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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对我的教育
　　 周海婴
　　我竟斗胆地把那架父亲特意为我买的留声机也大卸开了，弄得满手油污，把齿轮当舵轮旋转着玩，趣味无穷
　　父亲特地白天陪我去观看一次
　　听母亲说，父亲原先不大喜欢看电影。在北京期间不要说了，到了广州，也看得不多。有一次虽然去了，据说还没有终场，便起身离去。到上海以后，还是在叔叔和其他亲友的劝说下，看电影才成了他惟一的一种娱乐活动。
　　我幼年很幸运，凡有适合儿童观看的电影，父亲总是让我跟他去观看，或者也可以说是由他专门陪着我去观看。有时也让母亲领着我和几个堂姊去看《米老鼠》一类的卡通片。记得和父母一同看过的电影，有《人猿泰山》、《泰山之子》、《仲夏夜之梦》以及世界风光之类的纪录片。
　　看电影一般不预先买票，碰到喜欢的片子，往往在晚餐以后即兴而去。或者邀请叔叔婶母，或者邀请在身边的其他朋友，共同乘坐出租汽车去，当时汽车行就在施高塔路(现山阴路)路角，去人招呼一声，就能来车。车资往往一元，外加“酒钱”两角。因为看的多是九点的晚场，因此对我来说，出去的时候兴高采烈，非常清醒，等到回家时，已经迷迷糊糊，不记得是怎样脱衣，怎样上床的了。
　　由看电影进而看马戏。有一次，在饭桌上听说已经预购了有狮虎大象表演的马戏票，时间就在当晚，我简直心花怒放，兴奋不已。因为那是名闻世界、誉驰全球的海京伯马戏团演出。按常规，我以为这回准有我的份儿，就迟迟不肯上楼，一直熬到很晚，竖起耳朵在等待父母的召唤。谁料父亲考虑到这些节目大多为猛兽表演，且在深夜临睡之前，怕我受到惊吓，因此决定把我留在家里，他们自己从后门悄悄走了。当我发现这一情况以后，异常懊丧，先是号啕大哭，后是呜咽悲泣，一直哭到蒙蒙地睡去。父亲知道我很难过，和善而又耐心地告诉我上述考虑的意见，并且答应另找机会，特地白天陪我去观看一次。因而1933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就有这样一条记载：“午后同广平携海婴观海京伯兽苑”。这“兽苑”里面，只是关着的动物，我们参观时没有什么表演，只看了一些马术和小丑的滑稽节目不过这对于我，已经是如愿以偿，以后也就不再成天噘嘴嘟囔不休了。后来听说这个马戏团去美洲途中，在海上遇到风浪（一说船上失火），连人带兽，全部沉入海底，无一幸免。
　　从《日记》推算起来，我当时只有四岁多一点。时间虽然过去了60多年，但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很深。由此可见，父亲为了我的身心健康，是何等煞费苦心。他的慈爱之心，至今仍时刻在温暖着我，也使我认识到如何才能当一个好父亲。
　　我是个玩具破坏者
　　曾有许多人问过我，父亲是否像三味书屋里的寿老师那样对我教育的？比如在家吃“偏饭”，搞各种形式的单独授课，还亲自每天检查督促作业，询问考试成绩；还另请家庭教师，辅导我练书法、学乐器；或在写作待客之余，给我讲唐诗宋词、童话典故之类，以启迪我的智慧。总之，凡是当今父母们想得到的种种教子之方，都想在我这里得到印证。我的答复却每每使对方失望。因为父亲对我的教育，就是母亲在《鲁迅先生与海婴》里讲到的那样，“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
　　我幼时的玩具可谓不少，而我却是个玩具破坏者，凡是能拆卸的都拆卸过。目的有两个：其一是看看内部结构，满足好奇心；其二是认为自己有把握装配复原。那年代会动的铁壳玩具，都是边角相勾固定的，薄薄的马口铁片经不住反复弯折，纷纷断开，再也复原不了。极薄的齿轮，齿牙破蚀，即使以今天的技能，也不易整修所以，我在一楼的玩具柜里，除了实心木制拆卸不了的，没有几件能够完整活动的。但父母从不阻止我这样做。对我“拆卸技术”帮助最大的就是瞿秋白夫妇送的那套“积铁成像”玩具。它不但使我学会由简单到复杂的几百种积像玩法，还可以脱离图形，自我发挥想像力，拼搭种种东西。有了这个基础，我竟斗胆地把那架父亲特意为我买的留声机也大卸开了，弄得满手油污，把齿轮当舵轮旋转着玩，趣味无穷。母亲见了，吃了一惊，但她没有斥责，只让我复原。我办到了。从此我越发胆大自信。一楼里有一架缝纫机，是父亲买给母亲的，日本JANOME厂牌。我凭着拆卸留声机的技术积累，把它拆开装拢，装拢又拆开。
　　父亲总是叹息一声勉强让步
　　在我上学以后，有一次父亲因我赖着不肯去学校，用报纸卷假意要打屁股。但是，待他了解了原因，便让母亲向教师请假，并向同学解释：确不是赖学，是因气喘病发，需在家休息，你们在街上也看到的，他还去过医院呢。这才解了小同学堵在我家门口，大唱“周海婴，赖学精，看见先生难为情……”的尴尬局面，友好如初。我虽也偶然挨打骂，其实那只是虚张声势，吓唬一下而已。父亲自己给祖母的信中也说：“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又说：“有时是肯听话的，也讲道理的，所以近一年来，不但不挨打，也不大挨骂了。”这是1936年1月，父亲去世前半年，我已将七岁。
　　叔叔在他供职的商务印书馆参加编辑了《儿童文库》和《少年文库》生物方面的丛书，每种几十册。他一齐购来赠给我。母亲收藏了内容较深的少年文库，让我看浅的。我耐心反复翻阅了多遍，不久翻腻了，向母亲索取少年文库，她让我长大些再看，而我坚持要看这套书。争论的声音被父亲听到了，他便让母亲收回成命，从柜子里取出来，放在一楼内间我的专用柜里任凭选阅。这两套丛书，包含文史、童话、常识、卫生、科普等等，相当于现在的《十万个为什么》，却着重于文科。父亲也不过问选阅了哪些，或指定看哪几篇，背诵哪几段，完全“放任自流”。
　　父亲给祖母的信里常常提到我生病、痊愈、顽皮、纠缠、读书和考试成绩等情况，有时还让我写上几句。从存留的书信墨迹里，在信尾尚有我歪歪扭扭的个把句子。我当时是想长长地写一大段的，表达很多心里话，可惜一握笔便呆住了。在1935年1月16日的信里，父亲写道：“海婴有几句话，写在另一张纸上，今附呈。”
　　父亲写信经常是用中式信笺，印有浅淡的花卉、人物和风景，按不同亲疏的朋友亲属选用。如遇到父亲写信，我往往快速地从桌子倒数第二个抽屉里挑选信笺，以童子的爱好为标准，挑选有趣味的一页。父亲有时默许使用，也有感到不妥的，希望我另选一张，遇到我僵持不肯，相互得不到一致时，他总是叹息一声勉强让步的。偶然父亲坚决以为不妥的，那当然只有我妥协了。据悉有一位日本仙台的研究者阿部兼也先生，他最近专门分析父亲信笺选用与收件者的内在关系。遗憾的是他不知道内中有我的“干扰”，使研究里渗进了“杂质”。在此，我谨向阿部先生表示歉意。

　　■选自《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