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与行动”视角下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治理策略——以广东省N区的社区换届选举为例.pdf

前沿聚焦“结构与行动”视角下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治理策略以广东省N区的社区换届选举为例刘风赵路淋摘要：流动性社会的到来把社会融合问题提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在我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与当下的社会结构密切关联一一社会结构影响着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形态。然而，流动性社会推进了流动人口的行动特质，为社会融合提供了新的要素和内容。本文从“结构与行动”交互作用的视角出发，以流动人口参与流入地社区换届选举为案例，提出了流动人口身体在场行动、情感在场行动以及精神意志在场行动对流入地的结构性作用，研究发现，这三类行动类型推动着流入地的空间治理策略、弹性治理策略和流动性治理策略。流入地的治理策略作为拉力，不断吸引着流动人口参与到社会治理中。“结构与行动”交互作用下，流动人口与流入地居民之间的融合呈现前所未有的和谐。关键词：结构与行动；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家庭本位视角下社会工作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长效机制研究”（2 1 YJC840011）中图分类号：C912.520世纪8 0 年代末，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结构的松动，推动了我国人口迁移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至此以后，大量农村人口涌入珠三角、长三角等发达地区。历经3 0 多年，流动人口逐渐呈现其个体化特征，在流动行动中表现出其主体性，并不断影响着未来我国社会治理的方向。一、问题的提出我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三重结构转型国家，经历了由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转型、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过程。这三重结构转型催生了我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因流动人口而引发的社会融合问题成为现代社会不容忽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 0 9 6-5 9 8 2（2 0 2 3）0 9-0 0 47-0 9视的、函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从流动人口的增长规模来看，2 0 1 1 年至2 0 1 6 年，我国流动人口年均增长约8 0 0 万人，到2 0 1 7 年底达2.44亿人。这样数量庞大的流动人口，推动流人地形成人口“倒挂”的结构特征，进而出现本地农村户口、本地城市户口以及流动人口三元的利益群体格局，这种格局使得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充满挑战性。（一）文献回顾与述评社会融合是一个经典的社会学话题，主要用于研究美国族裔移民、欧洲移民和国内流动人口等社会现象。社会融合的核心定义是一种相互同化和文化认同的过程。从社会融合的维度来看，主要有“结构性一文化性”二维度论，“结构性、社会一文化性、政治一合法性”三维度论，“心理、2023.947身份、文化和经济融合”四维度论，“经济、文化、社会、结构、身份”五维度论。在不同的维度下，移民或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程度不尽相同。从社会融合理论视角来看，主要有再社会化说，这一视角从经济、社会、心理、文化等方面阐述流动人口的再社会化过程；融合递进说视角阐明了社会融合的程度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加深；融人互动说视角强调了经济、社会、文化和身份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具有交叉影响的作用。尽管不同学者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维度有不同的分类，对社会融合理论存在不同的解释，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涵盖了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维度，经济融合是起点和基础，社会适应是融合的广度，文化交融和心理认同是社会融合的进一步深化。从结构的视角探讨影响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可以发现，在现有的结构中，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受到很大的结构性约束。制度作为一种结构，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流动人口一方面被排挤到正规制度安排之外的领域，处于社会经济的边缘地带，不能按照常规的地位获得惯有模式去争取社会地位上升的流动机会，只能采取特殊的方式和特殊的路径进行向上流动。另一方面，对流动人口的制度性排斥之所以长期存在，显然是因为既得利益群体不愿意改变现有利益的分配格局。随着社会的发展，结构也会出现一些调整和变化，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依据各自所拥有的资源，相互交往构成网络，并稳定化为新的非正式规则，这些非正式规则又可能成为新一轮制度变化的基础。然而，由于没有自己的组织，也没有联系政府决策部门的有效的制度化渠道，流动人口与城市体系融合和实现自我发展的路径受到一定程度上的阻塞。这就导致流动人口在制度层面一直受到相对的排斥，游离于现代社会的边缘空间。从结构的空间意义上看，流动人口由于长期居住在流人地，意味着这类群体将长期缺席其户籍地的各项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不能在流人地享受户籍制度带来的福利及社会服务。流动人口离开户籍地，到远离老家的地方生活或工作，脱离熟悉的生活环境，人际关系网络、生活习惯都会发生很大变化。流动人口在劳动人事、社会保障等制度面前处于绝对的弱势，他们碎片化地存在于现代社会的不同社区，被甩出主流制度之外。48社会科学动态实际上，在现代社会，流动人口是否能实现社会融合，关键在于其行动的作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兴起之后，关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研究有了新的解释理论，“结构化理论”强调流动人口也是一个能动的社会主体和政治主体，不是完全为“结构”所规定的行动者。本文从行动的视角，以广东省N区的社区换届选举为例，探讨流动人口的行动对其社会融合作用，从而构建流动性社会背景下人口流动的主体性框架。（二）背景描述：广东省N区社区换届中的流动人口行动广东省N区现有户籍人口约1 3 4万，流动人口约1 8 5 万，流动人口数量已经远超过本地户籍人口。N区本地人口与流动人口呈现结构“倒挂”的特点，流动人口在生活、工作与发展等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多，社会融合问题逐渐多样化、复杂化。解决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成为推动N区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工作内容。2016年在广东省委、省政府的指示下，为进一步推动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工作，N区制定并实施了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换届选举工作方案。截止到2 0 1 7 年6 月底，N区形成了流动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共同治理村（居）社区的新的社会治理模式。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换届选举的实践成为N区在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上进行的探索性工作，是巩固N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深度的重大举措。流动人口在参与过程中，充分表达了自已的意愿，通过对比现任工作与可能要从事的工作的工资水平、福利待遇、工作难易度、工作环境以及个人兴趣等方面，最终确定是否参与社区换届选举。截至2017年6 月，共有1 6 1 个村（居）完成了试点工作，1 6 2 名流动人口成功当选为村（居）“两委”干部，平均得票率达到了8 7.5%。至此，N区顺利完成了流动人口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换届选举工作，向流动人口在N区的社会融合目标又迈进一大步。流动社会的到来，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地域界限，使得人口流动成为一种常态化。尤其是在虚拟社会和实体社会皆出现流动性特征，这就意味着“地域性”不再成为一个流动个体的关键性标识，多元化的、原子化的群体特征更加彰显了这个社会的流动性特征。流动性治理已经成为一种新形态的治理模式，也成为了一套新的地域治理模式。本文的案例来自流动人口和本地户籍人口呈现明显的倒挂局面的广东省，这里呈现出来的流动性特征最为显著，产生的问题也最为复杂，尤其是从参与基层治理的维度考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更是体现了结构性与行动二维多元的互构逻辑。二、理论分析框架结构是行动者在跨越空间和时间的互动情景中所利用的规则和资源。结构对行动者及其行动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不可选择性，但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结构是对人类能动性的限制，它实际上也是对人类能动性的促进。即结构具有制约人类行动和促成人类行动的双重作用。行动具有过程性和动态性，行动是一种生活体验的连续流。行动体现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中的行动反思，包含着行动者对他人行动的期待以及对共同在场的互动情景的监控。在结构与行动这一对关系中，结构总是更多地表现出保守、稳定的特征；行动则更多地表现出灵活、变动的特征。结构和行动的策略性互动，能够改变二者对立的局面，实现社会良性运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分析了行动者与结构之间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传统的“结构与行动”的二元矛盾。结构是制度化的行动形式与正在发生的行动流之间在时空向度上的一种结构化特征，这种特征随着社会再生产的不断重复发生在时空向度上稳定下来。结构对人的行动具有制约和使动的两重性：结构不仅限制着人的行动，也使人的行动成为可能；个体的自由或行动的能动性正是由于受到结构的制约才成为可能；如果没有对个体行动一定程度上的制约，人类个体的自由将由于缺乏必要的规则而终归于无。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行动者是能动的、有知识的、能够不断自我反思的主体，行动者能够运用自身及他人行动的生产与再生产所创造出来的知识，促使社会行动的反思性生产和实践性生产。行动者可以通过不同渠道认识社会中的各种知识；通过潜在的认知能动性和选择性，选择感兴趣或对其有价值的知识。因此，结构与行动并非对立，结构为行动主体提供了行动边界和规则，行动主体在行动中展示的能动性又会在某种程度上调整甚至重构着结构。本文将流动人口的行动划分为身体在场的行动、情感在场的行动和精神意志在场的行动，并分别以这三类行动探讨流动人口在社区换届选举中所产生的空间治理、弹性治理以及情感性治理逻辑。身体在场的行动是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换届选举的首要条件，也是流动人口参与流人地社区换届选举的必备条件。情感行动主要关系到流动人口对流人地工作或生活的社区产生一定的认同感，具备一定的情感寄托，愿意将自己力量或智慧奉献给流人地社区，提升社区治理效能。情感性行动使得流动人口不再只是于社区空间的边缘地带，而是能够通过行动目标，获得一定的价值感。精神意志的行动更加关注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社区归属感的获得，这也是流动人口获得自我认同感和社会认同感的重要条件。当流动人口在流人地社区产生相应的情感性依赖，能够将自己的意志或意愿传递到社区，并想通过社区获得对权利或者义务等方面的期许时，流动人口对社区的认同感便由此形成。因此，从这个角度讲，精神或意志的行动是流动人口最高层次的融合行动，是解决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的重要行动。表1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行动逻辑在场形态行动类型身体在场身体在场行动空间治理行动结构情感在场情感行动逻辑精神/意志在场汤精神/意志行动流动性治理根据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核心观点，流动人口与流入地应该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流动人口因在社会融合中受到制度排斥而产生非理性行动，从而影响流入地的社会治理效能。本文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分析框架，以流动人口在N区参与的社区换届选举实践为事实依据，探索流动人口在社会融合过程中的流动性治理策略。具体而言，一是根据流动人口的在场形态，解析流动人口身体在场的行动类型，再从制度（结构）层面型构针对流动人口的治理策略，即重视N区流动人口与本地原住人口的空间治理策略。吸纳流动人口参与N区的社区换届选举，是实现对流动人口空间治理的第一步。二是流动人口有意愿参与N区的社区换届选举，需要作出相应的理性选择，并表达自己的参与意愿，影响社区换届选举制度的具体实施，这是一种情感在场的具体表现，根据这种在场形态，流动人口做出的是一种情感行动，即流动人口在认可了流人地关于参与社区换届选举的具体实2023.949治理策略弹性治理逻辑施办法，并愿意按照这一办法实施自已的理性行动。在行动过程中充分发挥对这一社区的认同感，融合性治理、情感治理的策略对于流人地而言，是有效发挥制度效能的重要方面。三是流动人口作为行动主体，精神意志的在场形态影响其精神意志行动。结合流人地向流动人口抛出了参与社区治理的“橄榄枝”之后，经过充分的理性选择，流动人口对社区的归属感会日渐增强，以参与社区换届选举为契机，嵌人社区的治理队伍中，为日后“有名分”地争取社区的资源提供了制度保障。融合性治理、情感治理的策略对流动人口及流人地而言，是突破二元结构、实现最优治理的策略。总而言之，就流动人口参与N区的换届选举为例，换届选举的制度及办法作为结构，与流动人口的三类行动构成“结构与行动”的双重互动关系：如果没有流动人口的参与，这项换届选举的试点工作任务可能无法完成，则作为“结构”的制度就是无效的；如果未能出台并制定双方利益最大化的换届选举办法，流动人口参与当地的社区换届选举没有合法性依据，则作为“行动”的流动人口的任何一项行动类型都是无效的。为实现流动人口合法、有效且顺利完成在流人地的社区换届选举，“结构”与“行动”二者缺一不可。本文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结构与行动”策略性互动的分析框架，旨在探讨流动人口如何突破结构的束缚，规避行动的非理性化，最终通过有效的治理策略，实现达致社会融合的目标。三、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过程中的结构与行动困境当前，隐藏在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困境背后的正是“结构与行动”这一经典二元问题在我国的现实反映。一方面，流动人口受到流入地相关政策对其行为等产生的规定性、流人地文化属性对其社会融合意愿造成的制约性；另一方面，流动人口的行为方式、社会交往等影响着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深度和广度。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面临着结构困境与行动异化的双重问题。为规避这一问题，流人地的治理策略应建立在调解流动人口行动异化问题的基础上，重视运用流动性治理策略，提高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度。结构与行动困境主要表现为结构束缚下产生的50社会科学动态社会排斥。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流动人口结构性排斥的元制度，是一种集体性排他的、普遍性地限制劳动力转移的“社会屏蔽”（socialclosure）制度，是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最根本的结构性力量。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衍生出来的社会政策对流动人口具有结构性排斥的作用。社会关系网络是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另一种排斥性结构。社会关系网络关注的是人与人的互动与联系，是在人对基本关系和归属感的需求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基本的交流需求，满足人们对建立深入的社会关系的需求。同时，多方行动主体做出的非理性选择为社会融合带来了另一方面的困境。我国流动人口的迁移行动具有鲜明的指向性和主观意义。城乡二元分治是我国长期存在的社会现实，人口流动浪潮改变了原本的城乡二元结构，致使城乡之间不同的行动主体在面对诸多问题时，做出了较多的非理性选择。一方面，流人地服务管理部门的非合理行动，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积极性。负责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的工作人员在执行任务时，工作方式、方法及服务态度等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积极性。服务管理人员表现出不友善的工作态度，采用不规范的执法手段，会增加了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现象反过来又加剧流动人口在流人地的不安全感，降低社会融合的效果。另一方面，流人地居民盲目的排他行为，削弱流动人口的归属感。对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工作和生活的认知，本地居民有这样一种认识：他们认为流动人口挤占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造成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以及掠夺了他们的社会福利。所以，在面对外来人口的时候，本地人抱有不欢迎的态度。此外，流动人口非理性的社会交往，降低其社会融合的可能性。社会认同的内卷化使得流动人口的交往主要限于内群体。流动人口的非理性行动加剧本地居民对流动人口的社会排斥。结构的束缚和行动主体行动的异化制约着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换言之，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实际上受到了结构和行动的双重束缚。这种双重束缚将流动人口限定在特定的社会空间里，即使发生地理空间的变动，流动人口也难以突破社会空间，实现有效流动，其社会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如何突破流动人口在结构与行动的双重束缚，寻找社会融合的出路，需要我们不断探索。至2 0 1 7 年3 月开展调研，调研结果显示，N区户四、流动人口的行动与流入地的治理策籍人口约1 3 4万人，流动人口达1 8 5 万人，流动人略口超出户籍人口的数量，七个镇（街）的流动人口已均超过户籍人口。流动人口在N区的工作、生我们以流动人口参与N区社区换届选举作为活皆影响着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推动着当地的案例，来探讨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样态，并尝试在社会结构转型，为当地的社会治理带来新议题。因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换届选举的过程中，描述流人地此，推动流动人口人村（居）“两委”、参与社区治的结构性调整，突破结构的困境，进一步探讨如何理的工作势在必行。避免行动的异化，促使结构与行动的策略性互动。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实地调研结果，撰（一）身体在场行动与空间治理策略写专题调研报告，不断征求、收集各部门意见，制在推动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换届选举方面，制度定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换届选举的工作方案，在作为结构性力量，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合理的制度征求意见时，JJ镇流管局的局长表示：为促成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换届选举提供了合法性支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换届选举工作是一件撑。制度包含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即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我特别高兴，为什么呢？N区地方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社区换届选举工作规你想啊，假如有流动人口入选为村（居）“两程、指引等，非正式制度是由当地的文化、风俗、委”的干部了，那他本身代表的就是流动人习惯等构成的一系列约定俗成的规则。这些制度关口的立场啊，跟我这个部门工作业务联系是系到流动人口能否顺利参与社区换届选举工作，也非常紧密的。这就等于说，我在村（居）“两委”关系到当选的流动人口委员能否有效参与村居社区班子中有自己的人了，那我再开展流动人口治理工作，能否为流动人口谋求更多的社会福利，管理和服务的时候不就更方便啦！（访谈记能否优化流动人口在流人地的社会结构。因此，流录：2 0 1 6 1 2 2 2 JJ001）动人口参与社区换届选举的行为，是作为行动者的除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部门非常支持并看好流动人口将行动的过程和结构再生产和再结构化的这项工作，其他部门也一致认为，这是一项具有创行为，有助于实现社会结构的合理性。新性和突破性的工作，能够为N区未来的社会治表2 N区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的构成理总结出具有本地特色的经验模式。流动人户籍人流动党员流动人口占户籍街道名称口数口数人数人口的比例GC街道364406 2607341804J镇102456 106710693DZ镇10570299858XQ镇132174161260672SS镇4921833013961670DL镇3701462688561196LS镇287704140306761合计185477113391207617其一，社区换届选举的准备阶段，N区区委组织部与民政局实行联合办公策略，首先从相关部门抽调经验丰富、业务熟练的工作人员，组成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社区换届选举工作。再分别到N区下辖的镇（街）开展换届前的调研工作，了解镇（街）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的具体情况（参见表2 所示）。领导小组于2 0 1 6 年1 2 月其二，社区换届选举工作的实施阶段，N区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结合具体的工作铺排，首先制1.40:1定流动人口的换届选举实施办法，再确定流动人0.96:1口参与换届选举的规程和指引，最后根据N区村8211.10:10.81:11.63:11.38:12.05:11.39:1（社区）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规程，N区2 0 1 7 年村（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规程等文件，落实流动人口参与换届选举的工作。在规程和指引中，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充分考虑到换届选举过程中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确定了“按照分类分阶、有序推进”的工作原则。在换届选举准备工作讨论会上，负责村（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的S科为大家解读工作原则：何谓分类分阶、有序推进呢？这个主要是考虑到目前我区各个村居层次不同，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换届选举的条件是否成熟，是否有相对成熟（符合条件）的流动人口人选等方面来探索。（这个工作）要综合考虑各种制约的因素，还要考虑到一些风险点，来稳2023.951步推进这项工作，避免一刀切，以及下硬指标等操之过急的做法。这主要是为了避免比较剧烈的（行动），改变基层格局而引发新的不稳定因素。（访谈记录：2 0 1 7 0 3 0 2 HJB010）可见，在工作实施阶段，地方政府经过全面考察，通过理性思考，选择并采取比较稳妥的办法部署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换届选举工作，这体现了地方政府在优化社会结构方面所做的理性选择。在社区换届选举时，确定了“限定名额、增量解决，专额专用、单列计票”的工作思路，有效保障了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换届选举工作的顺利进行。由此看出，N区在开展该项工作时既保护了村、社区居民的利益，又带动了流动人口参与换届选举工作的积极性。社区换届选举工作结束之后，N区区委组织部立刻对当选的流动人口委员开展专项培训，帮助他们尽快了解自己的工作职责，尽快适应并熟悉村（居）委会的具体工作内容。信任与规范是构成行动与结构互动的基础，在社区换届选举工作中，行动主体间的信任和具有合法性的规则成为顺利开展N区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换届选举工作的重要准则。这主要体现在：村（居）委会领导班子对区、镇两级党和政府所做决议的信任；当地居民对这一工作的普遍支持；流动人口的积极参与。因此，N区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换届选举的实践，一方面实现了流动人口向一级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提高了其社会地位，改善了社会福利待遇，有助于推动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在经济、福利、社会地位等方面的融合。另一方面是一次较为成功的优化社会结构合理性的实践，对N区调整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方式，解决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社会结构困境提供了价值参考。（二）情感行动与弹性治理策略流动人口有别于本地市民和本地农民，其参与社区换届选举，实现政治融合，一直是学术界广泛关注的内容。学术界的研究多是从制度、经济等结构性视角来探讨流动人口的政治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行动主体对政治融合的作用。从行动视角来看，作为社会行动主体的地方政府、流动人口、本地居民逐渐从非理性行动向理性行动转变，这一转变加快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速度。在参与社区换届选举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对流动人口政治融合的重视，直接推动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流动人口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N区的社会治理结构，促进52社会科学动态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等的完善；本地居民在政治参与方面对流动人口的接纳，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流动人口社会福利结构的变化。其一，社区换届选举的准备阶段，流动人口作为社会行动主体，参与社区换届选举时有自己的主观行动策略。即流动人口在参与意愿方面有明确的行动。一是重点考虑工资待遇问题。如果流动人口解除与原单位的劳动合同，当选村（居）“两委”干部，工资待遇能否提高，这是他们首要考虑的问题。二是着重考量晋升的空间。流动人口在原单位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在个人发展方面有较为明确的规划。流动人口若要放弃原单位的工作，需要有更好的晋升空间，只有这样才能规避因离职带来的风险。三是格外重视工作的稳定性。符合参选条件的流动人口在原工作领域都有一定经验，在原单位的工作相对稳定。因此，对他们来讲，放弃原工作就是改变原本稳定的生活，重新适应新的环境，这是一次巨大的挑战。问：您为什么会参与社区换届选举呢？答：我在我们公司是总经理助理啊，工作待遇还算不错，年薪2 0 万左右。因为我已经在我们公司工作很多年了，而且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那次我们这个社区领导找我谈话，想要我参与这次社区选举的时候，我刚开始不是特别愿意。因为要全职嘛，就必须丢掉我现在的工作，那怎么可以，（我）现在这个工作强度也不大，那我肯定不特别愿意，是不是，我都在这里工作这么久了。不过很快我就想通了，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啊，党让我们到哪里工作，我们就要到哪里去呀，而且我们公司党支部的活动都是我在负责的。问：您是因为流动党支部的活动才与社区有很多接触对吗？答：对，流动党支部跟社区打交道比较多，平时有什么活动呀，我们党支部还是积极配合的。然后，我还有我公司老板就跟社区商量啊，看能不能让我兼职。公司的工作我不辞掉，但是社区有任何事情我都保证会参与。然后社区就同意咯，反正不耽误社区的工作嘛，两全其美。（访谈记录：20170420HZK002)再例如，GC街道一个农村社区的非户籍委员候选人是该社区一家社工机构的项目主任，她刚开始对参与社区换届选举工作是比较排斥的。经过各方面的考量，她从不愿意参选到同意参选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街道领导班子承诺她，一旦当选她依然可以从事原来的那项工作（社会工作服务）；另一方面，镇（街）和社区按照财政预算和经费补贴等标准，给她算了一笔账，在她当选后，每个月的工资增加约2 0 0 0 元。这些因素对一个刚工作的打工妹来讲，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由案例可知，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换届选举，能够逐渐增强流动群体在N区的话语权，提高其社会行动的理性选择意识。流动人口的社会行动逐渐趋于理性化，不再被盲目、被动地束缚在现有制度或规则的条框内，而是逐渐发挥自已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流动人口社会理性的重要表现，为完善社会结构提供了动力。其二，社区换届选举的实施阶段，流动人口成为村（居）“两委”的委员候选人，有结构约束下的行动策略。在N区，符合条件的流动人口委员候选人在成为候选人之前，首先必须要写一份声明，表示自己愿意放弃户籍所在地的选举权，并在户籍所在地开具一份已放弃户籍所在地的选举权的证明。这是因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异地公民不能参与当地的社区换届选举，除非放弃户籍所在地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所以，流动人口只有放弃户籍所在地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才可以参与N区的社区换届选举。其次，这些委员候选人必须解除与原单位的合同，拿到解聘合同之后，才能参与选举。在PD社区，一位委员委员候选人表示，选举过程非常顺利，用她的话来讲：“在此之前，我已经相对熟悉社区的工作，（离职）手续也办好了。所以过程比较顺利。”（访谈记录：2 0 1 7 0 5 2 0 PD001）当然，为确保能够顺利当选，流动人口委员候选人也会提前在社区“体验”工作。如果能在“体验”的过程中跟社区的居民“混个眼熟”，便可增加居民的认可度。（三）精神意志行动与流动性治理策略流动性是转型社会的一个本质特征，也是一个社会的根本运转机制。社会群体的流动带来的文化变迁、流动人口与流人地的互动过程带来的群体交融，充分展现了行动过程中，以人为主体的行动者对社会结构带来巨大影响力。流动性作为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为流动人口的行动提供了合理性解释。流动人口的精神意志行动表现出来的对流入地的归属感，更能体现流动性社会的特征，也反映出流动性治理的重要性。其一，社区换届选举的准备阶段，作为流人地的制度建设者，他们积极扮演着实现不同户籍人口之间的融合角色，以充分实现不同主体间的有效互动，实现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构建一个社会治理共同体。而作为流动人口个体，不断加深身体在场的程度，不只将流入地作为求生、谋职的场域，而是日渐将流人地作为实现梦想、获得发展的重要空间。在向往的一方热土中实现自已追逐的目标时，精神意志行动便会产生。“把非户籍党员全部纳入属地村（居）党组织管理，实现每一户非户籍常住人口都有党员常态化联系，强化党组织领导核心。推动非户籍常住人口全方位、多渠道参与社会治理，使一定数量的城市社区和外来人口较多的村改居（社区），有非户籍常住人口通过选举或特聘方式进入“两委”，逐步扩大覆盖面。把非户籍常住人口全面纳入有效社会治理，实现政务服务无差异，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高。”（访谈记录：2 0 1 7 0 5 2 2 PD001）作为制度的制定者或执行者，践行共享发展的理念，从而推动流人地的高质量发展，是制度落实的最终目标，也是追求社会融合的最优状态。N区在推动流动人口，即他们政策设计中的“非户籍常住人口”参与到当地的社会治理，首先从进人“两委”开始，体现了流入地政策执行者要实现融合性治理的重大决心。在这项制度的设计中，这是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重要举措。就流动人口而言，经过一轮的换届选举工作，他们实现的是自身价值，同时也是他们在原本不属于自已的“他乡”展现自身能力的重要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治理合力，为实现社会融合的目标而做出的制度和行动的双向努力。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流动人口参与换届选举的相关制度文件中强调“一个核心”，即“坚持党建引领为核心，把非户籍常住人口中的党员有效纳入属地村（居）党组织教育管理，使基层党组织沟通联系和服务管理有效覆盖到全体非户籍常住人口，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非户籍常住人口融人工作中的沟通、联系、服务和引领作用，强化核心、沟通党群、凝聚力量、引领善治，为非户籍常住人口融人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这也说明了吸纳流动人口进入到村（居）“两委”换届选举的流程2023.953中，具有党员资格的流动人口会更具有优先性，这也代表了在制度设计过程中，制度设计者对党员具有更高觉悟、更符合候选人资格，具有一定的假设。党员带头参与流入地社区治理，为全面铺开这一治理形态，具有推动作用。其二，社区换届选举的实施阶段，流动人口分门别类进人了流人地“两委”班子的不同候选区。有社会服务的、有综合管理的，还有专项服务的。在多样的参与渠道中，我们看到了流人地运用流动性治理策略吸纳人才的积极性。同时，通过选举现场的观察，我们发现，在区组织部通过与镇街的严密考察，推选出了符合组织意图的候选人，也在组织的推动中顺利进人了“两委”班子。在选举现场，我们可以很明显发现，市、区层面下派专班人员侯在现场，时刻观察着每一名流动人口候选人的选举动态，以保证这些选票都能够在合法、有效的情况下投出。制度的实施预测着制度的有效性，作为行动者的流动人口，是否能够在制度范围内展开其具有个人情感意志的行动，这要看流动人口的个体行动的追求目标，以及与流人地在合作过程中的意愿是否达成。一方面，在参与流人地的社会治理，通过开展社会服务的方式，主要体现在运用“七一空间”这一平台上。这是一个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共同享用，并能够推动他们相互交融的重要平台。因此，N区格外重视对“七一空间”的建设。在区委组织部牵头组织下，区流管办负责抓落实的一项任务中就有明确规定：推广建设“七一空间”等工作平台，为吸纳非户籍党员开展组织活动提供基础保障。除此之外，N区还探索出了更多调和二元矛盾的办法。例如：深化驻点联系和党员“户联系”。强化驻点联系对非户籍常住人口的覆盖，在非户籍常住人口密集的村（居）和企业园区增设联系点，发动非户籍常住人口中的骨干党员和热心人士加人驻点团队，确保每个团队至少有2 名非户籍常住人口。全面实施党员“户联系”，按照“居住相邻、从业相近、便于管理、注重实效”的原则，发动全区党员以户为单位联系群众，突出以村（居）党员联系出租屋楼栋、“两新”组织党员联系企业员工、监管部门党员联系监管服务对象、主管职能部门党员联系行业商（协）会等形式，使其成为驻点联系制度的延伸和补充，逐步实现每名党员都联系群众，每户群众都有党员常态化联系，每名党员骨干54社会科学动态都联系一户非户籍常住人口。这项工作是由区委组织部作为牵头单位，区直各部门和街道作为责任单位的重要动作。另一方面，培育骨干力量成为流动人口在进入“两委”班子之后需要接受的重要任务。他们进人“两委”班子之后，通过高强度的培训与学习，了解“两委”班子的运作机制，以更好实现相互配合，做好各类服务和管理工作。引导非户籍常住人口参与村（居）社会组织和志愿服务，在组织活动中发现培养非户籍常住人口中的党员骨干。完善非户籍党员和骨干人员参与社区议事机制，建立平台，发挥作用，引导他们“先参与议事，后参与决策”，积极支持、配合和宣传政府各项工作，增强其在非户籍常住人口中影响力和代表性。对条件成熟的非户籍党员和骨于人员，以“先群团组织，再党组织，后自治组织”的思路，逐步吸纳为基层组织成员代表，参与基层事务，保障党在非户籍常住人口参与基层治理工作中的主导权。（访谈记录：2 0 1 7 0 9 1 9 NH199）把流动人口全面纳人到有效社会治理中，掌握群体动态、引导有序融入，是N区此次换届选举工作的重点。我们发现，在N区的社区换届选举中，结构和行动一直处于策略性互动中：N区提出的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换届选举的限制性条件，规范着流动人口的参与行动，避免出现不合法、不合理的行为；流动人口、本地居民在选举过程中采取的各项行动也影响社区换届选举的结果和效果。总而言之，流动人口参加流人地社区换届选举，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密切相关，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逐渐弱化了二元结构的限制。五、研究结论与反思对流动人口而言，社区换届选举是其政治融合的重要途径，是体现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层次的重要实践。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流动人口想要从文化、身份等维度融人到流人地，依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不仅需要结构性制度的松动，更需要行动主体的主观行动的共同努力。结构与行动的策略性互动成为流动人口在社会融合过程中，走出结构和行动的双重困境的出路。从宏观结构层面来看，要实现行动的正当性，现有的关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结构性因素，并不会使其成为实现社会融合行动的障碍，这些结构性因素在社会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中，因为人口的长期流动、流人地居民认识的转变发生着改变。因此，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要确保结构的再生产，最终实现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从微观行动层面来看，改变行动主体的行动才能促进结构的优化。结构是在互动中形成的，在互动过程中，规则和关系网络资源这两项结构属性既可以为行动主体利用，也可以为其重新构造。因此，作为行动主体的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所采取的行动，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结构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制约或推动着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深度。另外，文章所使用的数据材料多来自几年前在广东省的调研，通过实地调查获一手资料，并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分析。但时至今日，这些材料中的主人翁已经在基层党组织中参与各项基层工作多年。根据后期的跟踪调查发现，随着N区政府部门的机构改革，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被并人区政法委，被划分为新市民公共服务股和网格化管理股。流动人口参与换届选举的工作的主推方从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全部转移到区组织部。这是结构层面的变动，这对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而言，有关键性的影响。即便如此，当时参与“两委”的非户籍委员大多数依然坚守在岗位上，参与社区的各项事务，同时为加快实现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目标，发挥着一定作用。这是行动层面的持续，对于流动人口群体而言，是一个能够根本性融入流人地的路径、方法。即使机构层面有所变化，但是行动者本身的能动性，为缓解或者弥补结构层面的缺位，能够产生弥合作用。这一“结构一行动”视角为后期继续研究流动人口、城乡融合等议题打下了基础。注释：顾东辉：“治理型增能：治理理念在流动人口增能中的应用，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1 5 年第3 期。任远等：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过程、测量及影响因素，人口研究2 0 1 0 年第2 期。Se e M.M.G o r d o n,A s s i m i l a t i o n i n A m e r i c a n L i f e:The Role of Race,Religious and National Orogins,OxfordUniversity Press,1964.Josine Junger-Tas,Ethnic Minorities,SocialIntegration and Crime,European Journal on Criminal Policyand Research,2001,9(1),pp.5-29.张文宏等：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社会学研究2 0 0 8 年第5 期。周皓：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测量及理论思考，人口研究2 0 1 2 年第3 期。田凯：关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的调查分析与思考，社会科学研究1 9 9 5 年第5 期。张文宏等：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社会学研究2 0 0 8 年第5 期；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江海学刊2 0 0 2 年第6 期。杨菊华：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 0 1 5 年第2 期。李春玲：流动人口地位获得的非制度途径流动劳动力与非流动劳动力之比较，社会学研究2 0 0 6年第5 期。黄陵东：结构性制约下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人自致路径，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 0 1 1 年第1 期。潘泽泉：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发展困境与社会风险：社会排斥与边缘化的生产和再生产，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1 期。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 9 9 8 年版。参见谢立中：社会理论：反思与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 0 0 6 年版。袁校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