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女潇潇》与原著的关系及观后感.docx

湘女潇潇与原著的关系及观后感 湘女潇潇与原著的赏析及观后感 在学年进行了一半的时候，我们在影响与中国文学课上已经观摩了不少的中国电影和他们各自的原著。我看到过“林家铺子”的兴衰荣辱，感叹旧社会下“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残酷阶级压迫；我也在“早春二月”和萧剑秋一起在石桥上徘徊、踌躇与痛苦、迷茫；我还在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体味浪漫爱情中的冷峻现实。但是如果说，这八周中令我的心灵震撼的还要说是沈从文的萧萧以及由它改编而来的谢飞导演的处女作湘女潇潇。 在高中就学习过沈从文的边城，对他笔下那民风淳朴，却又封建礼教的湘西小城印象极为深刻。在我心中，那是一个现代社会所无法理解的小镇，人人之间没有勾心斗角，没有谄媚陷害，可能使我们感到唯一残酷的只是那祖宗礼法。正像沈从文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写到的那样，他所描写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目的是为人类的爱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萧萧的写作背景正是这样的文化寻根的乡土悲情。年仅12岁的小姑娘潇潇被嫁到了这个湘西小镇，她睁大好奇的眼睛，觉得一切都那么新奇。可是森严的礼教没给这个小姑娘反抗的机会，甚至是适应的时间。不过当了妻子的潇潇还没脱孩子气，常在苦涩的生活中自寻其乐。她白天带着比自己还小几岁的丈夫玩，夜晚要哄丈夫睡觉，还要帮婆婆洗衣、喂猪。人总是会长大的，尤 其是处在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思想成熟的程度已经远远的赶不上了身体发育的速度，“萧萧十五岁时已高如成人，心却还是糊胡涂涂的心”。已经被婆婆缠上胸布的萧萧对家中劳力花狗产生了一种不能称为爱情的爱慕。两个懵懵懂懂的年轻人终究“干了坏事”。可是现实总是比浪漫的来得慢，但却来得那么汹涌澎湃。怀孕的萧萧不知所措，她痛苦，她挣扎，花狗不负责任的出走更是让这道德谴责全部都附加在柔弱的小小肩上。“萧萧拉着伯父衣角不放，只是幽幽的哭。”不读“子曰”的伯父终究还是不愿将她沉潭，但也残酷的选择了第二天解决方法“嫁人做二路亲了”。也许是上天，也许是命运，萧萧在等买家的期间“坐草生了一个儿子”，于是大家“吃蒸鸡同江米酒补血，烧纸谢神”。“二路亲”的事也就没有谁再提。 其实沈从文就是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而已，甚至这个故事都没有高潮与矛盾。可是，这篇不足万字的小说如何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想是他的思想性，是他那平铺直叙中的波澜壮阔，是那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豁然开朗。以至于后人都无时无刻的在关注着它，影评家，电影导演，话剧导演都在自己的心中有一个“萧萧”。我国第四代导演的领军人物谢飞在1986年与乌兰合作拍摄了由萧萧改编的电影湘女潇潇。 电影讲究事情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尾。原著中并没有十分激动人心，扣人心弦的高潮，也没有激烈的矛盾的冲突。但是在电影的表达中显然不能这样，编剧张弦先生为作品加入很多有血有肉的场景。电影一开始萧萧在被抬到夫家时，竟在半路上想要上厕所，这是多么 有趣的行为。它体现了萧萧的天真无邪，她也许那时还不知道这一去究竟意味着什么，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她的紧张。在电影的第一高潮处，着重体现了“干了坏事”的场景。影片中在水磨坊里，花狗和萧萧赤裸相对，哗哗的水声既是花狗为了掩饰而特意选的环境，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主人公内心中激扬澎湃却还是有些负疚感的矛盾。在影片中还加入了一对偷情的男女，让萧萧和花狗能够亲眼目睹男人被打断腿，和女人则被无情的“沉潭”，这一残忍而又激烈的处决方式极大的刺激了二人，以至于后来花狗毫无征兆的出逃和萧萧不择手段的打胎。在阅读完原文后才发现改编原著是多么富有挑战性的和极富争议性的工作，如果只是像新版红楼梦那样照搬原文，甚至连人物的话语都一字不动，那么电影无疑将会晦涩难懂，人物缺少灵性。但是如果改编幅度过大，正如新版西游记一样，且不论演员的表现力如何，单是就剧本而言，使人们认为这不是西游记，剧中那个没有那个人们熟悉的孙悟空。而我认为湘女潇潇的改编还是比较成功的，首先他没有更改原文，没有加与原文风马牛不相及的情节，反而增加几处故事是从侧面来表达改编者对原著的理解，这是多么精妙的手法啊。 说到这部电影，正如我题目中所说的“逃不出的人生桎梏”，湘女潇潇给人的感觉就是思想的固化，人性的抹杀，表现的是封建礼法对人性的桎梏与摧残。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山村里，在一群思想顽固的人们中间，人们就是得按着固有的宗族制度活着，没有什么现在所谓的民主与自由，甚至连个人的愿望也被压制在人的内心深处 难以实现，而令人悲伤的是甚至没有人知道这一点。在这样一个封闭小环境下的成长，是一种原生的、自然的成长，萧萧没有读过书，对于身处其中的婚姻制度、礼法制度从来没有过也不可能有过自觉的反抗。最令我感触深的是当一家人在庭院中谈论城里的女学生，萧萧一脸好奇：“女学生是什么人。好看吗。”爷爷说到她们的奇装异服，“露着膀子和大腿给别人看”，“她们成天只知道读洋书、唱歌”，“这叫做自由”。爷爷问一脸懵懂的萧萧：“自由好不好。”萧萧本能点头曰：“好”，转念一想“不好”。从这里可以看出萧萧的内心还是向往自由的，但宗法制度长期的浸淫使得她已经接受不了自己的心声。她只知道符合礼法的就是正确的，但不知道礼法之外的世界是否也很精彩，是否也能尝试。 人生啊，人生，难道我们就一味的责备萧萧，爷爷和那看似残酷和无情的礼教吗。难道我们现在的社会就是适合他们的吗。难道当今那些崇尚品牌，热衷明星的女生，那些满嘴淫词秽语，不学无术的男生就是自由的，就是健康成长的吗。我无法再去批判那些宗族制度，因为我更无法安心的面对如今的价值观取向，孰对孰错。也许这才是我们应该真正思考的。 第二篇：论男女地位及相关关系的变化论男女地位及相关关系的变化 此处讲的是男女社会地位以及相关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变化，限于我所亲历或亲见。 在我小时候，我经常在大家庭中见到这样的场景，我外婆六十多岁了，领着我妈妈、姨妈在灶台上忙上忙下，我和表哥们端菜，而外公则率领舅舅们在桌上陪客人说话、吃饭。舅舅们，尤其是小舅舅，比我几个姨妈都小，若论年龄，该在灶台帮忙，让他的母亲大人和姐姐们在堂屋说话、吃饭的。说到这个场景，我们这一代人估计都知道，那是因为“男人们在陪客人，在说正经事”。即使来的是女客，陪客的依然是男人，做饭的依然是女人。然而，说到这里，如果质疑一下，我们也都知道，其实也没那么多“正经事”可谈的。尤其是来的是女客的时候，如果“只有男人才有正经事可谈”这个假设成立的话，一个“有正经事可谈”的男人和一个“通常条件下没正经事可谈”的女人之间，就更没“正经事”可谈了。说到底，是一个社会地位的问题。女人即使有“正经事”可谈，一般都会让丈夫（在那时候应该没“老公”这个概念的）去谈，或者偷偷的、在细察丈夫颜色的情况下告诉丈夫该谈什么，甚至丈夫不在家或者去世时，女性一般都会想办法让已经成年或者接近成年的儿子出头去谈。 在以前，妇女的地位是很低的。更遥远的时代只能在故纸堆里去追寻了，而近的记忆里却是不乏鲜活的印象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注意到，在一个大家庭里，在中秋之类的节日以及其他重大活动中，坐席的一般规矩是各个辈分都要有人坐席上，而这个坐着的“人”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那必须是男人。以三代之家为例，那就是做爷爷的一定要坐着，其次是第二代的兄弟-没有姐妹的份，再后，如果坐的下，孙子辈至少要坐一个人，那当然也必须是男孩子。很多时候，做奶奶的以及第二代的姐妹和妯娌都是没机会的，孙女更别指望了。在以前，如果谁家没有儿子，或者哪个小夫妻没生儿子，都会被人瞧不起，做爷爷奶奶的就会唉声叹气，觉得没有后嗣了，做父亲的也会长吁短叹的。至于邻居，也会避免问及这样的家庭有没有孙子、儿子之类的。当然在骂架的时候，恶毒的话也莫过于戳人家的痛楚，说人家断子绝孙了。所以就会有人家为了生个儿子不惜一切代价往继续生孩子，好在以前没有计划生育的政策，而且孩子一般不上学，顶多就是吃饭穿衣的问题，每个人少吃点，衣服嘛，老大穿了老二接着穿，老二之后老三接着穿，大不了就是破一点而已。以前大家都穷，这算不了什么。至于计划生育之后，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更严重了，因为一定要在两个孩子的机会中生出一个儿子来，难度也太大了。尤其是现在的一孩政策（刚开始是可以生两孩的）。所以就有人拼命的超生，生了两个女儿、三个女儿还要生，最后就把刚出生的女儿送给别人养甚至弃婴，手段都到了残忍的地步。只有少数能做到既超生又养着所有女儿的，这样的人倒是有良心，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为了社会男女平衡做出了贡献。在我老家安徽，听淮南的同学说，淮河上有很多“流船（流民的流）”，上面就住着“超生游击队”，生了许多女儿，那时候又上不了户口，结果就成了黑户口，也上不了学，到大了找个当地的嫁了才有户口。没有下一代的男丁，不仅父母日子难过，做孩子的也难过。如果没有哥哥和弟弟，做女儿的经常要遭受父亲和爷爷奶奶无名的火气，甚至邻里也会在欺侮她全家的时候捎带上她。如果长大了留在家里招亲，将来复杂的家庭关系也会让她生活很不幸-父母会想办法让后代跟自己一个姓氏，会压制上门女婿的地位，家族里、邻里之间也会瞧不起入赘的女婿，总之，日子不好过。当然，最好是有一个哥哥顶着了，那这个妹妹就能得到应有的疼爱了，尤其是有很多哥哥的时候。如果实在不济，有个弟弟也是强很多的。不过如果前头好几个都是女儿，在80年代，前几个做姐姐的肯定是没机会上学了，比男孩子稍大的姐姐要负责带弟弟，弟弟摔了一跤，挨打的一定是姐姐。在更早一点，为了家庭的生计，大姐姐一定是晚婚，因为要在家干活，出嫁了就不能回娘家干活了。 以前的婚姻，且不说指腹为婚之类的，但大多也还是听父母之命的，女孩子一般不应该在婚前跟男孩子有较多的接触，任何一次接触都必须是在男方的提议和父母的应允及监督之下进行，不然就是败坏门风。说到底，父母是从己方家庭的利益和己方家族的名望来考虑问题的。男方迎娶，在提亲到正式迎娶的所有过程中，也主要考虑到对方的地位和利益，只要对方父母、家族同意就可以了。男方迎娶，也不过是为了延续香火，并不考虑小两口的感情之类的问题，在那个时代谈感情这个问题，纯粹是无稽之谈。过门之后，女孩子就是夫家的人了，应该为夫家利益着想，服从夫家的利益。至于娘家，他们会认为你已经是别人家的人了，现在回来是做客。做客嘛，是不能天天做客的，不然就不是客人了。在夫家经济不富裕，尤其是粮食缺乏的时候，就不要经常回娘家了，不然吃了娘家的粮食，总会有人不高兴的。至于夫妻之间，亲热的话是不会说的，亲热的事恐怕也只能借生育之名了。以前的夫妻，一般到老了，才会有些相濡以沫的味道来，也主要是在一起生活久了，生出来一些感情来，而这种感情，也大多是亲情胜过爱情。 至于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在我记忆里，很少有妇女做官的。小时候也见过女老师，那都是很敬仰的。没见过谁说女的当官不好，估计是那时候女孩子读书机会少，出现在我们面前都是书香家庭，大家对书香家庭素有敬仰，所以也就没见人说不好。要说女性出人头地好不好，恐怕都是别的文化里的事，因为在我生活的农村文化里，是没有女性出人头地的。那种女孩子不应抛头露面的禁忌，是没有人说过的，而在实际情况中则是彻底没有人去冒犯的。历数我所了解的过去女性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也侧面反映了男性的种种情况，毕竟两者是互补的。要追究过去这些情况的原因，恐怕也很简单。首先是男性在农业耕作方式上的优势。这是起源。男子力气大一些，这是基本事实。男性适合农业劳作，是基本的事实。当然这也并非不可质疑，因为我也见过女性耕田比男的做的好的。估计是男性一开始掌握了耕牛、犁具，所以有了农业经济的掌控权以及相关事务的话语权，所以女性地位要低一些，从而形成父系社会。这其中，男性发挥更多的保护家庭安全的作用也是一种原因。其次，农业文明中的父系社会导致婚嫁方面女性地位的低下。父系社会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关系是父子关系，而不是兄弟关系、姐妹关系、母子关系和夫妻关系。父子关系是一种利益关系，儿子是父亲利益的一种延伸与保障，只有儿子是父亲利益最不容质疑的保护者和延伸者。因此，儿媳妇过门之后，小夫妻之间的关系也不过止于生育关系，其他的家庭经济大权、教育大权、外交大权都由家长-父亲把持，儿子则辅佐父亲，儿媳妇不允许插手家庭事务。同时，为了保证家族的延续，生儿子也自然成了小夫妻的责任，女孩子自然也就地位不高了。女孩子嘛，迟早是人家的人，一旦出嫁就是泼出去的水，如果读书自然是让男孩子读了，女孩子读书对家族是没用的。再次，相关利益关系和文化的延续。虽然现在已经不完全是农业社会了，家族实力也式微，大家庭也越来越少见，但是儿子对于家庭利益的重要性，如养老，以及传统观念的影响，让大家还是更想要儿子一些，甚至做母亲都还是这样想。追根究底，是利益关系在起作用。在谈到当前的男女关系时也可以看到这一点。最后，农业生活方式导致的群居方式，是一种近乎静止的生活，人们天天生活在一起，是一种熟悉人的社会（费孝通先生语）。这种社会导致的就是人们什么事情都会被别人看到，也会被别人关注，某某人打了孩子的屁股，某某人家蒸了新鲜馒头，都会传遍全村。这主要是频繁的交往和人们缺乏话题所致。农村天天就那些事，因此什么事情都会让人们说个够，事情过去好多天了还有人当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些老人们以及每天在一起洗衣服的妇女们更是如此。这种情形之下，谁家“没后代”就成了人们天天的谈资，成了嚼舌头的对象。这就给家族、父母和小夫妻形成了极大的压力，觉得非生个男孩不可。如果换做流动性很强的城市社会，这种压力就小得多了。 现如今，在我看来，男女地位算是天翻地覆了。女孩子的社会地位提高了很多，谁家重男轻女是会受到主流舆论、官方舆论的批评的。女孩子现在都上学了，都有了很好的工作。在学校里，女孩子更多地得到老师的夸奖。在恋爱方面，女孩子更是受到了特别的待遇，这种待遇男孩子一辈子都没机会享受。婚姻不再是为了延续香火，不再是两个家族之间的利益的交换，不再是根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缔结。现如今，爱情是婚姻的唯一合适的理由，也是维系婚姻的重要理由。女孩子出嫁了也不再是泼出去的水了，出嫁的女儿经常回娘家，比儿子回家还勤快。在我看来，这种变化，根本原因还是农耕文化的逐渐解体、家庭小型化、家族趋向解体的外在条件下的家庭利益结构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现在家庭子女少，经济条件也比以前好，女孩子就能上学了。女孩子上了学，在外面工作也就顺理成章了，这样手头上也就有了经济资源，不再需要看男孩子的颜色行事了。再有，女孩子也是孩子，父母一般都还是很疼爱的，不像以前一样随随便便地养育，所以父母也不允许女婿亏待女儿。至于女儿出嫁了可以经常回家，那是因为兄弟姐妹少了，而家庭经济也比以前好了，回家不仅不影响兄弟姐妹的口粮，反而能让家里更温暖。 到了如今，社会地位的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虽然在找工作的时候、升职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公正情况，但大多时候是因为一些工作更适合男孩子去做或者一些单位已经是女多男少，升职时则已比以前更公正了，已经很少看到不公正现象了。男性、女性之间的问题，更多的是恋爱和婚姻中的感情问题了。在普通大众视野中，爱情以前是属于少数人的事，只有到了现在才是一般人的事情，而且成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抛弃了传统观念之后，父母的意见不再重要，感情成了婚姻缔结和维系的最重要的理由，从而使得婚姻变得更加脆弱，使家庭的生育功能趋向于淡化。男女是不同的性别，从小又大多时候跟同性伙伴交往，对异性了解比较少，而现在的感情又要求男孩子一定要能理解女孩子、处处照顾女孩子，这样男孩子的压力反而比以前大了。以前只需要能养家糊口，现在则要学会理解、照顾女孩子了，要能“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了。既要有男性气质，又要体贴温存，既要外事练达，内事也不能马虎，真是难为了男孩子。不过我估计，现如今难为的也不只是男孩子，女孩子从小只学会了跟同学在学业上竞争，现在却要求她们学会温柔、小鸟依人，恐怕也非易事。我是男人，为了本集团的利益，自然倾向于认为男孩子压力更大，面临的要求更多。另外，现在已经有很多人不愿意要小孩子了，认为结婚又不是为了生孩子。这种观念到底好不好且不论，只是我担心几十年后全社会都是老头子老太太，那景象只怕会十分恐怖。总之，社会观念变了之后，虽是好事居多，但人们面临的也非全是好事。 在当前的男女地位情况下，一同发生改变不仅是恋爱中、婚姻中的男女地位和关系，跟着改变的还有其他类型的相对地位和相互关系。譬如，婆媳关系显然就发生了改变。以前，做媳妇的希望就是“媳妇熬成婆”，婆婆只要还健在，家里妇女地位最高的就是婆婆，就要需要面对婆婆的指责、批评，做事要谨小慎微。现在不同了，儿媳妇的地位显然高过了婆婆，婆婆是不能批评儿媳的，不然就要闹矛盾的。这种变化，根源还是家庭利益格局的变化和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子代结婚后独立居住的居多。如果家庭的主要财产是由父母创造的、好几代人构成一个家庭，那父母的决定权、话语权还照样大一些的。一些富豪家庭中就是这样。所以，很多时候，利益结构是根本性因素，虽不是唯一因素。在当前情况下，父子关系不再是家庭关系的主轴，主轴变成了夫妻关系，婆媳关系也不是一边倒的不公平关系了，而同时变化的则有岳婿关系和父女关系。现在的岳婿关系已经非常亲热了，做岳父的欣赏快婿，做女婿的也孝敬岳父，嘴里“爸爸”喊得异常亲热。做岳父的对女婿要求不高，而女婿却很孝顺，这样关系自然很好了。女儿女婿经常回家，使得女儿女婿某种程度比儿子儿媳更讨人喜欢了。这种关系下，岳婿关系称作“岳婿”关系似乎都见外了，该称作“父婿”关系了。这其中除了女婿孝顺之外，恐怕与“父婿”之间少了女婿幼时教育上的苛严和当前对女婿孝顺的期望不高有关。当然女儿也更贴心了，尤其是父母老了之后，更需要女儿经常回来看看。儿子是嘴笨的，但女婿永远是嘴甜的。儿媳是人家的，女儿却永远是自己的。所以，我倾向于鼓励二孩政策，一男一女是最好，平常有儿子儿媳孝顺，女儿女婿还不时回来看看，很好。而且，如果男孩子做哥哥，小时候和大了都可以照顾妹妹，不让妹妹受别人欺负。 当然也有一些东西是没变的。比如，每家都希望有一个男孩子，女孩子希望找一个令父母称心如意的老公。生儿子，很大程度上是儿子可以养老。虽然西方提倡社会养老，提倡进养老院，但我们中国人不这么看，我也倾向于家庭养老。全家人经常在一起，生病了有亲生子女照顾，比在养老院不知强多少。再说，养老院里全是老人，几乎天天都有人去世，你这活着的人天天见有人被抬出去，天天担心自己什么时候也会来个一觉不醒，这日子多难熬啊。女儿也是可以养老，而且也逐渐挑起了养老的责任，但毕竟是一般儿子担的责任多一些，这是个传统的问题。而且儿子力气大，干点力气活，生病了儿子可以抱着背着上医院，总让姑爷干这些是不太好意思的。再如女孩子虽然恋爱时不向父母回报，但一旦认真了一般都会让父母帮自己把把关，这其中除了觉得父母是过来人，能挑一个对自己负责的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希望未来夫婿能和父母有个良好的关系，让父母宽心、放心，自己也多了许多幸福。当然父母应允的婚事，婚后父母一般都会支持自己，在必要的时候父母会帮自己说话，会教自己和夫婿学会过日子，等等，让自己有一个长期的、稳定而有力的后方。所以说女孩子结婚的时候得到父母应允是合适的。这些都是改变中没有改变的，体现了一个基本的旋律：利益关系和亲人之间血浓于水的感情，以及传统对我们的影响。 后记。觉得还有一些东西没写进去，但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没写。究其原因，还是自己没想透。以后肯定还是会想的更清楚一些的，只怕到时候不愿意再提笔写一次了，连修改都不想动。以后，几年后，或许会以相近的话题再写点东西，尽量写出点味道来。写完没修改，肯定有许多错别字和表达不当的地方。 第三篇：湘刀文斌论书法与篆刻的关系湘刀文斌论中国书法与篆刻的关系 小文抛砖于斯，待大成之家美玉云尔。 依我看，书法工作者不能写招牌输人一筹，不会篆刻更输一筹。书法家不一定是篆刻家，篆刻家一定是书法家。 中国书法与篆刻关系密切。重视、了解、分析、实践这些关系，很重要，也很有必要。 一、书法与篆刻是“鸡蛋关系” 我就想搞清楚是先有“书法”。还是先有“篆刻”。却糊涂了。 “书法”一词最早见于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左传宣公二年当中：“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当时“书法”一词的含义是指古代史官修史的原则和体例，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谈及的书法艺术。 360百科。“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发展五千年来最具有经典标志的民族符号。它是用毛笔书写汉字并具有审美惯性的艺术形式。”注意，这个说法是说“书法是毛笔书写汉字”，那么，陶文、甲骨文、金文、石刻、竹简上的中国字算不算。除了汉字，西夏文、蒙古文也能用毛笔书写，这些文字艺术算不算。那篆刻是以刀代笔，那篆刻是不是书法。如今用的毛笔，相传是秦朝监督修筑万里长城的将军蒙恬首创，但是毛笔的发明权不能全归功于蒙恬一人。毛笔是秦朝产生的。那中国书法从秦朝才开始。 20世纪80年代初，在河南登封夏文化遗址发掘出的陶器上，发现了更完备的文字。这是被学者们确认的迄今为止我国有确切时代的最早的文字。我们捋一下：书法是毛笔书写的艺术，陶文、甲骨文等就不是书法。陶土上的文字肯定是刻写的，那是不是篆刻的起源。 百度一下“篆刻”，“篆刻艺术，是书法（主要是篆书）和镌刻（包括凿、铸）结合，来制作印章的艺术，是汉字特有的艺术形式。篆刻兴起于先秦，盛于汉，衰于晋，败于唐、宋，复兴于明，中兴于清。迄今已有三千七百多年的历史。”篆刻兴起于先秦，毛笔发明于秦朝，那篆刻早于书法。 百度一下“中国印”是指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会徽。中国印的概念，似乎没有这样狭小吧。我的慨念，中国印的范畴应该大于篆刻。到底是印从书出，还是书从印出。清代邓石如提出“印从书出”的创作理念。即篆刻要从书法，尤其是篆书中汲取精华和营养，离开书法，篆刻就成无本之木。这个提法很容易形成误导，篆刻的形成在书法之后。 若追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形态殷商甲骨文，说不明白是“印从书出”，还是“书从印来”。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没给答案啊。众所周知，甲骨文是契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在毛笔还未诞生之前，先人是用石块等利器为工具在龟甲、兽骨、石壁上记录历史的。殷商的甲骨文是先刻出来的，古代的陶文、石刻是刻出来的，秦朝才有毛笔将战报写出来。篆刻的起源也是刻符号和刻字，而最早的中国文字也是通过刻写的方式留存的。 查阅了有关中国书法史、中国艺术史、中国印史、中国篆刻史等书籍，没有明确记载是先有篆刻还是先有书法的记录，并且不同出版社的书籍、不同大学汉语言专业的专家们的意见、不同搜索引擎搜索的答案也并不一致。 书法与篆刻是“鸡蛋关系”，鸡与蛋的先后，留给考古学家、汉语言专家、科学家去定论，那是后人的事情了。至于“玺”“印”“章”“印章”“印信”“记”“图章”“宝”“关防”与篆刻的关系，中国文字与书法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先后关系、互生关系、衍生关系还需要认真厘清和整理。在此因主题关系，我怕扯开了去，收不回来，搞晕了，还不能整明确。 二、书法与篆刻是兄弟关系 上一点我讲了“鸡蛋关系”，现在又说是兄弟关系。若是书法与篆刻有个“他娘”，“他娘”就是中国文字。至于兄弟谁大谁小。也是不能确定的。 书法与篆刻都是以中国文字为主要载体的艺术形式，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同中国文字的发展紧密相关，它主要是以汉字为载体，按照外在的形质美和内在的意蕴美法则对汉字进行再创造的艺术形式。中国的篆刻艺术是以中国古文字阶段的篆书形态为主要载体，篆书是中国最成型的古老文字形态，具有极高的象形意味，形体的可塑性强，为篆刻艺术展示方寸之间的万千气象提供了有力保障。 我们今天所谈论的书法、篆刻，它们最初都是以实用为目的出现的。通过对中国书法、篆刻的学习与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书法与篆刻在其各自的发展进程中通过各自的载体形式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加以继承和弘扬，在体现艺术美的道路上发挥了异曲同工的作用；两者又因彼此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而展现各自的艺术特征。作为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书法与篆刻存在着一定的共性，这个共性就是人们所赋予中国文字的艺术特征和艺术使命，这种共性又因为中国文字这一共同的载体而愈发凸显起来。 三、书法与篆刻是互补关系 书法讲的是用笔，篆刻讲的是用刀，刀和笔是相通的，互补的。在我看来书法与篆刻的学习和进步是可以同步进行的，有时书法里没有搞懂的知识，篆刻里体会到了。篆刻里没有突破的学问，书法中找到了。篆刻是“七分书三分刻”，可见书写在篆刻创作中的分量，写不好书法，篆刻构图就是个大问题。书法讲究不复笔，而在篆刻的过程中，能够将用刀次数减到极致而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此为超级大师。篆刻中的一些技法，比如：穿插、借边、粘连、融合等也可以运用到书法创作中，篆刻中用刀的技法也能助您写出带金石味而充满力量的书体。 篆刻艺术离不开书法的支撑和滋养，同样当今的书法艺术也离不开篆刻艺术的烘托和渲染，书法作品中的用印，也成为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内容适宜、格调高古的印章会为书法作品增添色彩。 书法与篆刻的发展均与汉字的发展密不可分，书法艺术的发展与文字的发展是较为同步的，而篆刻艺术的发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却停留在了篆书上，“篆印必先习篆，以求篆体之笔法，得笔法则得字法而章法随之”。“治印者必先识篆书，不然尺幅之中尚未能平稳，况方寸之间乎，其欲求妥贴者难矣”。入印文字并未随着汉字形体的改变而发生重大变化，虽然篆书形态稍有调整变化，但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到了隋唐、宋元官印阶段以及进入文人篆刻之后虽然有很多新的尝试，如用隶书、草书、楷书甚至是美术字等入印，但是因为这些文字象形性和形体可塑性的削弱，入印文字、边框未能进行更好的印章化处理，这些印风未能被太多的人认可和接受。在当代篆刻艺术的继承与创新方面，这些印风因为它的不完美却留给后人更多的探索空间。 书法与篆刻在历史进程中互相包容，互相影响。从刻在龟甲、兽骨及陶器上的符号、文字到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吉金文字、凿刻在石头上的先秦石鼓文，这些文字形体的演变都与刀（或者硬质器物）这一主要的“书写”工具紧密相关，彰显了契刻文字的古朴之美。随着汉字形体的演变，毛笔、纸张、墨等文房用品的相继出现，书法则以多姿多彩的面貌行诸于世。 书法与篆刻在发展过程中，彼此的重点和特点并不一样，正因为各有特点，也就给书法和篆刻带来互补、互促、互融的机会和素材。 四、书法和篆刻是品格关系目前，我国书法和篆刻出现一些乱象，大部分展览看下来，基本都是草书和写意印作品，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唬人的东东，让绝大多数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连字都认不全，看不明白，也读不懂他们的作品。这是这些书者们“装神弄鬼”“缺少文化”“缺少严谨的治学精神”“心态浮躁”造成的，更谈不上这些书者有多少艺术修为和品格的力量。 纵观中国的书法史和文人篆刻史，凡彪炳史册的书法家、篆刻家都具有高尚的人格魅力和深厚的文化修养。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之所以被称之为“天下第一行书”，不仅仅是因为字写得好，其文言辞优美、情感酣畅淋漓，同样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颜真卿能够被后人所学习和敬仰，除艺术修为之外，与其刚正不阿、大义凛然的人格魅力密不可分。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书法出现了“甜美俗”的现象，这些书法割裂了书法与篆刻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些所谓引领中国书法的“大家”绝大多数就不会篆刻这个技术活。当然甜美的书法也是书法艺术的一种，只有这一朵，未免太单调了吧。单一的书法家相比篆刻家普遍少了很多知识和文化。清代对艺术大师有个标准，就是“诗书画印”必通3样，齐白石是最后一位大师的说法，就是以此为标准的。 综上所述，中国的书法和篆刻艺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二者都是以汉字为主要表现载体、由实用性逐渐向艺术性过渡、具有浓厚文化内涵的中国传统艺术形式，是中国几千年文化和智慧的结晶。 我个人认为，篆刻与书法之间不存在从属关系。目前，我国文化管理机构把篆刻归于书法的分支，这样定论和管理是有待商榷的。就是因为这样狭隘的概念，形成这样狭隘的文化引导，让篆刻艺术在中国艺术中的地位太低了。 对我们今天来说，在几乎所有的古代遗存都被前人、当世人挖掘殆尽的情况下，希求通过获取资料上的不对等来换取所谓的个人风格，这种做法已经无路可走。这种窘境恰好为博大沉雄的塑造提供了机遇，甚至可以说，若想把今天的书法与篆刻往前推进一步，就必须在大综合、大集成层面下工夫，以最大的勇气和毅力培养自己硕大的胃口，竭力消化古往今来的资源，才能真正地确立起我们今天的书法与篆刻标尺，代表一个时代的书法与篆刻疆域。 书法与篆刻已成为我毕生的朋友，我将与之共喜乐、共进取。谢谢阅读。 第四篇：专制制度与人性的关系浪潮观后感专制，人性 电影浪潮观后感 在课上看完浪潮后，在网上搜索电影，发现它被标签为“惊悚”。看完电影，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不是“浪潮”的绵延，学生的疯狂，蒂姆的悲剧，而是卡罗在学校里发放反“浪潮”的传单时的场景。加快的脚步，阴暗的月光，背景乐跳跃而紧张，冲击着我的心，似乎随时会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将她吞没。无疑卡罗是这场运动中为数不多的清醒者之一。或许是她向来的美丽和受人瞩目使她最初难以忍受平庸和被人忽视而拒绝穿白衬衫，拒绝用“浪潮”的手势。但渐渐地，她意识到这场运动的无理和荒谬，并开始公开反对。 相反的，大部分人却沉浸在其中。蒂姆在“浪潮”中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关注和力量，利萨借集体之名与马尔科产生了暧昧，马尔科找到了归属感，文格尔先生受到了学生的格外拥戴领袖，纪律，服装，口号，标志，共同的敌人浪潮班成为一个具有非凡凝聚力的集体，并在学生们心中掀起巨浪，以为自己找到了平等。他们身上原来那种懒惰的、一盘散沙的、随心所欲的、令人厌倦的个人主义消失了，很快被积极进取的团队精神所取代。 在一个酒吧里，那个少年诉说。“当今的人想叛逆，却找不到叛逆的方向人人脑子里想的都是自己，我们这一代人缺少的，是一个可以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目标。”崇尚专制制度的“浪潮”的诞生满足了这个“目标”，但最终却走向极端。而在短短几天前，这些学生还义正言辞地相信“纳粹”事件不会重演。这部电影源自1967年4月克柏莱中学的罗恩琼斯发起的一场试验。到后来，这个实验的结果显然超出了人们的预想。 曾听过这样一句话。“有信仰，才有恐惧。”短短几天，“浪潮”已经被无限扩大，成为了成员的精神寄托。他们缺失的越多，就越想在这个集体中找到的越多。蒂姆不被家人关注，时刻受到其他同学的欺负。为了“浪潮”他烧了衣服，爬到政府大楼上画“浪潮”的标志，保护文格尔先生。他什么都没有，为了“浪潮”他更放弃了一切。“浪潮”已经成为他生命的根基和中心，因此在“浪潮”结束的那一刻，他的信仰倒塌，恐惧弥漫。他颤抖着举起了枪，毫不犹豫地捅入了喉咙。 在此之前，是马尔科发现自己即将失去卡罗时，他清醒了过来，去找文格尔 先生，要求他终止浪潮运动。文格尔先生同样也面临着即将失去太太的危险，所以马尔科的愿望最终实现了，持续了一星期的浪潮运动终于结束。假若文格尔先生没有太太，而马尔科也没有卡罗，那么他们会不会和蒂姆一样放不下浪潮呢。答案是肯定的，将纳粹推行到底的希特勒，以及类似希特勒这样的人，他们的感情世界，的确是空白的。尽管希特勒有爱娃，但据说他从来没和爱娃做爱，爱娃对他而言只是一个木偶而已。文格尔先生问马尔科：你打了卡罗。为什么。马尔科回答：我也不知道，这一段时间，我变了一个人。我爱卡罗，但我还是打了她。在我看来，马尔科之所以变了一个人，是因为他太多使用“为了浪潮”的借口，而远离了自己。 因为种种原因，对很多人而言，为一件不在规则之内的事情负责任，从而有细腻而丰富的感受，这真的很不容易。相比之下，我们宁愿找一些粗糙的、但看似有说服力的理由换句话说是借口，让别人服从自己，也好让自己相信，自己那些意志是正确的比如，为了“浪潮”，因为“浪潮”。其实，任何一个人随意使用那些伟大的名义，都意味着会远离自己。宣布结束浪潮运动前，文格尔先生还装成元首的样子，发表了一番激动人心的演讲，使用了很多伟大的名义，譬如德国不能做全球化的输家、我们打击恐怖主义、恐怖活动的源头是不公正、富人可耻等，这都是一些常见的伟大名义，也即借口。 正如纳粹为了将族民或者说人民团结在一起，塑造了一个“敌人”，大敌当前，最好动员。犹太人就成了团结德意志人民的黏合剂，很快也成了经济资源。就像文格尔先生要建立最好的班级，纳粹声称要建立“真正的人民国家”，那时被称为“我们的人民总理”的希特勒曾有言：“如果她最贫困的人民是她最忠诚的人民，德国将是最强大的。” 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20世纪切实发生在中国的大跃进运动。煽动群众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参加人员之广、声势之大，真可谓历史上少有。共同的理想和集体的团结一致使人们忘却了自然规律，忘记了自我，一心追求增长。 更有残忍的文化大革命，民众的盲目崇拜和毛泽东的绝对领导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专制的机制。在毛泽东的发动下，很多人都已经偏离了自己。大、中学 校的学生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在很短的时间里，由学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一些党政机关受到冲击。这场运动很快从党内推向社会，社会动乱开始出现。无数知识分子被迫害，还有刘少奇等的含冤而死。 文格尔先生让学生思考，一个集体如何区别于另一个集体。后来“浪潮”的成员的白衬衫和手势显然很成功他们甚至把不做手势的人置于门外。同样，当年在中国“红袖章”已经成了一种标志和荣耀。用敌对的方法将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区别开来其实就是纳粹的逻辑，进一步发展下去，扩展到整个集体甚至种族。当成千上万的红卫兵聚集在天安门前闹革命。带着红袖章的人们的正常的自我已经被一种强烈的敌我感情侵蚀，或者更疯狂，他们红着眼睛将所谓的“敌人”逐个“打倒”。在余华、余秋雨的文章里看到过，可谁又能想象出，一个人可以义愤填膺地朝着自己最亲密的人身上扔臭鸡蛋，辱骂他们；学生冲进教室殴打老师，把他们头发剃掉，牙齿打落 另外，曾经轰动一时的“法轮功”事件本身就是个专制、集体的事件。毫无特异能力的“大师”李洪志最初使用种种骗术宣扬、神化他自己。在法轮功得到了较大规模的发展和传播之后，李洪志和他的法轮功采取了更为娴熟的欺骗技巧和蒙蔽群众的手法。 这些手法被作为法轮功的“组织原则”和“指导思想”。用中国历史上专制帝王用的最独裁的办法来控制整个法轮功组织。在法轮功组织中，他提出只能信他一个人，不能信别人；练法轮功的人不能练别的功。只有他一个人说了算。他经常以先知的口气和帝王的姿态发布通知、公告和“经文”，要整个法轮功组织绝对服从。这种口气和姿态，震慑了法轮功组织中的许多无知而意志薄弱且心理承受能力低的信徒，在法轮功组织内部形成了一种以骗术为基础的绝对权威。在我们看来毫不实际的组织和领导却影响了当年相当大的一部分人。除了那些参与者的心理脆弱、承受能力低等问题。更因为他们在其中找到了一个归属感，一种信仰，绝对的权威。我们常常觉得权威都是高贵冷艳、神圣、不容侵犯的。在这种专制而权威的领导下，人人都感到一种平等的力量，都相信自己可以创造一切。专制统治的基础是什么。tim说的，不满。这个社会本来就不公平，因为这些不公平，所以我们对生活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满。而当这些不满的情绪， 甚至复仇的情绪被煽动起来的时候，专制统治就出现了。所以，我们发现，在独裁社会里，总是以前最受压迫，最弱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