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猎红旗映般阳.doc

猎猎红旗映般阳
1899年冬，沉睡了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淄川县大荒地地层被阵阵隆隆的钻探声惊醒。四年后，德国人设立的德华矿务公司在这里开始了大规模的资源掠夺，以此为中心的淄博矿区，因而成为全国三大矿区之一。此后，有着悠久文明史的般阳大地，拉开了一百余年风云变幻的复兴大幕。
我党在淄的星星之火，亦从此生发。
地火
1921年，一个寒冷的冬日，受尽残酷压榨的矿工们隐约感到一股特殊的暖流——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来到低矮黑暗的窝棚里，嘘寒问暖，鼓励他们组织起来，团结一致，结束这牛马不如的日子，创造幸福美好生活。一时间，王尽美编写的“工人白劳动，厂主吸血虫，工人无政权，世界太不公，工人站起来，革命打先锋”的歌谣，在矿区广为流传。
革命之势，一触即发。第二年6月，250多名工人代表参加的山东矿业工会淄博部发起会在洪山镇马家庄机器图算学校举行。会上，工人代表卢介人慷慨陈词：我们自身的幸福不能靠旁人来获得，只有工友们团结起来，去为自己争取。事后，发起人王尽美在《山东劳动周刊》第一号上描述“演说者痛快淋漓，掌声如雷”， “真是山东劳动界空前之盛举”；
8月，中共一大代表、山东党组织创始人之一邓恩铭来了；
1923年初，周宪章成为我区发展的第一名共产党员；
1924年7月，我党淄博地区第一个支部——淄博矿区支部在洪山建立。
地火，在矿区慢慢燃起。
“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们这些做洋工的苦力，为了找饭吃，找衣穿，才来到这暗无天日的十八层地狱之下，像牛马般地工作……残忍的资本家突然裁减工人六百七十余名……本俱乐部，誓率全体工友，向狠心的资本家反攻……”1926年3月5日，淄川炭矿工人俱乐部发表《泣告父老书》和《敬告工友书》，抗议鲁大公司裁员，号召工人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半个多月后，鲁大公司和中日资本家在强大的内外压力下，部分接受矿工要求，罢工取得胜利。这也是继“五卅”运动以来，炭矿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的第一次大规模斗争。5月，李子珍作为淄川炭矿工人俱乐部代表参加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秘书长刘少奇在题为《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报告中指出：焦作、淄博“有工会小组，以淄博煤矿工人为好”。年内，淄川团的组织、工人夜校、洪沟村（今属张店区）党支部等党的组织相继建立。
1927年，根据中央指示，中共山东省委不断选派干部加强矿区工作领导。10月，建立了中共淄博张县委；1928年 8月，建立中共淄川特支，创办刊物……淄川罢工斗争高潮渐起。
1928年5月，“淄川炭矿工会”在洪山镇余盛街成立，同时成立工人纠察队。会后，各矿井也分别成立工会支部和工人纠察分队。工人、群众踊跃加入，一时间，工会领导的群众达到千余。办公地点被迫移到马家庄南庙后，为反对资本家裁减工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炭矿工会组织全矿4000多名工人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罢工，向鲁大公司提出增加工资、反对虐待工人等22条要求。面对日军的镇压，工人纠察队与之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最后，矿方答应工人提出的部分要求，罢工取得初步胜利。
工农运动节节取胜，因而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敌视和镇压。此后，我区党组织三遭破坏。但是，由罢工斗争引燃的地火，已是生生不息。
燎原
阴霾散尽。
时隔三年，1933年初即到淄川以煤矿工人身份开展工作的张天民，于1936年7月，再次来到洪山镇北工厂的穷窑户集居区，开展秘密活动，发展党的组织。
中共洪山支部、佛村支部、淄博矿区工委先后建立。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在这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淄川党组织遵照党中央指示团结发动佛村、洪山等地工人、农民成立抗日游击队，走上武装斗争之路。
12月，日军侵占淄川城，接连制造“河东村惨案”、“杨家寨惨案”、“龙口村惨案”、“黄家峪惨案”和“佛村惨案”，杀我村民，烧我民房。一桩桩、一件件血的事实，激起淄川人民愤怒。佛村吕民三写道：“大厦将倾兮，一木难支；中国将衰兮，一人难治；唤起民众兮，抗倭安邦；掌握武器兮，抗日必胜”。
满怀保家卫国的必胜之志，矿区工委组织游击队夺取张店铁路警务段部分枪支，淄川县第一支抗日武装建立。26日，这支队伍参加姚仲明、廖容标领导的黑铁山起义，成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四中队。此后，九区大旦村（今属张店区）、八区赵家庄、马家洼、大窎桥村纷纷建立抗日游击队伍。随着形势发展，1938年6月，中共淄川县委建立，孟金山任县委书记。1939年6月，淄川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11月建立独立营。同时，各群众抗日救国团体、基层党的组织、基层民主政权逐步建立。经过八年抗战和对国民党制造的“太河惨案”、“淄河事件”等摩擦事件的艰苦斗争，先后经过马鞍山抗日保卫战、西崖头战斗等十余次大小战役，淄川党组织逐步发展壮大，势成燎原。
据1944年12月有关报表记载，全县共有党员1109人，党支部94个。
国事已了，家争又起。面对国民党的内战图谋，我党一方面准备武装反击，一方面着手休养生息。“减租减息”、“反奸诉苦”、扩建武装、组织生产、土改试点先后在淄川大地轰轰烈烈展开。此后，淄川的工农大众，牢牢跟紧了这面绣着镰刀斧头的红色旗帜。
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解放战争，恰如其分地诠释了这一论点。
1946年6月，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1947年2月20日，陈毅司令员指挥华东野战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莱芜战役。63个小时的惨烈激战，歼敌7个整师56000余人，生俘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李仙洲。带着胜利的喜讯，华野大军奉命开赴淄川休整一个月，华野司令部和华东局机关进驻蒲家庄。
2月23日深夜一点多，淄川县委书记陈明达刚刚睡下，就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原来是冯严和张敬焘奉山东省支前委员会命令来下达任务。他们告诉陈明达：“华野30万大军，天明就要到达淄川。你县每天供给部队小米60万斤，特别要开好第一顿饭。”当夜，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发动群众扫囤借粮，部队就地取粮开伙。天刚放亮，陈明达便骑马赶到蒲家庄待命。听取汇报后，陈毅司令员高兴地站起来，张开两手，大声笑道：“好啊！只要战士吃上饭，我这个军长就好当了！”
3月8日，华野师以上高级干部在大荒地召开会议，为部队休整奠定了正确的思想基础。一个月后，这支军事素质大大提高的队伍开赴沂水县坦埠一带，于5月14日又获孟良崮战役大捷，取得了华东战场上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由此，我军开始战略大反攻。
乘华野休整的大好形势，淄川县从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入手，在龙泉、萌水蟠龙等地举办大型贫雇农土改训练班22期，训练土改积极分子13234人。到5月底，由3000余名干部组成的村级政权和民兵、工、农、青、妇各群众团体也普遍建立。翻身农民兴高采烈，积极参军支前，出现了父送子、妻送夫、兄弟争相参军的感人场面。淮海一役，历时66天。我军以60万人打败了近80万的国民党军。陈毅总司令感慨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而在500多万支前群众的滚滚大潮中，就活跃着淄川县15万人次、担架5800多副、小车26293辆的身影。
1948年3月，华东人民解放军山东兵团在许世友、谭震林领导下发起胶济铁路西段战役。华野七纵在鲁中警备一团及地方武装配合下，歼敌1.2万人，于3月21日解放淄川。至此，经过“四出五进”，淄川地区全部解放。
史料记载，民主革命时期，淄川县有1300余名干部、战士为全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爆破大王马立训、空军师长孙守祯、妇救会长刘志霞……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共和国飘扬的猎猎红旗！
1949年10月1 日，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佛村区较庄村党员郭光来作为老根据地代表登上观礼台。这一天，淄川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此时，全县已有共产党员1914名，分布于县机关和11个区、339个村庄及企事业单位。
淄川的历史，在红旗指引下，掀开了新的一页。
红旗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建国初期，为动员各级党组织和广大群众抓紧恢复经济，重建家园，中共淄川县委于1949年11月召开首次党员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搞好生产救灾，恢复国民经济的决议，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由领导战争转向领导生产。1950年2月，淄川县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1949年施政总结和1950年施政方针。县委提出的关于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推进民主改革的各项任务，成为37万淄川人民的实际行动。
1951年3月，全县土改结束，实行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彻底废除。经过三年除旧立新，全县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各级党、政、群组织机构和工作制度普遍建立健全，国民经济基本好转，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开始起步。1952年，粮食总产量10169.75万公斤，比1949年增长18%，工业总产值63.7万元，创造了有史以来最高水平。
同时，对工业、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到1951年年底，全县成立4020个合作组，占总数的22.7%。1955年10月，黄家铺、辛庄、夏庄、店子、招村5个自然村，办起了先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为全市第一个高级农业社。冬，全区掀起农业合作化运动浪潮。1956年1月，淄川地区1873户私营工商业和2246名工商业者，有1389户、1621人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供销社、合作商店、国营代销等不同的经济形式，占总户数的74%。3月，绝大多数手工业者按照不同行业，以不同形式，加入了合作厂、社、组，个体小车运输工也组织起来，成立了搬运合作社。至此，压在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被我党彻底粉碎，工农大众翻身抬头，做了自己的主人。
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现出雏形，也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在峨庄乡后沟村，满怀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少时随父开荒，后下煤窑作工的孙兆珍再也坐不住了。1955年冬，为改变祖祖辈辈要饭吃的苦日子，他不顾天寒地冻，带领群众向穷山恶水“开战”。在缺技术资金、物料的情况下，他夜以继日，风餐露宿，土法上马。有人以“破风脉头”为名阻挠施工，孙兆珍说：“我守了一辈子山，没见过山神，封建迷信咱不听，石崖一定要炸。这炮声一响，牛鬼蛇神就得滚蛋，你们不是说明天是杨公忌日不宜动土吗？咱就定在明天动土！”他说办即办，第二天便让石崖开了花。正是凭着这股天不怕地不怕的精气神，孙兆珍带领群众艰苦奋斗八年多，修成了67华里的环山水渠，建成“湖泊争鸣”、 “青年”、“赛龙”、“土泉”等连环水库，修成塘坝８座，能浇地3500余亩。昔日乱石滚滚的峨庄溜，一跃成为全省兴修水利的样板。有位过去嘲讽孙兆珍的人叹服地说：“今天的共产党，是过去的天！今天的人，是过去的神仙！”
一个党员一面旗，一个组织一面旗。正是在一面面红旗引领下，太河水库、万米山洞等水利工程相继建成。截至1985年，全区建成大中小型水库28座,塘坝151座,打机井1806眼,修建了数千条水渠,山区群众农业生产靠天吃饭的历史彻底结束；也是在一面面红旗引领下，淄川中学（淄博四中前身）、淄博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中学相继建成；还是在一面面红旗引领下，人们逢山修路，遇水搭桥，建成镇镇通、村村通的公路网络……
然而，出门的路通了，前行之路，却依旧山高水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和全国一样，淄川陷入了长达十年的内乱。
1975年，全区工业总产值8367万元。10年时间，增长幅度6.7倍，仅相当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3年。
光辉
道路曲折，前途却是光明的。
1978年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送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春风。这次会议，党重新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工作重点实行战略转移。建国以来意义最深远的历史转折，在淄川随之铺展开来。
早在这一年的一个春夜，口头公社（今太河镇）前香峪村支部书记孙吉友就召集十几个农户聚在大队办公室商量解决村人外出讨饭问题的办法。五队队长孙立法说：要想有饭吃，就得把地分了，各干各的。一呼而应，分地后的第二年，前香峪村的粮食产量就比上年增长一倍多。政策解禁后，孙吉友们可以甩开膀子，正大光明地干了。他们在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之余，离家进城，打工、做买卖、跑运输，或发展种养、加工业，日子越过越富裕。农业农村如此，工业及其它各个领域的改革，也相继铺开淄川的三次产业，开始了生产力又一次解放后的飞跃。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1980年，时任区委书记战金林在第三次党代会报告中说， “要按照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和接班人条件，贯彻执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大胆选拔一大批优秀中青年干部。要破除论资排辈等错误思想，尽快把那些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有领导才能，有真才实学、懂业务、懂技术，年富力强的同志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使各级领导班子逐步达到年轻化、专业化和精干。”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84年春，我区机构改革顺利完成，各级按照“四化”标准配备了新的领导班子。新班子带来新气象。1984年8月，中共淄川区第四次党代会确定了以乡镇企业为主体，大力发展商品生产的指导思想，随后出台人才引进，工业、农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把淄川经济社会发展推上了快车道。
2001年，农民肖保鑫采取“公司+经纪人合作组织+基地+农户”的经营管理模式，以峨庄乡为核心基地，在多个山区乡镇建立了有机、绿色食品种植、养殖基地。产品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百杏”牌有机小米、小米粉，有机柿子、山楂片等产品畅销国内各大城市，并远销韩、日等国。初级农产品价格因此拉升，柿子由最初的每公斤0.8元涨至3元。此后，农民祖祖辈辈自给自足的各类农产品成了跨国的商品，它们以合作化组织和标准化认证为“双翼”，“飞”出深山，融入世界。2011年，全区有机产品基地面积突破10万亩，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9393元。
工业发展，也经历了由内涵到外延的巨变。
1987年8月，中共淄川区第五次党代会提出在经济建设上实现速度、效益、后劲三同步的奋斗目标。当年，淄博第七棉纺厂建立。当时，仅有300多名员工，生产21支棉纱，是一个年利润不足150万元的小厂，产品档次低、市场局处国内。如何生存和发展，成为一个严峻课题。全区的村办和乡镇企业，和七棉面临着同样的现实。为此，我区以产权制度为中心，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本年度，17个乡镇企业试行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1988年，84个乡镇企业实行公开招标承包。七棉，则选择了合资的道路，于1990年创立全市第一个棉纺合资企业——鲁泰纺织有限公司。两相联合，企业实现了质的跨越：落后的国产设备全部更新为进口设备，产品由内销转向出口，企业具备了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实力。1993年，鲁泰以募股的方式向内部职工定向募集股份，并大获成功，成为江北第一家中外合资股份制企业。区属企业改制的同时，至1997年，全区乡镇企业成功改制994家。从此，企业股本由公有或集体所有转向企业经营者和工人阶层。这，称为我区企业的“一次改制”。
2001年起，区委区政府制定了进一步推进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进行 “二次改制”、“三次改制”，实现经营者控股和股权扩大到上下游产业，以决策程序的优化确保决策实体的科学。一直稳健走在改革前沿的鲁泰公司，先后成功发行B股，A股上市，并成功增发，企业有了充足的资金和强健的发展后劲。如今的鲁泰,已是下设八家控股子公司的纺织企业集团，成为世界产量最大的高档衬衣色织面料生产厂商。
    企业推行现代管理制度的同时，淄川因煤而兴、因瓷而发的“两高一资”型经济发展方式，也在悄然嬗变。
1986年，我区采取优先立项、优先贷款、优先协调解决能源的办法，新上纺织厂7个、化工厂11个，电子项目7个。1989年，开展技术进步管理年活动，投资近15亿元，完成技改项目404项。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激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成功举办三届百名专家淄川行活动。通过市场“无形的手”和调控“有形的手”，全区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至2011年初，产值实现444亿元，占比达到39%。同时，传统产业加速升级，走出了一条以环保为手段推动优化升级的特色之路，传统产业在淄川的财政贡献提升到7亿元。水泥、氧化钙、焦宝石、砖瓦等产业结构调整基本完成，建材冶金、纺织服装、机械制造、医药化工四大产业产值占比达到93.5%。全区拥有五百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群体，工业产值突破一千亿元。淄川工业，逐步走上科学发展轨道。
工业结构调整的同时，服务业发展稳步提速。1987年，孝水西岸的一片河滩上，淄川服装市场开工。1995年4月，中共淄川区第七次党代会提出，坚持主攻乡镇企业、建设鲁中商城、外向经济带动和科技教育推进四大发展战略，到2000年把淄川建设成为全国建材基地、鲁中商贸名城的目标。至2002年，全区已建成各类专业或综合集贸市场69个，城区商业街12条，形成了以服装城、建材城为龙头，纵横交错、分门别类、内外结合的市场格局。淄川，成为远近闻名的鲁中商城。近年来，我区对服装城、建材城、财富陶瓷城等专业市场进行升级改造，大力推进二三产业剥离，第三方物流快速兴起，区域性物流中心地位更加巩固。菲律宾SM、银座商城等一批知名连锁企业相继落户。以潭溪山为代表的山水生态旅游蓬勃发展，十一五期间，全区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达到35.5%。
各项社会事业亦扬帆前行。群众衣食住行大大改善，幸福指数节节攀升。
2010年，233路城市公交车开通。这一年，我区在由建国初“四墙围城”向城郊扩展至24平方公里的建成区内，集中开展城市建设攻坚年活动，投资3.5亿元对般阳路、松龄路、淄城东路、吉祥路实施雨污分流和改造升级，同步实施低温循环水供热、弱电下移等七大城市基础设施改造项目，城区功能明显优化 。投资1.5亿元实施东莱路二期、太西路升级、岳聚路改造等山区道路建设，完成农村道路改造53公里。十一五期间，投资2.4亿元完成湖南路改造、泉王路东延、土九路等一批城乡道路建设，新建改造农村公路294条407公里。“车到村头、路到门口”，成为淄川交通的真实写照。
越来越多人感受到政策的温暖阳光。近年来，我区用于民生的投入平均每年增加5800万元，2010年达到4.5亿元。区财政每花4元钱，就有1元用到改善百姓生活上。有个头疼脑热，不到15分钟就能赶到最近的医疗点。城镇职工、居民有了医疗保险，22万农民有了养老保险……如今的淄川，幼有所教、壮有所劳、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王尽美烈士用生命孜孜以求的幸福美好生活，正在一代代共产党人的不懈奋斗中，慢慢成为现实。
2010年度，我区“构建三项机制，集中突破难点村”项目被评为全省十个组织工作创新奖之一。2010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对淄川区创建学习型党组织经验做法作出批示，肯定为“淄川经验”。2011年3月31日，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洪涛做客全国“百位市县委书记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网上谈”首场访谈。我区党的建设，迈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2010年12月31日，在中共淄川区十届十一次全委（扩大）会议上，杨洪涛同志号召：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我们要以中央和省、市全委会议及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富民强区为目标，深化产业结构调整，推进统筹城乡发展，加强社会管理，提升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努力在更新起点更高层次上推动老工业区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开创经济文化强区建设新局面。
九十年砥砺奋进，九十年艰辛辉煌。今天，在猎猎党旗辉映下，般阳大地三万八千多名党员和七十万淄川人民，正在这片古老而又充满生机的热土上，书写着自己的光荣与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