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时期的钢铁工业.doc

钢铁“大跃进”运动
——一段难忘的全民大炼钢铁史

“大跃进”是古往今来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大“创造”。恩格斯说过：“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 “大跃进”这一“创造”，问题就出在它大大超越了中国现实经济的前提和条件，故而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
1958年钢铁“大跃进”的发生，有着十分复杂深刻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强国情结与强烈的民族悲情意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反衬以上百年的屈辱记忆，也极易造成全民的强国情结与悲情意识,这是基础二是国内与国际局势的需要与逼迫，中国必须以超常的高速度来发展国民经济，迅速使中国强大起来。三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上述因素合力作用下，发动“大跃进”在所难免。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后，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钢铁“大跃进”的高潮。当时，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是想通过“以钢为纲”大力发展钢铁生产以期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带动起来，形成一种“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喜人局面。
提出“超英赶美”目标
1956年9月，毛泽东在八大上有一段关于球籍问题的著名谈话：“……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显然，他对八大提出的力争五六十年赶超美国的时间表极度不满。
1957年11月 ，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并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莫斯科。会上，苏联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的目标。毛泽东在征得中央其他领导人同意后，于18日在会议上提出中国目标。他说：“我国今年有520万吨钢 ，再过5年，可以有1000万到1500万 吨钢 ；再过5年，可以有3500万吨到4000万吨钢。当然，也许我在这里说了大话，将来国际会议再开会的时候，你们可能批评我是主观主义。但是我是有相当根据的。我们有许多苏联专家帮助我们。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一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2000万吨钢 ，再加15年，可能爬到年产3000万 吨钢 。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000万吨钢，岂不超过了英国？那么，在15年后，在我们的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
12月，刘少奇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致词中，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国决心用15年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目标。次年3月的成都会议又提出中国可以在“比15年短的时间内超过英国。”

确立“1070”的“大跃进”目标
1956年9月，周总理在党的八大会议上代表党中央提出的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报告中提到：到1962年，我国钢产量可以达到1050-1200万吨。1958年1月15日，薄一波在南宁会议上提出钢产量的新目标是620万吨。3月，在成都会议上，遵照毛泽东在此前提出的“生产计划两本帐”的指示精神，又对钢的指标作了上调：将南宁会议的指标作为中央的第一本账，另外再搞一个高指标的第二本账：钢700万吨。随着第二本账的提出 ，人们的头脑开始日益发热。会后，各地区、各部门都着手层层加码，制订高指标的第二本账。
1958年4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政治挂帅，经济放异彩”。全面论述了政治的统帅地位。5月，八大二次会议认为，中国正经历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建设速度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再次将1962年的钢产量由1050-1200万吨拔高到2500-3000万吨，扩大了一倍以上。
5月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建议将1958年的钢产量提高到800-850万吨；1962年的钢产量提高到4000万吨。6月，各大协作区召开钢铁规划会议，华东区首先提出1958年将产钢600-700万吨。随之，其它地区也不断调高了钢的产量。6月19日，毛泽东在北京找王鹤寿谈话，问：“今年产钢能达到多少？”王答：“可以超过原定，争取达到800万吨。”毛泽东又问：“能不能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王鹤寿想了想回答：这有困难，回去我们再研究。8月16日，毛泽东提出了“书记挂帅，全民大办钢铁”的号召 。8月17日，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 工业生产建设必须首先保证钢铁和机械的生产，特别是钢铁生产。确定1958年产钢1070万 吨。会上，毛泽东提出工业“以钢为纲”的口号。会议通过了《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 。
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在超英赶美和“1070”目标面前，按原定在“二五”计划中主要围绕“三大”、“五中”、“十八小”来发展钢铁工业的做法显然是行不通了。
南宁会议以后，冶金部党组迅速作出了一系列迎接“大跃进”的组织措施，其中包括：撤销局组织，组建省、市冶金局，向一些重点省、市派遣干部和技术人员，担任冶金局的主要领导和搭建组织机构； 向新组建的冶金企业派遣领导和工人、技术人员； 组建新的地质、设计和基建队伍；突击设计小高炉、小焦炉、小转炉、小耐火和小轧机等设备的标准图纸。
4月24日，《冶金报》根据全国地方冶金工作会议精神发表社论，指出“必须走彻底的群众路线，使冶金工业遍地开花”。推广一些省、市兴办小高炉的经验。并以河南省建造100座小高炉、1000座小土炉为例，说明这么办，可以“大大地超过现在所设想的速度”。6月初又召开第2次全国地方冶金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为在全国建设更多的小高炉、小转炉、小铜炉而奋斗”，同时介绍了河北、贵州、湖南、陕西、广东、江苏和福建等省建设小高炉的经验。
几个月下来， 到8月份，全国只产钢450万吨。因此，想在今后四个月内生产所剩下的600多万吨钢，真是太难太难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引用唐朝李商隐的诗句，批评翻番没有付诸行动。引起极大震动。8月25-31日 ，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区党委分管工业的书记会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从现在起，必须亲自挂帅，大抓钢铁。会上提出“一切为了保钢，其它行业都要为钢铁让路”的要求，并排出完成产量的时间表。钢产量：9月120万吨，10月100万吨，11月200万吨，12月220万吨。铁产量：9月200万吨，10月280万吨，11月320万 吨，12月350万吨。为了保证指标完成，9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电话会议，重申只能超额完成，不准完不成，就是少一吨也不行。
北戴河会议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农业转向钢铁，会后“苦战四个月，为钢产量翻番而奋斗”的口号响遍了神州大地，全民大炼钢铁人数不断攀升：7月几十万人。8月初，毛泽东以兴奋的心情对来华访问的赫鲁晓夫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有解决……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因此8月底人数猛增到了几百万。9月初，彭真说：“主席要求9月15日，钢铁有一个‘大跃进’，因为9 月是要命的一个月……各地（要）组织大兵团作战。”为了实现“大兵团作战”， 到9月底，人数再次猛增到5000万人。10月，6000万 。年底超过了9000万人。如果算上搞运输、后勤及其它战线直接或间接的参预者，总人数超过了一亿。
这么多人参战，怎么组织？正规钢铁厂加班加点，增产必然有限。于是决定大上小设备。开始建的小高炉比较正规，用钢板作炉壳，用鼓风机吹风，用矿石作原料，焦炭作燃料。但是钢板等终究有限，于是就向小土炉发展。7月底3万多座。8月份大干了一个月，增至17万座。到9月份建成了60多万座。不但工厂、公社，而且部队、学校，甚至机关都建起了土高炉，办起了炼铁厂。成千上万的人离家上山、安营扎寨，在山里找矿、开矿，找煤、挖煤。矿石不够，于是动员家家户户把家里的铁床、铁门、铁锅等凡是是钢铁制成的东西统统捐出来去炼铁。块煤不够就用煤末炼，煤末没有就用木炭炼，大量森林遭到破坏，名贵树种和一些百年古树，也逃脱不了遭坎伐的命运。在马路边沿，不时可见一行行老百姓，一头担着小孩，一头担着饭锅到离家几十以至上百里的地方去挖煤炼铁。一时间，田野间、山坡上，小土炉、小高炉星罗棋布，火光冲天。
土铁“炼”出来了，为了扩大炼钢能力，又搞起了土法炼钢。随着大炼钢铁运动的推进，土铁、土钢的产量节节攀升。9月14日，贵州省首放“卫星”，宣布月产铁1.4万吨。紧接着河南省宣布在15日这一天全省产铁1893.92吨。在中央确定为放“卫星”的9月29日，全国日产钢近6万吨、铁30万吨。10月15— 21日，是中央定为“钢铁生产高产周”的一周，《人民日报》称：“这一周内，钢的平均日产比前14天的平均日产增加了85%……钢的最高日产量达到了10万吨……。”（按此测算，岂不是钢的年产量可以达到3650万吨了？——笔者注）
在全民的奋战下，1958年12月19日，钢产量达到了1070万吨。年底，国家宣布完成产钢1108万吨。但内中有近三分之一的钢不能用。最后核定的合格钢是800万吨。1960年冬，随着党中央纠正农村工作中“左”倾的错误，次年新年伊始“大跃进”帷幕终于落下。
对钢铁“大跃进”的冷思考
一、初衷是好的。 “大跃进”已经过去半个世纪。冷静看待“大跃进”，摆正对“大跃进”的认识，很有必要。一味指责与诽谤、攻击，把运动说得一无是处，有失偏颇。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主观愿望无疑是好的。无非是想在“二五”期间能比国民经济三年恢复和“一五”期间发展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使中国迅速强大起来。在“大跃进”的1958年，已近耄耋之年的毛泽东，为了钢铁的跃进，走遍大江南北频繁考察钢铁企业，曾留下对发展中国钢铁事业的无限期盼。中国“一穷二白”，毛泽东曾充满豪情地说过：“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何况 “大跃进”也的的确确反映了全中国六亿人民急于摆脱贫穷、落后的愿望和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憧憬，是一百多年来存在于无数中华儿女内心的强国情结使然。我们做的是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业，不但马列主义老祖宗没有做过，苏联也没有。 “跃进”是一种对发展速度的“探索”。既然是“探索”，就有成功也会有失败（当然谁都希望成功，但也应该允许失败）。小平同志在20年前就说过：“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别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诚哉斯言，我们作为过来人，自己又忝为钢铁工业建设的“专家”，难道当时不知道那种用红砖垒成的“反射炉”，是根本融化不了矿石，更无法进行氧化还原反应的吗？
二、钢铁工业损失巨大。首先是钢铁工业增速倒退。“大跃进”后，到1964年钢产量才964万吨。按照业内人士预测，在正常情况下，产钢量应在2000万吨以上； 其次是投资效果低下。“大跃进”时期，国家向钢铁企业投资115亿元，吨钢投资达3433元。而在“一五”期间，总投资仅为38亿元，吨钢投资950元，两者投资效果相差3.5倍；三是财政亏损巨大。吨铁成本，大高炉100元；土高炉为350元。据国家统计局估算，光是1958年半年多时间里，土法炼铁、炼钢所造成的直接亏损至少在50亿元以上； 四是鞍钢等一批大型骨干钢铁企业受到巨大冲击：拼设备、废规章、产品质量大幅下降，一批企业领导和技术人员受打击。 最后是一大批规划中的钢铁企业的新建、改建与扩建工程，纷纷被推迟甚至取消，延缓了钢铁生产能力的及时形成。
三、教训惨痛。 “大跃进”造成的灾难巨大，失败的教训是惨痛的。
1、指标“失度”。“跃进”指标被层层拔高，超出了“度”的边界，忽视了国力、国情。
2、方式“失误”。毛泽东认为群众运动可以创造人间的任何奇迹。其实群众运动是一种激励人们的手段。它具有规模大、力量强、激烈和无序的特征，同经济建设要求的科学、正规有序和条理性格格不入。北戴河会议后，《人民日报》批驳正规化说：“通过群众运动来办工业，这就是我们的正规化。”实是重大的误导。在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还普遍较低的状态下，在把个人意志强加给群众，借群众运动来达到领导人的主观意愿时，如主观意愿出错，群众运动将形成很大的破坏性。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不同于“群众运动”，中国政府今后也决不会再发动“群众运动”。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运动”给中华民族留下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
3、“实事求是”被“丢弃”。“大跃进”中强大的政治舆论导向在人们的心目中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政治压力。人们只好三缄其口，正确的意见听不到了。随着产钢指标的一提再提， “高产卫星” 到处涌现，在舆论宣传的跟进下，假话表扬、升官；真话批判、挨整。浮夸风越括越大了。尤其在全国统计工作现场会提出统计工作必须“为政治服务”后，浮夸风刮到了极至。
4、缺少科学素养、排斥科学精神。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多数领导同志对自然科学及其规律和现代经济常识缺乏足够的了解。加上毛泽东本人对过去成功经验的过分自信。又太具诗人式的浪漫主义幻想和唯意志论倾向。用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充满浪漫与激情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的口号来指导现实的经济工作，只能带来失败。
5、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加上党内外对毛泽东的绝对迷信。恩格斯说，任何一个人都受三种限制：即时代的局限，自己已有的经验、知识水平以及思惟能力。就是毛泽东也不能例外。还是那名话，伟大与可笑，只差一步。

岁月流逝，物换星移。回顾已落下帷幕的钢铁“大跃进”历史，提醒人们不忘过去，避免今后重蹈覆辙，这就是我们要“旧事重提”的真正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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