐需求出发加强廉政制度建设，实施全生命周期廉洁教育，促进廉洁行为和廉洁心理的形成，以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廉洁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和保障，并合理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关键词 廉洁文化建设，廉政制度，廉洁行为，廉洁心理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175（2023）04-0068-07腐败是一个极其复杂和顽固的社会现象，不仅与反腐败制度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受到文化的深刻影响。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价值观念的差异，会导致人们面对权力和规则的态度和行为选择的不同，从而造成权力运行规范程度的落差。例如，Husted认为权力距离、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偏好、不确定性规避、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对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有重要的影响1。文化不仅会直接影响人们参与腐败或反对腐败的行为，还会作用于反腐败制度的执行效果，进而左右腐败的程度。这也就解释了一项反腐败制度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能产生良好的效果，而在另一个国家或地区就失灵的奇特现象。因此，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在廉洁文化建设方面投入了大量的政策资源和人财物资源。例如：2010年初中央纪委等六部委联合下发了 关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意见；2022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2 69。由此可见，中央高度重视廉洁文化建设。然而客观地评价，当前我国廉洁文化建设所取得的成效并不十分理想。严峻复杂的反腐败形势和民众对腐败的高容忍度表明，廉洁文化并未在党政机关内部和社会群体中普遍开花结果，廉洁文化建设对反腐败斗争的推动作用依然发挥得不够充分。相反，腐败文化依然顽固地存在着。廉洁文化建设高投入、低回报的现象值得学术界和实践部门认真反思。应该说，这背后的原因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对廉洁文化内涵和本质的把握不准确，直接导致对廉洁文化形成机理的错误认识，从而导致廉洁文化建设策略出现偏差。因此，有必要对廉洁文化的基本内涵、形成机理和建设策略展开进一步的深入探讨。68理论探索 2023年第4期（总第262期）党的建设一、廉洁文化的基本内涵（一）廉洁文化的界定讨论廉洁文化，必先分析廉洁的内涵。现代汉语词典对廉洁的解释是：不损公肥私、不贪污3 806。在国外反腐败研究文献中，廉洁的英语表达是“integrity”，亦有诚实、正直之意。由此可见，廉洁的核心价值是公私分明、公平公正。因此，廉洁文化应该与公私分明、公平公正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模式紧密相关。我们应从狭义角度理解文化，而不应将文化放大到包含制度的范畴。正如亨廷顿所言：“文化若是无所不包，就什么也说明不了。因此，我们从纯主观的角度界定文化的含义，是指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4 3因此，廉洁文化也应限定在廉洁认知、廉洁意识等主观概念之内，这样更利于深入分析廉洁文化与廉政制度、廉洁行为之间的关系。我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廉洁文化作出了不同的界定。鄯爱红认为，廉洁文化是人们长期形成的奉公自律、不谋私利的价值理念、行为规范、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的总和5；袁越兴等认为，“廉洁文化是廉洁的理论和行为方式及其相互关系的文化总和”6；沈其新将廉洁文化界定为，“关于廉洁的知识、理论、信仰和与之相适应的表现形式、行为准则、价值取向以及相互关系的文化总和”7 5；唐凯麟对廉洁文化的界定是“一个国家在廉政建设中所形成的理论观念、行为规范、政策制度及其实践活动的总称”8。由此可见，学术界就廉洁文化的概念形成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共识：一是廉洁文化涉及的人群不仅限于公共部门的公职人员，还包括普通社会大众。即廉洁文化突破了廉政文化只指向公共部门的局限，这与腐败概念由公共权力的滥用转变为委托权力的滥用相一致，顺应了腐败由公共部门向私营部门和社会延伸的趋势。二是廉洁文化包含了物质、思想、行为、心理四个方面的元素。然而，理论界极少对廉洁文化的四方面元素展开进一步的分析，特别是没有明确核心元素，对廉洁文化的理解是平面式的，缺乏层次感和立体感。理论研究的不深入，导致实践中廉洁文化建设常常抓不住重点，找不到方向。许多单位和部门将主办廉洁书画展览、宣传廉洁榜样等作为廉洁文化建设的主要措施，但基本上没有产生理想的效果。本文认为，廉洁文化是以社会大众的公私分明、公平公正心理为内核，以相关物质、精神和行为等为形式的价值观与实践的综合体。（二）廉洁文化的层次我们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不同视角来理解廉洁文化。宏观的廉洁文化包括四个层面：一是物质层，指可感知的事物，如有关廉洁的绘画、书法、雕塑、纪念馆等艺术形式。二是思想层面。社会精英的学术观点，主要是权力监督和廉洁奉公方面的思想。三是行为层，指官员和普通公众处理与廉洁相关问题的行为方式。四是心理层，指社会大众的廉洁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中观的廉洁文化，只包括行为层和心理层。微观的廉洁文化范围更小，聚焦社会大众的廉洁心理，是廉洁文化的核心层（见图1）。图1廉洁文化的四个层次目前，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多使用宏观层面的廉洁文化概念，这就导致廉洁文化建设出现了理念偏差和实践误区。宏观的廉洁文化包括与廉洁相关的物质、行为、思想和心理，理论界也没有对这四个层面的不同地位和重要性进行深入阐释。正因为如此，廉洁文化建设实践往往偏离了廉洁心理塑造这个重心。一些地方廉洁文化建设主要是在物质和思想层面做文章，比如宣传廉洁书画作品、廉洁故事、古代廉洁楷模、廉洁格言、反腐理论等。当然，这背后还有物质层面和思想层面的廉洁文化资源相对丰富且比较容易在短期内取得显性成果的原因。我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廉洁文化元素，比如载有礼义廉耻、仁义礼智信等廉洁思想的历史典籍和石刻等资源，有包拯、于成龙等廉吏，但这些不是廉洁文化的核心和重点，而只是外在形式或出现频率较低的个案。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拥有的真正意义上的廉洁文化资源是十分有限的。鉴于此，应更多地使用微观层面的廉洁文化概念，关注和培养社会大众的廉洁心理。物质层思想层行为层心理层廉洁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官员公众的持廉拒腐行为社会精英有关廉洁的观点书法、绘画、雕塑、场馆 69理论探索 2023年第4期（总第262期）党的建设（三）廉洁文化的特征廉洁文化具有以下四个主要特征：（1）普遍性。廉洁文化是社会大众内心崇尚廉洁、行为表现廉洁的氛围和状态，是某一国或某一地区的普遍现象。从本质上看，廉洁文化不是少数社会精英的学术观点，也不只是少数官员的两袖清风，而应该是整个官场的廉洁氛围，官员的廉洁意识，社会大众对腐败的不容忍。正所谓“独木不成林”：某地出现一两个官员的廉洁事迹，并不能说明该地区具有良好的廉洁文化氛围，只有绝大多数官员清正廉洁，社会公众普遍抵制腐败，才能表明廉洁文化的存在。（2）相对稳定性。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一旦形成就会持续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廉洁文化亦是如此。廉洁文化是廉洁意识和廉洁行为规范在较长时期内相对稳定的存在，仅仅在一段较短时期内存在的廉洁意识和廉洁行为规范，并不能称为廉洁文化。（3）实践性。廉洁文化不能停留在理论上、故事里、书画中，而必须落实到社会大众的廉洁意识和廉洁行为上来，落实到廉洁政治、廉洁政府、廉洁社会的具体实践中去。这也是中央高度重视以廉洁文化建设促进一体推进“三不腐”的重要原因。因此，实践性是廉洁文化极其重要的特征。（4）发展性。与腐败的定义在不断变化一样，廉洁的内涵也在日益更新，廉洁文化自然也具有动态发展的特点。廉洁文化与时俱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不同的发展阶段，廉洁文化的表现形式和衡量标准不尽相同，它会随着廉洁的表现形式和衡量标准的变化而发展。二、廉洁文化的形成机理探讨廉洁文化的形成机理，就绕不开廉政制度与廉洁文化的关系。理论界和实践部门认为廉政制度与廉洁文化之间存在着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但是，廉政制度与廉洁文化之间并非像“鸡”与“蛋”的关系一样，扑朔迷离、难以厘清。相反，廉政制度与廉洁文化之间是“源头”与“活水”的关系。具体来说，廉政制度对廉洁文化的作用是原发性的，廉洁文化对廉政制度的反作用是继发性的。那么，廉政制度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廉政制度的形成并非空穴来风，有一种深层次因素在推动制度的建立，那就是实践需要，或称实践需求。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制度是一定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产物。“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9 477古希腊浩渺无际的生存环境，形成了自主性和独立性较强的生存方式，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民主制度，进一步形成了反权威的民主文化。而中华文明以黄河中下游为发祥地，地理环境呈现出四周封闭、内陆广阔的显著特点，表现为一个连续的有机整体，这种整体性促进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这就催生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中封闭、集体主义的文化基因。可见，现实的生产生活需要促进了制度的形成，制度约束和规范人的行为，行为规范就逐步内化为人的心理，这就是文化的形成过程。与此相适应，中华民族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形成的彼此依赖、互相帮助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对我国人情社会的形成、裙带关系的流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也是我国廉洁文化的内核廉洁心理难以普遍形成的重要原因。当然，人们的实践需求是发展变化的。随着工业文明的不断发展，自然环境对文化的影响会逐步减弱，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诉求普遍提高。当下，被人情社会浸润了几千年的中国要克服传统文化基因中固有的人情、人治因素的负面影响，在追求公正廉洁的道路上砥砺前行，其难度可想而知。反腐需求推动廉洁文化的形成和演变是一条基本规律。具体来说就是：反腐败的现实需求推动了廉政制度的形成，廉政制度的建立改变了公职人员和社会大众的行为，公职人员和社会大众行为的改变又培养了他们的廉洁心理，并进一步巩固成为廉洁文化，廉洁文化的发展提升了社会公众的廉洁意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反腐败需求，如此循环升级。具体来说，反腐需求、廉洁文化、廉政制度之间形成了一个循环作用的闭环链条（见图2）。（一）反腐需求催生廉政制度中国廉政制度的产生主要有自下而上的监督施压和自上而下的自我革命两种方式。前者基于民生逻辑，针对腐败给民众切身利益带来的不利后果；后者基于政治逻辑，针对腐败给党的长期执政造成的风险挑战。监督施压和自我革命两种方式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且前者对后者具有原发性和决定性意义，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与保持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高度统一的具体体现。不论是被动的监督施压还是主 70理论探索 2023年第4期（总第262期）党的建设动的自我革命，最后都要落实到反腐败主体拿出巨大的勇气推动廉政制度革新。问题的关键在于，反腐败主体能否准确把脉并高效回应反腐需求特别是民生方面的反腐需求。民众中的腐败受害者或者容忍度较低者，对腐败危害的感知或认知较强，对反腐败有需求；民众中的腐败受益者或容忍度较高者，对腐败危害的感知或认知较弱，对反腐败无需求。多数民众有反腐需求，并直接参与或间接支持廉政制度的建立和创新，少数民众没有反腐败需求，他们对建立廉政制度的态度或是主动抵制，或是被动接受（见图3）。由此可见，大多数有反腐败需求的民众，是廉政制度建设的推动者。图3民众反腐需求推动廉政制度建立的过程（二）廉政制度促成廉洁行为制度、法律的颁布和实施是一种外部规约，这种规约和他律必然对人的行为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10。廉政制度的建立是实现事实上廉洁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廉政制度能否规范权力运行、廉洁行为能否产生，取决于制度本身和制度执行的情况，主要包括内容是否清晰、执行是否公平、惩罚是否确定、惩罚是否及时。一是廉政制度的清晰度。廉政制度的文本表述对权力制约的要求越明确，规定越具体，得到有效执行的可能性就越大11。条款非常明确，没有模棱两可的表达，就是八项规定能够有效治理公款吃喝、文山会海等中国官场“老大难”问题的重要原因。二是廉政制度执行的公平性。廉政制度执行越公平，就越能产生廉洁行为。制度执行并非易事，充斥着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用韦伯的话说，“这是一种并施热情和 判 断 力，去 出 劲 而 缓 慢 地 穿 透 硬 木 板 的 工作”12 277。法纪面前人人平等，是廉政制度保持旺盛生命力的保障。然而，制度执行的困境往往并不是“对”与“错”，而是“真实”与“忠诚”、“个体”与“集体”、“短期”与“长期”、“正义”与“仁慈”之间的“两难困境”13。在廉政制度执行中如何平衡众多冲突的价值标准，体现综合性的“善”和相对“公平”，考验着每一位执纪执法者的智慧。三是惩罚的确定性。现代社会，刑罚严厉性在犯罪预防中所起的作用不断被削弱14。刑罚确定性已代替刑罚严厉性承担刑事政策的威慑功能，犯罪治理通常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而非“杀一儆百”。迁移到反腐败领域，廉政制度的威慑力并不主要来自惩罚的严厉性，而是惩罚的确定性。这就从理论上解释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反腐态度的重要价值。四是惩罚的及时性。对违反廉政制度行为的惩罚必须及时，惩罚越及时，惩治腐败产生的威慑力就越大。边沁认为：“刑罚应该尽可能紧随罪行而发生，因为它对人心理的效果将伴随时间间隔而减弱。”15 220然而，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增强了腐败的隐蔽性，打击腐败力度的增强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腐败变异升级，腐败潜伏期（腐败分子首次腐败到腐败行为被发现之间的时间段）越来越长，在廉政制度建设和廉政制度执行中必须高度重视并尽快扭转这一趋势。（三）廉洁行为培育廉洁心理心理是人对客观环境的一种主观能动反映，包括认知、情感和意志。认知，指人对于客观事物的感觉、知觉和表象；情感，指人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意志，指人根据自己的主观愿望自觉地调节行动去克服困难以实现预定目的的心理活动。具体到反腐败领域，廉洁心理就是人们对腐败的危害（或者廉洁的价值）的感知和认识、对反腐败的积极态度以及参与反腐败的愿望。廉洁心理超越了“不敢腐”与“不能腐”，体现为“不想腐”的心理状态。一个人在行为上表现廉洁，并不一定意味着其内心排斥腐败，因为其廉洁行为可能是被迫作出的：或由于强大的惩治威慑而“不敢腐”，或由于严密的制度约束而“不能腐”。在整体廉洁度不高的社会，这种“不情愿的廉洁行为”廉政制度民众有反腐需求者（多数）无反腐需求者（少数）腐败受害者容忍度低者腐败受益者容忍度高者期盼公正支持廉洁主动抵制被动接受廉洁文化廉洁心理廉洁行为反腐需求廉政制度自上而下：自我革命自下而上：监督施压酝酿规范巩固内化图2廉洁文化形成的总体脉络 71理论探索 2023年第4期（总第262期）党的建设更为普遍。廉洁行为推动廉洁心理形成的过程主要有两个关键环节：第一个环节是促使不敢腐和不能腐的行为转变为不想腐的行为。通过扎紧制度的笼子和廉洁教育，促使不敢腐的行为向不想腐的行为转化；通过强力惩治和廉洁教育，促使不能腐的行为向不想腐的行为转化。于是，不想腐就成为普遍现象，至少达到了廉洁心理的第一层次廉洁认知。第二个环节就是促使廉洁认知向廉洁情感和廉洁意志转化，实现廉洁心理的升级。通过物质激励，促进反腐态度的积极转变，即由认知上升到情感；通过精神激励促进反腐意愿的提升，即由情感上升到意志（见图4）。至此，廉洁文化的核心元素廉洁心理就已初见雏形了，当廉洁心理逐步在社会大众中持续强化并稳定发挥作用时，就形成了廉洁文化。图4廉洁行为推动廉洁心理形成的机理三、廉洁文化的建设策略综上，廉洁文化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系统。对廉洁文化基本内涵的认识不全面，对廉洁文化形成机理的把握不深刻，是导致我国廉洁文化建设缺乏系统性和有效性的重要原因。从廉洁文化的内部生态和外部环境两个视角展开系统治理，是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策略。（一）廉洁文化四层次协同推进廉洁文化的物质层、思想层、行为层和心理层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应有重点地协同推进。必须改变重物质层和思想层、轻行为层和心理层的现状，更加关注廉洁行为习惯的养成，更加重视廉洁自律心理的培育。应当将新时代有效管用的廉洁制度融入廉洁主题公园、廉洁教育展厅等物质形态的廉洁文化建设中，用生活和工作中对公正廉洁的物质回报引导和激励人们崇廉拒腐。应当将宣传新时代丰富多样的廉洁实践与学习古代的廉洁思想精华相结合，用现实社会对廉洁诚信的价值弘扬回应历久弥新的学术主张，激活人们对公正廉洁的高度向往和自觉维护。值得一提的是，相对于制度而言，人的可靠性较低16。现实生活中的人通常是不完美的、多面的、多变的，一个“清官”的背后可能藏有暂不为人知的腐败行为，一个官员一段时期的廉洁，也不能代表其长期的不腐。因此，廉洁文化建设在宣传清廉官员时，应将更高的注意力放到有效遏制腐败的制度建设上，多传播当下中央和地方廉洁创新的实践。（二）以经济社会发展带动廉洁文化建设物质决定意识。文化与经济水平、社会发展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文化建设不能脱离经济社会发展，单兵突进。因此，廉洁文化建设也不应只限于文化领域，而应该跳出廉洁文化的圈子，站在更加广阔的视野看待和培育不贪不占、诚信公正的人格心理和价值理念。一方面，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可以为廉政建设提供保障，也为社会大众提升公民素养和道德水平奠定物质基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就国际而言，世界上廉洁程度较高、廉洁文化深入人心的国家，大多是发达国家；就国内而言，经济发展对地区清廉水平有积极的促进作用17。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另一方面，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可以从源头上大规模地削减腐败机会。高效透明的公共服务，是新加坡廉洁文化建设成功的重要经验，大大减少了公共服务权力寻租的机会，促进公职人员“不能腐”。同时便捷的公共服务也大大降低了公众支付“加速费”“融通费”的意愿，促进了新加坡市民“不想腐”。我国应构建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公共服务体系，促进教育、医疗、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透明化、高效化，让公民在享受公平公正公开的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形成自觉遵守社会规则、不参与腐败的行为习惯，培养排斥腐败、不容忍腐败的心理品质。（三）政治文化建设向社会文化建设转化当前，腐败正从公共部门向私营部门乃至全社会蔓延的事实逐渐被官方、学术界和社会大众所接受，廉洁文化建设已经不再只是政治文化建设，而是覆盖全社会各个领域的社会文化建设。一方面，要以公共部门的廉洁文化建设引领社会廉洁文化建设。具体说，就是应以党风促政风带民风。中国廉洁行为不敢腐的行为不想腐的行为不能腐的行为廉洁心理意志情感认知制度教育惩治教育物质激励教育精神寄托 72理论探索 2023年第4期（总第262期）党的建设共产党是执政党，党风的状况直接决定政风的走向，也是整个社会风气的风向标。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等公共部门应发挥表率作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以廉洁行为和诚信意识影响与之打交道的企业家和普通公众。另一方面，要以回应民生问题为着力点推进社会廉洁文化建设。社会廉洁文化建设必须与公众的民生诉求紧密结合起来，在解决公众急难愁盼的过程中传播廉洁理念，这样更容易被公众所认同。当前，一些地方看病要给医生送红包，农村还存在“人情保”“关系保”等低保微腐败，这些都是老百姓生活中的痛点，极大地影响了老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因此，治理医院红包问题和农村微腐败问题，让公众深切感受到廉洁、俭朴、务实带来的效用和福利，就是培育社会廉洁文化、降低腐败容忍度的重要突破口。（四）实施全生命周期廉洁教育当前我国廉洁教育的主要对象是体制内的成年人，更具体地说是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在职党员干部，忽略了其他年龄段的社会大众。事实上，一个人在青少年、壮年和中老年等各年龄段都有可能听闻甚至亲历腐败，都有可能受到腐败的刺激和诱惑，因此廉洁教育应该覆盖人的全生命周期。尤其是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正在塑型的青少年，更应接受系统的廉洁教育。在这方面，学校、家庭和社会均应承担重要的职责。一是在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建立完整的廉洁教育体系。学校统一设置课内廉洁教育必修课程，鼓励开设课外廉洁教育课程。教师应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学生心理特点确定不同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尤其要用灵活多样、结合实际、情景模拟、启发互动的教学方式开展教育。通过制度化的学校廉洁教育让公民从小就知晓腐败的巨大危害，理解廉洁对个人、家庭、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意义，牢固树立崇廉拒腐的观念。二是出台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司法解释，明确监护人的廉洁教育责任。建议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监护人对被监护人实施廉洁教育的具体责任，包括：配合学校对被监护人进行廉洁教育，引导被监护人培养廉洁意识，做好被监护人的廉洁诚信榜样，等等。三是国家应建立起媒体、公益机构、社区等组织对青少年廉洁教育的社会支持机制。充分运用现代网络传媒技术，建立廉洁文化资源开发、教育、建设、时政信息发布等网站、网页、专栏，形成当代廉洁文化建设的网络基地18。政府应建立廉洁教育宣传的长效机制：要求报刊、广播电视台、公共交通传媒、主流网络、短视频平台等担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投入一定的经费，提供常态化的廉洁教育公益广告或宣传服务；要求公益慈善组织安排专项经费保障长期开展青少年廉洁教育活动；要求社区定期组织具有趣味性和启发性的亲子游戏、廉洁文化展演等针对青少年的廉洁教育活动。（五）立足本土与放眼国际相结合在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内出现一种崇洋媚外的不正常现象，很多人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言必称希腊”。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自信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现阶段又出现了一种一味排斥外来文化的极端。廉洁文化建设首当其冲的是坚持本土化策略，必须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社会发展阶段、历史文化传统等具体实际出发，探索中国式廉洁文化建设道路。这既是文化自信的具体体现，也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矛盾特殊性原理的基本要求。但是，坚持文化自信，不应非理性地排斥外来文化，而应当以包容的心态、学习的姿态，合理借鉴国外廉洁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由于国情的差异，我国不能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由政治制度决定的廉洁文化建设体制机制，但是完全可以借鉴他国在管理层面或技术层面的有效做法。理论和实践都反复证明：要取得反腐败斗争的彻底胜利，廉洁文化建设是绕不过的弯。在腐败极端严峻的形势下，采用西医的“手术疗法”，“刮骨疗毒”“壮士断腕”，重拳惩治贪官，是在短期内快速控制腐败“病情”的有效途径。而在“病情”得到基本控制，腐败存量大幅减少之后，就应转向重点采用中医的“治未病”疗法，提高机体免疫力，增强党员干部及社会大众的廉洁意识，铲除腐败的思想根源。此时，廉洁文化建设就成了构建腐败治理长效机制的必然选择。这也就解释了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不断巩固之后，党的十八大开始的治标优先的高压惩治策略逐步转向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预防策略的原因。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表明党中央对反腐败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将从更宽泛的视野、以更充分的耐心同腐败现象作长期艰苦的斗 73理论探索 2023年第4期（总第262期）党的建设争，廉洁文化建设必将成为筑牢反腐败思想根基的重要手段，在全国上下大规模展开。然而，廉洁文化建设的热情必须建立在对廉洁文化建设的理性认识之上才能取得预期成效。只有准确把握廉洁文化的基本内涵，深刻理解廉洁心理的重要意义，才能找准廉洁文化建设的关键和要害，避免蜻蜓点水式的面子工程；只有深刻认识反腐需求、廉政制度、廉洁行为、廉洁心理与廉洁文化之间层层推进的内在联系，才能把握廉洁文化建设的基本规律，避免盲目跟风式的无效努力；只有将系统思维贯穿始终，才能形成全面协调的廉洁文化建设方略，避免盲人摸象式的片面发展。总之，只有重新认识廉洁文化的基本内涵、形成机理与建设策略，客观、理性、全面地看待和推进廉洁文化建设，才能实现中国廉政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注释：2010年初，中央纪委、中央宣传部、监察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联合下发 关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推动“廉政文化进机关、社区、学校、农村、企业、家庭”。这是我国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部署廉政文化建设，强调将廉政文化建设融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的全过程，为反腐败提供思想保障和文化支撑。参考文献：1 Husted B W.Wealth，Culture，and Corruption 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J.1999（02）：339-359.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4 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5 鄯爱红.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 J.红旗文稿，2023（08）：45-48.6 袁越兴，汪太理.廉洁文化：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N.人民日报，2004-12-16（09）.7 沈其新.中华廉洁文化与中华先进性建设 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8 唐凯麟.继承与弘扬中华廉洁文化的优秀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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