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枝”的期许与家族的“再历史化”——论邵丽长篇小说《金枝》.pdf

收稿日期:2 0 2 2 0 6 1 9作者简介:张 杨(1 9 9 1-),女,河南叶县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第4 0卷 第3期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 0 2 3年5月V o l.4 0N o.3J o u r n a l o fZ h o u k o uN o r m a lU n i v e r s i t yM a y2 0 2 3“金枝”的期许与家族的“再历史化”论邵丽长篇小说 金枝张 杨(金陵科技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2 1 0 0 3 8)摘 要:邵丽的长篇小说 金枝 通过周氏家族的历史展现了作者的“期许”与“恐惧”,以及她对父权、革命、人性等问题的思考。在以家庭伦理为切入点将家族“再历史化”的过程中,作家对历史的反思似乎落入了窠臼。将人剥离出历史、反复书写个人经验并进行故事的重述,对于“再历史化”所可能带来的后果,除意义的消解外,还有理性的隐退。对于一个从开始便以现实关怀为旨向的作家而言,重要的是在“再历史化”的书写中保持理性批判的姿态,并在此基础上将当下融入历史。关键词:金枝;家族;“再历史化”中图分类号:I 2 0 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 6 7 1 9 4 7 6(2 0 2 3)0 3 0 0 9 6 0 6D O I:1 0.1 3 4 5 0/j.c n k i.j z k n u.2 0 2 3.0 3.1 8 近几年,河南作家邵丽反复书写父亲、母亲,连续创作了 天台上的父亲 风中的母亲 黄河故事 等作品。新作 金枝 更是以父亲为原点展开对家族历史的回望,通过上下几代人的日常生活揭示了周氏家族的隐秘,展现了精神风貌的代际差异与个体差异。事实上,早在数年前,邵丽就曾表露自己要书写家族历史的宏愿,在她看来,自己家的三代人,“不但于我,可能与很多的家庭有相似之处”,因此具有“标本”意义1。金枝 中的周氏家族即邵丽为世人展示的标本,从其中纹路的确能够看出几分历史对个体的普遍影响,但颇为遗憾的是,作者未能赋予这个标本更多的意义。作为一个关注现实与底层的作家,邵丽在 金枝 中也表达了自己对父权、革命、历史、家族、人情等问题的思考,但与 明惠的圣诞 挂职笔记 等前期作品相比,并未表现出太多的超越性。或许,强烈的倾诉欲望遮蔽了理性思考,而原本用以尽可能客观立体地展现“真相”的多重叙述模式却也导致了结构的散漫与重心的失衡。一、“期 许”与“恐 惧”:“金 枝”“拐”与“父”之名邵丽在创作谈中提到,“金枝玉叶是每一个女孩子的梦想,我的生命的前半时坎坷不平,就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孩子们被金枝玉叶地捧着,娇嫩的生命却恰恰最容易被损伤。金枝是我的期许,也是我心底挥之不去的恐惧”。小说中的周氏女性为了金枝玉叶的梦想而用尽了一生,甚至争斗了一生。“金枝”意味着“名正言顺”,也意味着“阶级”。作者特意指出,金枝 原名 阶级,“一个家庭的两个阶级,城市和乡村的两种阶级。生命来自母体形成的天然阶级,时间转换所产生的新的阶级”。只因“阶级”一词太过泛政治化,因此改为“金枝”2。可以看出,在为家族修史立传的同时,作家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亲情的复杂关系,更是城乡对峙中个体的社会阶层或身份问题,这也是“期许”与“恐惧”的根源所在。若要正确理解作家的“期许”与“恐惧”,有必要回到“生活质量问题”作品。从中篇小说 王跃进的生活质量问题 开始,邵丽就一直关注城乡对峙中奋斗的个体,这种奋斗者形象可追溯至路遥的 人生。作者在 王跃进的生活质量问题 基础上改写成长篇小说 我的生活质量,并成功入围“茅盾文学奖”。有批评家将之视为官场小说,但这一分类并不能精准概括小说的主题,作者想要通过官场生活表现的是王跃进、王祈隆的“生活质量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正是城乡对立背景下的复杂身份:他既是“流落的贵族”,自出生时即被奶奶告知身世不凡;也是个“乡巴佬”,有着特有的小王庄的标记 “拐”。这样的他在安妮面前的感受是:“支撑我自傲起来的骨头和血统,就是在那一刻轰然坍塌。我一下子清楚了我奶奶三十多年前的恐惧,我的脚踝骨突然间痛得让我难以自持。”3奶奶的恐惧即周语同的恐惧,也是作家本人的恐惧,她们所恐惧的正是这刻入骨血的“拐”所可能导致的在真正的“贵族”,或曰“金枝”面前的崩溃坍塌、一败涂地。为了克服这“拐”,从王祈隆到周氏家族的金枝玉叶选择了相似的路径,正名与读书:以“父”之名正名,以读书实现阶层跃迁。王祈隆自出生时即被赋予宏大叙事,奶奶为之编造了一个神话一样的故事,让村人相信他生下来就是个“龙种”。奶奶将他的血脉归于祖外公以及“那曾经风华正茂地站在夫子庙面前等她的那个人”的一支,归于她自己的城市 南京。王祈隆便在这样的“名”中求学、进城、做官。在 金枝 中,穗子离婚不离家,在她看来,“人和人都是不一样的”,周家男人“个个都有娘胎里带出来的贵气”,而她“嫁的是一个少爷,哪怕过一天,她也是周家的少奶奶!”42 1 2为了这个高贵的姓氏,她娶了倒插门的女婿,让拴妮子的儿女坚守“周”这一姓氏,这些儿女最终都成了状元,为“周”姓正了名、添了荣光。作为“一体两面的同一个人”,朱珠、周语同的一生同样也为了“周”姓而存在。在葬礼上,贵与贱、是否有资格自称为周家人的问题让周启明血脉的两个分支恶言相向:“她们也算是周家的人?凭什么算?”这种质问很容易令人联想到赵老太爷对阿Q所说的那句“你那里配姓赵!”在鲁迅笔下,阿Q在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后,喝了两碗黄酒,飘飘然想要姓赵,想要“攀同宗借以自重”5。赵老太爷不准阿Q姓赵体现了乡绅阶层对固有的宗法伦理的维护,不配姓赵的阿Q最终走向了革命,尽管这“革命”并不彻底,甚至有些荒诞。姓氏与读书换来的荣耀在 金枝 中贯穿始终,细究起来,无论是拴妮子还是周语同对周姓的坚守也不乏用以“自重”的意味,当然与阿Q相比,她们更加名正言顺,因其作为周氏子孙是确凿的事实。从阿Q到“金枝”,思想里的“鬼”依然存在,从新文学的发展历程看,未免有些遗憾,毕竟一个世纪已经过去。尽管邵丽有借小说以反思父权的想法,但 金枝 对父权的维护反而极为显见,除标题“金枝”的赤裸裸之外,周氏家族在上周村的特殊地位也是其体现。在这个全姓周、“打断骨头连着筋”的村子里,周启明这个分支似乎受外界风潮影响极小,甚至在特殊年代里,穗子在上周村的地位也不曾被动摇,“别说让她挨斗,村干部打她家门口过都是敛声屏气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到底还是一个体面人家”的荣耀感。于是,当“体面人家”的不体面之人出现时,作为正宗的“金枝”的周语同们骂出了“贱”字,她们并不认为这是“刻薄和恶毒”,反而觉得表达“是那么准确”,说出了“多少年一直想要说的那个字”。自幼年起,在周语同看来,拴妮子就如同一头“怪兽”“一只饱食终日的大虫”,愚蠢而丑陋,不识字也不知羞耻,“我惧怕她,是那种厌恶的怕,就像怕一条蛇或者一只癞蛤蟆”41 7 2。从周语同的视角而言,穗子与拴妮子的“贱”既源于其出身 尽管穗子家也是颇有实力的大户,但与周家相比仍逊一筹;也源于其对父亲与周姓的“强占”。尽管成年后的周语同进行了自我反思,认识到她们是同一个父亲的孩子,认识到她们的一体性,但在她内心深处,拴妮子仍旧是周家的“拐”,是上不了台面的羞耻。更为可悲的是,这份羞耻感在拴妮子的儿女心中深深扎根。虽然他们都通过读书为自己的出身正了名,一个个摆脱了上周村,但思想上的“拐”却无从克服。以周鹏程为例,他嫉妒含着金汤匙长大的表弟们,尽管已经博士毕业,娶了高知家世的胡楠,但仍觉得“意难平”,他一生都输不起,“稍微一失脚就会跌入万丈深渊”,“屈辱和卑怯”使他拼尽全力,而他所有的努力不过是“为了让妈妈有一天在周家活成个人,活得有点尊严”42 0 8。除主观原因之外,客观上,周语同们的姿态不容忽视。她们凭借父之名,看似不争,以德报怨,实则深陷自我感动的假象。如朱珠给拴妮子五万块钱时,“我”的内心活动是这样的:“我愿意看到我母亲那样的姿态,当她向拴妮子伸出手的那一刻,像生命最奋力的一次腾跃,那英勇而 光辉的图景,抹去了她一 辈子所受的 屈辱。”41 8 0而且,当拴妮子的孩子们获得了更大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时,周语同又觉得不甘与嫉妒。这又何尝不是周语同思想中的“拐”,终其一生,她都在与父亲的另一支血脉或明或暗地争斗,唯恐“父”之名或家族之荣耀被人抢了先。有意思的是,当父亲卷入政治斗争时,耻于提起父名的也是周语同。或许是因爱之深恨之切,或许是因童年创伤,但与拴妮子相比,她对父名的维护似乎更容易受外界影79第4 0卷 第3期张 杨:“金枝”的期许与家族的“再历史化”响。更为重要的是,所谓周家的荣光,不过是周语同自造的囚牢。小说结尾处,作者借林树苗之口揭开了真相:“老周家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周语同在女儿的质问中认识到了母亲“以不争赢万般”,认识到了自己与拴妮子的一体性,然而这仅有的一点反思远不足以冲淡小说中处处流露出的为“金枝”生、为“金枝”忙的思想,显得虚弱而无力。也就是说,尽管行文中缀有“我”的点滴自省,但与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为父姓添荣光的思想相比远不足为道。反省得不深刻与作者的历史意识不无关系。二、“非革命”的家族史与“不革命”的日常生活邵丽在 金枝 中所讲述的故事跨越了百年,这百年正好与现代中国的发展历程一致。如邵丽自己所言,“如果想看清楚父亲,必须先看清楚那个时代”。如何看待这段历史将影响到作品的深度。当然,历史之复杂难以呈现,作家“无意作历史的宏大叙述,对于父辈们的选择与坚持也只作冷眼旁观”,她所看重的是“对人性的观察和人生的反省”2。然而,她也明确意识到,“身处其中”的自己很难做到真正的客观与理性。事实的确如此,在以家庭伦理为切入点而“再历史化”的过程中,作家对历史的反思似乎落入了窠臼,这一特点又因第一人称的叙事而变得更为明显。小说写道:“父亲的死成为我一辈子无法抵达的去处,但我也未必想抵达。”41 4 6这句话倒可以用来理解“我”与父亲所处的那个革命年代的关系:无法真正地回到历史现场,也没有足够的理解欲望。于是,在以虚构的方式重述历史时,尽管运用了许多具有时间标志性意义的词语,“解放”“长征”“人民公社”“批林批孔”等,也写到了各色人等在其中的活动。然而,小说中流露出的历史观,尤其是对革命的看法却偏于程式化的解构。周启明和祖父周同尧都是革命者。祖父参加过长征,打过鬼子,驱赶过国民党,解放后曾一度担任高官。但在一次政治运动中被发现有三个月的空档期而无法自证,便被撤销了一切职务,“重新参加革命,重新入党”。后来因为某位领导人的证词而先被提升后又被批斗,最终走向了精神崩溃。在他想要去北京找毛主席告状的时候,被火车站的工作人员拒绝进站,在火车站粗糙的长椅上挺着腰板离开了人世。小说写到,当父亲与叔叔去认领尸体的时候,两个人都没有哭,因为眼泪属于“四旧”。直至父亲对着“我”讲述这一切时,还“总是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灰手帕胡乱地擦拭眼泪,仍然觉得眼泪有点丢人”。作者平实的文字中的确蕴藏着巨大的悲伤以及对革命中个体浮沉的反思,令人唏嘘。不过,叙述者不满于仅仅讲述故事,而是直接以“我”的口吻告诉读者:“我宁愿相信,父亲和叔叔的眼泪不仅是为了他们的爷爷,也是为了自己和那个时代。”41 6 6这种价值判断的插入本身倒无可厚非,但也易削弱故事余韵。类似的还有对在家族失去了姓名的周秉正的回忆,这样一个“污点”似的人物在小说中所占的篇幅极少。作为小说的中心人物,周启明的革命生活是前半部分的重点。他因婚姻逃离家庭,投奔祖父。他对革命的最初印象即作为“公家人”的爷爷没时间跟自己唠家常,而显得有点不近人情,但在知道了爷爷和梅翠屏的感情经历后,他便释然了,懂得了“干革命的人也是人,也有个人感情呢!”41 5 0周启明留在爷爷身边革命完全是为了远离穗子,他并不知道“什么是革命”,也不知道革命是好还是坏。事实上,作为一个“有文化,正念着师范”的,且能写出令人满意的简报的2 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生而言,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而不知晓“革命”似乎有点儿令人意外。不过,将革命原因归于婚姻问题并不鲜见。自“五四”时陈独秀将伦理觉悟定义为“最后之觉悟”后,新文学中便常常出现对进步青年如何从为争取个人婚姻自由到投身民族国家革命的描绘。尤其是在革命文学作品中,个体与群体的复杂关系,以及革命者的困境都是常见主题。作为当代作家,在经历了新写实、新历史等文学思潮后,邵丽并没有回到那种启蒙姿态,也没有以戏谑之笔去解构,而是讲述了一个“非革命”的家族史:正如她自己所言,宏大叙事的东西被刻意忽略掉了。如在回忆拴妮子的不请自来时,父亲的讨好、母亲的不争、哥哥的逃避、“我”的愤怒与孤独,并没有时代的鲜明标签,家庭伦理成为作者抓取的重点,人性的细微与幽暗在剥离了隐喻后的平实语言中显现出来。不可否认,小说写出了日常生活的静水流深之感。不止如此,小说在刻画几代女性形象时,也特意突出了那些未曾改变的东西。作者的确做到了以“最大的诚意和善意”观察人性与人生,但同时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这些就是全部的历史了吗?个体之于革命果真只是被裹挟的吗?或许可从小说中“我”对父母的评价看出作者对此的态度。在“我”看来,“父亲一生耿介,却也愚忠愚孝;两袖清风,却也明哲保身”。父亲的日常,89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 0 2 3年5月他所有的工作与生活,都是靠“信念或者信仰”支撑起来的,却从未曾思量过“个体命运”,“这个比一都简单的问题”。而母亲,一个穷苦人家的女儿,同样是“一个以革命的名义存活于世的人”,“她或许一辈子都没弄清楚革命是什么东西,但她非常清楚,她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她拥有了我父亲完整的人生。我父亲是我母亲革命一辈子唯一的成果,其余的,还真不好说”41 7 8。如果说,在评价父亲时“我”尚且努力做到客观的话,那么她对于母亲的看法却值得商榷。一个男人完整的一生真的就是一位女性革命者终其一生的所想所得?若是这样,革命的正义性又何在?娜拉出走之后,在原地打了个转儿,又将家庭作为唯一价值目标吗?在家族历史的书写中为解构宏大叙事而去除“革命”的遮蔽,为了突出父亲的家族位置与意义而如此塑造母亲似乎并不妥当。如果说,小说的前半部分描写了“非革命”的家族史的话,那么后半部分则是建构了“不革命”的日常生活。其实不止林树苗这一代,包括婚后的周语同夫妇都处于一种后革命时代。周语同的丈夫时常与岳父争辩,并“冒犯”老人的信仰;林树苗们则与其说不同意父辈的观念,不如说他们并不关心。在作者笔下,尽管林树苗们似乎对周语同的谆谆教导并不认同,认为所谓人往高处走、所谓对得起“出生入死的祖辈”都不过是冠冕堂皇的理由。但实际上,她们也仍旧困于世俗的价值观。如林树苗,从小被周语同以严苛的态度对待,“歇斯底里地控制,以爱的名义任意对她施暴”,练琴练不好会换来抽打,英语单词拼写错误会被铅笔戳尽管心底布满了伤痕,但当她自己成为母亲时,却也同样如此,唯一的想法便是“我不能,不能让我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41 9 6而当“我”与林树苗因此而发生争执时,“我”只是看到了“满脸粘着碎纸屑的父亲”,看到了轮回。事实上,不止周语同、林树苗,也包括周河开、周鹏程等在某种意义上均是被异化了的人。作者对此并非毫无警觉,因城乡差异而生成的个体精神困境是其小说中的常见主题,明惠的圣诞 即是优秀之作。然而,一旦涉及家族,作者在关注现实时似乎被强烈的情感所控制,在 金枝 的结尾,她设计了一个大团圆式的美好结局:“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不过是两者的姿态和位置不同而已。”42 2 1从而实现了自己与家族的和解。这样的结局与此前所呈现的“不革命”的日常生活关系甚大。如前所言,在作者笔下,日常生活作为反思革命的工具而显现出了恒常性,日常生活的重复性导致了人物的日常生活并不是为他们自己存在,而只有当日常生活从“自在存在”变成“为我们而存在”时,“异化”才能成为过去,个体才能自在自由地发展6。换言之,小说中的日常生活缺乏批判的力量。对邵丽而言,父母“虽然生活在历史中里,但真正的历史往往与他们擦肩而过”73 1。为了还原他们“真正”的人生,她书写了“非革命”的家族史与“不革命”的日常生活。然而,“把人从一切真实的历史中抽象出来,让人自己独立,把人置于人的孤立状态之中这一概念使人成为人。但是这一观念恰好否定了与历史的一切具体联系”8。将人剥离出历史,反复书写个人经验,并以此作为进入历史的唯一途径,势必会产生局限性。三、自我经验的复制、故事重述与“再历史化”邵丽曾在采访中称她的大部分小说都可以看成是“私小说”,“就是不断对自己的 拆解 和 审视”9。金枝 自然也不例外,它是关于家族的历史,更是关于自己的历史。因此,可以说个体经验的讲述作为方法推动了家族的“再历史化”。如果结合以往作品,便会发现故事的重述是邵丽创作的一大特色,这使得其作品呈现出明显的互文性特点。同时,也要看到复制与重述所可能造成的对“再历史化”的妨害。在 金枝 中,除去家族其他人的记忆,小说中涉及“我”的部分并不少,正是这些真正的个人式经验使周语同成为她自己。首先值得关注的便是童年经验的讲述。作者较为详细地展示了五岁左右的“我”的生活。幼年的“我”自然并不懂得“批林批孔”“飞机爆炸”,只是觉得“怪事多”,先是被蜜蜂蜇伤,后来又磕断了门牙,由于比哥哥们识字多而深受父母喜爱,“成了爸妈的跟班和间谍,把哥哥们圈在父子亲情之外”。在父亲的溺爱下,“我”常常去他办公室玩耍,直到因为等待时太过无聊而在领导人合影上涂鸦且被父亲和秘书看到。父亲随即“雷霆万钧”“做了深刻检讨”,并在“我”于梦中快要捉到金子的瞬间,“被父亲从床上提了起来。我惊恐万状,不明就里。那是完成度很高的一顿暴揍,没有留下任何伤痕,甚至不记得有多疼痛,可童年的哀号在我的记忆里长啸不衰。不过是生命中片刻的光阴,钟摆动了一两格,我的幸福童年便戛然而止。那灾难来得太快,迅速穿透我的身体和心灵”,“我被挨打后的羞耻心压迫着,一下子长大了99第4 0卷 第3期张 杨:“金枝”的期许与家族的“再历史化”十岁,脑门上生出细小的皱纹,一夜之间学会了看大人的脸色。我父亲余怒始终未消,厌弃的神情,如同面对的是一个阶级敌人”。更为要命的是,在“我”八九岁时,又添了一个小妹妹,“在我孤独而缓慢的成长里,妹妹迅速地一天天长大。父亲没有任何过渡和铺陈,他直接地毫不拖泥带水将他的亲子仪式全部转移到另一个女儿那里。父亲对她淋漓尽致地表达,让我确定我被彻底抛弃了,而且永远不会再被他所拣选”。母亲对父亲权威的自觉认同使她也远离了“我”,自此之后,“我”常常“孤独到绝望”41 8 2。本来“父慈子孝”的家庭生活因无心的意外而产生了彻底的改变,这是父权的一次辉煌的胜利,于国于家于个人均如此。童年创伤在作者的创作中被屡屡唤醒,在另一部自传体性质的长篇小说 我的生存质量 中,作者再次回忆了那个痛苦黯淡的时刻,并且援引了弗洛伊德的一段话:“被压抑在潜意识中的童年痛苦经历,有时也可以片段地、不成规律地、改装地表现在日常记忆之中不过,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是片段地、破碎不堪的,或甚至是被歪曲的、被改装了的,意识决不容许这些痛苦的童年经历 肆无忌惮 地表现出来。”随即,作者又感慨道:“肆无忌惮 的是历史,我当年的父亲还是现在的我?谁知道呢!”72 8对“历史”“父亲”与“我”的反思并没有使作者释然,每当这段记忆浮现时,她不是没有尝试去理解与反省,但遗憾的是,并不深入,正如她自己所言,她“不愿意”再往深处想,于是,在一次次的回忆和重述中浅尝辄止。情绪的裹挟使她无法更为理性地评价父辈们“革命的历史”。更令人唏嘘的是,此次创伤经历连同父母对小女儿的偏爱共同孕育了“我”的人生目标,即出人头地。就像“我”在苦口婆心地教育周小语时所说的那样,“我就是想让你爷爷他们重视我,我必须证明他们对我的轻视是多么不公允,我就是要混出个样子来。后来你知道的,我是对这个家付出最多,最孝顺的一个。我是要用我的好,证明他们有多不好!”42 0 5在另一部新作 黄河故事 中,“我”亦是如此,在“我”买了花园洋房后,迫不及待地想要展示给母亲与小妹,“我母亲和我的家人一定要看得见!我母亲一定要坐在最中间老太后的位置上,她得真真地欣赏欣赏这个她最不看好的女儿的演出”1 0。在此种信念的支撑下,过去黯淡无光的时刻像极了勋功章上的污点,反而衬托出勋章的色彩,使“我”的不屈、坚韧与成功变得无比耀眼。这何尝不是作者自身的念兹在兹。以“金枝”为“期许”的“我”为了出人头地而卧薪尝胆,这并非不值得肯定,但周语同又将个人的成功与周家的颜面绑定在一起,父权的受害者反而成为“帮凶”,这其中的价值观值得深思。而且,这并不是周语同一个人的想法,穗子与拴妮子同样如此。尽管作者在文本中插入一个由周雁来所创作的次文本 穗子,本意应是借不同的视角以使人物形象显得立体多维,由次文本与正文的碰撞所产生的龃龉更能见作者一贯的思想。在周语同的叙述中,穗子娘家原本是“颇有实力的大户”,其父母本来在女儿的婚礼上不肯将就。当庆凡替周启明迎亲时,穗子娘心中有气,但见庆凡“礼数周全,落落大方,倒像个正经少爷。转而一想,人家捡的孩子都这般懂规矩,何况那头等着的还是一个少爷呢!”新娘穗子则是“出奇地倔强,从娘家到婆家十几里的路,愣是一滴眼泪不肯落”。就是这样的穗子在与周启明离婚不离家后变成了一个毫不讲理的怨妇,并且不让拴妮子读书,因为在她看来,“读书才会使人学坏,才会跑出去不回来”。然而在周雁来的故事中,穗子本来对上门女婿并不满意,因为他的高中学历才同意他入赘,“这个文凭偏偏对于穗子就有了作用,她眼里看重这个”42 1 0。与周语同一样,穗子也严重缺乏安全感,由于害怕被抛弃而不让女儿读书,但又为何不担心女儿被抛弃?不管是因为性别,还是因为其他,可以明确的是,这依然是一个自愿被曾经对自己造成伤害的固有观念而勒索的人。除了相似的斯德哥尔摩症候外,作者在描述几代人时也自觉不自觉地突出了其内核的一致性,尽管她们有不同的性格与处事方式。如“我”与穗子和拴妮子在两次葬礼上的对峙:第一次在祖母的葬礼上,“我”遇见了穗子,“她老得已经面目模糊,神情让人憎厌”;第二次在父亲的葬礼上,拴妮子则“彷徨着一张脸,面目模糊,目光呆滞”41 4 3。有趣的是,小说很少写到人物的外貌,而这里所出现的却又是如此“模糊”。从某种意义上讲,穗子与拴妮子,连同父亲在内的先辈们就如同幽灵一样,她们是个体,更是周家那唯一的、永不逝去的精魂。历史之于周家似乎并无影响,金枝玉叶们也不过是一再重复先人的条条框框。需要注意的是,林树苗这样的叛逆者尽管并不承认所谓“周家的”荣光等,但是她被另一种消费时代的价值观所绑架,仍旧是不自由的异化之人。因此,无论是结合以往作品还是单独就 金枝001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 0 2 3年5月一书而言,个体经验的复制与故事的重述是作者尝试将家族“再历史化”的重要途径与方法。然而,自我重复有时会产生这样的可能:“人们开始隐约看到了某种东西,人们以为这某种东西将变得清晰。但是,素描的线条堆积起来,重叠起来,彼此否定,互相转移,以至于形象在建筑的过程中就被打上了问号。再经过几个段落,当描述结束时,人们发现,它并没有在它身后留下什么站得住脚的东西:它在一种创造与涂掉的双重运动中完成了自我。”1 1也就是说,重复,有时带来的并不是意义的显明,而是意义的消解。这之于“再历史化”不啻为一种伤害,因为“再历史化”需要的不是一味地回忆,使自己反复停留于某个经验时刻,而没有精神上的长足进步,相反,它需要的是在关照自我的情绪之外,在“大历史 的视野中理解自身、照亮自身”,“有原则高度地批判”1 2。在 金枝 的结尾,邵丽以阴阳相生总结了金枝玉叶们的人生:争即为不争,胜负成败均不重要;而在此之前,作者即借周河开之口说出了代际间传递爱的真理。这不禁令人想到五四时期“爱与美”的文学,在那时,知识分子以“爱”作为疗救一切的药方;与之相似,邵丽也选择了“爱”,选择了与历史和解。但,“爱”是否能够疗救一切,而且这似乎是无奈之举的和解又能否为当下现实提供启示,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毕竟,对于一个从一开始便以现实关怀为旨向的作家而言,重要的是在“再历史化”的书写中以理性批判的姿态介入,并将当下融入历史。参考文献:1 邵丽.三代人N.羊城晚报,2 0 1 2 0 9 2 5(B 0 4).2 邵丽.我的父亲母亲N.文艺报,2 0 2 1 0 2 0 3(2).3 邵丽.我的生活质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 0 1 2:3 3 7.4 邵丽.金枝J.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 0 2 1(2).5 田丰.对 阿Q正传 误读和过度阐释的解析:兼与罗岗先生商榷J.当代作家评论,2 0 1 5(3):1 4 2 1 4 8.6 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M.衣俊卿,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 0 1 0:2 5 5.7 邵丽.我的生存质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 0 1 2.8 蒂里希.蒂里希选集:上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 9 9 9:1 1 1.9 秦华.通过写作找到自己:访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副主席邵丽N.郑州日报,2 0 1 4 1 1 2 1(8).1 0 邵丽.黄河故事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 0 2 0:2 4.1 1 阿兰罗伯格里耶.为了一种新小说M.余中先,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 0 0 1:2 1 7.1 2 李德南.从去历史化、非历史化到重新历史化:新世纪小说叙事的实践与想象J.新文学评论,2 0 1 2(4):1 0 01 0 7.【责任编辑:苑申成】E x p e c t a t i o no f“J i n z h i”a n dt h e r e h i s t o r i c i z a t i o no f t h e f a m i l yZ HANGY a n g(S c h o o l o fH u m a n i t i e s,J i n l i n gI n s t i t u t eo fT e c h n o l o g y,N a n j i n g2 1 0 0 3 8,C h i n a)A b s t r a c t:T h en o v e lB o r ni nt h eP u r p l er e v e a l sS HAOL ise x p e c t a t i o na n d f e a r t h r o u g ht h eh i s t o r yo fZ h o u f a m i l y,a sw e l l a sh e r t h o u g h t so np a t e r n i t y,r e v o l u t i o n,h u m a n i t ya n do t h e r i s s u e s.I t s e e m s t h a t S HAOL is r e f l e c t i o no nh i s t o r y j u s tf a l l i n t oa r u tw h e ns h e r e h i s t o r i c i z e d t h e f a m i l y t h r o u g he t h i c s.T h e e m p h a s i s o n i n d i v i d u a l,t h e r e p e t i t i o no fw r i t i n gp e r s o n-a l e x p e r i e n c e a n d t h e r e t e l l i n go f s t o r i e sw i l l n o t o n l y l e a d t o t h ed i s s o l u t i o no fm e a n i n g,b u t a l s o t o t h e r e t r e a t o f r a t i o n a l i t y.F o raw r i t e rw h oa i mo nr e a l i t y f r o mt h ev e r yb e g i n n i n g,i t i s i m p o r t a n t t ok e e p t h e a t t i t u d e i n t h ew r i t i n go f“r e-h i s t o r i c i z a-t i o n”a n dt h e n i n t e g r a t e t h ep r e s e n t i n t oh i s t o r y.K e yw o r d s:B o r ni nt h eP u r p l e;t h e f a m i l y;r e h i s t o r i c i z e101第4 0卷 第3期张 杨:“金枝”的期许与家族的“再历史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