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读后感[小编整理].docx

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读后感小编整理 第一篇：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读后感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读后感 人事科杜立峰 最近读了清华大学陈来教授写的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王阳明是明朝才兼文武、奇志大勇的政治家、军事家，但令他名垂青史的是他在理学上的贡献。作者对王阳明哲学的内容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的分析，并对其哲学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力图呈现出王阳明哲学的基本性格和整体面貌，在王阳明哲学思想研究的各个重大问题上都提出了新的分析和诠释。这本书对阳明学进行了全面的剖析，从王阳明思想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了细致的论证。 陈来先生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博士、当代著名哲学家，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师从张岱年先生、冯友兰先生。陈来教授对先秦儒学、宋明理学、中国哲学史有极深厚地研究，他这本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一书对王阳明哲学思想很有自己的见解。我原来也读过一些关于对王阳明思想论述的书籍，可以看到不同的作者写出的王阳明，读起来味道也是不同的，从中收获到的也是不同的知识。通过学习我认识到，王阳明哲学的的核心思想是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要理解这两个思想，我们首先需要明白古人的学习和今人的求知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研究生物、物理、化学，是要探索其间未知的东西，叫闻见之知，而古人的学习则很简单，就是要探索一个东西道，可以理解为万物之至理，即德性之知。有了德性之知就可以内圣外王，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圣人，而这个道又没有标准，众说纷纭。 通过读书，我认识到王阳明所谓的良知包括明善恶（道德）。第 二、辨是非（智慧）。这是人人具有，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致就是唤起、体认、践行、扩充、光大、达到、实现。所以致良知就是要通过那些致的行动实现人皆有之、与生俱来的自性、本心、善根、智慧，达到万物一体、与宇宙同化的圣贤境界。 知行合一是在致良知在知和行关系上发展。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主要为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即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王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因此，知行合一反对那种只说不做的假道学，不行就不是真知，无疑有其深刻意义。 我们今天的求学、研究，学习各类知识、理论、方法，基本为向外求，看似与阳明先生的致良知关系不大。但相信如果你只是一味地向外求，学习、理解、记忆都没有问题，但到了用的时候、创新时候，倘若没有向内求的功夫，何来心中无惑呢。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95周年大会中就引用了王阳明这句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我们党是否坚强有力，既要看全党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更要看每一位党员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这句话的出处就是王阳明，意思是没有志向，就做不成事情。 习近平向来重视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是明朝思想家王阳明的核心思想，其含义是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既倡导学习与立志，又倡导学以致用，崇尚实践。学习习近平十八大前后重要论述，我们不难发现，自2009年以来，习近平6次强调知行合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领会知行合一时代内涵并以实际行动做到知行合一，务必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以知行合一的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八大提出了24个字的核心价值观，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既要内化于心，还要外化于行，做到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是要以知行合一的精神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群众路线来自我们党的实践自觉，也来自我们党对实践认识的理论自觉。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全党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党风政风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好转，但要实现党风政风的根本性转变，作风建设依然在路上。知是基础，行是重点，实现党风政风的根本性好转，领导干部务必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做到知行合一。三是要以知行合一的精神践行三严三实.践行三严三实贵在知行合一。三严三实更需要在知和行上下功夫。党员领导干部践行三严三实首先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要做到真知、深知.三严三实，重在身体力行，自古以来知易行难，因此领导干部要带头践行三严三实，不做表面文章，不玩花架子，真正做到以知促行、以行促知，知行合一。 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多次强调知行合一，并不是要我们照搬王阳明的思想，而是强调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号召我们以知行合一的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践行三严三实，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实践。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何以兴邦，那就是以知促行，以行促知，知行合一. 第二篇：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启示传习录、有无之境读书笔记1、文化以及文化心理学的概念 文化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想要给它下一个精确的定义是一件几乎无法做到的事。古往今来，有多少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社会学家都对其有个人的阐述，但多少年来也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解释。1999年版辞海解释，“文化”一词有三种含义，文化心理学中的“文化”采用第一种，即：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和设施。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文化的发展有历史的继承性；在阶级社会中，同时也具有民族性、地域性。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又形成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同时又给予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以巨大的影响。 文化心理学作为心理学众多分支中的一支，许多学者对其都有各自的观点。国外学者有希维德尔、坎特、科尔、博伊斯奇，他们的观点尽管各不相同，但在一些基本方面是一致的。首先，他们都强调文化心理学研究的是意义，而意义是相对于某一文化语境中的人来说的，它制约着人对刺激的反映或人得行为。其次，他们都强调文化是内在于人的，文化与心理是相互建构的。国内学者李炳全在其著作文化心理学中这样定义到：文化心理学是研究人得文化心理或文化行为的一门具有边缘性质的学科。所谓文化心理或文化行为，是指人在一定的语境中具有的对一定的文化刺激所作出的该文化所规定的反映，即特定文化中的人内在固有的对刺激的解释和以此为基础表现出的行为模式或方法。所谓文化刺激，是指某一种群在其进化和发展中根据自己的需要或一定目的而赋予一定意义或价值的刺激，即对该种群的人具有特定意义或价值的刺激。对种群和文化中的个人来说，文化心理或文化行为的形成过程即刺激的价值或意义的取得过程是心理与文化的相互构建过程。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学者都认为，文化和心理都是互相建构的。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思想仍具有重要的研究学习借鉴价值。 2、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含义 2.1“真知”与“知行合一” 知与行事儒家道德实践理论的一对重要范畴。在儒家哲学中，知行问题所讨论的是道德知识和道德履践的关系。知识一个标志主观性的范畴，行则是客观的标志人的外在行为的范畴。朱子的知行观代表了宋儒对知行的基本看法。阳明哲学中的知与行与宋儒是有差别的。阳明哲学中，知的意义仅指意识或主管形态的知，是一个纯粹主观性的范畴，在这点上其范围比宋儒来的狭小。相反，行，一方面可以指人的一切行为，另一方面还可以包括人的心理行为。 在理解阳明的知行思想，要先明确一个概念。“真知”在宋儒的知行理论中是一个较为常见的概念。就道德知识而言，真知表示人已获得了高度的道德自觉。真知者必然会把他所了解的道德知识付诸实际。反过来说，知而不行，恰恰反映了行动者还没有达到“真知”。“真知”包含了必行的意思。这事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基本提前。根据这个思想，阳明认为，知与行，就其本来意义，是合一的。这个合一并不是说知行二者指同一对象，两者是完全一致的，而是强调两者是不能割裂的，知行的规定是互相包含的“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答 顾东桥书，传习录）这里的“真知即所以为行”指真知必能行。 “不行不足谓之知”有两方面的含义。首先是指道德意识的自觉程度而言。阳明说过“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孝弟。”（传习录）当在道德评价中，我们不能因某人说应该孝顺就说他“知孝”，只有当他从事过“孝”的实践，我们才能说他是“知孝”。 第二则指一般知识活动而言。阳明说。“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传习录）只有经历了痛苦才指导痛苦的感觉，只有经历了寒冷才知道自己寒冷，这些是与我们亲身经验有关的“知”。 2.2阳明在与徐爱论知行时指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传习录）他还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传习录）“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是从动态的过程来了解知行相互联系、相互包含的意义。意识属于知的范畴，但从意识活动是外部行为的开始这一点说，意识或思想是行为过程的第一阶段，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行为过程的一部分。同理，阳明认为，行为实践本属于行的范畴，但从行为是思想的实现，或实践是观念的完成这一点来说，行也看做整个知识过程的终结。按照阳明的立场，知并不是可以说是行，行也不是可以说是知，知与行就其本来真正的意义就是互相包含的。无论就范畴还是指称的对象说，知中就有行的因素，行中也有知的因素。所以知行时合一的，这两个范畴的规定是互相包含的。 2.3传习录中：“爱曰：古人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得分晓，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主意与功夫是阳明学中常用的一对方法论范畴，一般地，“主意”表示目的、统帅，“功夫”表示途径和手段。也就是说，并没有什么独立的、先于行或与行割裂的知，要达到知，必须通过行。同时行也不是一匹瞎马狂奔，它要有知作为指导。所以，阳明的这个命题并不是要强调先有主意，再做功夫，而是强调知行间不可分割的关系。行不能无主意，故行不离知；知不能无手段，故知不离行。这与朱子“知行常相伴，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有异曲同工之妙。 2.4知行合一的宗旨 阳明指出。“如今苦苦定要说知行做两个是什么意。某要说做一个是什么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说一个两个，亦有甚用。”可见，了解知行合一说提出的目的对于理解知行合一的意义、作用等都有重要意义。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提出是针对明中期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水平下降为总体背景的。阳明指出：“逮其后世，功利之说日浸以盛，不复知有明德亲民之实，士皆巧文博词以饰诈，相规以伪，相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而犹或自以为从事于圣贤之学。如是而欲挽而复之三代，呜呼其难哉。吾为此惧，揭知行合一之说，订致知格物之，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说，以求明先圣之学。”由此看来，知行合一是指向当时日益颓丧的士风。为“吃紧救弊而发”，为了扭转士风，使圣贤之学大明于天下。阳明认为，从思想上来说，这些现象的发生根源于“将知行截然分做两件”，他指出，知行合一虽是针对时弊而发，但并不意味着这只是一种权益 的说法，事实上，其本身是具有真理性的。在知行分裂方面有两种形式，从而阳明知行合一的宗旨也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阳明答人文知行合一时说。“此刻识我立言宗旨。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底彻根，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胸中，此时我立言宗旨。” 但我们知道，在理学的伦理学中把道德修养分为“为善”和“去恶”两个方面，从这个角度来看，提出一念发动即是行，对于“去恶”有积极意义。但是，如果这个一念发动不是恶念，而是善念，能否说“一念发动是善，即使行善”了呢。它只适用于“去恶”，但不适用于“为善”。 第二，阳明更强调知行合一对于朱学知先行后说的批判意义，他说：“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一位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若不知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由此可知，阳明所关注的问题，还不只是那种“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的问题，而且是“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的问题。 3.“知行合一”思想对我的一些启示 3.1“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行”的启示 按照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只有如果你对某一事物有正确的认识，那么必然按照这种认识去行动；如果你的行为与你的认识不一致，那么就认为你就没有“真知”。例如在学习过程中，虽然很多同学认为自己应当学习，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没有按照自己认为“应当的”去实践。这是一种知行不一的现象。在不一定说明这个人言行不一，道德品质有问题，本人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自我欺骗。在我们的生活中，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行为与自己所说的不相符，那我们就应该警惕，就应该思考自己为什么“言行不一”。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自己的状况，这是对自己的诚实，也是改进自己的前提。 3.2“知是行之主意，行是知之工夫”的启示 知行合一是说知与行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知”是来指导行为的，而行为就是“知”外显的程度的展现。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存在知行脱节的情况。例如，有些人想提高自身的修养。于是去看很多指导修身养性的书籍，看的时候拍案叫绝，觉得很有道理，但是合上书以后该做什么又去做什么，又回到了老路上。通过看书来提高自身的修养是一种很好的途径，但是如果没有经过深刻的思考，并将书上得来的道理应用到生活中来，那只能说明我们只是在字面意思上明白了这些道理，并不算是“知”。 3.3“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启示 这句话是侧重于从知行的动态过程中来讲两者的关系，而且这种动态的过程并不是只有一次，而是不断的循环往复，互相印证的过程。在日常生活中应用“知行合一”的思想，要明白“知行”是无法分离的，不仅要在一件事完成之后再总结分析，以新得到的经验来指导实践。在实践过程中也要注意思考，并且及时将经验应用于行动中去。 第三篇：真知的回归王阳明心学读后感之三真知的回归王阳明心学读后感之三 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如今、已经没有太多的争议，总体来说，她的三个主要来源是：一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尤其是宋明时期的程王心学（这里的王，就是王阳明）；二是马列主义；三是西方现代思想。 年轻时代，尚没有接触马列主义的毛泽东，受他的恩师、心学大师杨昌济的影响，成为王阳明最忠实的信徒，他曾以一篇心之力震撼了长沙第一师范。即使在他接受了马列主义之后，王阳明的心学的思想方法，依然深刻地影响着他，贯穿在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整个过程。 实践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而这篇光辉著作的副标题，是以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命名的，由此可见，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方法，是多么深刻地影响着已经成熟起来的毛泽东思想。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心学的第三个中心思想。 这种思想方法，影响了中国明清时代、近代和现代几乎所有的伟大人物，其中包括：明朝的铁腕首辅张居正、清朝的中兴大臣曾国藩、戊戌变法的君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共和革命推翻满清统治的孙中山，结束军阀混战、统一中国的蒋介石，领导中国共产党完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毛泽东，甚至于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袖邓小平、第三代领袖江泽民、胡锦涛。 至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依然毫不含糊地倡导知行合一的思想方法和认识论，国家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在他的著名的把当前的创新理论变成干部群众的思想武器一文中，号召全党的领导干部坚持知行合 一、内外如一，把德与行统一起来，把学习与改造统一起来，把立言与立行统一起来。 毫无异议，传承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认识论，是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一面鲜红的旗帜。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包含那些内容呢。 在这里、首先要明白的，是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与他以前的儒家思想的不同之处。 宋儒论“知”、“行”多主“知先行后”说。 如程颐曰。“不致知，怎生行得。免强行者，安能持久。” 陆九渊云。“吾知此理即乾，行此理即坤，知之在先，故曰乾知太始；行之在后，故曰坤作成物”。 朱熹亦明谓。“论先后，知为先”。 王阳明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行如何分得开。”他尤以其“心即理”说为理认前提，批评朱熹“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是导致“知、行之所以二也”的原因，而如果人们“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则势必在理论上失却“知行本体”，在实践上则造成“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的流弊。 所以，王阳明针锋相对地提出“知行合一”说，谓。“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知”，认为知行之体本来如一，“圣贤教人知行，正是安复那本体”在他看来，“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若行而不能明觉精察，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元来只是一个功夫”。 王阳明所说的“知”，主要指对“良知”本体的内在体认和感悟，而“行”则主要指对这“良知”的实践，或指“良知”本体外在的显露。 他说。“如知其为善也，致其知为善之知而必为之，则知至矣。知犹水也，人心之无不知犹水之无不就下也。决而行之，无有不就下者。决而行之者，致知之谓也。此吾所谓知行合一者也”。 他又具体言道。“温清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鲜矣。若谓精粗知温清定省之仪下孰非致知者耶。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体不益较然矣乎。”可见，“知行合一”注重的乃是“行”，所谓“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换言之，王阳明要求人们通过“知行合一”的功夫，加深对“心即理”、“良知”的认识，并更重要的是将这种认识外化为具体行动。 在范畴的使用上，宋儒所说的“知”与“行”既有知识同实践的区别，又分别指求知与躬行两种不同的行为，而王阳明所说的“知”仅指主观形态的“知”，其范围显然较宋儒小；王阳明所说的“行”，则包括着人的实践行为与心理行为，其范围显然较宋儒大。就此而言，由于对“知”、“行”的了解和使用有别，王阳明对宋儒的批评在学理上显得并不太有力。但宋儒所主张的“知先行后”说又确易造成崇尚空论、不重践行之弊。这种流弊反映于社会生活之中，便形成了人格虚伪、道德水平下降的习尚。 王阳明竖起“知行合一”的旗帜，乃是“吃紧救弊而发”，“正是对病的药”，是要扭转当时浅薄的士风，要人们“克服不善的念”，从思想、言论到行为，尤其是行为都符合封建道德的规范，从而使“圣贤之学”真正大明于天下。 王阳明进而指出，“知行合一”虽是针对时弊而发，但绝非只是一种权宜性的说法。他说：“某今说知行合一，虽亦是就今时补偏救弊说，然知行休段亦本来如是”。又说：“此虽吃紧救弊而发，然知行之体本来如是，非以己意抑扬其间，姑为是说以苟一时之效也”。 他以为人们之所以会了解社会通行的道德准则而并不依照这种准则去行动、明知为道德律令所禁而仍然违背禁令去做，这乃是由于宋儒、尤其是程朱理学家知行观的错误引导。 他说：“今天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凭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有一个。若不会偷说一个亦济得甚事。”又强调指出：“知行合一之说，专为近世学者分知行为两事，必欲先用知之功而后行，遂致终身不行，故不得已而为此补偏救弊之言。” 显然，王阳明更为注重的是通过对宋儒、尤其是程朱理学家“知先行后”说的理论批判，使人们真正知晓“知行本体之宗旨，从而纠正知而不行之弊。 对于王阳明来说，他既注重“知”、“行”概念本身的联结，但更重视“知行合一”内涵的实践精神。他反复指出：“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并不是说“知”与“行”是一回事，而是为了强调“不行不足谓之知”。换言之，所谓“一个工夫”，就是要人们在任何时候都要毫不间断地进行有意识的道德修养、从事从伦理活动的实践，从而北朝鲜意向的道德性转化为现实的道德性。这样，道德要求与实际行为、理想人格与现实人生便沟通了起来。从儒学发展史角度看，正由于有了王阳明的这种“知行合一”说，儒家伦理才真正具有实际可操作性。 在“知行合一”立场上，善的动机只是完成善的行动的开始，绝非善的完成，甚而言之，不付诸实践而仅有善的意向，就不是真正的善。问题的关键无疑在于“行”。 据此，统治者就应将其“良知”贯彻到政治实践中去，如在“簿书讼狱”中，不可由一己之私念而有喜怒之心，“不可恶其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从之”，而应禀从“良知”执法，一出于公。所以，王阳明认为：“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 他不仅将参与君主政治的具体活动视为体认、实践“天理”和“良知”的理想途径，而且还以一生之力“事上磨炼”，以其镇压农民和少数民族起义、训练民兵及“行十家牌法”、颁布“乡约”，兴办乡学等事功将维护君主政治的道德原则融贯于实践之中。至于对下层民众来说，“知行合一”则意味着要求人们时时处处自觉遵行封建道德规范，“恭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心要平恕，毋得轻意忿争；不甘落后中要含忍，毋得辄兴词讼。见善互相劝勉，有恶互相惩戒，务兴礼让之风，以成敦厚之俗”。 毛泽东在他的实践论中，用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继承和发展了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他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然而、现实生活中，理论与实践，“知”和“行”严重脱离的事情比比皆是。 试想一下，我们党内那些腐败的处级以上干部，哪一个不是经过市委党校、省委党校、甚至于中央党校培训的。又有哪一个不懂得马列主义，不知道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又有哪一个不晓得贪污受贿是党纪国法锁不容的。甚至、这些被关进大牢的腐败干部，其中何尝没有资历高深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家。他们何尝缺少“知”，而他们“行”的却都是些什么玩意。 “知”与“行”的分割，理论与实践的脱离，过去是、现在是、以后依然是所有人、甚至于整个社会，最危险的悬崖。 学习王阳明和毛泽东知行合一的思想的目的，就是要求我们的干部，切忌一切的理论的夸夸其谈。切忌一切生硬、死板的教条主义。切忌一切的空洞的、浮夸的作风。把我们理论的学习、良知的修炼、工作能力磨练，在实践中验证、在实践中提升。 一切的“真知”、只会、也只能在“行”的实践中回归。自然的回归读王阳明心学读后感一 王阳明的心学，是他成为圣人理论依据，哲学家们将他的心学归纳为主观唯心主义的范畴，直接的根据，就是心学中三大中心思想的“心外无理”。 王阳明心学中的三大中心思想是： 一、心即理。 二、致良知。 三、知行合一。 王阳明的心学，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而“心即理”是他所有思想和理论的基础。为了这个理论的完整和系统，王阳明将抽象的心和显见的理柔和在一起。 什么是心。 王阳明依据陆九渊“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的观点，指出：“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 也就是说。人、是天地万物的中心，心、不是一块血肉”，即非人体内的心脏，是“人之主宰”、“人之知觉”，是支配、控制、统率人的感官及运动器官的中枢，是人的各种知觉的综合。“心”，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本体。所以、人的心就是天，只要人的心明白了，天地万物就都可以解释了。 什么是理。 王阳明说：“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耶。”“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而皆不出于此心之一理，然后知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也就是说：世间万物的道理都在心中，心本来就是性情、性情就是道理，有忠孝之心就有忠孝之理，无忠孝之心就没有忠孝之理。天下的事情无论多少，天下的事情无论怎样变化，无非是一个道理，是事物本来的客观规律。人心只要归于自然，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因此，在王阳明看来，“心”即是世界产生与存在的根源，又是其发展变化的归宿。天地间举凡纲常伦理、言行举止、成败荣辱乃至花草树木，万事万物无不根于吾心而森然毕具、神圣本然的“天理”流行。 “心”，在王阳明思想体系中无疑据于核心地位。但他强调物、事、理、义皆归宗于吾心，并非要否定或割裂“心”与外在世界的联系。对于王阳明来说，其目的乃是要确立“心”即人之主观精神的本体地位，并无限扩大“心”、“物”的同一性，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否定外部世界与人之与世界的差别。 根据这个道理，王阳明提出“万物一体”说，他认为。“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这样，凭藉着“人心一点灵明”或“人的良知”的沟通，天地万物便与人融为一体，同出一源，殊无区别。 王守仁“心即理”之说，是其“知行合一”论的基础，它充分肯定了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相信自我的道德力量和自我成圣潜在能力，反对迷信外在权威，否定用现成规范和书本教条来禁锢人的身心，而主张依靠自我的“心之本体”（良知）来主宰和支配一切行为，在道德实践中努力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哲学家们批判王守仁的“心即理”之说，他们认为。王守仁的“心即理”之说，把人类的主观意识和客观存在等同起来，断然否定了有离开心而独立存在的物质世界。王守仁所谓“天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从反映论的角度来看，就是把人类认识的能动作用片面夸大和过分神化，以致用吾心之主观精神吞并了客观存在之物理。 从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这些批判，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在人类不能客观地解释和反映物质世界的时代，追求主观的完美，自然是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别无他求的唯一出路。 王阳明的伟大，就在于他开辟并指引着这条道路。 王阳明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他所有的理论都是为政治、军事、教育服务的。毫无例外，作为心学的理论基础，“心即理”的学说，自然，有他鲜明的政治目的。 那么、王阳明的“心即理”的学说，政治目的何在呢。 阳明认为。大学之道的核心性难题和机会在亲民二字。别的都是主观性的指标，能亲民与否才是区分真伪的实践性的标准。只有在亲民的过程中才能体现出你是否知行合了，才能将三纲五常等明德落实到日常生活之中。做不到亲民所有的说教都会沦为滑舌利口的恶谈。有了亲民的境界，才会老我老以及人之老，才能有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心态，这样才能尽性。尽性与止于至善不是两张皮，而是一体化。而且既不能独善也不能空谈，必须在亲民的过程中实修，开放性的修。这才能找到吾性自足的正确门径。 就因为“万物一体”、所以、做万物中有“一点灵明”的人，要亲近自然；做天子的君，分担君的人物的臣子，要亲民。 于是、就有了“天下一家”的理想政治模式。 正是将“心即理”的理论认识实践于社会，形成了王阳明“天下一家”的理想政治模式。 王阳明的“万物一体”、“天下一家”的理想政治模式，乃以“明明德”为体而以“亲民”为用。 他说。“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 这是一个由己及人的过程，亦即孟子所谓“推仁”以及于四海的过程。王阳明对此有很详尽的解释：“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孝之明德始明矣，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兄、人之兄，与天人之兄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弟之明德始明矣”。 将这一方法广施于所有的社会政治关系和自然关系之中，是“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 就是说，如果每一个人都能依照这种方法明其“明德”，推广吾心良知，就能形成人人相亲，各安其分、各勤其业的理想社会。这正如王阳明所描绘的：“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亲如一家之亲。其才质之下者，则安其农工商贾之分，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而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异，若皋蘷稷契者，则出而各效其能”。 显然，他所提出的“万物一体”、“天下一家”的理想政治模式乃是在明代中叶特定社会条件下对儒家传统的“仁政”理想的重构。 王阳明的这种理想政治模式有着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他对当时官僚争权倾轧、鱼肉百姓的现象极为不满，希望当权者遵行圣人训典，“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推行仁政，怜惜小民，真正感悟到“生民之困苦荼毒熟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从而实现“家齐国治而天下平”的安定政治局面。 王阳明明白，他所处的封建社会不可能实现天下大同，因此、他设计的这种理想的政治模式并非政治平等的蓝图，而是以贯通于自然与社会的亲疏等级为前提。 王阳明说：“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把草木去养禽兽，又忍得。人与禽兽同是爱的，宰禽兽以养亲与供祭祀、燕宾客，心又忍得。至亲与路人同是爱的，如箪食豆羹，得则生、不得则死，不能两全，救亲不救路人心又忍得。这是道理合该如此。”也就是说： 我们珍爱自然，爱草木却不能不以草木来饲养禽兽。我们珍爱自然，爱禽兽却不能不以禽兽来祭祀、燕宾客。我们珍爱他人，在生死关头却不能不先救亲人再救路人。这、就是自然的道理。 可见，严格亲疏等级规定是他理想政治的基础，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达成其理想政治的根本原则只是“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因此，在这种社会里，“农工商贾”只能各安其分、“各勤其业”，而不能有丝毫“希高慕外之心”，更不能“作乱犯上”。换言之，作为“朝廷赤子”的普通百姓只能“小心以奉官法，勤谨以办国课”，倘有违逆之举，必将受到严惩。 这样，我们透过王阳明一再标榜的“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的外象，仍可看到其所理想的“万物一体、天下一家”的政治专制主义实质。 王阳明“心即理”的学说是伟大的。她的伟大在于。 她从“心即理”的论证，引申出“尊重自然”、“万物一体”的进步思想。她从“万物一体”归结为“天下一家”的政治理想。 她严格亲疏等级，使“天下一家”的政治理想在封建社会有了实现的可能。她“天下一家”的政治理想，造就了无数的仁人志士，使社会发生深刻的变革。 她、是一个人类认识自己、认识自然，认识世界的里程碑。从王阳明始，人类开始了自然的回归。 立志的思考王阳明心学读后感四 中国、励志的格言很多，随手拈来，就有下面几条。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有志者，事竟成。志当存高远。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小已。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阳明先生是屈指可数的几位既有“立德”、“立言”，又有“立功”人，因此，有一种说法：中国有两个半圣人，一个、是孔子，一个、是王阳明，半个、是曾国藩。 还有一种说法。中国的文人能带兵打仗的，有三个人，一个、是王阳明，一个、是曾国藩，还有一个，是毛泽东。 王阳明作为一个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集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教育家为一体的伟大人物，其德行、事功，至今仍受到中国、日本读书人的敬仰，可见其巨大之人格魅力。 王阳明有如此之高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从小就不是一个甘心平庸的人，远大的志向和理想，使他在坎坷的人生中，坚忍不拔、百折不挠，最终、达到了人生的峰巅。 王阳明志向的高远，在他十二岁那一年，就展示出来。他问自己曾经考上状元的父亲龙山公：“读书有何用。”龙山公说：“读书则为大官，如汝父中状元，皆读书之力也。”王阳明问：“父中状元，子孙世代还是状元么。”龙山公：“止吾一世耳。汝若中状元，还是去勤读。”王阳明笑着对父亲说：“只一代，虽状元不为稀罕。” 有些迷茫的他，向私塾的老师提出了一个很不寻常的问题。“何为第一等事。” 塾师说。“惟读书登第耳。” 阳明的天性和个性使他直言不讳的反驳老师。“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 少年时期的王阳明就认为。学圣贤就是不以登攀仕途为目的，而以成圣当伟人为目标。 当然，王阳明的“第一等事”还只是蒙胧的生命意志，是他的良知天然呈现，尔后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才将这个“我心”变成天下之公器。他崇拜明朝的忠臣于谦，学生时代的他，在于谦的祠堂前题下这样一联：赤手挽银河，公自大名垂宇宙。青山埋忠骨，我来何处吊英贤。 阳明，名守仁，字伯安，浙江馀姚人。因晚年爱越城东南二 十里之会稽山阳明洞，筑室以居，自号阳明子，学者乃称阳明先生。 阳明的一生，约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二十八岁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