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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滩文化演讲稿
魅力贵州之沙滩文化
贵州北临巴蜀、南接滇贵、东连荆楚，文明渊系炎黄，但历史载有李白流放夜郎，刘禹锡被贬播州，王守仁贬龙场驿等故事，长期以来贵州竟被视为化外蛮荒之地，逐客流放之所，贫穷落后，瘟疫横行，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两银，诚如非人所居之域。
今天XX省简称“黔”或“贵”。位于东经103°36″—109°35″、北纬24°37″—29°13″之间，全省总面积为17.62万平方千米，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8%，2006年，全省辖9各市（州、地）、88个县（市、区，特区），省会为XX市。
其实，贵州的文化一直都在一个村庄中延续——
在贵州的XX县区的禹门乡有个方圆不过10里的小山村，名为沙滩，距XX县区政府所在地不过70里，这里气候温润，适于农耕。乐安江流灌全村，江中有长约半里的沙洲，名为琴洲，沙滩由此得名。蜿蜒而来的江水，到这里成为一条澄碧的带子，开阔的江面上，静卧着两岸缓坡河滩上的良田沃土，滋养着散居在苍松翠柏、茂林修竹间的几十户人家。村中田土肥沃，一年稻麦两熟，旱涝无忧，江中鱼鳖繁衍，堪称鱼米之乡。农闲时节，江面上会泛起几只小渔船，撒网捕鱼、耕田读书的生活，在这个村庄延续了四百年。这里民俗淳厚，世代注重耕读，成为沙滩文化的摇篮。
晚清以后的一百多年间，这里走出了几十位文人学者、两位外交官和大批有作为的官吏。学者们的研究领域极其广泛，从经学、文字学、版本目录学到地理学、天文学、农学、医学，都有颇高造诣。人们把这个学者群的成就，称为沙滩文化。一些长期研究它的学者认为：沙滩文化的出现，在贵州文化史上是一个奇迹。
继绝学、举逸民，其为盛世文化之先兆乎。文化的沙滩之所以积淀为“沙滩文化”，既是历史的议题，也是时代的意蕴。此中殆涵继举之义。当然，此之所谓沙滩，非当年北京大学红场外之沙滩，而是位于西南崖疆贵州遵义乡下乐安江畔的一个山村。前者显位京师，是为北京大学的民主广场，自“五四”以来，孕育不少为科学献身、为民主殉道的先驱。后者僻处西南乡野，发祥于乾嘉，而丰沛于同光之际的黎、郑、莫三家学术世家，以郑子尹、莫友兰、黎庶昌为代表，师儒一代，沾溉百年的文化群体。
抗战时期，浙江大学迁居遵义，其史地研究所张其昀教授集思广益编撰《遵义新志》，关于沙滩，曾作经典性的评述：“黎恂字雪楼，嘉庆十九年进士（1814年），官浙江桐乡县知县。XX省素为人文渊薮，颇广见闻。尝曰：人以进士为读书之终，我以进士为读书之始。归黔后以廉俸万金购置书籍。郑珍（子尹）以甥行，莫友芝以年家子，皆从恂治朴学……其后，珍与友芝蔚为一时宗师，西南巨儒。侄庶昌，字莼斋，师事曾文正公，从事经世之学。郑莫黎三家，互为婚姻，衡宇相望，流风余韵，沾溉百年……故沙滩不特为播东名胜，有清中叶曾为全国一知名之文化区。”“沙滩文化”的定位，从此获得文史学家的公认。这里所说的沙滩文化，是指狭义的文化概念，并不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成就，单以学术文化而论。
贵州遵义沙滩文化群体贵州遵义沙滩文化从明末到清末沿袭了三百余年，尤其到了清代嘉道咸同之际，涌现了以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为代表的数十名文人学者，其著述达221种，2000余万言，内容繁多，成就非凡。沙滩文化的名流学者包括黎、郑、莫三家祖孙五代。他们崛起于穷乡僻壤的贵州遵义山区，史称他们“学究天人，识通古今，著述宏富，义理深醇，在有清一代的著作界占有极重要位置。”
沙滩人才众多，各有其独特成就，而以郑珍、莫友芝、黎庶昌最为杰出。
郑珍（1806-1864）字子尹，号柴翁。他9岁入书院，13岁涉猎史汉百家之书，在外祖父黎氏藏书的锄经堂中博览群书，纵观古今，涵泳学海，成为青年饱学之士。17岁中秀才，食廪、拔贡，深受贵州学政程春海赏识，特赐号子尹。郑珍仕途并不顺利，30岁才考中举人，会试屡次落选，只能回乡从事著述，36岁时应遵义知府平翰的邀请，与莫友芝合篡《遵
义府志》，梁启超曾誉为“天下第一府志”。1864年，郑珍以口疾逝世，终年59岁。
郑珍一生四次担任小县学官、多次主讲书院，为遵义府编篡府志所得薪俸，都很微薄，学养深厚而一生贫困，学术著作上却光耀千秋，令人钦佩也令人感慨。他的著作有《遵义府志》、《播雅》、《巢经巢诗集》、《仪礼私笺》、《巢经巢经说》以及《说文逸字》等35种，仅刊行18种，已有250万字，从而赢得″西南巨儒″的美誉，在清史《儒林》及《文苑》中都有传。
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比郑珍小5岁，生于贵州独山，随父亲莫与俦来遵义，与沙滩黎、郑子弟交游，又特别和郑珍交厚，切磋学术，最后成为金石、目录名家。他17岁中秀才，21岁成举人，三次赴京会试不第，蛰居遵义。与郑珍合纂《遵义府志》初露才华。他潜心学术，搜藏典籍，在研究版本金石目录方面自成一家。1847年赴京会试时，在书肆与曾国藩相识，谈道论文之后，惊为“不意黔中有此宿学”，遂治酒订交并引荐一时名流，莫友芝因而名满京华。1858年，莫友芝已年近50岁，功名未就，漫游武汉、安徽怀宁等地，曾入胡林翼及曾国藩幕府，受到礼遇。莫友芝遍历上海、苏、杭、扬州，结交名人硕彦，担任过书局选本、校刊工作，写成金石目录等几部专著，有很高学术价值。他的书法，与何绍基齐名。1871年死于扬州途中，终年61岁。
莫友芝一生不名一官，而以学术著作蜚声士林，名垂青史，与郑珍并称“西部巨儒”，同入清史《文苑》、《儒林》传。
黎庶昌（1837-1898）字莼斋，是郑珍的表弟，为沙滩三位杰出人物之一，其事业成就在郑、莫之上。他受知于曾国藩，为清代散文名家，并且是贵州放眼世界介绍西洋文化的第一人。庶昌6岁丧父，21岁为廪贡生，北上顺天应秋闱考试，两度落选而困居京师。他任过知县、知州，管过河工，负责过税务，都展露才华而未见大用。光绪帝登极，开展外交工作，庶昌得随郭嵩涛出使西欧各国，先后到过德、法、美、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留心考察，写成《西洋杂志》一书，介绍各国的内政、外交、社会及经济见闻，希望有所借鉴。后两次任出使日本大臣，以学术文章结交日本朝野名流，受到王室礼遇。归国时，日本天皇特赐一等旭日绶章，朝野盛宴饯别，多年仍为日人怀念。在日本收罗我国古籍26种，刻印《古逸丛书》200卷，也购买很多书籍回国。后任川东兵备道，公余兴学育才，保送人员赴英德留学。中日甲午战起，他率先捐俸助饷，闻战败，遂忧愤成疾，病重回乡逝世，享年61岁。
郑、莫两人同属“宋诗派”，其中郑珍的诗歌可视为清诗史上一流的作品。他反映现实生活的诗作，内容丰富，感情真挚，给予老百姓由衷的同情，而他描写贵州山水的作品，对贵州独特的溶洞景观，以及奇峰怪石、急流险滩等，都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别具特色，对有清一代的诗人产生了重要影响。
黎庶昌则以散文著称，尤其是他担任外交官期间写作的《西洋杂志》一书，相当全面地反映了西欧多国的政教文风和世俗民情，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
沙滩文化遗产的精华在于：坚持办学；刻苦学习；购求图书、遗惠后人；积极吸收外来文化，勇于革新开拓。一个僻处西南的山村，能培育出众多经世治国之才，五代连绵，学术文章冠冕一代，使中原人士刮目相看，这绝不是偶然的奇迹。沙滩文化培育的人才，其成就对贵州乃至全国影响深远的，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学术成就上涉及众多门类。郑珍及其子郑知同，治经学、文字学，在晚清独树一帜；莫友芝专精金石目录版本之学，国内独步；方志学在沙滩可称师承有自，从黎恂的《XX县区志》开始，有郑、莫的《遵义府志》，莫祥芝的《上元县志》、《江XX县区志》，郑珍的《XX县区志稿》、黎庶昌的《青浦县志》，郑珍、赵懿的《XX县区志》等系列志书，体例章法都是后世楷模，在存史、资治与教化上流芳史册。汉学宋学在贵州的发扬光大，更是沙滩文化不可磨灭的功绩。
二、在著述上，沙滩五代学人，以其丰富的学识，深厚的功底写下了各类不朽之作153种，已刊的80种就达1200万言，涉及经、史、子、集四部。这些著述占清代贵州著述的三分之一，“江山文藻、一省之光”。特别难能的是这些著作都产生在当时战乱频仍的贵州山区，这些作者竟能在饥寒交迫甚至颠沛流离中写出极具学术价值的皇皇巨著，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在私家著述中是少有先例的。
三、在教育工作上，沙滩世重耕读，又热衷办学育才。从黎恂开始，在外为官的沙滩人都热心购置书籍，以丰富的精神粮食充实子弟，造就几代笃学人才。这些人才，曾在省内遵义、贵阳、黔东、黔南、黔西南、黔西北许多府县书院讲学，还在省外山东、浙江、云南、四川、天津等地办学堂，资送人才到英、法、日等国留学，真可称桃李满天下。
四、在艺术上师法自然，刻意求工，书法绘画卓然成家；文学创作上昂扬奋发、揭露时弊、歌颂光明、关心民生疾苦、心系国家安危，虽然都有其封建文化的局限，但大量的创作成果，仍不失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对后世作家都有所启迪。
五、崇尚科学与面向世界，因应时代潮流，扬弃儒家的封建保守思想，努力认识世界，着眼于吸取西方科学文化以改变自己的国家，黎庶昌实是贵州放眼世界的第一人，他的《西洋杂志》希望移风易俗，启迪民智，振兴国家；向清廷上书建议“酌用西法”的七大措施，都是富国强兵、救国救民的重要意见。
六、关心地方生产，着眼于兴利富民，郑珍总结农村栽桑、养蚕、巢丝、织绸的专门技术，写成《樗茧谱》一书，刊行流播全国；其女郑淑昭还在四川大宁亲自教授农民养蚕致富。仁者爱人，这是沙滩文化的另一种影响。
“贵州文化在遵义，遵义文化在沙滩”，这句话高度概括了沙滩文化在贵州的地位。总之，沙滩文化内容丰富、门类众多、影响深远，不但是贵州文化的奇葩，也是中国文化的宝库。他们垂范后世，泽及千秋，这种穷且益坚、胸怀壮志的伟大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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