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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论论文

2010届本科生毕业设计
题目：浅谈食品污染原因及监管策略

作 者 姓 名： 赵远
学 号： 2009310200122
学 院： 理学院
专 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指导教师姓名：
指导教师职称：

摘 要：食品安全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各个国家都对食品安全监管高度重视，本文对三聚氰胺污染奶粉等食品污染事件发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通过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反思，结合我国政府主导型社会的背景，在政府主导型社会的基础上构建政府主导下的食品安全综合性监管模式——二级监管模式。
关键词：三聚氰胺 食品安全监管 二级监管模式 综合性监管模式

一、三聚氰胺污染奶粉等食品污染事件发生的原因分析
三聚氰胺事件，是以全体公民的生命健康与安全为代价，换来了企业利润最大化。这种谬论，与苏丹红、吊白块、瘦肉精、地沟油、农药残留一脉相承，食品安全的公民基本信任被乳制品彻底击溃。但时到今日，依然没有一个企业能坦诚地公开使用三聚氰胺的真正原因。我们相信奶源有问题，但的确全部是奶源的问题么?为什么根据相关公开资料判断出来，企业对产品是否添加三聚氰胺，添加三聚氰胺的剂量多少可以自由控制?为商业利益不惜牺牲公众健康与安全，甚至连婴儿都不能唤醒企业的产品安全责任，这是一批什么样的价值观指引的现代企业?我们看到是中国乳制品行业集体良知的泯灭、产品安全责任的沦丧，与对这个国家、对全球化背景下基本商业伦理大无畏的公然蔑视。我认为这些企业公然使用三聚氰胺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一些企业为了片面追求市场占有率，为了企业的盲目扩张，“满足”所谓的市场需求，在奶源不够的情况下，开始动了歪心思。前几年炒得沸沸扬扬的还原奶也是之一。同时，由于面临跨国大公司的竞争和压制，企业为了在日益开放的市场中占据主动，反制外资企业的压制，盲目追求短时间内企业的飞速壮大，这一切都导致了企业的负责人头脑发热，罔顾食品安全和老百姓对于健康食品的需求，也不顾企业长远发展的需要，在奶中添加了三聚氰胺，最终坑害了消费者，也伤害了自己。
2、不良竞争和成本的增加也为企业添加三聚氰胺提供了动力。这几年，国内奶制品企业竞争激烈，除了蒙牛、伊利、光明、三鹿、三元等几家大企业以外，还有一些实力强大的外资企业，以及一些本地发展的中小企业，而中国目前的竞争往往是一个低层次的竞争--价格战。然而，随着这几年原材料、燃料、人力等等成本的大大增加，物价上涨很大，奶制品行业同样也面临物价上涨的巨大压力。但是，市场的竞争异常惨烈，又使得这些企业在提高价格方面不得不三思而为之。
3、监管和监督地缺失，惩罚不够严厉，则使得企业的不良做法失去了有效的制约，让他们更加肆无忌惮。
4、我国国民质量意识的培养和教育不够，导致国民的质量意识普遍薄弱。
我相信如果企业不重视消费者的健康，只顾拼命发展，妄图用低劣食品来占领市场，壮大企业；如果企业缺失了良心和社会责任心，那么这个企业即使做得再大，相信这样的企业也难以长远发展，最终会被消费者所抛弃；同样，如果我们的相关部门不能进行有效的监管和监督，我们的立法部门不能尽快制定出我们的食品安全法，那么我们就难以保证以后不会因为监督的缺失而再次发生严重的食品安全事件！
二、建立二级监管模式保障食品安全
从“苏丹红”事件到牛奶事件、甲醇啤酒、孔雀石绿、致癌薯条，食品安全的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国家食品安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它关系到每个食品消费者的切身利益、社会的稳定和社会公共利益。试想一个国家连公民的食品安全都不能保障，那么它的职能如何实现？它又怎能代表公民的利益、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可持续化发展呢？我们面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挑战，我们不得不追问和反思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监管机制和监管模式？这个问题相关的文章并不较多，我不再赘述。至于建立怎样的监管模式来保障食品的安全？我的回答是建立二级监管模式。
所谓的二级监管模式就是将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由政府组织的官方机构。第二个层次自然是非官方的民间机构。这个机构分为两个相互独立的部分，一部分是由某类食品生产的企业共同组成的行会（以下简称食品行会），如美国的大豆协会。另一部分是由以消费者为主体组成的各类消费者协会（以下简称消费者协会）。以下我将详细介绍这个模式的具体运作。
1、 政府组织的官方机构
毋庸置疑，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必须建立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尤其是我国目前是社会转型期和政府转轨期，是不完善的市场和不完善的政府并存，若离开政府的主导进行食品安全监管是难以想象的，也难以实现食品安全监管的社会公共利益。所以政府的机构应该是二级模式的主体。它的主要职责：第一，强化食品企业的市场准入标准。建立严格的食品企业市场准入制度，从源头上禁止不合格食品企业进入市场，是食品安全防护网的首要防线。第二，整合我国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体系。我国目前对食品安全监管的主要法律法规有《食品卫生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这些法律存在交叉、重叠、矛盾、空白，对同一食品违法行为，法律又不同的规定，有些规定甚至是矛盾的，但对有些违法行为，却出现法律的空白，没有相应的法律去规范，导致执法上的混乱；第三，组建政府监管的综合机构，提高监管效率。建立一个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合一且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横向监管机构，以中立者的身份在政府、受监管主体、消费者之间保持均衡，通过建立激励机制，实现监管的专业化和规模化；第四，加大受监管主体的违法责任后果。食品企业是理性经济人，也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它们在进行食品的供给时，拥有较大的信息成本优势，如果对违法后果的预期成本低于违法收益，它们会尽一切努力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不惜损人利己，公然违背政府法律，甚至损害社会整体利益。所以必须加大违法责任后果，综合运用行政处罚、民事赔偿、刑事处罚，对受监管主体以经济、能力、商誉处罚，增加受监管主体的违法成本，使它在巨大经济、法律、社会成本的压力下克制机会主义行为。正如孟德斯鸠所言“虽然欲望可能会促使他们做坏人，然而利益却阻止他们这样做”。第五整合民间机构上报的的监控信息并经过处理后向全社会公布。第六积极为企业走出国门创造机会。
2、 民间机构
1、 食品行会
食品行会由某类食品所有生产企业组成，可以在政府的监控下成立并选出行会会长。在符合国家标准的前提下，成立一套行规，所有的企业都必须遵守。若有触犯的企业，可以把该企业踢出行会，这样其在该行业必然混不下去。同时，行会成员相互监督，发现问题马上上报政府官方机构，由官方机构仲裁。若情况属实则严厉处罚问题企业奖励上报企业。其次还可以像美国大豆协会那样，以行会的形式去开拓海外市场。这样不但可以缓解国内竞争压力还可以创汇，利国利民。
2、消费者协会
所谓的消费者协会应该以供给准公共产品为主要取向，不以盈利为主要目标，不具有强制性，实行自愿和自治式运作，独立于政府主体和私人主体之外的民间组织机构。它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准公共性，它的设立是为了实现和维护以社会整体利益优化，主要供给准公共产品，不以供给私人产品为主要取向，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既没有私人主体的唯利性，也不象政府那样具有超市场性，虽然也要引入竞争机制，但它面向市场但不屈从于市场、超脱于市场但不能超越于市场；第二，非强制性，即完全不能（或主要不能）像政府部门那样借助于政府机器的强制力量来开展活动，也就是说，它应当主要靠自愿和自治的方式来运作；第三，民间性，即它在法律地位上是不能是政府的附属物，在人员任免上不能是政府编制，在业务活动上不能是政府命令或包办，这也是独立性的要求和表现，即它必须同时既独立于政府部门之外，又独立于私人部门之外，以保证它的管理规范、公平、公正，平衡协调政府和私人之间的关系，使它的管理更有可执行性，可接受性；第四，专业性，食品的安全信息具有较高的技术性、专业性，而且受监管者总是具有信息成本优势，这就需要第三部门主体具有专业性，能在相关的专业、行业、领域提供专业的服务，平衡各主体信息不对称之间的矛盾。鉴于食品安全技术性、专业性很强，而受监管主体在技术上往往拥有信息成本优势，消费者协会要想对受监管主体有效监管，必须在相关的技术、专业、行业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精力，形成庞大的组织，所以我们可以组织以高等学校和国家科研机构为主体，大学生及科研成员为主要群体的消费者协会。该协会的主要职责是检测食品原料、食品成品及未知物质和接受普通消费者的举报和投诉。发现问题立即上报官方机构而不必通知食品行会。若对消费者对政府的处理不满意协会还可以代表消费者向政府提出意见。
除此以外，我还有一些想法。上述的二级监管机构可以每年组织一次盘点就像百度年终盘点一样，选出消费者最信得过产品。同时加大惩罚力度，企业一犯严重错误，可以立马让它倒闭而不是整改。对有问题产品，企业应该要在政府的监管下主动召回，当然政府可以责令其召回。
三、结束语
我感觉在食品安全方面政府做的还不够，而且还有推卸责任的嫌疑。一出事情，政府就把责任推给企业，再摆好姿态充当警察的职责。再者，企业把责任又推给一些原料供应者，如此循环下去。我们都不知道是谁的责任。唯一看到比较诚恳负责的公开表态，来自牛根生，他说：即使公司完蛋，我们也要毫不犹豫地履行承诺，把细节做到位，哪怕牺牲自我也要营造出一个干干净净的乳制品市场。而我想说，相对于婴儿的生命安全，相对于全民的健康，死掉一个三鹿何妨?整个中国的民族乳业重新洗牌又何妨?在你危难的时候，用民族牌让全民同情换来自己的利益，在你想到利润的时候，就不惜向同胞公然投毒，这样的民族企业，我们宁肯不要!一个产业的振兴与公民的安全与健康相比，实在是轻若鸿毛。
我们都知道温总理曾有一个愿望，他希望所有贫困地区的儿童，每人每天都能喝一斤奶。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说，幸好，总理的愿望并没有实现。我们希望中央政府的彻查，能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从食品安全的国家耻辱中早日醒来。
参考文献：
[1] 樊永祥、严卫星.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对我国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建设的启示《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2009年03期  
[2] 高秦伟.《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3] 刘俊海. 《法学论坛》2009年第三期
[4] 李长健、陈占江.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及其原因分析[J].中国科技信息，2005,（16）
[5]李长建、张锋.一种社会性监管模式——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理性回归[J].重庆社会科学，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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