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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建设进程中的思考
一，城镇化大体背景
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一大主题，这对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巡视员陈剑波和国务院研究室农村经济研究司巡视员叶兴庆日前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城镇化是经济转向内需驱动型增长、培育内生增长动力的重要途径。
对城镇化的问题，应把握以下几点：第一，调整结构扩大内需，城镇化是重要的依托。第二，要把握好当前城镇化的重点。这次政策倾向很明确，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重点。第三，促进有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这是城镇化重要的任务。
在目前城镇化过程中，有些问题值得关注，并应正确引导，防止造成重大失误和损失。城镇化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是以城市为主，还是以小城镇为主的问题。　　从中国国情出发，城镇化中接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应以城市为主，城市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点和主导方面。其次才是小城镇，而绝不能找错方向——以小城镇为主，这一问题事关重大。我国内陆目前有1882个县，全国的县城城关镇平均人口不到10万人，这是经过千百年发展，才形成如此规模的。要在十几年内把县城城关镇人口翻一番以上是不太可能的。
　正确的城镇化道路应该是稳步发展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积极发展中小城市，有重点的发展小城镇，这样才能使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市与小城镇比较，城市接纳农村劳动力的优势十分明显：城市有资金来源，镇则很困难；城市比镇人均占有土地可节约一半左右；城市公用设施比镇好得多；城市环境建设比镇投入多、容量大；城市比镇能产生更好、更大的集聚效应，更有利于发展现代服务业，更便利于生产的协作、配套；城市比镇交通便利，往来方便；城市比镇更有利于发展教育事业，从而提高人口素质；城市比镇扩容要容易得多。因此，城镇化中接纳农村劳动力应以城市为主，镇辅之，而不是相反。
　同时要克服和防止盲目扩镇、建镇热潮。在城镇化过程中，使农村富余劳动力一部分转移到镇，这是必然趋势。但是全国1.9万个建制镇不可能全面扩容，不能一哄而起，必须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做好统筹规划，选择少数有发展条件的镇有重点地扩建和发展。切不可形成扩镇、建镇热潮。
有的地方打着城镇化的旗号，忙着圈地，动辄规划十几平方公里或几十平方公里，从农民手中拿得廉价的土地，侵犯农民利益，并使农民永久性失去土地，极易引起不稳定因素的增长。要问规划的依据是什么?当地负责人大多说不明白。有的地方领导人在追求政绩的驱使下，大兴土木，建什么大广场、大公园、大草坪，什么喷水池，什么标志性建筑，什么商业一条街等等，结果是劳民伤财，脱离实际。有的地方在扩镇过程中，只建地面房屋，上水、下水、排污和污水处理及垃圾处理则无力统筹考虑，造成新的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
　　为此，必须全面、正确地理解城镇化，统筹、科学地规划城镇化，认真、扎实地实施城镇化，合理、节约地利用资源，保护和珍惜生态环境，才能使我国城镇化的目标顺利实现
二，新襄阳的城市整体规划和“四个襄阳”的提出

由市政府委托市规划局组织编制的《襄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年)》，目前已优化调整完成，正在批前公示。近期，总体规划将提交市委、市政府审查，并报市人大同意后，将按程序上报省政府和国务院审批。
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在“十二五”末，襄阳市区的建成区面积达到200平方公里，人口达到200万，建成省域副中心城市、现代化区域性中心城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两个中心”。
城市如何扩展？空间在哪里？现有的襄阳主城区建设大都饱和，如果只是在原址上改造旧城，不仅需要大量拆迁，还费力费时，不利于城市布局，更不能满足城市发展需要，因此城市要向外扩展。
按照此前规划，襄阳城市以向北发展为主，空间发展策略为“北拓、南优、西控、东储”，并且计划在邓城大道以北建设城市行政中心，但是随着襄阳城市发展战略目标的调整，城市已不能只向北发展。
因此，此次《城市总规》提出将“东储”调整为“东进”，将东津确定为和襄城、樊城，襄州一样，具有同等地位的城市片区。同时，做好东津开发。
今年4月，我市已正式启动穿过东津片区的东内环线建设。按照最新的《城市总规》，东津片区今后重点发展区域性服务业，并在唐白河和汉江交汇处建市级综合服务中心，在汉江五桥东津桥头建设市级商业中心。
鱼梁洲为城市中心禁止房产开发 。东西宽约5公里，南北长约10公里，位于汉江和唐白河交汇处的鱼梁洲，唐代时还与陆地相连，后因上世纪中期修建铁路，大量采挖卵石，鱼梁洲才形成，目前是汉江中最大的江心洲。 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位置优越，众多的投资商前往鱼梁洲搞开发。后来由于缺乏规划，定位不准，并且受洪水威胁，鱼梁洲开发被迫搁浅。
在此前的规划中，城市空间布局为“环洲三片、外围一点”，鱼梁洲只是其中一个洲。但随着东津开发的提出及城市发展理念的变化，新的《城市总规》明确提出，襄阳城市发展格局调整为“一心四城“，“一心”即为鱼梁洲，“四城”为襄城、樊城、襄州、东津。
鱼梁洲以生态绿化为主，适当发展生态型文化、旅游产业等，严格控制开发量，禁止房产开发；襄城主要发展旅游、文化、教育产业；樊城主要发展城市综合服务业；襄州重点发展与汽车相关的产业。
2011年4月7日，省委、省政府召开“一主两副”中心城市跨越式发展襄阳现场办公会，省委书记李鸿忠要求襄阳加快建设名副其实的省域副中心城市，并根据襄阳的发展基础和特色优势，提出了建设“四个襄阳”即产业襄阳、都市襄阳、文化襄阳、绿色襄阳的战略定位。省长王国生指出：加快建设“四个襄阳”，为湖北跨越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是历史和全省人民的重托。
在“四个襄阳”中，“产业襄阳”是核心，是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的实力支撑，为建设“四个襄阳”提供物质基础；“都市襄阳”是载体，是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的基础平台，为建设“四个襄阳”提供现实空间；“文化襄阳”是特色，是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的活力之源，为建设“四个襄阳”提供精神动力；“绿色襄阳”是灵魂，是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的必由之路，贯穿于“四个襄阳”建设的始终。
建设“四个襄阳”，必须全面准确把握“四个襄阳”的深刻内涵。对此，范锐平说:
建设“产业襄阳”，打造区域性经济中心，要坚持“产业第一”的理念，以做大总量、提升层次为目标，强化工业的主导地位，突出现代服务业的支撑作用，展示襄阳现代农业的优势和实力，高起点运作深厚的文化旅游资源，着力推进产业集聚区建设工程、主导产业龙头支柱工程、骨干企业成长工程、现代服务业发展工程
建设“都市襄阳”，打造区域性中心城市。要站在世界现代城市发展的战略高度，在未来发展的时代格局中，定位襄阳的城市功能，使襄阳区域价值的提升与产业优势的增创互动共进。对内实行“四位一体”的大都市城镇体系，对外与周边城市联合互动，形成资源共享、功能互补、差异化发展的城市群，全面提升城市吸纳集聚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要加快建设鄂豫陕渝毗邻地区综合实力最强的工业、商务、物流、金融、信息、科教、文化、医疗和公共卫生等区域性中心，逐步把襄阳建成具有较强辐射力、带动力的现代化区域性中心城市。
建设“文化襄阳”，打造在国内外具有较高关注度和美誉度的文化名城。强化“文化立市”理念，尊重并科学保护和开发襄阳的历史文化资源，把文化资源变成竞争优势、产业优势，建设兼备历史文化魅力和现代文明气息、在国际国内有重要影响的文化名城，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文化生态型旅游目的地。着力推进 “襄阳文化旅游核心区”建设工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开发工程、文化品牌培育工程、文化惠民工程、发展文化的培育工程。

　　建设“绿色襄阳”，打造“两型社会”建设示范城市。保持城市化与经济、社会及生态环境的平衡与协调，全面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努力建成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全国低碳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可持续发展先进示范区。着力推进生态功能分区工程、生态文明建设工程、节能减排工程、循环经济发展工程。

三，通过暑假实践后，我们对城镇发展的看法和思考
暑期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下社会实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选择了襄阳的东津镇和卧龙镇作为我们调研的两个地方。之所以选择这两个地方，这中间有我们很长时间考虑。
乡镇作为我们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最前端，在经历改革开放的浪潮之后，已悄然改变了它原有的模式。乡镇经济是我们国家经济腾飞的基础，也是一个坚实的支撑点。乡镇是我们国家连接着基础承上启下的行政单位，以此点线相连，成为我们国家运行的基础。由于我们国家是一个传统的农耕国家，而在现在的深入社会主义改革的浪潮中，传统思想的影响，使它们成为改革上的死角，或者说不是很容易照顾到的地方，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区域制约因素又比较大。
在同时，我们国家深入改革，这些又必须是我们面对和解决的问题。那么乡镇经济发展的运行模式，和它的优势又是在什么地方呢，这将是我们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有鉴于此，我们通过调研和自己的深入思考，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

1、 文化氛围的影响
乡镇文化是我们中国传统农耕文化或者说是小农文化的一个缩影，在经过改革开放之后区别于城市的一种模式，在官方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城乡结合部。在我们进行到东津镇和卧龙镇的时候，这点感触特别明显。
东津镇是我们襄阳政府主导的“四个襄阳”中建设计划，作为发展之中一个重点，东津镇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农业为主导的大镇。在乡镇上面遍布的是一些餐饮和零售行业，和一些手工业作坊，很少有一些大型的现代化的工业基础设施。
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传统的农业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突然面对城市化浪潮的袭来，这中间多少有一点儿茫然。东津镇本地的工业基础极为薄弱，那么在完成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依赖外来资金的注入。
而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以及它天然形成的传统生存模式，必然会有一种激烈的冲突或者说是矛盾。这种东西表现在方方面面。例如政府需要引入本地之前并不存在的工业基础，这与当地的土地以及资源的消耗必然会有冲突，以及种种的社会福利。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长此以往形成的思想观念会被我们所谓的高速发展来一个幅度很大的颠覆。
在进入到卧龙镇的时候，这里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诠释。

卧龙镇本身是一个传统的小镇，在之前也是以农业为主，但是卧龙镇在传统上是一个文化名镇，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因此便大胆的舍弃了原有的弄根模式，大力发展旅游业，建设所谓的“山水园林”大镇，大打三国牌。由此可见，在任何一个地方的发展上面，文化的先天性决定了一个地方的长足发展。

2、地缘差别的影响
在国家战略中，经常听见的一个名词便是地缘差，因为他决定了一个国家长远的战略方案。建设四个襄阳的长远发展观念不是一朝一夕提出来的，而是在经历了长久地思考才有的，东津镇位于襄阳城市的南端，从城市的长远发展来看，此地是必然的。从之前的交通方面来看的话，东津镇是远近闻名的水陆码头，交通便利。在先天上面也决定了它的优势。
而对比与卧龙镇，卧龙镇区域丘陵地带，交通不是很便利，那么在此基础上，如果还是一味的缘木求鱼，那么便得不偿失了。从城市发展所带来的辐射效应来看，卧龙镇处于襄阳城市的边缘，因此便只有最大化的减小地缘差别所带来的影响。从我们传统的看法上来说，制约一个地方的发展，则首推地理优劣。
无论是我们国家现在的东南沿海的经济状况，亦或是西部地区的发展都验证了这一点儿。中国城镇化建设的支点乡镇经济则更应该是因地制宜，尽量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地缘差别所带来的影响。

3、 法制与人治，孰重孰轻？
在没有经过这次的暑期社会实践之前，在我的脑海里，如果有人问到我这个问题的话，我肯定是毫不犹豫的告诉他，法制才是保障一个组织能够稳定运行的基础或者说是根本。
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庭，循序渐进的发展验证了那句老话：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而事实上的确如此，今天我依然相信，一个好的制度必然是法治下的产物，但是在以前我会忽略的是：我们所有的法律法规，亦或是制度的执行，都离不开人。
我们以前总是在单纯的放大或者忽略了某一方面，殊不知法制是人治漫长的进化后的一个产物，而不是一种突兀的先天就会存在的东西，那么这句话换成另外的一个说法就是法治与人治是相辅相成的。法制在某一个程度上来说，受到个人行为的影响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在这次的调研过程中，我们去了东津镇和卧龙镇两个地方。在东津镇的时候，因为东津镇但是已经就是要开发了，当地政府但是说的主要任务就是查违控违，而卧龙镇现在目前也在做着类似的相同的工作，这和当前中国大部分的乡镇或者说大部分红红火火的地方，至少表面是这样的地方做着基本相差无几的工作。
而我们有幸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物，或者说很多人也只是在过着平凡普通的的日子，很少能够享受到各种各样新式的东西，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时尚。而我所能感受到的就是为什么基层的执政者和底层的百姓为什么会常常一件想左？？
我们可以说中国现在是一个法制的国家，我们国家的行政纲领是人民当家作主。为什么会有这种对相同的一个政策或者说一件事情，会有两种南辕北辙的看法？本身作为一个政策最基本上的执行者和一个最基本上的体验者，他们中间呢，本身上应该是毫无冲突的才对。
这里可能会有人要说，这不是谁能决定的，这是我们的体制决定的，诚如刚才所说的那样，法治与人治本身上就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东西。这中间在我们国家现在正在走向的改革当中，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平衡关系，或者说在以后我们的政治改革当中，这有需要去注意什么呢？我们的感受现在就是，基础行政部门，执行能力较差，倒不是说是他们的过错，这中间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了，而我想说的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理解，接受能力，或者更为直白的是信任问题，这是所有矛盾的根源，必须要去重视。
我个人更加觉得，人始终是所有问题的核心，当然这并不是在强调人治，而是有些东西，当我们开始走出了改革的第一步，却又被一些和尚给念歪了经，那可就大大的不妙了。
4、体制制约思想，思想左右体制？
我还记得邓公在九二年南巡的时候，曾经发表讲话说，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觉得这是十分有必要，因为积重难返。
我们现在正在建设“四个襄阳”，我们在东津镇调研的时候，包括卧龙镇，当地的政府正在做着可能全国大部分地方正在做着的事情就是查违控违，而所谓的查违控违就是当地正在做地方开发，为了防止一些违规建筑在以后的拆迁过程中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进行的集中整治。而事实情况就是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知道了这一块地方将要被开发的时候，很多抢着开始搞一些违规建筑，为什么呢？为了在以后的拆迁过程中获得一点儿补偿。
在我们以往的过程中，我们会将常在电视新闻中听到关于强拆过程中的一些悲剧的事情。而这些被拆迁的民众确实有很多因为政府的操作不当而引起了副作用，但是不乏就像我上述所说的那种情况。
我想这不能用简简单单的素质两个字来描述政府或者民众，北宋年间当王安石开始的改革的时候，有一个细节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政府再次从民间征调劳力的时候付工钱，当时宰相司马光问了一句，我们用老百姓的东西，还需要给钱？
那么我在讲到上面的例子的时候，仅仅是想说明，中国乡镇在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政府和民众应该是一种怎么样的关系？而在这之中我们不能避而不谈的就是体制和思想。
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很能感受到的一点儿就是基层政府的执行力常常被大家质疑，这本身没有错误，因为任何一个行政单位被质疑都是必然的，只有这样它才能永葆青春。问题是在改革的过程中，先抛开体制这个大问题，每个人是不是还会有上面司马光那样的问题，也就是存在执政机构心中的官本思想。同样对我们的民众而言，在封建想残存并且任然在继续存在的情况下，我们现在依然盛行的小农思想，骨子里面我们依然有那些封建社会的陋习，我们政府应该来怎样引导呢？
或者说，在这个过程中先明白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体制制约思想，还是思想左右了体制？我们在民主化的道路进程中，没有达到我们之前所预想的脚步的速度，就好比是我们洒脱了，却囿于我们先前的思想，洒脱不开；或者是我们本身已经慢慢地放的开了，却被体制禁锢了；亦或是在这个过程中，两者本身没有达到一个共同的节奏？
以一言以简之，就是我们的思想任然有待于解放，我们的体制任然有待于革新，好像是又说了一句空话，但却是我自己想的最多的一点儿，当我们不能简简单单的依据素质来衡量我们的国民或者政府的时候，再看看我们的现况，这条路还有很久很久要走，而我们只是希望那一天快点儿到来，或者我们可以做点儿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