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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心得(1) 老一代中国人说“毛主席领导我们翻了身”（指政治解放），他们有最爱讲的一句话：“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新一代中国人说“邓小平带领我们奔小康”（指经济解放），他们也有一句话：“只有市场经济能够救中国”。究竟谁说得对。 上述重大理论问题，我们能从胡锦涛同志在今年7月中央党校高级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中获得精辟完整的答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创了中国今天的发展局面。中央再次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概念，可以把中国几代人的心凝聚在一起。 已经充分享受改革成果的中国主流阶层很多人永远不忘邓小平。但是，很多人“牢记”的邓小平却并不是完整的邓小平，仅仅是“改革开放的邓小平”。其实，完整的邓小平所一贯坚持的立场和方向，包括许多方面： 坚持改革开放，把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视为第一要务。 坚持党的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坚持波浪式脱贫致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走向“共同富裕”“如果中国出现两极分化，我们的改革开放就失败了。” 今天，当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央高层以成熟的政治决策和扎实的行动继承着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们树立起了一个完整的邓小平形象时，我们才敢告诉公众：邓小平生前曾经像重视“生产力标准”一样，两次提到改革开放最终是否成功的“衡量标准”，即是否两极分化问题。这是他生前最大的未了心愿。 2001年，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出现局部方向性失误的关键性阶段，各种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突出。我作为一个从80年代初就一直参与改革开放，但此时却未享受改革成果的普通公民，在所生活的环境里，总有刚刚被提拔到领导岗位的青年人教育我：“改革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不应该对改革开放的成果有任何怀疑。”听起来似乎只有享受改革成果的人，才会真正拥护邓小平。而我知道，今天的社会，包括整整一代人是在“文凭学历出现断层”时，为时势需要所成就的“改革自信”，阔步进入了主流社会，他们可以颂扬改革（包括失误的改革），却未必能真正理解邓小平；他们能够被邓小平开创的新时代所信任，却未必能沿着邓小平理论走下去。面对中国厚重的人文历史和西方市场经济的早期成功接续100多年的教训然后是50多年的成就积累，而想真正搞懂中国的改革，显然，只靠博士学历还差得很远。在当今的社会主流中，“社会主义”（政治头脑）和“市场经济”（经济头脑）相结合的理论及其坚定信仰，许多人还不具备。 明年，中国改革开放即将走过30年。30年，是值得大庆的年份。而在“30大庆”将到来的2008年，中国新一代主流阶层最需要回顾30年，最需要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理论问题回顾好、总结好。 作为普通公民，能否有资格写出30年改革开放的学习心得与中国主流阶层共商讨。大家一起抚胸询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真的都懂吗。建设和谐社会的进步主张我们真的有思想准备吗。 第一，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因素问题。市场容量是决定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第一主因，企业机制改革占居第二位。上个世纪80年代的10年和2003年以来5年间，gdp的两位数或接近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与93年之后的较低增长及其长期经济紧缩这三个阶段相比较，有两个阶段处在我国市场容量被中央的好政策显著扩大的阶段。第一个10年，改革从农村起步，亿万农民有了可支配收入，拉动了工业企业的持续高速增长。近5年，各项免税和补贴再次保障了广大农民和城镇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提高，经济紧缩被打破，全国工业企业利润获得大面积、大幅度增收。而94年到2002年情况正相反，那时中国把经济增量的主要希望寄托在企业体制机制改革和增加财政赤字上，恰恰这一阶段，忽视了9亿农民税费负担过重、城市失业群体和贫困群体剧增，就学、医疗、住房三项制度改革又挤压了国民可支配收入，导致全国普通消费市场容量被急剧压缩。此时，再好的体制机制，在没有市场容量的环境中竞争，企业利润既要摊薄，竞争环境也会恶化。 由此想到的经济理论问题是。市场竞争力对应着市场包容量；企业适应市场导向的机制改革对应着政府适应市场规则的职能转变；经济发展对应着环境支撑；资本增长速度对应着资本扩张空间；生产力水平提高对应着社会和谐制度安排。总之，经济发展的主观原动力对应着经济发展的客观原动力。年产1000万辆汽车的产能，需要能源来支撑社会保有容量，需要更多民众的可支配收入来支撑市场交易容量。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仅是综合国力的总的反映，更重要的，是市场容量的客观拉动。 当市场需求自然存在着巨大空间时，我们把企业体制机制改革视为经济增量的第一因素；当国际国内同业竞争中的企业需要挤垮对手时，我们把企业竞争实力视为企业生存的第一因素。在立足企业的微观领域，不能否认上述前提条件；而在宏观领域，市场容量则自始至终是gdp增量的第一因素。中国主流阶层都应该想一想：在什么样的制度条件下搞市场经济，市场容量才会出现同一时期内的最大容量。 第二，开拓市场容量的基本方向。“共同富裕”、“科技创新”和“外向开拓”是不断扩展中国经济市场容量的三个基本方向。其中，波浪式推进共同富裕创造的市场容量最大。 让最广大民众可支配货币逐年获得增量（即满足最广大民众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可以直接促成市场需求空间得到广阔的横向扩展，使就业率大幅提升。比如：200万元款作为救灾帮困资金发放到2万灾民手中，人均100元。半年之后没有花完100元的人占不到1。同样200多万元款成为某房地产开发商当年纯收入，一年之后，这位老板用于个人消费50万元（主要是购车等高档消费），其余150多万元均为私人现额积累，而新开发项目资金仍来自信用抵押的银行借贷。可计算出：当200万元财富分别为贫富悬殊的1人和20000人所有时，能够实现的购买力比例大致是50199x2（按一年期），高档商品的购买力比例则是5000000。贫富差别过大，是发生经济紧缩和经济结构性矛盾的主因，是可以导致最广阔领域普通消费市场停止增长的主因。只有把经济发展的总目标指向“共同富裕”，并始终牢记波浪式推进，经济增量的稳健高速才能可持续，市场容量才能被政府自觉扩展。 科技创新是纵向扩展市场需求空间的另一种方向。曾经有过的市场需求空间总会被新市场需求所替代，这是市场空间的历史性扩展。比如：30年前国人以收音机为时髦消费，20年前以电视机为时髦消费，10年前以电脑为时髦消费，如今以手机电视为时髦消费，等等。电子的发现和利用，给人类开拓了难以计数的电器市场空间（古代却没有这种市场空间）；it产业的创新和发展已经创造了每年超过120000亿美元的全球市场份额。科技创造市场需求，表现的是历史阶段性的市场新需求涌现，包含使用价值的更新换代，也包含前所未有的新市场、新需求的出现。科技创造的新市场是挡不住的诱惑。 外向开拓国际市场是第三种方向。 本文共5页：第12345页 第三，社会主义“比较优势”的确定内涵。邓小平在推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时，明确指出市场经济本身不可“以姓资姓社”而论，他说资本主义国家有计划，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搞市场。那么，“市场经济”的含义，应该主要是指依靠价值规律合理配置资源的经济发展模式问题，或经济运行制度问题。于是有人说，称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就是否认邓小平思想。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切含义是指：社会主义政治（社会）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可以把邓小平的话理解为：市场经济制度本身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它能够为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所容纳。 这就请同志们注意了。我们这30年，不是在“补资本主义的课”，而是在“补市场经济的课”，是在向搞了200多年现代市场经济的发达国家学经济，学价值规律，学市场运作手段和市场管理规则。我们不需要“补资本主义的课”。所谓“补资课”，那是曾经20多年的误解（这种误解影响了社会主流阶层的一代人）。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来就有相对于其他市场经济的“比较优势”。这个优势的最根本之点表现为：它从市场起步的一开始，就把经济运作的基本方向确定在“共同富裕”的总目标上，它从制度的基本层面上保证了中国高速发展经济应所拥有的市场容量，能被政治制度、被执政党主动调节并无限扩大。所以，经济运行制度改革的30年，中国居然能走完发达国家前100年所走的市场发展之路。如果90年代几项改革没有出现国资流失和局部方向性失误，目前的局面将会更好。 再看看资本主义制度下早期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巴尔扎克描述的时代，是自由资本主义上升的时代，生产力落后，市场空间大，所以发展很快很好。到了后来，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社会基本制度不能保证富裕群体尽快实现波浪式扩大，在生产力高度发展时，国内市场需求日益萎缩。制度矛盾，不仅导致恶性通胀，经济反复受挫，而且导致武力争夺他国市场的血腥战争此起彼伏。美国经历了长达200年的市场经济发展，（1975年）才使中等富裕群体（中产阶级）蜗牛般地缓缓达到30至此，后来的美国总统们才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执政基础。之前，哪届总统不是坐在“火山口”上当政。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做到只用美国一半或者更少时间使中等富裕群体超过50，且用不着以血腥战争抢夺别国市场来实现，而是和平实现。这就是最根本的“比较优势”。经济学领域其他“比较优势”相比这一根本优势，都是次要的。 学界不要一般厌倦“政治经济学”。政治好，经济自然会好。政治差，经济也会一败涂地。你厌倦“政治经济学”，有财团支持的张五常不厌倦，他的“制度经济学”恰恰就是政治经济学。其中许多道理是有益的，但他全面否认前辈的政治经济学则偏激，他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也不对。目前中国，没有财团支持的人表达呼声说得再对，声音也没有他的响亮。主流阶层很多人是崇拜他的。 第四，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问题。“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作的（长效）竞争机制。构建市场经济首先需要竞争与活力，中国市场经济的竞争与活力是从承认利益“差别”开始形成的。这是邓小平伟大的经济学贡献之一（获两次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够格）。西方经济理论把西方国家的竞争与活力描述的十分美好，却始终没有揭示竞争的原理是什么。令人惊叹的是邓小平，他只说了一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很快，中国就出现了至今长盛不衰的竞争机制与创业活力。没有差别就不会有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创业激情。创建多少制度来保证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的完善，都没有承认差别、保护差别、鼓励正当途径形成差别的效果更突出更明显。我们新制订的物权法，就是承认利益差别，保护公民财富差别的法律。差别要长期存在。 如果说“共同富裕”表达的是社会主义内涵，那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则表达的是市场竞争机制的内涵。两者加起来就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那么，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相适应的政治改革模式的“中国特色”又是什么。 搞市场经济，尤其是搞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要求利益差别长期存在。但是，经济利益差别不可等同于政治权利差别，如果等同，则应冠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应该承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利益团体间的经济实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话语权。然而，作为执政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则应主动均衡和调节各社会阶层的话语权，主动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经济利益差别决不与各阶层话语权、表决权在制度建设上挂钩，是中国执政党应所坚守的政治立场，也是中国比之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早期起步时，最为显著的“中国特色”。这一点，党在90年代没有把工作做好。当时，由于改革攻坚任务繁重，多数地方党委并未清晰认识到，中国100年不变的根本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制度。民众间的利益差别只是个“先富后富”的竞争制度安排问题，并不代表根本制度。而且，中国的改革是从“计划”向“市场”转轨，后富的很多人要为先富的人付出牺牲和代价，实际上先富起来的许多人，很心安理得地接受了他人的牺牲和代价。这种条件下，以先富后富和经济实力来分配话语权和参与权，是悖逆进步社会发展进程的。过去许多年，当我们看到许多地方政府以财富多少论话语权，以实力差别论参政权时，确实忧患着中国根本制度可能要变。今天，读胡锦涛的讲话，这种担忧才消除。 本文共5页：第【1】【2】【3】【4】【5】页 由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作为市场竞争机制（制度）来安排的，那么，*制度的“中国特色”就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切靠钱来说话。先富起来的人，在没有产生为多数人谋利益的政治觉悟时，他的功劳只是起到了市场竞争的机制作用，可容许他们协商议政，不能容许其代表狭隘的富人利益参政执政。如果某人某利益集团财富多、实力强，即可认定为参政执政条件，那中国就不再可能是改革开放不可逆转，而是两极分化不可逆转。权力的背后完全被财团操纵的黑暗就会笼罩中国；财富加权力，可以无休止膨胀既得利益。人大代表和国家管理者必须具备的条件是：既要承认差别鼓励竞争并善于保护富人利益，更要争取为更多民众谋利益。胡锦涛为核心的执政集团已经成熟地把握了正确的改革方向。 创造竞争与活力社会的“差别”如果被无限拉大，又会导致竞争丧失，活力消亡。西方世界在经济受挫的无数教训中才明白需要制订反垄断法、反暴利法。邓小平既懂得市场经济需要差别、竞争和活力，更懂得怎样发扬社会主义的“比较优势”和主动避免西方国家所走过的100多年的弯路。 第五，“初级阶段”的环比定位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承认差别、保护先富、激励竞争的阶段，这是初级阶段的经济状况所决定、所需要的。初级阶段，我国与西方国家相比较，主要落后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市场规则不完善。在运用市场手段发展经济上，中国需要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也不是资本主义高级阶段。我们的“初级阶段”比西方国家不是所有方面落后，除了市场经济经历不久，综合国力尚且落后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根本的制度保障则超越了西方任何市场经济国家所经历的漫长演变过程。比如：我国从发展市场经济起步开始，就被邓小平明确：波浪式推进脱贫致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这样为着13亿人的福祉所开辟的市场经济发展之路，自然就创造了市场容量可以伴随经济增量和财富积累而不断扩容的经济奇迹。30年间，我国gdp的平均增速令世界感到心跳和惊讶。 为什么美国会有人提出“谁能解释中国经济奇迹谁就应该获得诺贝尔奖”。因为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不可能创造的奇迹。依靠“经济学帝国”的理论解释不了，只有中国人自己发明的经济学理论才能解释：一个为13亿人的福祉发展市场经济；一个为资本扩张本性建立市场经济。一个以“人”为本，把资本本性用为手段；一个以“资”为本，把人才人性视为手段。一个为了多数人的脱贫致富而引入市场机制；一个为了资本的高速积累而推动市场发达。两种道路，两种思路，可以殊途同归，都能为市场经济的发达做出贡献，区别在于：看谁走的弯路多。看谁的发展模式更健康。看谁能用最快最短时间实现共同富裕。 任何国家的基本制度都挡不住社会进步潮流。西方国家在一次次经历恶性通胀和经济萧条之后，也逐渐懂得要把一部分财富通过二次分配或福利政策转移给穷人，这样可以激活滞涨的经济。在这种被动的扩大市场容量的过程中，西方国家走了100多年的弯路才发展到目前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即：主张反垄断、反暴利，主张中产阶级群体扩大，主张更人道的社会福利，主张慈善事业惠及和救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如今，说西方社会制度好，还是社会主义好。类似简单比较已经不能所以然了。 但是，有着坚定信念的邓小平看到的时空变迁是：西方国家落后的基本制度挡不住社会进步潮流，这些不合理的基本制度正在发生着渐变。所以，当有记者询问“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会不会改变”时。邓小平回答：“50年不变。”记者追问：“50年以后变不变。”他回答：“50年以后就不用变了。” 他相信。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制度渐变方向，都要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变，即使开始是从资本本性起步，最终，也都要为多数人的福祉推进和发展市场经济。 第六，价值规律与市场信号的权威性问题。搞市场经济，须从理论到实践重视价值规律或市场信号的权威性。今天，中国主流阶层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市场规律”挂在口上，写在文中，用在决策领域里。人们常以“你不能违背市场规律”的警言相互武装着应所具备的市场头脑。其实，所谓顺应市场规律也就是尊重价值规律、尊重市场信号的权威性。但这里，笔者却要指出：价值规律或市场信号在贫富差别悬殊、两极分化的市场条件下，对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是叛逆的、反科学发展的。比如，中国的房产价格为什么能在无数人买不起房、租不起房的国情下，始终保持居高不下的涨幅局面。因为，再高价格的房产也有不怕贵的人买得起，有高档需求才会有高价市场。当全国每年大约2亿人望房兴叹时，实际上每年只要有2000万人既期待购房升值，也拥有财力储房，中国的房地产商就能保持良好的成长性。这是一种脱离基本国情和经济基础的“天堂市场”信号。 本文共5页：第12345页 我们很遗憾，国家发改委今年派出的房产价格调研团队却根据市场信号的权威性，得出了“尊重市场规律，暂缓治理房价”的结论。起初雄心勃勃的宏观调控愿望，为顺应“价值规律”而不了了之。实际上，两极分化的市场应该有制约两极分化的对策。比如，同样用市场手段把“天堂市场”助推到更高的天堂中去那里有嫦娥还要再买一座“广寒宫”，那里有王母娘娘需要重建“新瑶池”，炒作空间很大。也就是说：鼓励和允许非经济适用房大幅度涨价，同时针对非经济适用房赋加重税，任其圈住部分人去快乐演绎“天堂价格”；把税收增加部分补贴给愿意造低价房薄利多销的开发商。这样在天堂演绎“天价”，对“人间”多少还有贡献，且悖逆国情的市场信号也会减弱。而最怕的是，不做市场区分的房产加税，弄的穷者愈穷，富者愈富。 我国的市场经济将在很长时期内要同时关注和区分两种市场。一是“天堂市场”，二是“百姓市场”。把“天堂市场”用为手段，把“百姓市场”视为根本。希望发改委在至少20年内采纳“两种市场”的构想，把宏观调控做得更好。 第七，“资本效用决定论”的几个观点。资本效用决定论，是我2004年提出的观点。当时因这一观点的提出，被经济学博士视为“没有经济学常识”的人。我知道，当时社会主流学者们都在埋头论证“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错误，因为驳马克思很难的，驳得头晕时自然会把“资本效用”问题与“价值效用”问题混同起来，以为是我缺少常识，把基本概念搞错了。 我没错。我提出的“资本效用”是对应“资本数量”占有权的概念，是属于所有制多元化领域中的理论问题，不是劳动价值方面的问题。我是针对怎样正确理解邓小平为什么提出企业资本占有方式不可以“姓资姓社”而论的思想提出的新理论。2005年，我把上述理论问题写成资本效用所有权理论纲要，挂在自己的博客网站上。主要包含如下观点： 1.资本效用包括自然资本效用、自由资本效用和制度资本效用三种效用内涵。 2.资本效用包括“以资为本”和“以人为本”两种基本的资本效用方向。.西方世界传统的资本占有方式，是把资本数量占有与资本效用权占有，合二为一的。这样的私有制正是马克思痛击的私人占有制，它听命马克思敲响的“丧钟”，已经在西方世界基本死亡。代之而起的是资本数量占有权与资本效用所有权被分离，前者为私人占有，而资本效用所有权则被分置为国家、人民和个人三者所有。.美国改变“资本效用完全私*属”的状态，是通过建立健全资本效用制度，即完善市场经济规则来实现的。属于资本效用所有权被分置的经济制度很多，主要包括：私人资本进入领域一部分由国家管控；禁止资本效用本性无度扩张（反垄断制度、反暴利制度）；建立一套完整的企业社会责任体系，使资本效用在“资本”与“人本”之间优先实现对公众负责、对环境负责、对国家负责，对员工负责，即追求“文明利润的最大化”。等等。.资本的本性是没有道德的。资本数量权属与资本效用权属若被分离和分置管理，资本就是“万福之源”，反之，则是“万恶之源”。如今的西方国家，与马克思痛击的“血腥资本时期”已经大不相同，主因就是资本数量权属和资本效用权属已经被制度分离和分置，伴随制度完善，公众和国家夺取了应该归属公众和国家的那部分资本效用权属。但是，我国在进入市场经济后，各地政府由于对资本本性缺少管理经验，一上来就回到别人200年前的落后的资本占有状况（资本数量权属和资本效用权属都由业主管控），无利不图，唯利是图，导致矿难频发、环境恶化、劳资矛盾尖锐、食品药品安全无保障，甚至出现一人主持卖厂净赚2000万，致万人三年贫困，千人生活无着的现象。曾经多年，资本效用方向没有做到以人为本。 6.邓小平直觉到资本数量私人占有还是公众占有不是“姓资姓社”的根本问题，他是正确的。资本效用方向才是决定和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问题。 第八，多元经济与执政队伍的思想纯度。中国的市场经济，开创的是独一无二的多元经济体制。经济体制的多元化，影响到意识形态的多元化。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促进解放思想，推倒原有的、单一的经济体制，曾经在舆论宣传上大力强调“反对一大二公”，反对“纯而又纯”的僵化思想，这对肃清“极左”路线起到了积极作用（那时我在宣传舆论岗位，同样反对过“一大二公”和“纯而又纯”）。但是今天看来，我那些解放思想的文章少说了一句话，即：并不意味着执政党队伍的思想信仰也要“反公”，也要叛逆“纯度”，也要与经济体制一道实现“多元化”。两者必须分开。越是经济多元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国家，越要求执政党队伍“执政为民”的思想要纯洁。西方某些国家在政界人士“纯度”建设问题上，解决得比我们要好。美国的国会议员被委托与富豪交朋友，其长年的挚友感染力，能够使富豪改变人生态度，拿出全部积累建立慈善基金。我们的队伍，如果有人与富豪为友，会是谁受感染。谁被污染。执政队伍的信仰与纯度问题，是世界性理论与制度课题。这里没有“左”只有“右”。 第九，*政治必将成为共产党的无畏选择。*政治与相应的国家基本制度及权力架构问题，是当今中国最敏感的政治话题，也是伴随着市场化经济体制建立和发展，中国执政党必须尽早探索、尽早做出抉择的重大事项。 本文共5页：第12345页 中国的*政治不存在要不要的问题，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做了明确回答。*政治的关键问题，主要是*形式与*内容如何统一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政治的根本内容只有一个，这就是：国家基本制度和最高权力架构必须体现民心所向和多数人意志；但*政治的表现形式则可以有多种选择。*形式是实现*内容的一种通道，它一定要适合国情才能达到这个国家应所体现的*政治的基本要求。否则，即使表现形式十分广泛的“*”也将背离人民意志。笔者2006年5月在有关中国*政治的一场公开对话和中国*化进程中的形式与内容解答著名法学家提出的若干问题两文中有如下观点：.中国执政党不能不体察多数国家的人民对*政治和各级当权合法性的理解，同时也要看到，西方的选举制度还不是*政治的最高形式。.中国通过制度创新可以成为世界*政治的典范。.据全球政党团体的四大功能定位，只有先进党才能完成并领导*政治的制度创新。.创新的中国*政治可以逐步使美国大选制度凸显落后和差距。.中国*政治的实现需要准备时间。我们希望能在2019年“五四运动”100周年到来之前，看到中国革命者因中国需要“赛先生”和“德先生”，而前赴后继为之奋斗了一百年的目标，能在中国共产党手中实现。 上个世纪90年代是学界引进各种理论消化不良的年代。一代主流学者盲目提出新的理论主张，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结束了“革命史”，应考虑执政条件下的党性重新定位问题。实际上，只要中国主流阶层多数人还不懂得权力是人民给的而是“某上级给的”，中国革命就永远还差一步。这一步，是毛泽东曾经承诺、邓小平曾经预期、是近代百年已经抛下头颅的千百万革命者最渴望的关键一步。中国共产党能否迈出这一步，关系到一个先进党在百龄之后的改革与建设进程中，她能否保持和存续她的功能和地位。 第十，社会主流信仰与所谓定论间的辩证思考。信仰问题，不可用形式逻辑论证。正确信仰只要求拥有正确的企望和奋斗方向，不要求成为形式逻辑推导的最终定论。一切以定论来确认“权威性”和“科学性”，将导致形而上、无信仰或唯实主义和邪教信仰的泛滥。唯实主义也是信仰，但只能满足少数成功人士的充实生活，满足不了人们在挫折人生中的精神寄托。 今天和未来的大学生，不会再有上个世纪80年代大学生的幸运人生：上学免费，就业宠儿，升职优先，步步实在。因为幸运，已经步入主流的成功人士，都不要忘了还有那么多不幸运、不成功的人，他们挣扎在就业难、升职难、购房难的种种困惑中，靠什么来支撑人生。某些形式逻辑专家把理论学说的“确切性”推向极端的观点，可以诱导多数大学生放弃正确信仰。这个世界，正是因为有尚未最终定论、但又不可不信的先进思想指明了事物发展方向，指明了前途与光明，才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精神寄托空间和创新思维空间。人一定要有信仰，如果因一种学说尚无最终定论，便就放弃一种科学信仰，人靠什么在思想、科学领域大胆开拓，勇往直前。靠什么信念去寻找人生定论。靠什么去走前人没走过的路。有信仰才有创造力，才能造就人类不垮的精神支柱和探索精神。 两院院士钟南山说的好。“人不只生活在现实中，还生活在理想中，一个人要是没有理想追求的话，那他的喜怒哀乐就完全跟物质的东西相关。”成功与不成功的人永远是二八分成。已经步入主流社会的人，因实实在在的现实利益感受到了成功的充实，却万不能轻视还有他人所需要的精神支柱。 新一代中国主流阶层需要用厚重的人文背景来充实幸运而单薄的改革自信，需要把中国的未来看得更准，把握得更好。人们将从上述理论观点的传播效果中，感悟中国10年后的前景与走向，因为你们已经成了社会主流。 本文共5页：第12345页第20页 共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