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金融扬帆远行(上).doc

深圳金融”扬帆远行（上）

预告短片：
深圳利用特区立法权第一次为促进金融立法，新的定位不但要把深圳金融业打造成战略性支柱产业，还要使深圳成为港深都市圈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此举有着什么金融背景，深圳和香港可以进一步开展什么金融合作，深圳金融的优势何在？著名的经济学家樊纲、财经评论员朱文晖、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郭万达、瑞士信贷香港有限公司陈昌华、深圳证交所总经理宋丽萍、深圳发展银行党委书记王骥，“博时基金”首席策略师杨锐，群英汇集，高谈阔论，句句珠玑，与您一起对话改革。

王梅：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深圳卫视《对话改革》节目，我是主持人王梅。
很多关注深圳金融业的朋友都知道，深圳为了金融业的发展，打出了一张重牌，就是我手上的这份《深圳经济特区金融发展促进条例》。这个条例于今年的6月1号起开始实施，通过这份条例我觉得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对深圳金融业做出了新的定位，要把深圳金融业打造成战略性支柱产业，使深圳成为港深都市圈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深圳利用特区立法权第一次推出的促进金融业发展的条例。很多人迫切地想了解，为什么要出台这个条例，这个条例能不能推动深圳金融业的发展，怎么样推动，今天我们请来了很多重量级的嘉宾，来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一的探讨。
我这边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主持，凤凰卫视著名的财经评论员朱文晖先生，欢迎您。

朱文晖：
大家好。

王梅：
下面我们把掌声，献给我这边的这位嘉宾，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樊刚教授。这些重量级的嘉宾，大家都非常地熟悉了，像樊纲教授是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的所长，综合开发院的院长，北京大学经济学的教授，鼎鼎大名，可以期待我们今天的讨论一定会非常精彩。那么我们刚才谈到了，《深圳金融业发展促进条例》的核心内容就是要使深圳成为港深大都会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定位，那么，我们在讨论这个定位之前，我想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我们国家金融业是一个什么样的开放的态度，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短片：《金融安全》
没有人可以忽视这样的一个事实：当今的中国金融业更具活力、更加开放，正在成为世界金融格局中的新生力量。但与此同时，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道路，仍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任务。2008年5月9日，在上海陆家嘴的金融论坛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金融安全直接关乎国家经济社会稳定大局，关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必须把维护金融安全稳定放在首要位置。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机制，继续加强金融监管，加快构建金融安全网，加强全社会金融知识普及和风险教育，寓监管于服务之中，在有效监管、防范风险前提下促进金融创新。金融改革开放任重而道远。

王梅：
王岐山副总理反复地强调金融安全乃重中之重，我想问一下两位嘉宾，这传递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樊纲：
我想，在美国次贷危机的阴影下，我想在全世界的一个主题就是怎么来防范金融风险，怎么能使金融的发展进入创新，再真正地创作更多的收益而避免比较大的风险，特别是我们从一个发展中国家，从过去30年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国家，到现在逐步逐步地开放的过程当中，体制方面恐怕还有很多弱项。在监管机制上面，还有很多薄弱的环节。然后，市场本身还需要一个发展过程，在这个时候，我想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就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朱文晖：
刚才樊教授谈到了，其实我们要是回顾一下，从大概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我们看原来发展最快的拉丁美洲国家，其实她发展到80年代的时候，和我们现在的水平差不多。它突然一个金融、就是债务危机，1982年，一下就回去了，所以它基本上此后的10年，我们叫拉美逝去的10年，它人均GDP还是下降的。同时我们看在周边的东南亚的，它可以说是一个仿照西方发展的模范生，也是在金融风暴中，很多国家她又回去了。所以其实到了2008年的中国，我总的感觉，我们现在有足够的财富，制造业也足够的强大了，特别是看到我们的外贸也好，我们的增长的态势也好，都很好。但是我们是不是已经迈过去了？所谓发展经济学家说的叫“发展不可逆的坎”，是不是迈过了？如果说迈不过的话，还是有可能一些大的金融方面的问题又把我们带回以前去，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樊教授，现在有一种观点，好像是关闭起来好像更安全一些。但是也有种观点说，你越开放，才能越安全，您是怎么看待这个开放和封闭的这个取舍。

樊纲：
我想刚才你说了亚美，说了亚洲金融风暴等等，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上的一些事件，我想我们这些后发国家，一个重大的优势就是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不仅是学习理论，而且吸取这些实践的经验教训，使我们后来的步伐能够走得更稳一点。
我也同意那种说法，也是刚才你说的这个，我们要迈那个坎，而且我相信，我们只要往前走，我们只要往前发展，仍然会有波动，将来我们也会出各种各样的波动问题，但是希望什么呢？希望波动会小一点。亚洲金融危机，你仔细反过来想一想，比当年的拉美的危机就好了一点，他们吸取了一些经验教训，在有些问题上防金融风险防得就好一点，因此他们受的冲击比拉美要小，拉美都出现过几千的通货膨胀，百分之几千的通货膨胀，至少我们亚洲一些国家还没有到那种程度，所以我是说一定要往前发展，但是发展过程当中一定要吸取前面的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然后使我们的风险能够小一点。一个重要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定要不能一味地开放、开放、开放，而是要在不断地加强监管的过程当中来开放，在一定意义上宁可步子稍微地慢一点。我们做得谨慎一点。

王梅：
樊教授的观点是开放是要开放的，但是步子要慢一点，尽管要更谨慎一点。

樊纲：
有的时候不是用慢和快，而是或者是更谨慎一点，把风险的问题想得更多一点。

王梅：
朱博士，您是认同这个观点，还是有自己的看法。

朱文晖：
我现在，基本上对中国金融业和全球的开放程度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就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如果说它作为一个中间的一个指标的话，可能有外贸的开放程度，可能比它更前一些，比经济总体要更前一些，对吧。可能中国金融业我总的感觉，它是比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要弱，比较后面。因为我自己的感觉，金融业中国确实它是不发达，而且和我们经济比的话，无论是监管架构，无论是我们的金融的机构，还是我们老百姓的相关的对金融的了解和我们的投资意识，都还没到我们现在经济发展的这个水平和相适应的东西，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有一种观点说，是因为你开放得慢了，才造成你落后。因为你长期封闭嘛，包括这些银行。但是另外一种观点也说，因为我们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乱不起，所以我们宁可就慢一些。所以我现在就是想问一下，您觉得哪种观点，在这里面，您觉得是怎么平衡，或者哪种观点更可取？

樊纲：
说这几个开放程度，贸易，经济，金融。我想回过头历史上很多发达国家，在他们走过的道路上，也是先做贸易，然后一些其他方面的交流才逐步逐步开放，就是经常相互才逐步逐步开放。金融真正开放也相对来讲，也是比较晚的。
第二个问题，我就说看看我们要金融开放。为什么？当时90年代的时候强调金融开放，包括世界国际货币组织等等，强调金融开放的好处是什么呢？说你可以用更多的资金，你如果这个开放了，你可以有更多的资金到你这来。这时候我们就回过头来想想，我们如果不是需要更多的资金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稍微慢一点？因为你如果经济已经很快了，已经经济很热了。那么，你是不是应该适当的慢一点？这是第一。
第二，从我们这种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讲，我们还不仅仅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还是一个体制转轨国家。体制转轨国家，制度上的问题，体制上的问题就更复杂，可能更需要更多的国内的一些发展，然后使金融的这些问题，这些知识，和监管的这些环节，使我们更多地认识到之后，然后你再开放起来，可能风险相对就小一点。但是我确实同意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你不开放，你永远没有真正承受那个开放的风险，你也不知道去怎么管理那个风险，你也不会健全你那个在开放条件下的管理机制，所以我个人的观点，对于我们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讲，很多事情要尽快地起步，但是起步不一定是全面的开放，或者说一步到位的开放，或者一夜之间什么都开放。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我们可以回到今天的主题来，就是深圳作为一个特区，它更快地开放一点，然后更多地暴露在全球金融的风险下，然后它可以为我们全国获得一些经验或者教训，为全国的风险控制和开放的机制，提供一些新鲜的经验，而且这不是说别人的经验，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些经验，恐怕是一个好的方法。

朱文晖：
刚才其实樊教授您谈到这个，我觉得您这个思路是从管理者的角度，因为您现在也是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就是说，中国金融开放的时间表，顺序，还有其他的相关的问题。同时我们也看到，由于过多的外汇储备进到了中国来，也在冲击中国的货币的发行，一系列这种制度的安排。所以总的看来，我的感觉市场需求在推着中国的金融体制在往前走，它和以前我们纯粹从监管层面来看好像又不太一样。所以，比如说像今天的深圳的“金融促进条例”，它很大程度上，不光是反应深圳市想做一些事情，其实还是反映出深圳市它要呼应这个市场的行为，因为你不走的话，可能底下，那个地下钱庄，各种各样的它都过去了，所以我们不如给它开一条明的路，反而好监管，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樊纲：
我谈风险，不是因为我是什么管理者，我也不是管理者，我只不过是经济学者。所以，经济学者往往谈多一点风险，我们分析的角度可能成本、风险可能谈多一点，所以也许显得我好想更谨慎一点。但是我同意你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它市场本身这个需求会逐步逐步扩大。而且呢，中国过去这二三十年来的金融监管的主要的趋势和方向，或者机制设置的主要的特点就是什么呢？钱欢迎进来，出去就很困难。都欢迎您来，谁来都欢迎，开始招商引资。谁要出去，一道一道的关卡卡得很严。尽管这些年开始，已经开始在开放了，但是这个部门开了，那个部门没开，那个部门开了这个部门没开，现在出去还是很难，尽管已经比过去已经容易多了。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金融开放的步伐，就是资本帐户的开放的步伐，有的已经比较快了，有的确实还是比较滞后的，这是一个判断，我同意你的说法。
第二个判断就是总体来讲，中国在谈完风险这个问题以后，我还是说，中国确实可以加快一些步伐，而且我们现在1万6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我们整个经济发展情况也不错，这个时候稍微的，而且外贸做得这么大，确实要跟上这个步伐，我们是应该再加快这个步伐。所以，深圳如果能够走得更快一点，而且深圳作为有立法自主权的这样一个特区，如果走得快一点，我想，它有利于带动和促进中国整个金融业的开放，而且从中央政府（这个角度）也就更放心，你这出了点小问题，出了点问题也是局部的，对全国来讲呢，没什么大的伤害。但是你要是走好了，走出一条比较健康的路子，那么对全国来讲，更加放心大胆的能够再继续往前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我们深圳这个“促进金融发展条例”，不仅对深圳有意义，确实对全国有意义。尽管在操作的时候，是一个地区性的，但是金融市场本身是一个全国和国际性的市场，它具有全国的意义。

王梅：
樊教授提到了深圳，已经认为深圳在金融开放上已经先行先试了一步，那么我们今天谈到深圳的“金融发展条例”，它的一个核心就是让深圳成为港深大都会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您怎么来看这个有机组成部分，给我们做一个解读。

樊纲：
所谓有机组成部分，就是它不是一个被动，或者是一个附加的一个部分，而是在这个大都会圈金融发展的一个整体当中的一部分，它本身也是一个增长集或者一个增长的主体部分。在这儿，我想，更重要的一点，香港不仅仅是香港，香港是一个全方位开放的一个金融自由市场。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跟香港的或者说接轨也好，或者说进一步的关系更加紧密也好，事实上是对整个国际市场更加紧密的一个关系，或者更加开放的一个关系。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成了世界金融市场上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成了世界金融市场上这个开放的体系当中的一个环节和一个部分。当然，有很多的挑战，但是确实，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点，是一个重大的发展。

朱文晖：
其实我们回想一下30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深圳这个地方开始的，对的就是香港。不过30年之后，我们现在的环境变了，国力也强大了，金融的一些财富也有了，那么其实我们就是迈最难的这一坎，因为你搞不好就掉下去了，那么我们现在其实很有条件还是往香港迈。因为一方面，香港很发达。第二个，香港有一个好的条件，它现在是一国两制，很多事情是可以跟它商量的，就是它的金融监管的部门，跟人民银行也好，跟北京的其他部门，它是可以商量的。所以，比如说其实我们看了在过去几年当中，有的东西是在开了，像一天在那边可以兑换两万人民币，每天兑换那么多，一家银行兑换那么多，所以前一段时间，人民币升值升得很快，我就每天去兑换。但是一次只能换两个，我就开了两个银行。两个银行开两个户口，跑完这家，上午跑这家，下午跑那家，它有时非常快的。比如说是两万人民币的话，上午大概是两万二，下午大概就是两万二千一百了，第二天就两万二千三百了，就这么一个速度过去。但是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想到，是不是香港这些条件我们在深圳开放的时候，还有更大的潜力可以挖掘？所以我感觉在这个条例当中，它其实有很多特定的章节，谈到了和香港，在两个城市，这个层面进行一些很紧密的合作，比如说人民币的结算的问题，如果说香港未来人民币的业务更进一步发展，是不是可以扮演更积极的作用。樊教授您觉得，深圳有没有条件可以做一些具体的事情的尝试？

樊纲：
深圳作为一个特区，它确实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确实可以做更多的和香港接轨的这样事情，只不过金融这个事情它没有边界，在一定意义上，一个区域和一个国家是通的。因为现在特别是电子货币什么的。刚才你说的，你到机器取款，也许一下子就出去了，结果这也明白了，为什么我们的外汇储备这么高？就是你天天在那这个机器换那个机器换，换出来的。所以这样一来，它跟全国是通的。就是说，怎么考虑新的规则，怎么在这两个接轨当中，包括那些直通车那些问题，怎么能够建立一些新的规则，在制度上怎么改进，而且这个不仅涉及到深圳的制度，而且涉及到全国的制度，资本市场开放的一些制度。怎么进行改进？怎么进行修整？我觉得这是现在真正应该考虑的问题，所以我相信什么呢，刚才说了，深圳促进金融业开放具有全国的意义，深圳金融业开放之后，一定会对全国的体系产生影响，一定会对全国体系的一些修改和改革提出新的要求，这些都是我们真正需要考虑的问题。它不是说我们交易就完了，因为那些风险也都在这些交易的扩大当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说我们不仅仅要看到交易的重要，还要看到制度的重要，还要在这个交易的发展过程当中，去真正去改革那些制度。包括监管的制度，包括那些技术上的细节，包括结算，包括货币的安排，这些都是有很多具体的技术上的细节要去完成的。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我们也确实需要加快，加快了，问题才能提出来提出来才能去做，然后才能一步一步往下走，否则的话在那等等等，永远等不来。深圳如果现在加快往前走一步，我想对全国是个触动，对我们下一步的走，再继续往前走，也会是一个巨大的推动。

王梅：
我们非常高兴地听到了樊教授说，深圳的这个条例的出台，它不是一个地区性的行为，它对国家的金融业的开放都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深圳这个开放，它不是单纯的深圳本身的，它因为定位就是港深大都会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跟香港是密切相连的，您认为深圳的金融市场和香港金融市场它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樊纲：
如果是大家都开放了，如果是接轨的话，这些市场都会是通的。但是，那些现金流可以今天转到这，明天转到那，都可以转的，但是确实世界上还有一些其他的安排，我们需要考虑。比如说，伦敦的交易所和纽约的交易所，就实行对接，实行股票的双重挂牌还是什么互换，确实可以有各种方式，稍微松散的，更加紧密的，资金可以流动的。同时，股票，上市的这些公司也可以两地挂牌，同时交易等等，有很多很多的方式，这个我相信也是一个过程，也是一开始逐步采取一些比较浅的对接，然后更深的对接，一层一层的发展下去。还不仅仅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我觉得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我们应该用一种发展的心态，一种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把它真正从开放的角度，我们一方面防范风险，一方面积极推进，要更加无缝的对接。无缝对接可能不是一开始的事情，但是也许是未来的一个目标。

王梅：
刚才在节目的第一部分，我们探讨了国家金融开放目前的一个现状，以及我们深圳金融业的一个定位，非常感谢樊教授我们在节目的第二部分，将探讨深港金融合作的一个制度框架，那么请樊教授休息一下，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短片：《金融合作》
陆家嘴金融论坛上群英汇集，各路英雄对中国金融业的未来发展都发表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其中，有一个声音令人关注，这个声音来自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总裁任志刚。任志刚公开表示，“现在香港人民币的银行业务和人民币债券的业务都已经发展，他并不反对香港的股票市场把人民币作为交易币种”。但他同时也指出，“如果说资本市场、股票市场的互动，有很多问题，比如说货币的问题、货币兑换的问题，资本项目是否开放的问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的。香港是非常开放的，自由的地方，内地还有一些管制，所以关键是内地的政策，不是在香港”。
而深圳市市长许宗衡多次强调，“在和其它城市和香港的比较中，要寻求好自己的定位。对香港而言，深圳要成为香港金融业的后台服务系统，向香港学习，为香港服务，相互学习，共创双赢”。
这，是否意味着深圳金融业的发展，完全取决于自己是否能够搭建起一座连接香港与内地紧密联系的桥梁？
王梅：
欢迎继续收看深圳卫视《对话改革》节目，我是主持人王梅，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是“深圳金融“扬帆远行。我旁边的嘉宾主持，仍然是凤凰卫视著名的财经评论员朱文晖博士，这边的嘉宾是综合开发研究院的副院长郭万达先生，欢迎。和瑞士信贷香港有限公司的陈昌华先生，欢迎。我们都非常了解，深圳过去的对金融的定位，是要把深圳建成区域金融中心，那么现在这个定位完全更新了，要建成港深大都会国际金融中心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一个变化，你们认为我们应该怎么理解？郭院长。

郭万达：
我的理解，应该讲，我觉得应该是一脉相承的，是延续下来的。当初我们提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决策者的眼光就不是只盯着深圳，应该讲就是盯着香港，盯着未来。（改革开放）30年以后，现在的经济特区应该朝着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去走？只不过我觉得当时你要提跟香港怎么合作，怎么成为中心，条件不成熟。但是我觉得今天它成熟了，它这个时候，你如果你要成熟的时候，你不去说它，你就叫贻误时机。其实我的看法，刚才我赞成樊教授，朱博士这个对话中讲到的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整个国家，在一个积极谨慎有序渐进的开放过程中，咱们拿一个什么平台来做这个事？你说又要有序，又要渐进，还要防范风险。但是改革开放30年了，你又必须去面向朱博士讲的，市场需求也好，经济的需要也好，现在是深圳经济要转型，香港经济要转型，你用什么平台来实现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时候抓住金融，抓住深港之间的金融的对接，我觉得这个时机太好了，这个平台也太好了，到哪去找这么好的平台？我不知道陈先生同不同意我这个观点。

王梅：
陈先生同意吗？

陈昌华：
非常同意。实际上我觉得还有一点我想加上去的，以前我们比较难谈香港跟深圳的合作，因为什么原因？第一，10年以前，香港还是英国殖民地，还有个政治问题在里面。第二就是以前我们人民币国际化是根本谈不来的。但这几年实际上，在我们外贸这么发达，在我们外汇储备增加这么快的前提下，人民币国际化已经是开始变成一个可以谈论的议题了。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人民币可以全面国际化。但是人民币逐步的国际化，肯定是一个中国未来10到20年发展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在这个议题里面，实际上刚才樊教授也说过，就是开放市场资本始终是最困难的一个部分。但是开放资本市场也就是整个人民币国际化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现在来说，香港有一个几十年，从五六十年代建立起来的资本市场，深圳有一个从90年代开建的一个资本市场，基本上大家已经开始有一个平台了。在人民币逐步国际化的过程里面，有什么东西，什么具体的事情，这一个平台可以做呢？实际上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在这边做一些尝试，一些试验等等方面的议题。关键的就是说，开放资本市场如果我们一步到位的话，风险会很大。但是深圳、香港实际上就是融合了很多条件，就是让它比如慢慢在某一些地方先开放，然后去慢慢配合整个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

郭万达：
我是挺赞成陈先生这个说法的，我特别注意到“金融促进条例”的时候，我觉得深港之间的金融，首先它强调的是，深圳，我要成为你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首先我怎么样支持香港，你看我特别注意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表述，怎么支持它呢？香港现在面临着这么多人民币，你人民币能不能把这个业务做大？像当初新加坡亚洲美元。这是很重要的，这奠定了新加坡的一个金融基础。你现在，而且你香港整个的证券市场中，这么多年你不是背靠内地的话，你哪有这么好的火爆的市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民生里面，居民来往，来来往往，你来我往，你情我意，很亲热了，大量的相互之间市场上也好，我觉得，这个品种都是人可以去设计的，你可以去想出好多东西来，技术的东西可以想好多，关键一点，我觉得，你需要我我需要你，我觉得这个，只要你把这个认准了，我觉得技术都好办。

王梅：
郭院长，我有一个问题，刚才看了这个短片，就是任志刚先生说，香港是非常自由，非常开放的，我们这里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内地的政策，是不是就是，我们只说我们在做什么，而忽略了香港那边需要做什么，他们需要做点什么。

郭万达：
但是我觉得恰恰是因为香港是很自由，很开放。如果我们跟香港确实是合作了，对接了，怎么样用刚才一开始第一节提到的，怎么样能够去防范风险？我的感觉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有两点，我觉得可能我们要深入思考。我们研究团队在参与全面的立法，前期研究的时候，我们也反复在讨论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深圳和香港之间，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就我们讲的，八个字，“积极审慎，有序渐进”，加上三个字，叫“技术性”开放。从国家层面上来看，开放肯定是个战略性的安排，我很赞成，深圳做这个开放不是为了深圳，实际上是探索，一个国家怎么去做。但是这个战略安排下，跟香港之间的制度安排，我的理解就是个技术性的问题，技术性怎么样去打通，怎么去打通这个环节。恰恰金融要去打通的话，我觉得刚才你提到的，第一，从香港角度来看，从监管也好，从各个角度来看，怎么样能够把这个闸门能够看住，否则的话，我们对香港一开始，马上就开放。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前期研究的时候很注意，怎么样我对香港开放，又不意味着对全世界马上又开放。第二个我们觉得，感到很重要的问题要讨论的，就是深港之间我们的经济，我们是互补的。但是又有这个问题，包括我们去香港调查也好，包括我想包括内地，包括北京的一些学者也都认为，你是不是深圳沾香港的光？香港比较发达的，是吧。以我的看法很重要的是一个经济上的互补，包括市场，我觉得比如在资本市场上，我始终认为相互之间它是有很多可以互补的。在其它的金融体系中，我觉得很多是可以互补起来的。所以在这点上，我的看法是怎么样能够使得深圳和香港之间，既能够双赢，同时又能够技术上去做一些探索，这个探索对国家来讲，又是一个战略层面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我觉得我们做到这两点，我觉得这个事就有意义，就值得一做，即便是有风险，我觉得也值得去冒（险）。

朱文晖：
你刚才说到要看香港那边怎么想。很多事情，比如说，像“金融促进条例”，是深圳市已经提出来了，已经通过立法程序，那么就要实施了。那么我现在就比较关心，陈昌华先生，因为他长期在香港的金融界服务，而且是做过多个大银行的中国部的主管，那么您觉得看完这份东西之后，您觉得从香港的业者的角度来看，您觉得哪些东西是可以突破，从一个大的框架下，或者从一个具体的情况来看。

陈昌华：
比如说，我觉得有一些就是，比如说银行间，比如说允许两地的银行比较容易开分行，那些实际上是比较容易解决。

朱文晖：
也有制度安排了。

陈昌华：
那个很简单，比如说，香港的金融证券交易所跟深圳的金融证券交易所，可不可以有一个互相持股的一个关系。然后金融制度上，资本市场放上，就是刚才郭先生也说过的问题，实际上怎么能让它安全的开放呢？这样说吧，实际上两地的监管，现在心里面都没有底，所以最好找一些小的事情上先开始做，可控性比较高的，试一下，做一下，因为很多问题，很多监管的问题，只有在一边做的时候，你一边才发现出来的。我们现在在那个东西还没有出来以前，我们坐在这里想，实际上很多东西想不出来的。
我觉得另外一块深圳跟香港可以有一个合作空间是B股，深圳的B股。你想一下实际上那个完全不牵涉资本市场的控制，深圳的B股都是以港币来计算的，比如说让深圳B股在香港有一个这方面的挂牌，我们就让一批相当好的公司，比如深圳B股里面有一些相当好的公司，有一个国际融资平台，那个也不牵涉任何的一个资本账户的时候，一下子也可以在这些小的领域上，先找一些突破口。因为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在这么重要的问题，金融开放这个问题，大家看得比较重的时候，你要去在脑袋里面想一个很大的宏图计划出来，让全国同意，这根本就不可能。我们找一个争论最小的小的领域拿出来试一下，成功就成功，不成功也无伤大雅的。

王梅：
其实大家都讲得很细了，条例中提到的深港金融合作的内容其实也非常非常地多，比如深圳将支持香港发展人民币业务，建设人民币离岸结算业务中心，同时支持深圳香港两地的银行开展多种形式合作，逐步形成同城化。还有深交所和港交所将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动两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同时还要拓宽两地在保险市场上的合作范围，积极探索双方在业务合作培训后援服务外包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等等等等。应该说涉及的内容非常多。郭院长，您认为是不是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涉及这些条例的时候，它都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的？

郭万达：
我觉得首先一个，确实在研究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在前期研究的时候，每一个环节都在讨论，第一就从监管的角度上看，哪些东西是可控的，哪些东西是不可控的。所以，现在注意到这个条例，它只是提出到一个原则性的意见，是一个促进条例。比如说刚才讲到的，比如在资本市场上，在银行之间的拆借上，在银行货币的一些结算方面，各个方面，包括保险业务，其他各个领域里面，我觉得无论是从民间也好，机构也好，都做了很多方面的一些探讨。我的认为有两点，我想强调一下，一个就是说，相互之间的这样的关联我的感觉它已经有基础了，实际上已经大量的，大量地已经民间已经在发生了，因为市场有这个需求，它已经在做这个事。比如说我们讲股票，这已经是都知道了，为什么有港股直通车？很多人在买卖，香港那边也有，话说回来，它就像地道战一样，它已经有通道在那，这个通道我们知道，这个通道只不过它是暗的，现在我们把它调查清楚了，我在制度上我能不能把它变成一个明的？那么我可以去管制它。
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必须注意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两地的机构之间，我觉得包括政府层面上，确实已经深刻认识到，这样一个相互之间的叫互联互通，相互之间的来往，制度的安排，它毫无疑问，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壮大两地的市场。不是说，我光是我好了，或者你不好了。不知道陈先生同不同意我这个观点，很多的香港的金融界的人很看好深圳，真的这么多好的企业，这么多的上市的资源。话说回来，我们的银行，我们本地的银行的发展也都很好，所以你看，包括在这个条例里面特别强调一点，怎么支持香港，香港的本地银行怎么样到深圳来发展。那么我们深圳，我们的外资银行的比例肯定不如上海，但是港资银行在中国的比例是最高的。但是你现在，很多银行发展还不够大，那么怎么去发展大，而且又有这么多企业的支援，那么用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让大家共同去分享。

王梅：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本期节目就要结束了。在下一期节目中，郭院长和陈先生还要继续探讨深港金融合作的问题。另外，深圳证交所的宋丽萍总经理，深圳发展银行党委书记、特别顾问王骥先生，还有“博时基金”的首席策略师、混合组投资总监杨锐先生，将对深圳的金融发展进行深入的讨论，我们下周见。

[片尾]
深圳市人大计划预委会副主任委员 董国强：
这个条例呢，一共十章五十条，基本上是深圳中长期发展的一个纲要，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这个条例如果说有特点的话，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抓住了我们深圳金融业发展的两个优势，一个优势就是毗邻香港，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深圳，金融创新的这样一个环境。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就是我们这个条例，是全国第一个金融发展促进条例，那么这个条例按照《立法法》的规定，它不能够规定，中央监管部门的权利和义务，主要是整合我们地方政府的资源。比如说土地、规划、金融布局、包括金融生态环境等等，来促进我们金融业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就是这个条例，既然它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所以政府根据这个条例，还要制定若干个规章和出台若干个优惠政策，来促进我们金融业的发展，主要就是这么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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