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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诗刊》读后感
2020年7月《诗刊》读后感
2020年7月的《诗刊》上半月刊以杨牧先生的《松》(这是他一系列书写草木的短诗中的一首)开篇，除了有对这位在今年春天去世的诗人的纪念意味，也像是一个隐喻，指向这个时代所倾慕的一种气质：“它是自负而带着倨傲神采的/因为它是风雪正派凛凛古典”。
“视点”栏目刊发了雷平阳的一组诗，依然体现了诗人的典型特色，即从外部事物(例如自然景观)的显现之中探究世界的隐秘，如一头虚幻般的大象“仿佛蒙垢多年的铜佛来到了暴雨之中”(《雨夜》)，如从“隐秘的寂静空间”化为“神的影子”的植物(《桉树，致陈流》)，或是短诗《悬念》之中“梦见/自己还活着”的死者。这种写作不是对人们所见事物的简单模仿，按诗人自己在创作谈中所述，它带着“发明”的使命。
在接下来的“新时代”栏目中，主要是对祖国及其当下状貌的赞颂，龙小龙以“钉子精神”写祖国的工业，王二冬描述了现代通讯和物流，远洋称赞深圳工业区和打工妹，远村和凌翼试图把握现代乡村生活及扶贫带来的改变，阿成则直接处理“祖国”的当代形象……
臧棣等重要诗人的出现给“方阵”栏目带来了足够的分量。在过往的写作中，臧棣已经写过一系列以“协会”、“丛书”、“入门”为标题的作品，如今他带来的则是数首“简史”——这些可被视为系列写作的诗歌需要更大篇幅的专论才能深入把握，但在此，至少可以概括性地判断，臧棣的诗歌有着从细微处入手抵达语言及经验边界的重要意义，在“小大之辩”中基于读者瞬间的惊异。如《银杏的左边简史》中最后“我又是谁呢”所展开的对自我、客体及表意关系的思考，如《山楂花简史》中不断在否定中褪去世俗经验(“既不映衬现实的晦暗，/也不隆重生活的艰辛”)后绽放自身(“更像是一次显灵”)的山楂花的形象，如“既是玩物，也是圣物”的琥珀(《琥珀简史》)……世界以新的姿态萌发出来，直到“你拒绝了/永恒的诱惑，在美丽人生中/如同回放一般，感到了永恒的快乐。”(《萌芽简史》)
随后是诗人大解的作品，书写了被包围在自然之中的生活，将“天空”“轻风”“云彩”放置进悠长的生命记忆中;池凌云写中国西北的空阔壮美，以强烈的抒情话语感受“无言的世界”，听一只鹰说“飞行才是你的全部生命”(《刚察草原上空的鹰》);黄梵从生活的瞬间生发出诗句，一只猫，一双脚上的鞋子都可以引起深思，父亲离去的时刻则让人铭记：“最后时刻是失控的车子/他冲入黑暗的一瞬，我来不及帮他系上安全带”(《最后时刻》)。
在上半月刊中，还有许多需要关注的诗人及其作品，难以一一详述。“气象”栏目里的詹澈、孙晓杰、刘福君、杨宗鸿等诗人的作品通过个人的经验写出了人类共通的情感，“每月诗星”栏目的陈亮集中书写象征乡村记忆的“桃花园”，“母亲说，我是她在桃花园里干活时/在树杈上的一只鸟巢里发现的”(《孵化》)——就像是一个农村孩子关于身份认知的起源神话。
在诗学广场”所发的张清华教授等作者的三篇文章探讨了当代诗歌的几个重要问题。《狂欢·平权·地理·碎片》一文中既探讨了当代诗歌的前史，对“极端写作”的终结做出阐释，提出对“一元化的过去”的警醒，也针对当下的“文学地理的细化”和诗歌写作“碎片化”等特征进行具体探究，其中对欧阳江河的“大诗”讨论与此前敬文东等学者的批评文章相关，是近一两年诗歌研究的重要话题。两位年轻学者李娜的《在“异”与“同”之间》和伯竑桥的《90后诗歌：改良主义的共同体》所面对的是更为具体的某些诗人的创作(后者或许可以再多提及一些具体的诗人及其文本)，读者显然不该略过它们所占有的篇幅，因为正是这些年轻的诗人和研究者影响着当下诗歌的未来可能性，他们是正在发声，并仍将发声的人。
《诗刊》的下半月刊似乎就更多地聚焦于那些相对年轻的诗人。在“发现”栏目中推出的90后诗人郭月洲比较善于把握生活中的细小经验，并将其放置在一种略带懒散的、非对抗性的语言装置中，“像给现代建筑加上个古典主义的/帽子那样的”(《画饼充饥》)，有时则在众多的经验之中做减法，寻找主体的位置，如《山竹核》所写“劝告无非是：/咬一咬丰饶的苹果/含一含没味儿的山竹核”而“我们什么都不要/不要苹果也不要山竹核”。这些作品或许没有面对多么深刻的主题，不过“不完美的圆”也可以在“幻想”中满足一些“新口味”(《画饼充饥》)。
接下来的“文成诗歌小辑”聚焦于中国的一个有“盛美的青山与绿水”(三色堇《仰望百丈漈》)地方，诗人试图将其描述为“一首最经典的中国山水诗”(白鹤林《观百丈漈》)，这是一系列有着共同主题的作品，可和上半月刊“新时代”栏目对读。
“双子星座”栏目刊发了两位诗人赵晓梦和魏维伟的作品，前者的长诗所述之意即其最后一句“如果你到伦敦，请给敦煌经卷/留点时间”(《敦煌经卷(节选)》)，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使得这首诗能够获得更大的容量;后者的作品有对生活、写作、阅读、记忆等母题的处理，语言表达对普通读者来说较为友好，在“用文字作筏”(《为什么写诗》)的写作姿态下也有对自我主体的质询，如“我还是失败者/像西西弗斯，又一次推动巨石”(《2018，我功亏一篑》)及“陌生人啊，你又一次回头看我/我到底像谁?”(《我像谁》)
对诗歌刊物的阅读可以让人见到各种不同旨趣、不同风格的展现。在下半月刊的“银河”中，舒丹丹写下“父亲的骨灰盒上”的白鹤青松(《松鹤之忆》)，让自己在生活中“像沙子一样，足够坚硬，足够渺小”(《生活碎片》);张翔武描绘一位补网的老人消逝于记忆中，最终“成了一条逃脱的鱼，/藏身于苍茫的大水”(《补网》);庄凌想知道“雨落在树上与落在我身上/有什么不同”(《一场记忆里的雨》)，并感到“有一天我也会化为尘土/或是一棵无言的植物/静静地和树木站在一起”(《朝阳》);严彬似乎熟习了卡瓦菲对历史和生活经验的发掘方式，指出艺术家的能力就是“从现成的事物中轻轻摘那一小片”(《论艺术》);洪光越感知到夏日的暴雨“从黑云下到大地黑暗中/我们无法看见的地方”(《暴雨》)……
在这期刊物的“校园”栏目中，甚至有新世纪出生的诗人，展示着各自的可能性。
说到底，文学刊物必然要展示不同的声音，尽管它们可能在艺术的水准上有所不同，但最关键的，还是作者对声音本身的诚实。有时，某些外部的事物会侵吞并代替个体，使一些作者耽于模仿，甚至成为一场群体表演中假装开口的那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