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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我叫刘跃进》有感
090604219夏文娟
刘震云，可谓是当代中国文坛的大作家，曾获得首届中华文学选刊奖，1995年被国家农业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当他执笔写作时，他总毫不犹豫的从生活这个角度来写，写再简单不过的现实生活，表现出稳定的感受方式，那就是从日常生活、社会生活、历史生活中看到最多的奴役、蹂躏和耻辱。对那些常人难于察觉的奴役、蹂躏利耻辱，给予血淋淋的展现，一直以这样的底色展示我们生活的丑恶、阴暗与麻木。
继《手机》之后，他又给我们带来另一个创作《我叫刘跃进》，同时，作为这部小说被拍成了同名电影《我叫刘跃进》。这讲述的是你，我，小人的故事，是一部充满了幽默却又引人深思的一部电影，令人感慨万千。
这是以丢包和找包的一系列叠加的悬念串成的一个故事。刘跃进，在城里打工，在工地上当厨子挣钱。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被老板找去冒充买红薯的以好哄骗他的老婆，在他拿到钱回来后被一个小偷连包偷走了，里面除了之前赚的那些钱外还有和老婆离婚时老婆开给他的六万块钱的欠条，可以说那是他全部的财产，在被偷走的这些日子里他发疯似的找他的包。在找包的过程中，他无意间捡到一个很名贵限量版的女士包，里面没有什么很贵重的东西，但是却有一个u盘，里面藏着天大的秘密，关系到上流社会的几条人命，于是找这包的几波人马又开始找刘跃进。就是这样一个循环，在幽默的背后我们看到了造物弄人。
刘跃进是不幸的，他只能用最不得已的方式去解决事情，面对无理欺诈，发火也没用，结果就是被扔出来。几千万对富人是小事，几万块对民工可能就是一辈子的大事。我们还看到刘跃进有他的智慧与狡黠，被抽被打也不屈服，打死我也不招的精神让刘跃进没有被杀，艰苦的生活让他学会了特殊的自我保护方式。
刘跃进是一个正常人，虽然不是很老实，他昧着良心的欠朋友的钱不还，是因为别人也欠着他的钱。他奋不顾身的去抓偷他钱的贼，是因为这笔钱既是他的全部家当，也是他作为男人最后的尊严。最后他甘愿与黑社会合作，也因为他想救出自己的儿子。造物弄人。刘跃进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执着、
他的聪明，换来的却是他在泥潭之中越陷越深。这是为什么。刘跃进茫然的眼神中充满了这样的疑问。是啊，这何尝不是我们经常向命运发出的疑问呢。很多时候，我们不断地努力，不断地挣扎，想要摆脱困境，摆脱烦恼，但是往往的结果呢，我们不但得不到我们想要的结果，没能从困境中走出来，反而惹来更多的麻烦，更多的困扰，我们要放弃吗。刘跃进教育了我们不要屈服，不要向不公平屈服，我们虽然不是铁打的，但我们要做一个坚强的人。
就在刘跃进命悬一线的那一刻，他想到的不是和命运抗争，也不是求得美发店女老板的原谅，他只想喂理发店女老板喝一口水。刘跃进虽然没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他的人格却在这一刻得到了升华。平凡中我们看到了真情是最感人的，在刘跃进最危险的时候看到他美好的人格，我们不禁产生一种佩服感。虽然我们是平凡的，但是我们不能自私，在精神上的美好比物质的美好来得高尚得多。
在看到刘跃进的不幸的同时，我们更看到了那些高层上流的丑恶。他们拖欠农民工工资，用恶性手段获取更多利益。怕那些丑恶事件曝光，极力想找到u盘，更用无耻的手段折磨刘跃进，就因为他捡到了他们的u盘。他们不会在乎这些农民工的想法，他们认为这些农民工就是低等的，他们只在乎自己的利益，人情冷漠，就算是夫妻，也是居心叵测，以备以后之需。他们永远是失败着，永远被唾骂，对他们而言，不会有善良可言，只有悲剧。
看完《我叫刘跃进》，我们都是很有感触的，作为大学生的我们，还没有去面对这样一个充满挑战的社会，我们不知道我们努力的结果是什么，但是，我们要有不怕屈服的精神，为自己所追求的东西不放弃，不轻易想恶势力低头。我们是坚强的，在这样一群可爱，懂人情的农民工面前，我们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我相信，我们的社会会在他们的建设下更加发达，也会因他们的善良人格而更加美好。
第二篇：刘跃进先生学术访谈录走向通融：汉魏六朝文学史的文献学研究
———刘跃进先生学术访谈录
●刘跃进1马世年2（1.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北京100732;2.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70）《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提要〕本访谈约请刘跃进先生就秦汉魏晋六朝文学与文献研究以及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作了深入的论述。刘先生从自己的学术经历谈起，具体论述了“文学史的文献学研究方法”、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的困境及其出路、《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与秦汉文学的再评价等问题。他在访谈中提出传统文献学的四层次说、文献学在当代的发展、东汉文学研究领域的新开拓、新世纪古典文学研究“走向通融”的趋势及其深刻的变化：文学本位意识、文献基础意识、理论创新意识等诸多创见。访谈也体现出凝聚在刘跃进先生具体研究背后的学术理念与学术方法。这些新意迭出的见解不仅对汉魏六朝文学的研究有较为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青年学者而言，也具有启发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古文学;文献学;通融;学术史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6）03-0178-09
马世年（以下简称“马”）。刘老师，您好。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受《甘肃社会科学》主编董汉河先生的委托，对当前的一些学术名家作学术专访，很高兴您接受我的访谈。我们知道，您的研究领域颇为广泛。为了使这次谈话的内容更为集中，或许可以将主题设定在您关于秦汉至六朝文学与文献的研究，以及凝聚在具体研究背后的您的学术理念与方法上。刘老师，很多年龄和我相仿的青年学子，最初都是从您对中古文学与文献的研究中了解您的。的确，从《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1996）开始，《中古文学文献学》（1997）、《古典文学文献学丛稿》（1999）、《玉台新咏研究》（2000），《南北朝文学编年史》（2000）等一系列著作奠定了您在中古文学研究
方面的学术地位，它们也正在相关学界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我注意到，您在部分著作的后记中多少会提到自己的学术经历。这些从具体研究当中所不能直接看到的，沉积在学术表象之后的东西，不仅体现着您从事研究工作的个人机缘与文化兴趣，更体现着您对自己研究经历与研究方法的思考，以及自我的学术认知。对我们初学者来说，这种经历可能更有启发与借鉴意义。因此，我首先想请您就自己的学术历程作一回顾。
刘跃进（以下简称“刘”）：我的学术经历比较简单而幸运，也曾在不同场合做过叙述：1977年底在我插队的北京密云山区参加高考，很幸运地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南开四年，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确立了我坚守学问的志向。《中华读书报》1999年曾刊发该报记者祝晓风先生对我的专访《从作家梦到学者梦》，其中谈到了我的作家梦。在“文革”后期，我们这些城里长大的孩子，中学毕业后的出路似乎只有一条，那就是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当时，能写
大批判文章很叫人羡慕。于是，我也尝试着从写作入手，希望将来下乡时能派上用场。于是从高中时起，我就尝试着写小说、写散文，写各类官样文章。现在想起来，那叫什么小说啊。只不过是一篇篇味同嚼蜡的流水帐，而官样文章也不过是照搬“两报一刊”及“梁效”之流的陈辞滥调而已。记得那是1975年，我写过一篇类似于人物速写之类的文字，语文老师推荐给当时大名鼎鼎的浩然，我焦虑地等待着下文。结果可想而知。已经过去了30年，也没有下文（笑）。但是我并没有失去信心。下乡之后，每天劳动异常艰辛，可是我的作家梦似乎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在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后，每天趴在炕头坚持记录当天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我没有任何犹豫就报考了大学中文系，在我的想象中，那里才是实现我作家梦的神圣殿堂。就这样，带着近乎狂热的作家梦，我从“广阔天地”歪歪扭扭地走进了南开大学中文系的课堂。怎么也没有想到，从此，我的文学创作的梦想离我越来越远了。在开学典礼上，老系主任李何林先生的开场白给我满腔的热情浇了一盆冷水。他说，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地方;如果想当作家大可不必来大学读书。我想不通，我就是想当作家才来大学的嘛。但是，一个学期下来，我发现，自己的梦想实在是太幼稚了。从名义上说，我还是高中毕业生，实际上，在“史无前例”的十年里到底学到多少东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们这一代人真正意义上的学习生活，实际上是从1977年考入大学以后才开始的。就这点墨水还当什么作家呢。我觉得李何林先生说得还真有道理。想到这些，作家梦也就慢慢地苏醒了。面对现实，我必须寻找出路。20世纪80年代初期，专家教授是令人羡慕的称号。我佩戴着南开大学的校徽回到家中，左邻右舍无不投来羡慕的目光。有的小孩好奇地凑到跟前仔细看校徽，喃喃自语，将繁体字的“开”念成“门”字，成了“南门大学”，我心里虽然觉得好笑，但是得意之情难以言表。想到一个大学生就如此受人瞩目，大学教授就更叫人艳羡不已。于是乎，学者梦便逐渐爬上心头，后来竟取代了作家梦。我的学年论文《陶均文思，贵在虚静———试论〈文心雕龙·神思篇〉“虚静”说》是在罗宗强先生悉心指导下完成的。毕业论文《试论钟嵘〈诗品〉的“自然英旨”说》又得到了王达津先生的指导。是这两位恩师手把手地把我引到了学术殿堂门前。南开的其他老师也给了我深刻的教诲。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最后一学期，我选修了孙昌武老师的《唐代古文运动》课，他在最后一次课上结合自己的经历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人生的离合际遇往往取决于一念之差。”在“文化大革命”中很多人无所事事，在一念之间就轻易放弃了自己的理想。这句话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以后我也成了大学教师，经常用孙老师的例子告诫同学们，要有一种韧劲，咬住青山不放松。从那时起，我就决心以学术作为自己终身的追求，不为外界的风云变幻所左右。起初喜欢现代文学，后来觉得离政治太近，自己把握不了，于是就转向了古代。由于佩服王达津、罗宗强先生的学问，自然也就逐渐转向批评史，转向了魏晋南北朝文学。汉代大儒董仲舒曾说，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这成为了我的座右铭。毕业之际，我便开始全力以赴地编织起自己的学者梦来。当初怎么也没有想到，实现我的学者梦竟是这样的艰辛。1982年1月毕业分配到清华大学文史教研组任助教，我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独学无友，孤陋寡闻，徘徊在学术殿堂的外面，苦于找不到登堂入室的门径，一时间陷入相当苦闷的境地。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自己找老师，全力以赴搜求报刊杂志上刊发的各种有关治学体会的文章，看来看去，我发现凡是成功的学者，无不在文献学方面下工夫。1983年，看到招生简章上有杭州大学古籍所姜亮夫先生招收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的消息，就毫不犹豫地投奔到在我心目中非常高古的姜先生门下。当时，我对于姜先生的学问，对于古典文献学，均一无所知。而且不怕你笑话，记得考入南开大学不久，我曾在学校图书馆的书架上看到过署名姜亮夫的《屈原赋校注》，纸已发黄，当时还以为作者是清朝人。在入学典礼上，姜老说起当年王国维先生让学生通读《四库提要》的往事，谆谆告诫我们要时刻注意根柢之学，要打通文史界限，不要再把自己局限在过去的所谓中文系、历史系的狭隘概念中。这时我才发现，我已经逐渐地离开了狭隘观念中的文学。我的硕士论文《关于〈水经注校〉的评价与整理问题》就是关于古籍整理方面的内容，得到了著名语言学家郭在贻先生的具体指导。从此，我从对文学的感性认识逐渐进入理性的认识，当然，离文学创作的梦想也就越来越远了。
1986年回到清华大学中文系任讲师，总不甘心轻易放弃自己的文学梦想，创作不行了，研究我素来喜欢的汉魏六朝文学总还是可以的吧。经傅璇琮先生介绍，我有幸拜谒了汉魏六朝文学专家曹道衡先生和沈玉成先生，这也成为我后来作曹道衡先生博士研究生的历史机缘。入学前，我曾用两年时间编过《沈约年谱》。鉴于此，沈玉成先生建议我做永明文学研究，并与曹道衡先生一起具体指导了我的论文写作。可以这样说，我的博士论文《永明文学研究》不仅包涵了导师曹道衡先生的大量心血，也融入了沈玉成先生的智慧和才华。1991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作专职研究工作，两位先生继续扶持我扎实前行，首先把我吸收进课题组，参与《中古文学编年史》的工作，希望我在学术实践中成长。后来，我在《姜亮夫先生及其楚辞研究》一文中这样写到：“一个学者在其成长过程中，转益多师，方能学有所成。而能遇上一个好导师，往往又会影响到他的一生。姜亮夫先生非常幸运，刚刚开始他的学术旅程，就得到了那么多名师的指点。为此，他终生感念不忘。”其实，这也是我心中最真实的感受。我真的很幸运，近30年来，在我不同的人生岁月里，一直有名师作伴，因此内心充实且时时充满感激之情。
马：您在《中古文学文献学》的“引言”中将古代文学研究明确分为文学文献学和文学阐释学“两大阵地”。以这种学术眼光反观您的研究，显然是更侧重于前者的，一如您所说自己的研究方法是“文献学方法”。我们也能从您的著述中感受到这样的特点：对文学史的把握更多依靠于文献的清理;同时，对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又充满了“史”的意识。南北朝文学史编年、《文选》《玉台新咏》的成书与版本研究、对“苏李诗”的真伪与时代、七言诗的渊源等问题的考察等，都能显明地体现出这一特点。曹道衡先生曾称赞您对于“文学史研究的文献学问题”做得非常好。我想，曹先生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文学史的文献学研究”这一方法论命题。那么在您看来，“文学史的文献学研究”这一说法能否涵盖您的学术思想。进一步说，您对这个学术命题有怎样的思考。刘：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文献学方法，应当具有普遍意义吧。但我坚信，它不是目的。不论你的研究对象如何，总得从最基本的文献入手吧。20年前，我追随姜亮夫先生学习古典文献学，他有一段话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希望：“每个同学成为通才，而不是电线杆式的‘专家’。”为此，他给我们开设了许多在当时看来不甚理解的课程。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等课自不必说，还有历史地理、历代职官、经济制度、科技专题、天文历算等也成为我们的重要选修课，当时有点眼花缭乱之感，但是确实极大地开阔了眼界。说实在话，这些课程内容浩繁，我们难以消化。但是有一点好处，即打开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感受到世间学问的博大浩繁。后来我逐渐体会到，姜老不希望研究生很早就钻进一个狭窄的题目中，而是在两三年的学习过程中开阔视野，培养寻找材料、解决问题的基本技能。至于如何研究具体的课题，那就要靠自己的修行了。我们研究学问，不能带有过强的功利性。有的时候，欲速则不达。《杨守敬评碑评帖记》：“天下有博而不精者，未有不博而精者也。”俞平伯《唐宋词选释》前言：“从来论诗，有大家名家之别。所谓‘大家’者，广而且深;所谓‘名家’者，深而欠广。”或许可以引伸到学问领域，博大而精深是大师的境界;而杰出的学者只是精深而已。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评李慈铭：“盖著述之意，谈何容易，必须刊落声华，沉潜书卷。先之以二十年伏案之功，再以旁推广览披检之学，反诸己而有所得，敢著纸笔，非文士所能堪。”所谓“博”，研究传统文化，就是要在古典文献学上下大功夫。我们每一个人，终其一生，不过守其一点而已，小有所成，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根本没有理由为此而沾沾自喜。晏殊有这样一句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王国维先生称之为人生第一境界。其实真正能步入这种境界，也并非易事。而进入这种境界，就必须经过传统文献学的训练，这是我们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基本技能的训练。根据姜老的传授，我试图把传统文献学分为四个层次：第一是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这是最基础的学科，即所谓传统的“小学”。其中目录学最为重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我们读余嘉锡先生的《目录学发微》就可以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版本学似乎只是古代文学研究者的问题，其实不然。现代文学研究同样面临着版本问题。校勘学，从广义来看，不仅仅是对读的问题，也包含着平行读书的治学方法。而音韵训诂等学问，好像离我们很远，其实，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与我们的研究工作发生联系。我自己作永明文学研究，深感音韵学的价值和意义，这是以前想都没有想到的。第二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历代职官及年历学，这是研究中国传统学问的几把钥匙，略近于传统的“史学”。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专业作家，他们大都在统治集团内部供职，当然官位各不相同。有的时候，官位很高却没有实权;有的时候，官位虽低，却重权在握。我们研究文学地理、文学编年，研究作家的政治地位，当然离不开这些知识。第三是先秦几部经典，如《尚书》《诗经》《左传》《荀子》《庄子》《韩非子》《周易》《老子》《论语》《礼记》《楚辞》等。这些书要伴随着我们的一生，是所谓根柢之学。第四才是进入各个专门之学的研究，如文学、史学、哲学的研究等。传统文献学涉及如此多的内容，而且都是很专门的学问，当然不可能样样精通。研习古典文献学的目的，就是应当随时关注、跟踪相关学科的进展，这样，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如果涉及到某方面的问题，可以知道到哪里去寻找最重要、最权威的参考数据。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早就说过，读书治学的首要工作就是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我想，传统文献学的作用就在
这里。当然，文献学也在不断地发展着、变化着。如果我们总是把自己局限在传统文献学领域，要想超越前人确实较难。不过，新的时代总会提出新的命题，也总会提供新的机遇。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文献学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于新时代的需要，电子文献、出土文献、域外文献，为传统文献学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利用这种时代的优势，则创出自己的新路，确实又有很大的可能性。在文史领域，常有一代不如一代的说法。我也一直这样认为。对于那些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我们常常高山仰止。但是后来，我突然发现，我们的学生居然也开始操持这样的论调，我就觉得有问题了（笑）。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成长在“文革”中，不可讳言，在传统文献学方面，根底浅薄，视野狭窄。这是基本事实。因此，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就带有明显的过渡色彩。而比我们更年轻的一代，一定可以很快地超越我们，引领新世纪的学术潮流。对此，我坚信不疑。电子文献的意义无需多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古典文献的电子文本已经走进寻常百姓之家。过去几乎不能想象的事，现在也变得非常容易。譬如《四库全书》，过去绝大多数学者无缘捧读，而电子版的问世，几乎就等于把这部现存最大的丛书放在案头，随时查询。又譬如《四部丛刊》三编收书500余种，汇集了许多重要的版本，近9000万字。电子版不仅保留了原版面貌，而且还提供了查询的功能。此外，电子版《康熙字典》《中国历代石刻史料汇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十三经》《诸子集成》《全唐诗》《全唐文》《全宋诗》《全宋词》《全金元词》及“二十四史”等经史子集著作，也汇集到几张光盘上，多种检索功能，一键敲定。香港中文大学创建的“先秦两汉一切传世文献计算机化数据库”、“魏晋南北朝一切传世文献计算机化数据库”和“竹简帛书出土文献计算机数据库”等，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虽然这项工作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却已显示出了无比广阔的学术空间。出土文献包含着碑刻文献、简帛文献、画像文献等。我们知道，中国历来重视“文以载道”的文学功用，重视人生“三不朽”的永久名声，所以，碑刻文献异常丰富。郦道元的《水经注》，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洪适的《隶释》乃至清代王昶的《金石萃编》和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等论著辑录了丰富的碑刻文献。20世纪以后，出土碑刻文献尤其丰富。即以汉魏六朝唐代为例，赵万里《汉魏晋南北朝墓志集释》系统辑录了汉代至隋代墓志600余种，均选用较好的拓本影印。赵超《汉魏晋南北朝墓志汇编》在赵著基础上，增补了后来出土的墓志加以整理出版，颇便初学。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则辑录上述两书所未收者231种。高文先生的《汉碑集释》专录汉碑，以有原石或有原拓的碑刻为主，凡60方。每方碑石，都有比较详尽的校释。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及续编则专录唐碑，约5000种，都是《全唐文》所不曾收录的文字。在此基础上，陈尚君《全唐文补编》由中华书局出版。同时，中华书局又在组织重新编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这些集大成式的工作，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增加，不仅可能而且十分迫切。简帛文献更是近30年的重要发现。临沂银雀山汉简的发现，使我们有可能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区分开来;湖北郭店楚简的发现，使我们对于儒家传承有了新的认识，对于《老子》的成书有了新的论据;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竹书对于孔子《诗》学思想的研究，江苏尹湾汉简中《神乌赋》的问世对于秦汉以来下层文化的研究、云梦秦简中关于“稗官”一词的理解等，都曾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也解决了许多悬而未绝的学术问题。汉代画像石研究也成为当代学术的热点问题。因为汉代画像中的内容，有很多在汉代的诗歌、辞赋及文章中时有涉及，作为一份活生生的形象教材就摆在那里，哪能视而不见呢。至于域外文献，我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写过相关文字有所介绍。而今，这门学科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不十分重视文献学，视为繁琐，以为掌握了某种先进的思想方法，就可以升堂入室，抓住中国文化的精髓。为此，我们曾“东倒西歪”，到处寻找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宝。追寻的结果，是与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渐行渐远。100年的经验教训昭示我们，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没有别的快捷方式，只能在充分尊重自己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转益多师，我们的学问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我们的研究才会有厚重的历史感。当然，这里强调传统文献学，无意夸大它的作用。事实上，进入学术领域，有无数条途径，文献学方法只是其中一条有效的治学途径，而不是目的。我们每个人在选择治学途径的时候，当然有着更为复杂的考虑，绝对是因人、因时而异的。所谓因人而异，你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我自己在从事文学文献研究的过程中，比较注意强化历史意识。我最近在国内几所高校作学术讲座，反复强调了这一点，我称之为“历史感”。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不能总是停留在表面，而是应当深入到历史的真实之中。我们知道，文学不是避风港，文学也不是空中楼阁，它一定是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当中的;一个作家的精神生活也离不开它的物质环境。我们只有把作家和作品置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加以考察，才能确定其特有的价值，才不会流于空泛。正是这样一种新的理念所推动，文学编年研究、文学地理研究、作家精神史研究、作家物质生活考察等便成为新世纪的学术热点。我的研究课题《秦汉文学编年史》《南北朝文学编年史》《秦汉文学地理研究》等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而确定的。也许这是一种文献学的方法，一种历史学的途径吧。
马：前几年，在“百年回顾”与“世纪展望”这个宏大命题的观照下，各研究领域都进行着深入的研究史总结，您也曾撰写过《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这样的文章。同样，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的学术史反思也受到了热情关注，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思考，并涌现出许多高水平的专题论文。您在《中古文学文献学》中便以“从沉寂走向活跃”为题谈到过中古文学文献研究的前景问题。不过，现在重新审视起来，则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非但没有结束，而且还有进一步持续、深入下去的必要。您还有一篇文章专门探索“秦汉文学史研究的困境与出路”，借用那篇文章的话语模式，我请教您这样一个或许会很难回答的问题：整体看来，您认为汉魏六朝文学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及其出路在哪里。刘：你提出的问题很重要，但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的。我最近出版了一部论文集《走向通融———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对此有所涉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几乎每年都要为《中国文学年鉴》等刊物撰写相关领域的年度研究报告，所以格外关注学界动态。同时，这些年来一直参与《文学遗产》的编辑工作，比较注意及时捕获学术信息。加之有机会游学海外，对国外汉学研究也有所了解。在追踪学术潮流的过程中，形成了若干文字，也提出了一些肤浅的想法，并在不同场合做过《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回顾与展望》《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古代文学研究导论》之类的学术报告，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观察，努力把握和描述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的显著变化。后来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建议我将这些文字集录一书，于是我想到了“走向通融”这个书名。之所以选定这个书名，在很大程度上也表明了我对新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趋势的一种宏观把握。过去的100年，我国的文化思想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在19世纪中叶的梁章（1775~1849）在其《浪迹丛谈》卷6“外夷月日”以一种猎奇的口吻论及英语对12个月的表述，并用汉语记录了英语的发音。梁章辞世不过半个世纪，英语就大踏步地挺进中国，并逐渐影响了中国一个世纪。20世纪初叶，我们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受传统观念影响较深，在编写体例上往往处于摹仿阶段，或摹仿域外，或摹仿古代。譬如林传甲痛感当时日本学者已经编著了十几种中国文学史著作，日本大学还开设了中国文学史课程，而在中国还没有一部中国人撰写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于是他模仿日本人的著述体例，并参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有关作家、作品的评价综合而写成《中国文学史》。就体例上说，这部书主要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记事本末体，以文体为主，所收范围较为庞杂，有文字、音韵、训诂、群经、诸子、史传、理学、词章等，甚至金石碑帖也多有论列。与其说这是一部中国文学史，不如说是中国学术史，或曰中国著述学史。通观20世纪初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这种情形并非偶然，而是比较普遍的现象。3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文学理论的大量传入，学术界开始认真地探讨所谓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问题。于是产生了后来影响较广的狭义文学观念和广义文学观念的争论。因此，那个时候的研究可称为由“杂”到“纯”。20世纪五六十年代，阶级性、人民性之类的政治标准放在了第一位，庸俗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成为当时的主流。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从历史上的正反两个方面总结了经验教训，不再固守着纯而又纯的所谓“文学”观念，也不再简单地用舶来的观念指导中国文学研究实际，而是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出发，疏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演进的线索。特别是新的世纪，这种变化呈加速之势。最明显的两点变化表现在：第一，我们已经不满足于对浅层次艺术感的简单追求，而更加注重厚实的历史感;第二，我们也已经不满足于对某些现成理论的盲目套用，而更加注重文献的积累。当然还有其他内容，但我以为这两点是最重要的变化，它在某种程度上昭示着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正逐渐走向融会贯通的境界。总而言之，研究文学必须跳出文学，研究中国文学必须跳出中国范围，这样才能“走向通融”———多种学科的通融，古今中外的通融。当然，这种通融不是为了炫耀虚幻的博学，而只是为了求得历史的本真，因为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一切本就是通融的。至于说到汉魏六朝文学研究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如何寻找出路，这不是我个人所能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业内同仁的通力合作、共同探讨才有可能。当然，问题不能回避，因此你前面提到的那篇《秦汉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以及我在2002年山东大学举办的海峡两岸古典文献研究探讨会上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若干问题》就围绕着这个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还是研究的观念问题，即我们用什么样的观念来研究先唐文学。现在看来，过去那种划地为牢的研究观念是该值得我们深刻地反省了。都说汉魏六朝资料不多，就是在这有限的资料中，其实还有很多我们并没有披览，譬如佛教大藏经中的大量作品，研究文学的人，至多关心几部。还有各种类书中记载的这个时期的许多著作（包括地方文献、文人传记、野史杂录等），尽管只是残篇断简，但是依然脱离我们的视野。就是我们常常翻阅的文献，也面临着许多重新整理的问题。至于研究方面，重新拓展思路，跳出过去的框架重新审视，更是一个有待破除的问题。
马：2004年，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六朝僧侣：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一文，从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角度考察了六朝僧侣对于中古文学的影响。关于佛教与中古文学的关系，以往的研究很多，而您的这一选题却突破了人们惯常的视野。刘老师，您确定本选题的缘起是什么。关于它，还有哪些相关的想法。（按：详读以下内容，当你为选题困惑时建议细读大家论学著作，要一字一字去读，从中可得到启示）
刘：这个选题，实际上考虑了很长时间。季羡林先生为《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作序时写到：“中印文化交流关系头绪万端。过去中外学者对此已有很多论述。但是，现在看来，还远远未能周详，还有很多空白点有待于填补。特别是在三国至南北朝时期，中印文化交流之频繁、之密切、之深入、之广泛，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中古时期中印文化交流最重要的表现，当然就是佛教的传入及对中古知识界的巨大影响，而且，也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但是这种影响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思想变迁、文学创作方式等问题包涵了多少佛教影响的因素。我们过去总是说这种影响很多，但是很多根本性的问题似乎还远未解决。一个时期的理论意识，是一个时期文学创作能够发展的根本动力。问题就在这里，没有这种深入细致的实证性探讨，就很难从更深刻的理论层面作出新的成绩。因此，首先的任务，就是把这种工作做实、做深、做细。20世纪80年代，我曾广泛收集汉魏六朝时期佛教和道教文献编年资料，其中一部分收进我和曹道衡先生编纂的《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中。我发现，在南北分裂时期，官方的往来很不容易，而宗教徒的来往却很便利。他们是通过什么渠道，走什么线路，对当时的文化界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些都是我很感兴趣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复杂了，我根本没有办法驾驭，因此，尽管在自己心里想了十几年，却写不出来。2004年，法国巴黎国立东方语文学院举办“中国中古文化与社会历史国际研讨会”，邀我参加。为此，我选定了这个题目，作了概括式的论述。事实上，很多问题只是点到为止，并没有更多地展开讨论，特别是缺少实证性研究，留下许多遗憾。但以我目前的能力，还很难深入。我希望将来有机会、有能力再做深入探索。顺便提一句，不知你注意到没有，这篇文章的表述方式也有所变化。过去读书少，好不容易收集起来的资料，舍不得放弃，结果文章常常堆垛，读起来磕磕碰碰，缺少行云流水之感，后来读到一些大家的文章，我发现他们的文章其实很平实流畅，往往把资料吃透，吸收消化后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远的不说，就说我所敬佩的几位导师吧，罗宗强先生的文字充满感情，在理性的字里行间蕴涵着诗的色彩，叫人欣赏却颇难模仿;沈玉成先生的文字充满智慧，冷峻而又不失诙谐;曹道衡先生的文字就像他的为人，自然平实而又韵味深长;郭在贻先生的文字，严谨中又不时流露出压抑不住的才情。大学毕业这20多年来，我在追随老师学问的同时，也在暗中揣摩着他们各自的写作风格。我撰写《六朝僧侣》一文，当初收集了五六万字的资料，而发表时才一万多字。我也很想在理性的探索与理解的同情中寻找到一种平衡，一种与古人平等对话的途径。
马。近年来，您的研究逐渐由魏晋南北朝文学上溯至秦汉、乃至先秦文学。您在《古典文学文献学丛稿》《玉台新咏研究》等书中也提到过自己学术兴趣的转移，不过那始终是在魏晋六朝一段。而您现在的研究领域更多向上追溯，我想这不仅仅是一个研究领域的扩展问题，它背后应当更多凝结着您的学术理念、学术构想与追求。
刘：我在《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的后记中曾经谈到，我很想编写一部综合性的《中古文学思潮》，以现代文学观念为中心，从秦汉到隋唐，勾画这个重要历史时期的文学变迁风貌。为此，我想从若干专题研究入手，步步为营。永明文学、《文选》《玉台新咏》等课题就是这个研究系列的组成部分。1995年初步完成《玉台新咏研究》之后，很想做隋唐之际士大夫文学研究，但是感到相当困难，因为北方文化与汉代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只能上溯秦汉，沿波讨源，希望能够站在一个比较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关照中古文学发展的内在脉络。1997年4月从国外访学归来，我即以《秦汉文学渊源及其嬗变》为题申报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础项目。尔后，又荣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历时数载，删繁去冗，初步完成了这个项目所包含的《秦汉文学编年》《秦汉文学文献》和《秦汉文学研究》三书的写作任务。前两种已经交付出版。而相关研究论文还在继续做，我希望将来有机会结集出版。但是目前很多学术问题还没有解决，特别是东汉文学研究，还有广阔的空间。曹道衡先生生前不止一次对我说，汉魏之际，今文经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古文经学陡然崛起，并且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巨变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这种巨变对于当时的文学变迁起到了哪些具体影响。以往的研究显然还不够。为此，他特别赞赏我对东汉文学的关注。这里确实有几个关键问题值得探索。从物质层面上来说，东汉以后随着纸张的大量使用，改变了过去的书写方式，著作成倍增加。近来读到复旦大学查屏球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文章《纸简替代与汉代魏晋初文学的新变》（2005年第5期）就初步涉及到这个问题，很有意义。从文化层面上来说，东汉时期起，多种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下层文化逐渐走到舞台中央。譬如“鸿都门学”中就有很多“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喜陈方俗闾里小事”（《后汉书·蔡邕传》语）。这使我联想到曹植的《蝙蝠赋》《鹞雀赋》《令禽恶鸟论》，它们也属于这类“方俗闾里”的创作。《蝙蝠赋》有残佚，但其“嫉邪愤俗之词，末四句痛斥尤甚”（丁晏《铨评》）则非常明显。《鹞雀赋》则通过鹞和雀的对话，表现了当时社会以强凌弱的现象。《令禽恶鸟论》则论述伯劳之鸣与人的灾难没有必然联系且为伯劳鸣冤叫屈。这三篇作品在曹植的全部创作中显得很另类，而他们之间却有着共同的特色：第一，都通过鸟的形象来比喻社会现象，具有批判现实的色彩。第二，文字古朴，运用了很多当时的口语俗字。此外，《赠白马王彪》“鸱鸣衡轭，豺狼当路衢”，就本于《诗·豳风·鸱》而《野田黄雀行》描写黄鸟无辜被捕杀，又与汉乐府《乌生》《枯鱼过河泣》等有着相近的艺术构思。如果联系汉代乐府诗及《神乌赋》，并结合曹植其他创作，我们似乎可以作这样的推断：曹植创作这三篇作品，不像是率意为之，而是有意借鉴当时流行甚广的民间文学创作。因此，这三篇作品就给我们提供了清晰的启示，那就是，曹植不仅仅是贵族子孙，在他的精神世界还有着浓郁的下层文化的成分。曹植创作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下层文化特点，又与他的家世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曹家为寒门，“起自幽贱”（《三国志·魏书·后妃传》）。因此，这个家族成员的生活方式、处世态度乃至人生追求就与豪门望族有着明显的差异。《三国志·杨阜传》载曹洪击败马超后，“置酒大会，令女倡著罗之衣，蹋鼓，一坐皆笑”。杨阜虽然表示不满又能怎样。而曹植的生母卞氏也出身寒门，她自己就是“倡家”，也就是专以歌舞美色娱人的卖唱者。不仅如此，魏氏“三世立贱”，所以《三国志·魏书·后妃传》载：“初，明帝为王，始纳河内虞氏为妃，帝即位，虞氏不得立为后，太皇后卞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贱，未有能以义举者也。’”在这样的家族中成长起来的曹植，尽管其幼年、青年时期都得到了乃父的特别呵护，走马斗鸡，过着贵族子孙的放荡生活，但是其骨子眼里依然摆脱不了下层文化的强烈影响。《三国志·王卫二刘傅传》裴注引《魏略》记载曹植约见当时著名小说家邯郸淳，“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著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及暮，淳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才，谓之‘天人’”。如果脱离了曹植的家世背景，脱离了当时整个社会世俗化的风气，我们就很难理解曹植的这些怪异举止。曹氏家风以及曹植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平民化、世俗化的倾向并非仅仅是个别现象。从东汉开始的中国文化思想界，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文化变革：儒学的衰微，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