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剧变观后感.docx

苏东剧变观后感
我们都知道，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的苏联解体与上世纪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一样，都是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而后东欧便发生剧变，让世界的目光全部都集中于此。苏东剧变，是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严重挫折，影响当今世界格局、人类未来走向的重大历史事件。这让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我，不得不产生深刻的感想。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发生的突然性和事态发展的快速性，都让世人感到震惊。为什么作为社会主义发源地的苏联，作为当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会在顷刻间，轰然坍塌于世人面前呢。这确实发人深省啊。我们更应该从中获取教训。
首先，从当时的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情况就可以知道，这一系列轰动世界的事发生有它发生的必然性。当时，东欧各国共产党执政后，都照搬苏联模式，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苏联，苏联强使东欧国家在内外政策上同它保持一致。东欧各国实际上没有取得独立自主的权利。在经济上，大多数国家发展缓慢，改革成效不大，同西欧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经济困难导致经济危机，诱发政治危机和民族矛盾。在政治上，由于严重破坏了民主和法制，东欧各国的党和政府脱离了群众。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给东欧国家“松绑”，他的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和对外政策的“新思维”，推动了东欧各党的改组、分裂和蜕变。西方国家以贷款、贸易、科技和意识形态渗透等各种手段诱压东欧国家，促使它们向西方靠拢，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
其次，我们要弄清楚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一、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在于苏共对马列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背叛；
二、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不能归结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
三、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不能归结为斯大林社会主义体制；
四、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认识苏联剧变的原因和教训。在苏联解体一个多月之后，1992年邓小平在中国南方视察的谈话中，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做出了如下的简明概括：“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苏联剧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可以说是两种不同的改革观导致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这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和教训之所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告诫我们：“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党的十七大报告特别强调：“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注意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作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部署，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第二篇：苏东剧变观后感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
——《苏东剧变》观后感
听了《苏东剧变》的讲座以后，我想起了《易经》里的一句话：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说的意思是：当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必须通过变革才能促进其继续、长久的生存下去。
苏东剧变，从内因上说是当时苏联和大多数东欧国家经济上发展缓慢，改革成效不大，同西欧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经济困难导致经济危机，诱发政治危机和民族矛盾。在政治上，由于严重破坏了民主和法制，东欧各国的党和政府脱离了群众，从而引起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主义制度分裂，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固定的模式，它是一个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新技术革命提出的挑战和长期形成的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体制，使得改革成为迫切的历史要求。苏东国家长期以来未能顺应时代要求和国情的发展及时调整政策、进行改革，或者虽然进行过改革的尝试，但浅尝辄止、半途而废。苏东剧变是苏联模式弊端造成的危机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一次总爆发。
它告诉我们，必须改革，而不能像勃列日涅夫那样自己不改革还反对别人改革，这个改革必须是符合时代要求的根本改革，而不是对苏联模式的修修补补；这个根本改革必须符合本国国情，而不能搞教条代替。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能及时从体制改革中创造出符合时代要求和本国国情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就会背离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从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那里去寻找出路。
庆幸的是我们国家在艰难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并发展成为世界共产主义的传播者和领导核心。同样也告诫我们“动”是世界的本质，只有适时而动国家才能长盛不衰。祝愿祖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好
第三篇：苏东剧变什么叫苏东剧变：苏东剧变是指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苏联及东欧的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波兰等国家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在这一事件中，苏东各国执政几十年的工人阶级政党丧失政权，推行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制度改变性质，被资本主义制度所代替，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三国四分五裂，土崩瓦解，作为独立主权的国家已经不复存在，民主德国也与联邦德国合二为一。这一事件发生得非常突然，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因此，人们一般把这一事件称为“苏东剧变”，也有一些人称其为“苏东巨变”。
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苏联剧变，对世界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苏联解体，标志着战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东西方“冷战”和美苏两极的旧世界格局的结束。
苏联剧变的原因十分错综复杂，有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的种种问题。在现有的有关论著中，分析剧变原因的侧重点亦各不相同，有的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有的强调共产党本身的问题，有的强调经济因素，有的强调民族问题，有的强调西方和平演变的作用，有的从苏联推行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加以分析，有的则强调体制因素的作用，亦有人把苏联的剧变归结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的失误，等等。
应该说，以上各种因素，对苏联剧变都起了作用。问题是，如何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找出苏联剧变的带有根本性的、深层次的原因，或者说起主导作用的因素。而不是简单地把各种有关的因素加以罗列，不分主次；更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根据苏联解体过程中呈现的种种现象，任意夸大或缩小某个因素的作用。
从时间来讲，苏联剧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最后时期—1991年。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并且还应看到苏联剧变与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在体制改革政策方面的失误有联系。但我认为，苏联剧变的根本性原因是体制问题，就是说苏联的传统体制弊病太多，已走入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讲，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1〕在这里我们把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或主导因素归结为体制问题，包括以下几层深刻的内容。
一、传统体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
二三十年代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传统体制模式，逐步成为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这种模式虽在苏联某个特定时期如建国初期或战争时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根本上讲，它不符合当代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的要求，远不是一个理想的、成熟的模式。
特别到战后，随着苏联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经济联系和社会生产分工也日益复杂，科技发展异常迅速，优先发展的重点不再像过去那样单一，经济情报与信息的大量增加要求做出迅速处理等，这些变化使传统的体制模式与生产力发展之间存在的矛盾，从原来的潜伏状态表面化了，变得突出了，变得尖锐了。这种通过体制反映出来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情况，斯大林在逝世前已有所发现，他在1952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修正了过去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完全适合的看法，认识到存在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增长的现象。传统体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日益明显。
从政治上说。首先，高度集权的体制，不论在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都不可能真正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当集中达到极端的程度时，当解决大多数问题的权力集中到中央管理机关，尤其是集中到少数人或个别领导人手中时，自下而上的民主创举的可能性，表现主动性的可能性就会受到特别的限制，主动性的来源就会显著减少。特别严格的集中领导不能不"对某些民主方式的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2〕其次，高度集中容易产生官僚主义，两者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由于大量事务集中于中央机关，结果使中央机关负担越来越重，不
得不建立更多的管理机关。这样，管理机关越多，越复杂，解决问题的效率就越低，官僚主义就越发展最后，长期实行高度集权的体制，不可避免地出现一批“传声筒式”的干部。这批干部的存在，加上普遍存在的和在传统体制影响下形成的广大生产者的惰性，对苏联社会发展产生的消极影响是极其严重的。
从经济上说。首先，传统的体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问题。在生产过程中，苏联长期存在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人民大众被剥夺了监督的权力，这给物质生产带来了无法计算的损失。其次，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使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三者利益难以结合，从而制约了企业和生产者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最后，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化与管理方式的高度行政化，不可能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经济，必然排斥市场的作用，缺乏竞争，从而长期使产品质量不能提高，改变不了严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造成严重的资源、人才与时间浪费，伴随浪费而来的则是低效率的经济。
传统体制对政治与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说得简单一点，可归结为：这种体制严重地挫伤了广大生产者的主动性、创造性和负责精神。而正是这些，对社会主义来说是最宝贵的，否则，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就缺乏生气，经济发展就缺乏活力和动力，就难以发挥应有的潜力和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二、僵化的教条与理论禁区对改革的阻碍作用
在前苏联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持僵化的教条主义态度，并存在不少理论禁区，使体制改革难以进行，这就不可能通过改革使社会主义适应不断变化着的、发展着的新情况，从而也不可能使社会主义逐渐完善。
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充满生机、丰富多彩、不断发展与变革的社会，它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与“最终规律”可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恩格斯曾说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的影子也找不到”〔3〕。他还指出：“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任何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4〕列宁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也是经常变化的，特别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当他看到了一些新的情况时就提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5〕。但遗憾的是，苏联在1936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就把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固定化，把苏联二三十年代搞社会主义的一套做法，如工业化道路、农业全盘集体化、建立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中央指令性计划体制、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划等号、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等等，都视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律”和识别真假社会主义的主要准则。在这种条件下，前苏联要改革本来就非常需要改革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就不太可能了，或者说是非常困难了。当前苏联那种社会主义模式不能继续前进、阻碍社会经济发展，难以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时，人们就不得不抛弃原来的社会主义，寻觅新的发展道路。
由于把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神圣化、僵化和国际化，不只是在前苏联难以实行改革，而且还严重阻碍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在东欧国家中最早着手改革的是前南斯拉夫。前南斯拉夫的改革始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当时提出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建立不同于前苏联的斯大林模式。这是对斯大林模式的最早的一次冲击。其结果是人所共知的，在斯大林的指使下，各国共产党对所谓“铁托分子”与“民族主义分子”展开批判与清洗，当时斯大林明确指出：“低估苏联经验，在政治上是极其危险的，而且对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是不容许的〔”6〕。到50年代中期，东欧一些国家在发现搬用斯大林模式出现问题后，准备进行改革。1956年匈牙利提出改革要求，力图摆脱斯大林模式来振兴社会主义，遭到了苏联的镇压，造成了悲剧，扼杀了改革和各种变革。只有到60年代，匈牙利进行悄悄地改革，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在当时条件下，要进行整体的根本性的改革是不可能的。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改
革，亦是力图摆脱斯大林模式，又遭到了苏联的镇压。这些，都使东欧各国贻误了改革的时机，不得不继续实行不能适应本国国情的斯大林模式。
不允许对改革理论自由探讨，动辄扣政治帽子，就难以使改革理论发展，推动改革的不断深化。在体制改革进程中，遇到的理论问题是很多的，如社会发展阶段、所有制的改造、计划与市场关系与政府职能转变等等。实际上，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选择是由改革理论决定的。如前苏东国家几十年的改革都不能确立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总方向，就是因为这些国家一直在批判“市场社会主义”。尽管在苏联历史上几次有人对市场调节这一禁区发动过几次冲击，但由于在前苏联政治体制改革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缺乏必要的民主，没有正常的理论讨论气氛，不少学者提出的市场调节的必要性、重要性等问题，均被作为修正主义加以批判，认为它会导致资本主义因素的复活。“市场社会主义”这项政治帽子压了前苏联学术界几十年，使得一系列重大的经济改革理论停滞不前。试想，如果前苏联领导，允许学术界讨论这些问题，不是以僵化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理论的发展，那么，也不至于导致斯大林模式的弊病积重难返，最后成为苏联剧变的主导性原因。
三、改革屡遭失败导致社会经济危机
由于存在诸多的阻碍因素，前苏联的改革经历了曲折道路并屡遭失败，无法根本改变传统的体制模式，社会经济的发展由停滞走向危机。可以说，从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执政到戈尔巴乔夫1991年下台，前苏联的体制改革没有停止过。但由于改革是在传统体制框架内进行的，因此不可能取得成功。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主要是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搞工业与建筑业的大改组，结果“只是一次不成功的试验”。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的改革，目标是完善指令性计划体制，是对传统体制不断进行修补的18年。安德罗波夫执政的一年多时间里，主要是探索根本改革体制的必要性问题，没有来得及采取实际改革行动。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11日成为苏联第8位最高领导人时，前人留给他的“遗产”是停滞不前的经济，国家正处于危机前的状态。苏联人对戈尔巴乔夫有很多期望，希望他能够领导苏联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能够振兴苏联，重建苏联。1988年之前，戈氏推行的经济改革处于空转状态，导致经济恶化。1988年以后，为了消除来自政治体制方面阻碍经济改革的障碍，着力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结果是，一方面冲破了多年来前苏联社会死水一潭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亦形成了巨大压力，旧的政治体制被摧毁，新的体制又未建立起来。正如戈尔巴乔夫自己说的：“苏联这艘船成了无锚之舟。它漂泊摇曳，大家也随着摇晃”。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处于失控状态。戈尔巴乔夫下台前的1990年，经济就已出现负增长，处于危机状态。
四、传统体制阻碍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传统体制得不到根本转变，使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前苏联实行以追求速度为目标的粗放经济。60年代中期，前苏联发展经济的粗放因素日益缩小。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正式提出经济向集约化为主的发展道路过渡。
但70年代初推行的集约化方针，并没有取得成效。1961—1965年集约化因素在扩大再生产中的比重为33.6％，而1976—1980年降为24.6％。
由于整个70年代至80年代初，前苏联在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未取得进展，80年代又重新强调经济转向集约化的方针。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又进一步确定“生产的全面集约化”、“整个国民经济转向集约化轨道”的经济发展方针。在1985年召开的专门讨论科技问题的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又指出：“粗放发展方法基本上已经耗尽潜力了”。
前苏联从70年代初到1991年底解体，这20年间集约化方针之所以未能取得进展有多种原因，但主要是体制问题。这表现在：
（一）传统经济体制对科技进步的阻碍。前苏联拥有巨大的科技潜力，80年代末科技人员为150万人，相当于世界总数的1/4，每年新技术发明占世界总数的1/3，仅次于日本占世
界第二位。但巨大的科技潜力，难以在经济转向集约化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长期以来，只有1/4的科技成果在经济中得到应用，一项新技术从研究到应用的周期长达10—12年之久。形成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经济体制对科技进步的阻碍作用。前苏联学者认为，传统体制在科技进步道路上制造着一种独特的“反促进因素”。经济体制阻碍科技进步表现在各个方面：例如，企业缺乏采用新技术的内在动力。前苏联长期坚持指令性计划制度，企业的任务是竭尽全力去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指标。总产值指标是对企业工作评价和奖励的中心指标。这是企业对采用新技术顾虑重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采用新技术、生产新产品，需要改装设备，改变工艺过程，重新培训技术人员和工人，等等。这些都会打破原来的生产节奏，并在一段时间里往往会导致产量下降，最后完不成生产计划和利润计划，从而使企业收入减少，最终影响经济刺激基金。这样，企业领导人只愿意“稳稳当当”地进行生产，不想冒采用新技术的“风险”。这就是说，传统经济管理体制促使企业的活动只局限于追求短期内获得最多的产量，从而阻碍生产的革新过程。
（二）科技管理体制本身存在的弊病。这方面的问题有。一是科研、设计、实验直到生产这几个环节是相互脱节的，各机构只对“研究—生产”过程中的某一阶段负责，这是造成新技术从研制到采用周期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很多科研机构缺乏必要的实验基地，已有的实验基地也不完善，能力薄弱，缺乏成套的工艺设备，不完全具备制造新技术工业样品的生产能力；三是前苏联生产部门的科研与研制工作是按部门原则实行领导的。各部门主要考虑完成生产计划，这样就往往把完成科研和研制新技术任务所需的人员和设备挤掉；四是国家财政为科研机构完成科研课题提供无偿的固定经费，这样不易保证科研成果的质量；五是科技管理方面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技术人才，使最先进的技术设计投入生产时已变得陈旧。
另外，前苏联保密范围过宽，造成了相互封锁严重的情况，技术情报传播很慢。军工部门的先进技术转到民用部门的速度十分缓慢，造成了同一领域的技术在军事工业部门十分先进，而在民用工业部门十分落后的现象。
（三）企业资金不足，阻碍设备更新。前苏联自1965年实行“新经济体制”以来，一直在扩大企业权利。但真正归企业自由支配的利润仍较少，并在使用上有严格规定。这样使企业缺乏更新改造设备的自主权。例如，1985年留归工业企业主要用于更新设备等用途的发展生产基金为86亿卢布，如靠这项基金用来更新工业部门的固定资产的话，那么，工业部门的固定资产约要用84年的时间才能得到全部更新。80年代中期机器设备的淘汰率为2.2％，全部设备的更新需花45年。而按当代技术发展速度，机器设备的役龄不应超过10年。
（四）投资政策问题甚多，这是制约前苏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长期以来，前苏联发展经济的重点放在追求产值的增长速度上。这个指导思想，使得基建投资政策难以调整。这突出反映在：一是在建设投资内部结构上真正用于改建和技术改装的投资比重不大，1981—1985年仅占23.6％，大大影响了原有企业设备的更新。二是基建规模过大，超过实际可能。据前苏联计委经济研究所的计算，在80年代中期，计划规定的施工项目的资金需要量，超过了实际可能提供数额的80—100％，从建筑材料来看，严重存在着供应不足的情况，工业项目的施工、物资的供应只能满足其需要量的60％。这造成投资分散，基建战线拉长，未完工程量大大增加。80年代中期，未完工程占当年基建投资总额的80％左右。这一投资政策最终导致投资效率下降，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效益的提高。
（五）由于长期没有选择以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模式，而是不断批判“市场社会主义”，使市场难以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中起作用，这样难以改变前苏联严重畸形的国民经济结构，使经济协调发展，亦难以改变严重失调的工业与农业的比例关系、工业中的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生产的比例关系、生产与基本建设的比例关系、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没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以上分析说明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原来推行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国家，阻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因素是体制问题，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与经济体制的转变相结合，后者要为前者创造条件；二是增长方式长期不能转变，不可能提高一个国家的经济质量，而使其经济处于低水平的重复、徘徊状态。
严重的经济反差，导致广大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任危机，人们自然会考虑社会主义还有没有生命力，它的优越性在哪里。信任危机意味着政权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在这样的条件下，政权就难以维持，人们就会做出另外一种选择。换言之，当广大苏联人民看到世界发展的现实情况，发现苏联大大落后了，除了产生严重的屈辱感外，人们要继续前进，振兴自己的国家，只好抛弃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寻觅另一种社会发展方向。
综上所述，苏共的垮台是由传统体制的种种弊病决定的。在不少人的论著中，把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苏共没有搞好自身建设。苏共是执政党，是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力量，本身的状况自然对苏联的兴衰起着重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上面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但这里立即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苏共长期以来存在的严重弊端，如高度集权、缺乏民主与有效的监督机制、领导干部思想僵化、脱离群众等等，是由什么造成的。十分明显，这些严重的弊端是在传统体制基础上产生的，产生后又由这种体制保证苏共党的上述弊端长期存在并发展。因此，当斯大林模式被抛弃时，必然也抛弃由这种体制模式才得以保证存在的苏共。邓小平同志讲过：“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8〕。遗憾的是，长期以来苏共没有通过体制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来推动自身的变革，解决党内存在的上述各种影响苏联国家前途与命运的大问题。正是这个原因，当1991年“8·19事件”后，叶利钦发出下令停止苏共活动这道法令时，几乎没有苏共党员和苏共党支部出来抗争，这足以说明苏共党内机体已十分不健康，广大党员对党的未来失去了信心，对党失去了信任。
需要指出，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苏共与斯大林模式一起垮台，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在传统体制条件下，不仅扼杀了广大群众的创造精神，还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包括党的最高领导的思想处于僵化状态。党之所以能够唤起千百万群众，领导千百万群众，首要的条件是用先进的思想、理论武装自己。政策纲领要跟上现实生活变化与发展的要求，要及时吸收新的思想包括吸收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来丰富自己的头脑。苏共长期以来，用《联共（布）党史》和1952年出版的斯大林亲自定稿的《政治经济学》这两本教科书，匡住人们的思想，束缚理论的发展。一个党思想、理论停滞，固步自封，就必然失去领导资格，不能再生存，最后会遭到抛弃。正如邓小平同志讲的，“一个党，一个国家，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从社会利益机制看改革、发展、稳定、和谐的互动
改革、发展、稳定、和谐都涉及利益关系，利益关系是将四者有机统一的一条红线。改革内在地包含着利益的调整，要建立有效的利益驱动机制，其结果就是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是利益驱动机制与利益协调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没有利益协调机制，社会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最终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实现社会的稳定是利益协调机制的基本功能。当利益驱动机制与利益协调机制实现良性互动和有机统一时，其结果从社会运行看就是社会的科学发展，从社会状态看就是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种规律性
波澜壮阔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到了“而立”之年。30年间，中国人民不但进行了一次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实践变革，也经历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思想变革，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更加成熟起来。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果就是快速发展。中国社会在不断改革和发展，中国人民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正是在社会的变革中，人们摆脱了耻于言利的传统心态，在不断的利益调整中深切意识
到利益原则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处理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承认利益原则的正当性，业已成为人们普遍的共识。无论是改革、发展还是稳定、和谐，利益关系都隐约可见，甚至直接反映出来。社会关系和社会运行背后的利益机制，是当代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稳定、和谐互动机制最重要、最基本的层面。
一、改革与社会发展的利益机制
长期以来，我们认为只有革命才能解放生产力，往往忽视改革的作用，甚至将改革等同于改良。理论上的误区直接导致我们在实践中踌躇不前，甚至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也需要改革。这种理解实际上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1890年恩格斯在一封信中明确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p693）从根本上说，社会制度属于上层建筑，受经济基础的影响和制约，而社会生产力又决定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任何社会制度和经济基础要保持活力，就必须“经常变化和改革”，以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之后，实践证明，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有巨大优越性的，它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但是，从总体上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点低、水平低，发展方式落后，这种局面在短期内是无法改变的。社会的生产关系和具体制度都存在着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方面，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对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某些方面，对束缚人民积极性的社会关系中的那些因素进行改革。改革的对象就是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革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调节的都是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人与人的物质利益关系。这些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表现为高度的计划性、平均主义以及忽视个人利益的正当性，“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这伤害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因此，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其核心在于调节好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形成合理的利益驱动机制。从这个角度说，“改革是一种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没有利益就没有动力，没有动力就没有活力”。[2]（p38）改革与人们利益关系紧密相联，在人们未看到改革后的利益时，人们顾及的首先是改革前的利益。所以，邓小平指出：“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3]（p152）
我们的改革是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调整，这种调整必然涉及各方面的利益。改革就是要破除那些束缚人们生产积极性、主动性的社会关系和具体制度，引导人们的劳动、知识、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生产，并承认这些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合理性。把劳动、知识、资本等生产要素与人们的物质利益直接联系起来，才能激励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发展要求改革，改革推动发展，其中关键的环节就是利益驱动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第四篇：对于苏东剧变的本质与原因对于苏东剧变的本质与原因，国内外专家学者的主要观点有：
（1）外因决定论，即：主要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外因，使得苏东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堡垒”从外面被攻破的；
（2）个人决定论，即。戈尔巴乔夫等苏东各国党政主要领导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和罪行，成了修正主义者和叛徒，出卖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有些学者还把苏东剧变的“老帐”主要记到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斯大林等的身上；
（3）经济决定论，即：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把经济搞好。表现在：剧变之前的几年中，苏东各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效益低下，物价飞涨，财政赤字剧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
（4）意识形态决定论，即：①各国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思想僵化，墨守成规，长期陷入严重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之中，②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抛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所致；
（5）政党决定论，即。执政党没有把自身的建设搞好，在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出现问题，特别是党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各种腐败现象不断滋生、蔓延，日趋普遍、泛滥。有些学者甚至认为，苏东各国存在着一个党政官僚特权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享有各种特权。执政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腐败现象的日趋严重，引起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失望、不满和怨恨，最后葬送了苏东各国社会主义的大好江山；
（6）模式（体制）决定论，即。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是长期固守传统的苏联模式。这一模式在初期基本上适应了各国的历史条件，使苏东各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凯歌高进。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客观条件的变化，这一模式的弊端逐渐暴露无遗，经济上权利高度集中，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管理经济，只要计划，不要市场，搞平均主义等；政治上实行中央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民主不健全，法制遭践踏，个人专断、个人迷信盛行。这些弊端日益窒息了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成为苏东各国生产力继续发展的障碍。尽管苏东各国从20世纪中期就开始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改革，但是，除了南斯拉夫以外，这种改革都没有从根本上冲破传统的苏联模式。结果拉大了苏东国家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差距，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
（7）三大矛盾决定论，即。苏联社会长期存在“过‘左’的路线和过度集中的党政领导体制同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民主与自由的矛盾；党政官僚特权集团同人民大众的矛盾；大俄罗斯主义势力同各族人民的矛盾”。这三大矛盾长期存在，终于导致三个危机，“经济危机、社会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三大危机的加剧，造成三个灭亡，“苏共亡党，苏联亡国，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亡命”；
（8）孤立于全球经济体系之外决定论，即：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的提出和推行，使苏东各社会主义国家完全与已经相当国际化了的世界经济割裂开来，而且是与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隔绝开来；
（9）“左”的错误决定论，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苏东各国在路线、方针、政策上所犯的一系列“左”的错误；
（10）“右”的错误决定论，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苏东各国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如抛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指导，奉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味地妥协退让，对国内反对派和民族分裂势力反党、反社会主义及民族分裂活动听之任之，大搞私有化，放弃党的领导等；
（11）6对12个原因决定论，即：苏联解体有6对12个方面的原因：①内因与外因，以内因为主；②近因与远因，以近因为主；③深层与浅层，以深层为主；④主观与客观，以主观为主；⑤宏观与微观，以宏观为主；⑥上层与下层，以上层为主。这些原因相互交差、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
（12）两条绝路决定论，即：苏东剧变的国家走上了两条绝路：①苏东各国党政领导集团长期思想僵化，坚持一套“左“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一切从本本和教条出发，固守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建立起来的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拒绝改革开放，结果使社会主义丧失了生机和活力，在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败下阵来，走上了一条绝路；②实行改革开放时，不能科学地评价党领导人民奋斗的历史，认识不清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模式（体制）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原则区别，因而在改革旧体制时，连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也予以抛弃，结果从极左跑到极右，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和共产党的领导，偏离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最后导致党垮台、国家解体或变质、人民遭殃。
启示：但实践证明，我们的领导人是高瞻远瞩的。虽然那代价过于沉重。可是我们要知道在那样一个年代，已没有什么比我们的社会主义主国更重要的了。苏东聚变还映证了这样一个道理：在发生重大事件或国家遇到巨大挫折的时候。采取了“联邦”或“邦联”制的国家，很可能分崩离析。况且，这两种制度本身就是不安定的应素，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谁会和我们患难与共呢。而现在台湾岛内大炒特炒的“联邦”制我们不可放松警惕。我们还要明白：发展是硬道理，把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放在第一位，不搞对抗，不搞军备竞赛，不拉帮结派，时刻严防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还有，由于我国是民主集中制的国家，万一出现了戈尔巴乔夫型的领导人，后果不堪设想。在20世纪70-80年代间苏联就曾为领导人的年龄和健康问题大伤脑筋，而我国领导人的年龄问题也不容小觑。因此，我们必须要有有效的监督体制和合理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民主制度。
第五篇：我对苏东剧变的教训的理解对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的再认识
摘要。本文遵循辫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简要地分析了苏东剧变的原因。苏东剧变是20世纪来震撼世界最重要的事件，是国际共产主义史上遭受的最严重的挫折，其对我国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本文从以下个方面阐述我对苏东剧变引起的教训的理解。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第二，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全力搞好经济建设，关心人民生活。第三，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改革，但是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第四，坚持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第五，贯彻执行平等合作的民族政策，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
关键词。苏东剧变，原因，教训。
唯物史观认为重大历史事件都是一种“合力”的结果。苏东剧变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诸多因素中，西方“和平演变”得手，苏东国家内部将“改革”变成“改向”，是两个主要的直接原因；僵化的体制造成经济发展迟缓，执政党陷入深刻危机，严重脱离群众，是两个深层的根源；指导思想上背离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根本的经验教训。
从1989年到1991年两年的时间里，东欧一片社会主义国家全部垮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分崩离析，在我们搞清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垮台的真正原因之后，正确总结其经验教训，就是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了。接下来我将从以下五个方面谈谈我对苏东剧变给我国带来的经验教训的理解。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邓小平在1956年就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离开本国的特点去硬搬外国的东西，这条普遍真理就不能实现”。事实上，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决不能丢，否则就丢了灵魂、丢了根本。但是，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必须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诞生的包括我国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都照搬照抄了斯大林模式，从而使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都相继产生了与苏联极类似的难题和困难，也先后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挫折，有的在同资本主义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尽管原因不尽相同，性质也有差别，但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