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黔东南苗族生态伦理及其现代审视.pdf

文山学院学报Vol.36 No.4Aug.202342第 36 卷第 4 期2023 年 8 月JOURNAL OF WENSHAN UNIVERSITY收稿日期：2022-12-05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民族复兴背景下苗族传统伦理现代转换研究”（18XJA720002）。作者简介：郑露璐，女，贵州贵阳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罗连祥，男（苗族），贵州凯里人，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苗族文化研究。贵州黔东南苗族生态伦理及其现代审视郑露璐1，罗连祥2（1.马来西亚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霹雳州 金宝 31900；2.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摘要：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关系史。贵州黔东南苗族在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不断调整着自己的行为，力图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协调发展，实现人的生存需要与自然利益的协调统一。尽管黔东南苗族生态伦理存在一定局限性，但其重视生态保护的理念，从总体上说己经从开始的无意识行为过渡到自觉的、相对规范的行为，对养成良好的生态伦理意识，保护自然生态多样性都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关键词：贵州黔东南；苗族；生态伦理；生态文明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200（2023）04-0042-07Ecological Ethics Thought of Miao Nationality in Southeastern Guizhou,and Its Modern ExaminationZHENG Lulu1,LUO Lianxiang2(1.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Tunku Abdul Rahman University,Daerah Kampar Negeri Perak 31900,Malaysia;2.School of History and Politics,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Guiyang 550001,China)Abstract:The history of human social development is the history of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 natural environment.In social practice,the Miao people in southeastern Guizhou have gradually forme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and constantly adjust their behavior,trying to mak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develop in harmony,and realize the harmony and unity of human survival needs and natural interests.Although there are certain limitations in the ecological ethics of the Miao people in southeastern Guizhou,their concept of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ecological protection has,in general,transitioned from the unconscious behavior at the beginning to a conscious and relatively standardized behavior,which is very important for developing a good ecological ethics consciousness,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tecting the na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biodiversity,and a good living and living environment.Key words:southeastern Guizhou,Guizhou;Miao nationality;ecological ethics;ecological civilization一、贵州黔东南苗族生态伦理的内容和特点每个民族的生态伦理既是他们与大自然相处的产物，也是他们与大自然休戚与共的升华。贵州黔东南苗族在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实践中业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态伦理。苗族生态伦理既是中华民族伦理思想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准确把握其思想内容、历史价值，辩证看待它的局限性，对于构建当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一）内容贵州黔东南苗族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概括而言，主要集中体现在“敬畏生命”“尊重自然”“取用有节”“爱护环境”等四个方面的内容。1.敬畏生命43郑露璐，等：贵州黔东南苗族生态伦理及其现代审视人类应该如何对待地球上的各种生物？早在1915 年法国著名的哲学家 A 史怀泽博士就曾提出“把爱的原则扩展到一切动物”1，以实现伦理学的革命，为此他创立了一种较为系统的“敬畏生命伦理学”，以表达对生命的虔敬态度。其中，“敬畏”的内涵表示在面对一种巨大而神秘的力量时所产生的敬畏和谦卑意识，“生命”不仅指人的生命，而且指每一个生物的生命。对生命的敬畏在保护生命自然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是人类最初生态伦理道德的思想和实践，也是黔东南苗族最突出的生态伦理观。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人们处在生产力发展的低水准上，认识水平不太高，对不明自然情况的疑惑，把自然情况的发生归纳为某类神秘力量的作用，于是形成了畏惧感。黔东南苗族文化中的习俗禁忌，宗教崇拜，以及现实生活中坚守着不滥杀、不过度掠夺，本身就是一种敬畏生命的具体行动。同时，他们感激来源于自然的馈赠。如在九摆苗族的思想观念中，总默守着“回馈大自然”的古老习俗，即“万物有恩于我，我必当涌泉相报”的理念。平常的耕牛，过年过节时必先于人之前将酒、饭以供牛之后人再食用。有的地区，凡长相独特或叫声奇异的牛，被称为保家牛，不得屠宰，不准买卖，让牛自然老病死后葬于人迹罕至之处。”2他们对自然生命体的人格化思维，是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延伸，保护万物就等于保护自身，敬畏生命就是善待我们人类自己。因此，黔东南苗族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所持有的伦理态度，与敬畏生命的伦理精神是一脉相承的。2.尊重自然重视自然就是将万物都看作一个实体，它们具有同样的自然价值和道德的影响力，有权得到公平的关怀和照顾。泰勒的尊重自然伦理学认为，人类和其他物种一样，都是一个相互依赖系统的有机构成要素。因此，泰勒提出了三条环境伦理规范：不干涉原则尊敬和不偏不倚；忠诚原则值得信赖；补偿正义原则公正和公平。3“人猿相揖别”，人类刚从自然界走出来的时候它与自然是浑然一体的，人完全依赖自然界生活，因而在远古人类意识中一开始就产生了对动物和自然界的尊重。这种尊重，以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的形式显示出来。4自然是苗族人民的生命之源，苗族民众不仅在活着的时候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就连离世时也要向自然话别。例如苗族焚巾曲中唱道：“妈妈辞别了亲人，辞别房屋池塘呵请坐了，大田坝呵请坐了。”5。在贵州省黔东南岜沙苗寨，当地民众认为自己的祖先住在山里，树是他们的亲人，每棵树都有灵魂，树是人的化身。因此，岜沙苗族有一套自己特别的习俗，自小孩出生之日起，父母为其种下“出生树”，长大成年时种下“成人树”，结婚时种下“婚姻树”，人老过世时不垒坟，后人在坟地上种植纪念树。6这种将树与人看成是一个“一体两身”统一体的思维模式不仅深刻地反映了黔东南苗族人民尊重自然的意识，也包含着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独特生命哲学观，对于引领 21 世纪人类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示范性意义。3.取用有节消费这一行为不仅属于人类社会范畴，也类属于自然界。人的生存既需要通过自身的生产来实现，同时也需要通过对自然界资源的消费来生存。所以，人类的“消费”行为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需要倡导一种取用有节的消费观，通过消耗尽可能少的自然资源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这种适度消费要求人们的消费行为是为了需要的满足，而不是为了欲望的满足。取用有节的实现，首先要求人们克制贪欲。黔东南苗族的生活方式具有可持续性生存的特点。他们的生活方式对自然不贪婪，而且对自然的消耗欲望也不是没有节制的。在黔东南苗族的故事传说、习俗禁忌、榔规榔约中，都包含有劝诫人们不要贪婪，以免遭到自然惩罚的思想。其次，是取用与自然资源储备状况适应。黔东南苗族人在漫长的实践中认识到，人类过度消耗资源，便会受到自然的报复。同时，他们养成了一种节约资源的习惯，采取控制人口、循环利用等手段，尽量避免过度消耗自然资源，使自然保持良性循环。生活在高山丛林中的贵州省从江县岜沙苗寨，因耕地稀少，岜沙人依靠卖柴为生，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岜沙人制定了严格的规定：人不能使用大型机动车外运木柴销售，不许汽车进寨收购木柴；禁止以营利为目的买卖木材；必须均衡砍伐山林树木，保证山上树木常青和自然生态平衡。7这种从民族生存发展中认识自然、调节自身行为所产生的适当消费观，有效地避免了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运用，防止了动植物资源快速的灭亡，保护了民族地区人民与自然的稳定平衡。4.爱护环境爱护环境，就是要保护好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第 36 卷文山学院学报2023年 第 4 期44的各类自然和人工更新改造的自然因素，避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有利于人类发展，真正向着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方向前进。自然环境质量关系到现如今每个人的利益，关系到后代子孙的幸福。黔东南苗族重视生存环境的保护，他们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切身体会，确立了适应环境、适度开发的生态伦理观念。为营造良好的居住地，他们用制度规定村寨建筑、景观、自然的保护。早在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贵州锦屏文斗寨村民为使后龙山至上寨间的道路和树木不遭破坏，立“六禁碑”，禁止大人小孩砍伐杉木，若有违犯，罚银十两；四至油茶山不许乱砍乱捡，如违罚银五两。8新中国成立后，在黔东南各级政府的组织和领导下，广大苗族群众根据生产生活订立了大量的保护环境的公约。如苗族埋岩词里有规定：“封山才有树，封山才有鱼。封山有林，不准烧山。哪个乱砍山林，我们要罚他十二两银子”9。此外还有一些惩罚手段，如当事人承认错误、游街和喊寨。黔东南苗族的这些有关环境保护的意识和行动，经过不断的传承和示范，使得他们居住的地区成为一座座闻名、壮观的村寨，并为世人所赞叹。总体上，黔东南苗族生态伦理反映了苗族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生态智慧，是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少数民族生态伦理道德思想的一员，为我国传统生态伦理道德思想带来了丰富的原动力。（二）特点民族文化根植于一定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土壤中，不同地域、人文环境、风俗习惯、历史传统，也会对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产生影响，从而形成不同的区域文化特点。就贵州黔东南苗族生态伦理而言，它具有地域性、自发性、权威性和稳定性特征。1.地域特性。少数民族在融入本地环境中创建的生态意识和生态价值观念存有很明显的南北方差异。10 贵州黔东南苗族是一个典型的山地民族，其物质生活来源与当地自然资源息息相关，因而他们在长期的山地生活中形成了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当地资源的良好生活方式。这主要体现在黔东南苗族对寨址的选择上。在贵州台江的巫脚交，曾传说若干年前巫脚交只是一片竹林，有一次反排的苗族放猎狗打猎，猎狗来到巫脚交，在池塘（现仍有，在万家寨）中打了个滚，猎狗回到反排后，人们发现它身上的浮萍，便断定此地可以耕种。于是，就来到巫脚交建立家园。至今已有十八代。11在杨丛明的苗族生态文化一书中，也提及类似情况，“贵州雷山乌东村，杨氏祖先因发现一只从河上飞来的野鸭身上带着浮萍，推定上游适宜居住。随后在这里安家立业，到现在已延续 11 代人，约有 300 年历史。12从这些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黔东南苗族人民择地建村的共同特点是，首先要有水源。水是生命存在的首要前提。其次是有农田耕种。在苗民对生活现象的观察总结里，有水田就会有浮萍，有浮萍的地方肯定会有水田。最后选址要位于树林深处。这样的居住条件既可以便于获取自然资源，又可以依托于森林获取食物。这体现了黔东南苗族人民意识到了自然条件决定了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再生产，也意识到了人类生存发展必须因地制宜。2.朴素的自发性。自发性是少数民族文化生成的普遍特性。由于历史上诸多因素的影响，苗族大多聚居在山区地带，生产力水平不高，社会发育程度较低。与之相适应的是，意识层面的思想理念还处于朦胧性、直观性和外在性的状态，且其中大量地残存着原始自然观和天人观的遗迹。受认知水平的影响，苗族先民只是从直观层面出发掌握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并应用于本民族世世代代继承的行为规范中。如蕴含生态保护取向的宗教戒律、习惯法等来调节或规范自己的行为。与自发性相联系，苗族生态伦理表现出素朴性的特点。具体表现在：由于缺乏完整、系统的理论，无法解释和说明自发生成的伦理现象。对于现象本身“为什么如此”类似的问题则缺乏深入思考和必要的研究，因而终究没能分化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成一个系统的伦理思想体系。如在贵州黔东南地区，“气”在苗族民间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一方面，苗族丧葬强调“气”和“龙脉”，千里来龙归此地，谓之“有气”，有气的地方就有龙降，保佑亡人升天。另一方面，苗族人民利用“聚气”原理对其所生活于其中的生态环境进行改造。在贵州省望谟县麻山苗族地区，当地苗族民众在石漠化灾害救治过程中，就是通过“聚气”的方式寻找植被立地存活的位置，然后在这一位置种上树木，使其树木得以存活并茁壮成长。13苗族人民深信万物生命起源于自然神灵的观念，这是苗族先民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条件下通过观察天地自然借以解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朴素认知。3.伦理规范的权威性。黔东南苗族生态伦理具有权威性，是因为人们往往把道德上的义务和评价，45郑露璐，等：贵州黔东南苗族生态伦理及其现代审视看成是神灵、传统和习俗的要求与力量，有时甚至还把个人内心深处的自我谴责也看成是外部力量的警诫，把本民族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伦理行为，看成纯粹是外界赋予的法则，不需要作出任何论证和解释。在贵州黔东南苗族地区，苗族民众从“趋吉避凶”的禁忌心理出发来认识和处理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幼畜出生以后，在门前悬挂“草标”，禁止外人入宅。据说“外人脚步重，唯恐踩死幼畜（不是真的去踩，怕其魂影踩着幼畜）。为便于与邻舍来往，幼畜生产后即请脚步轻的人进入主家踩第一次门，之后任何人都可以进屋。”14在这种状况下，苗族社会对民族习惯、民族禁忌、民族传统，甚至民族宗教首脑人物的言行赋予权威性，丝毫不可违背。这种普遍存在于黔东南苗族社会生产生活的不同层面的思想意识，其权威性一旦形成，即具有强大的约束力和规范调整功能。如在苗族保护自然资源措施上，除了有国家法性质的法律法规，还有习惯法范畴的乡规民约、榔规榔约等形式，也有宗教习俗、生活习俗等规范形式。这些来自地方性的约束机制，尽管并不是像我国施行特殊的环境保护条例那般确立严苛，有一些或是不成文的规定，由于是生产生活社会经验积累而约定成俗的，其约束力甚至比国家法更有效。4.发展的稳定性。黔东南苗族生态伦理是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从民族的历史生活中孕育、积淀，而这种民族文化一旦定型，其传承的惯性力量就会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由于群际往来的缺乏和认识能力的局限，人们对于自然现象难以做出合理解释，于是使其神秘化，当这种自然现象被赋予神灵的力量时，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随之赋予了神秘的色彩。这样山水、植物和动物就成了最为普遍而持久的自然崇拜对象。15因此，这种传统文化中长期以非主流文化延续的部分其稳定性更强。如，黔东南苗族民众普遍认为枫树是天地万物的生命之根，是通向上天的生命神树。贵州苗族枫树歌 十二个蛋中唱道：“枫树干上生出妹榜，枫树干上生出妹留。”“妹榜妹留”，苗语为“蝴蝶妈妈”，意即人类的始祖母。榜留和水泡，游方十二天，成双十二夜，怀十二个蛋，生十二个宝。”16与蝴蝶妈妈有血缘关系的巨型鸟把十二个蛋孵化出来，于是就产生了人类。贵州“三大方言区都崇拜枫树，尤以黔东南为甚”。17苗族关于枫树的传说不仅反映了黔东南苗族人民追溯万物生命起源的朴素见解，同时还体现了其流传的持久性和稳定性。总之，民族文化在民族经济社会和思想观念没有发生重大变革之前，一直在支撑和支配着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黔东南苗族生态伦理是苗族人根据自己生活习惯和规律创制而成的，在本民族当中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和功效，所以外来异族文化很难介入，这样就使得这些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在黔东南苗族地区中表现出超常的稳定性。二、贵州黔东南苗族生态伦理的现代审视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体现，黔东南苗族生态伦理作为苗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历史中，它以人与自然关系为出发点，发挥了重要的生态维护功能。在现代语境之下，黔东南苗族生态伦理对本地区经济、社会、生态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贵州黔东南苗族生态伦理的现实价值1.保护地方自然生态环境思想意识一旦形成，则对行动起着支配作用。有正确的思想才有正确的行动，马克思曾作过形象而又深刻的阐述：“蜜蜂建造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18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对于我们分析黔东南苗族生态伦理的现实意义具有重要的启迪。作为一种内化于民族心理的思想意识，黔东南苗族生态伦理对人们改变现实世界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黔东南苗族通过宗教禁忌、习惯法、生产生活习俗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思想，规范和约束着本民族的行为，从而对人们改造自然的言行和目的产生了强烈的启示作用。在从江的岜沙，种树是岜沙苗族葬仪中一个古老且简朴的仪式。这个看似简单的仪式行为，却包含着重要的信息。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一切都是来自自然，又将返归自然。1976年，毛主席去世的时候当地请了二十多个年轻人，砍了一颗百年的古香樟树敬献给毛主席纪念堂之后，岜沙村的男女老少竟然在树根旁长跪不起，敬拜古树，可见对树感情之深。而此事也感动了中央，拨款在古树原址拔根立亭，取名为“神树亭”。19154至今仍在。上述事例说明了，当苗族把生态伦理转为自觉的行为，对于地方生态环境的保护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事实也表明，那些有着丰富生态伦理观第 36 卷文山学院学报2023年 第 4 期46念的黔东南苗族聚居地，其生态环境的文明程度高于其他地区。因此，少数民族生态伦理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表现为对自然万物充斥着敬畏之心和感恩之心，构成了自觉的生态防范意识。总体来说，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观念同中国传统生态伦理观念一样，都是基于天人合一的全面性哲学思想之上，它规定尊重自然、热爱生活、与大自然和谐共处。在这样的生态伦理观念的帮助下，对遵循自然规律，有效综合利用资源，具有重要基础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2.促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是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的新型文明形态。它需要我们在价值观上全方位的充分认识自然和生态全面的价值，建立合乎生态的规律价值标准的价值总体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2013 年年会中指出：“我们坚持贯彻以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为核心的基本国策，将生态文明建设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中国将继续承担延续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义务，为人类生态保护奉献中国智慧。”20可见，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发展战略。生态伦理是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文化本身就是对自然环境依存、适应和调适的表征；在中国，各个民族生态伦理文化汇集在一起，就聚集成了中华民族的伦理文化体系。从民族生态伦理文化到中华传统生态伦理文化，都具有自身的价值，维护着生态的平衡。通过借鉴少数民族对自然的认知与处理方式建构生态伦理，为正确处理自身同环境的关系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尤其是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推进，民族地区需要整合当地生态文化资源，形成一种适合民族地区的特色发展模式。同样，任何民族优秀的生态伦理文化都应成为推进生态文明的重要理论资源。3.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本土资源习近平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坚定不移走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21由此观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基本要求之一是生态和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使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相适应，这既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22和谐社会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就要遵从相应的伦理规范，如敬畏生命、尊重自然、合理消费等。贵州黔东南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与和谐社会的伦理精神实质是一致的，他们出于对自然万物的崇敬与畏惧心理，维持自然的和谐完整；并通过宗教信仰、习俗禁忌、乡规民约规范人们的生态行为，使生态保护获得保障。次之，中华民族生态伦理是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前提。自古以来，少数民族生态伦理被本民族老百姓持续传承和弘扬，把资源开发与维护紧密结合，不断优化与调节，勤奋求取人与自然的均衡发展。在其中蕴涵着丰富多彩的协调发展观念恰好是当代和谐社会的生态伦理。“大量事实表明，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23因而，应以积极心态尊重与发掘传统式价值观，突显生态伦理，唤起民众对自然的“生态良心”，把维护生态自然环境作为道德责任，进而塑造教育大家爱护自然、维护生态发展的观念。（二）贵州黔东南苗族生态伦理的困境由于认识水平不足，并受生产力水平和历史条件的制约，黔东南苗族传统生态伦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第一，从理论内容上看，黔东南苗族形成生态伦理主要是依靠直接生存的感知经验和直觉体悟，缺乏理性分析和逻辑推理，朴素而直观。主要表现在：一是思想内容比较零散。黔东南境内苗族居住分散，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这不仅不利于他们内部思想的交流，也不利于思想的整合，因此在思想方面也表现得大致相同但又有所差别。二是其思想理论是建立在非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得来的，即其思想最初并非起源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而是源于早期人类对自然的无知、恐惧，由此产生的敬畏感，是趋利避害心理需求所使然。所以，随着社会的发展，为了适应现代社会以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的的大规模、物质生产活动的要求，黔东南苗族的传统生态伦理要在继承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生态伦理的理论与方法，提升自身理论的深度。第二，从表现形式上看，黔东南苗族生态伦理的可持续发展存在困难。黔东南苗族生态伦理，主要通过古歌、习惯法、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等方面展现出来，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这些表现载体都面临着发展的困境。如苗族古歌的传承人越来越少，甚至面临断绝；苗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冲突，需要得到有效的调适；宗教信仰则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其受众范围和受众的忠诚度也在不断减少；在日常生产47郑露璐，等：贵州黔东南苗族生态伦理及其现代审视生活领域，现代商品经济的冲击，消费社会的浸染，使得一些有利于生态保护的行为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向。在这种环境之下，黔东南苗族生态伦理的生态意义将逐渐弱化。因此，唯有与时俱进，对生态伦理的表现形式进行必要的创新和发展，黔东南苗族生态伦理才能满足现代化条件下生态环境保护之需要。第三，在实际操作上，部分思想和行为自身存在一定的矛盾需要化解。随着科技的推广、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广大苗族地区生态伦理愈来愈表现出与当今社会发展趋势规定的不适应和矛盾。总体来说，它尽管带有科学辩证的客观成分，但是它是一个自发性、简易、直观的理性定义，在小农经济环境下一直保持着人与大自然相互依赖、命运共同体的动态性均衡。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实施，这类生态平衡模式被打破，传统式生态伦理在现代化发展中遭受抑制，渐渐消失。具体如黔东南苗族以牛为图腾，他们敬牛、爱牛，但是在鼓藏节、苗年等节日屠杀耕牛，与他们敬畏生命的伦理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19160这说明，黔东南苗族生态伦理需要我们采取扬弃的态度来对待，同时，也需要我们不断地完善。（三）传承和保护贵州黔东南苗族生态伦理的对策1.充分发挥政府的保护作用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推动生态文明创建，从“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保护自然”的核心理念，到“经济社会发展、基本建设、工程施工、社会经济发展各个方面和整个过程相结合”的专业指导，再从“绿色发展、低碳环保发展、循环系统发展”的路线。24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级地方政府，首先应积极结合当地高校资源及相关领域的专家深入地进行田野调研，发掘民族生态文化资源，认真做好生态调查，有利于增强苗族生态文化的认知与传承。其次，加大生态保护行为的鼓励和宣传力度，引导地方苗族群众积极践行生态保护行动，培养对家乡对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尤其是要探索把苗族优秀生态文化纳入相关的乡土课程，培养中小学生从小了解生态环境知识，扩大苗族生态文化保护传承的受众群体。最后，加强黔东南苗族生态文化传承人的培养，通过在苗族聚集区举办各类民间文化培训班，聘请老艺人以“传、帮、带”等形式传授苗族民间歌谣、情歌、史歌等，以促进民间文化传承发展，使苗族生态文化的保护后继有人。2.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文化的关系经济发展是现代化基本任务，而民族地域要实现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但在于经济性因素，也在于很多外在性因素，其中之一就是文化。因为经济的发展是在一定的人文空间环境里所进行的。所以，要因地制宜，平衡好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由于西部发展战略的实行，少数民族地域以能源危机和生态环境污染为前提的发展遭受抑止，现阶段西部地区倾向于发展民族生态旅游业。在黔东南，近年来充分利用美丽的自然资源优势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在 2020 年五一期间，黔东南州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收入均较去年高速增长，据初步测算，全州接待游客为 364.45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恢复至疫情前 2019 年同期的 62.7%，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1.97 亿元。重点景区黎平肇兴、西江、丹寨万达旅游小镇等苗寨旅游呈现“井喷”的情况。由此可见，加大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创造良好生态环境，同样也能为地方经济做贡献。3.加强国家法律与习惯法的结合黔东南迄今已经颁布了一些旨在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地方性法规。为了加强国家生态维护，于2009 年 6 月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文化艺术生态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编写并提交国务院。这种政策法规从法律意义层面保障了黔东南州的苗族人，对营造良好生态环境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从保护生态环境，发扬生态文化方面来看，相关法规的规范还是较少。现在有待完善的几个问题是：一是相关保护法规的可操作性细则有待制定。各省市能够制订一些地方法规，维护和弘扬当地民族生态，从法律视角使得黔东南苗族生态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得到保证。此外，黔东南苗族的乡规民约、习惯法等制度文化作为生态伦理的载体，对于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调节和维系黔东南苗族生态伦理的重要保障机制。因此，可以按照现代制度文化的要求，进一步发挥黔东南苗族习惯法的生态功能。一是把一些全局性、根本性的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法规，纳入到少数民族地方性法规的范围中，并使之与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相衔接和配套。同时，一些局部的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规范，也应由民族自治区所在地政府进行规定和实施，以增强地方法规的权威性和可操作性。同时，消除传统乡规民约、习惯法中存在的一些缺陷。二是进一步规范乡规民约、习惯法。乡规民约、习惯第 36 卷文山学院学报2023年 第 4 期48法作为启蒙、培养少数民族群众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的传统手段，是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法治建设的一种有益补充。地方少数民族的乡规民约和习惯法丰富多样的生态管理经验智慧能够对国家自然环境法主动产生影响。因此，加强黔东南苗族习惯法建设，必然对地方生态环境的维护和相应生态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综观所言，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黔东南苗族生态伦理作为苗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历史中，它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出发点，发挥了重要的生态维护功能。而在现代语境之下，尽管黔东南苗族生态伦理不够系统全面，但从总体而言，黔东南苗族生态伦理对于本地区经济、社会、生态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注释：据锦屏文斗寨老之一的姜高杰介绍，20 世纪 80 年代，村里的一个年轻人偷砍了别人家的树，按当时规定价值有 500 左右，该年轻人愿意加倍赔偿当事人损失。但几个寨老商议以后觉得不足以教育当地年轻人，最后一致决定采用“喊寨”的方式来处罚盗窃者。当天，年轻人脖子挂着其偷来的两根木头，手上拿着铜锣，沿着整个村子游走一圈，在游走的时候按照寨老的要求，一边走一边敲锣，同时高喊：“大家不要学我，这就是下场！”（参见罗洪洋清代黔东南锦屏苗族林业契约的解纷解决机制，载民族研究2005 年第 1 期，第 91 页。）数据来源：黔东南州人民政府网。原文题名黔东南州2022 年“五一”假日旅游接待情况综述，2022 年 5 月5 日。参考文献：1 阿尔贝特 史怀泽.敬畏生命 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76.2 雷秀龙.试论黔东南苗族图腾问题 J.贵州民族研究，1996（2）：123-131.3 泰勒.尊重自然：一种环境伦理学理论 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36.4 朱坦.环境伦理学理论与实践 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1：41.5 中国民研会贵州分会，贵州民族学院.编印.苗族焚巾曲（内部）Z.1982：85.6 罗连祥.民族复兴背景下苗族传统伦理现代转换研究M.北京：新华出版社，2022：90.7 李永皇.岜沙苗族传统生态伦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J.贵州民族研究，2012（12）：34-37.8 贵州省锦屏县政协，县志办.锦屏碑文选辑 M.姚炽昌.选辑.点校.内部刊印本.1997：58.9 徐晓光，吴大华，韦宗林，李延贵.苗族习惯法研究M.北京：华夏文艺出版社，2000：6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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