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晚期石窟的分期與斷代研究會議綜述.pdf

敦煌晚期石窟的分期與斷代研究會議綜述閆珠君陶蓉蓉（西北民族大學）年月日至日，由敦煌研究院主辦的“敦煌晚期石窟的分期與斷代研究工作坊”在敦煌莫高窟召開，此次會議共有位代表出席了會議，提交論文餘篇，圍繞主要議題敦煌晚期石窟的斷代研究展開，此外還涉及敦煌學、宗教學等方面的内容。在學術會議之外，結合會議主題還特意安排了瓜州榆林窟、鎖陽城以及敦煌莫高窟實地考察活動。此次學術研討會和參觀考察活動，組織嚴謹有序，内容豐富多元，有助於推進敦煌石窟斷代研究工作的發展，將敦煌石窟斷代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一、概 説本次會議開幕式由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長楊富學研究員主持，在介紹了與會專家學者之後，敦煌研究院院長趙聲良研究員致開幕式歡迎詞。趙聲良講到，習近平總書記在敦煌研究院的講話，爲我們研究敦煌學確立了方向，在探討歷史、考古等諸多問題時，敦煌文化體現出中華民族的精神、中華民族的包容性，以及大量吸收外來文化、不斷創新的精神。敦煌文化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不斷創新。敦煌石窟的分期經過了很長的時間，前輩學者樊錦詩、關友惠等先生在早期時候對隋朝、唐朝前期還有西夏時期的石窟做過一些分期研究，爲我們留下了一些非常值得借鑒的經驗和規範。相信經過大家的共同努力，敦煌晚期的石窟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敦煌晚期石窟比較複雜，五代以後敦煌地區多民族交融，歷史比較複雜，民族關係、宗教的發展也有很多變化，對其進行研究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希望通過此次會議，與會專家學者的共同研究、探討能够推進學界對於晚期石窟的認識，能够推動整個敦煌學的發展。此次學術會議以敦煌晚期石窟的分期與斷代研究爲主題，以進行晚期石窟斷代研究爲主要目的，旨在通過分析壁畫藝術風格、繪畫内容及結構，結合敦煌及其周邊的歷史地理學研究來確定石窟具體開鑿年代，求同存異、去僞存真。本次會議由敦煌研究院主辦，由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與敦煌研究院院級課題重點項目“敦煌晚期石窟的分期與斷代研究”課題組承辦。來自新疆大學、澳門科技大學、四川大學、河南大學、鄭州大學、陝西師範大學、河北師範大學、山西師範大學、山東師範大學、新疆師範大學、新疆藝術學院、西北師範大學、西北民族大學、西南民族大學、甘肅政法大學、河西學院、四川博物院、寧夏文史館、三秦出版社、龍門石窟、麥積山石窟、雲岡石窟、吐魯番學研究院及主辦單位敦煌研究院等多個單位的位專家學者及研究生應邀參加了會議。與會代表提交會議論文餘篇，會議安排餘篇論文在會中做出詳盡報告，所提交論文内容涉及石窟斷代、宗教、文化、藝術和歷史地理等方面。會議閉幕式由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長楊富學研究員主持。楊富學講到，敦煌晚期石窟向稱難治，關鍵在於民族更迭頻繁，藝術風格繼承性不明顯，漢文文獻記載稀少，少數民族文獻又較難利用，故而晚期石窟研究頗具争議，有待於結合莫高窟北區洞窟出土文獻、石窟題記和少數民族歷史文化活動進行綜合研究。此次是由敦煌研究院主辦的小規模石窟斷代工作坊，主旨就在於推進學界對這一問題的關注與研究。二、敦煌宗教學相關研究敦煌石窟的彩塑和壁畫，内容豐富多彩，大都是佛教内容：如彩塑和壁畫的尊像，釋迦牟尼的本生、因緣、佛傳故事畫，各類經變畫，衆多的佛教東傳故事畫、神話人物畫等，每一類都有大量、豐富、系統的材料。參加此次會議的專家學者就這一方面做出了部分成果報告。河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生導師崔紅芬教授在所撰遼、夏遺存華嚴經相關問題考一文中提出，華嚴經 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經典之一，應縣木塔、豐潤天宫寺塔和黑水城等遺存文獻中皆有保存。遼刻 華嚴經 存三種版本，木塔存第號爲第一種版本，第、號爲第二種版本，天宫寺中存卷爲第三種版本。學界對木塔第二種版本 華嚴經 的觀點不一，而黑水城文獻保存 華嚴經對遼刻經的研究有一定參考價值，學界對此鮮有關注。崔紅芬教授在對遼刻 華嚴經進行梳理和瞭解學界分歧的基礎上，把木塔存 華嚴經與黑水城相關文獻進行比較，初步確定遼寺院曾雕印過行字的藏經。這種裝幀藏經傳至西夏後，對秉常（年在位）時期佛經裝幀産生了很大影響，黑水城文獻保存 華嚴經 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等十餘部佛經裝幀版本與木塔第二種版本相同或類似。它們的存在也揭示了遼、宋、西夏間佛教文化的交流與互動。勞度叉鬥聖變 是敦煌壁畫中重要的經變畫題材之一，以往一些學者主要集中對莫高窟該題材壁畫進行了部分研究，對於周圍其他石窟中該題材壁畫鮮有關注。肅北五個廟石窟第窟中的勞度叉鬥聖變是時代最晚的一鋪。張小剛、梁嘯和曲波合撰的肅北五個廟石窟第窟勞度叉鬥聖變研究 一文中結合敦煌石窟其他同類題材壁畫内容及藏經洞和佛教典籍中相關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文獻，重新梳理肅北五個廟石窟第窟中的勞度叉鬥聖變的故事情節，細述舍利佛與勞度叉各種鬥法的情景，對其做出相關研究。柏孜克里克石窟第窟窟頂所存無量壽經變，是高昌回鶻時期極具特色的一幅經變畫。陳愛峰、田利萍柏孜克里克第窟無量壽經變考釋 一文中首先對壁畫内容做出細緻的圖像志描述，再將畫中情節與佛經對照，辨識其中人物身份，並進一步討論圖像背後的意涵以及壁畫所依據經本的來源問題。敦煌地區俗家的殯葬儀式既有儒家的傳統葬儀，也融入了佛教的祭奠儀式。陳豔玲 敦煌文書所見的古代葬儀中主要運用敦煌文書的相關喪葬資料，按照傳統儒家安葬亡者的程式，著力探究喪家將靈柩從殯所運往墓地下葬的過程，主要包括出殯前的親友弔喪（延僧念經）、臨壙設祭（孝子哭拜、僧誦齋文、僧侣作法事、四衆“十念”）、升棺入壙、掩壙迎神等，旨在探討在喪葬過程中佛教與儒家葬儀相融相攝的實相。文殊信仰是一種典型的菩薩信仰，歷史上一度因得到政權的支持而十分流行，特别是唐代的文殊信仰曾盛極一時，在佛教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胡小鵬、張海娟 蒙元時期文殊信仰初探一文認爲在崇奉佛法的蒙元統治者的率先垂範下，文殊信仰進一步得到弘揚。究其宏盛之因，概分爲三：文殊信仰的護國護身性質既滿足了人們尋求宗教庇佑的精神訴求，又適應了統治者以佛教這一意識形態工具肯定和强化其世俗王權的政治需要；蒙元漢藏佛教體制雙力助推弘揚文殊信仰；宋、遼、西夏等文殊信仰對蒙元之影響。根敦阿斯爾 蒙古佛教與地域實踐的研究 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域的事例爲中心 通過分析佛教傳承的要素，論述了印度佛教在空間上的傳播，其實是基於各個時代、地域、民族的本土文化，或者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中通過取捨、選擇後的傳播。因此，研究佛教與民俗的關係是一個方向。而研究佛教與民俗關係的重點，就是要弄清楚，對於一個多民族國家，並且受到多元外來文化的影響，不斷融合、變化後，是如何構築、形成了現有佛教傳承的性格與現狀。其中，蒙古佛教寺院的事例是這種佛教中國化現象的一個代表。從宗教美術的角度而言，敦煌石窟是佛教藝術聖地，僅在清代出現了一些道教主題的洞窟，可見敦煌石窟的題材僅限於佛教和道家。邢耀龍榆林窟第窟：敦煌石窟僅存的儒家窟 從榆林窟第窟僅存的塑像來看，其内容屬於“三皇五帝”、三代君王及孔子，表現的是儒家的先祖信仰和聖賢信仰。這些塑像體現了儒家思想主導下的古史系統的構建過程，也是清代河西地區典型的一個先賢祭祀洞窟，這一點，在洞窟牆壁上的遊人題記裏也有明確的體現。故而邢耀龍提出榆林窟第窟是敦煌石窟目前發現的唯一的一個儒敦煌晚期石窟的分期與斷代研究會議綜述家題材洞窟，其獨特的内容再一次擴大了敦煌石窟的宗教美術邊界，對清代河西地區的民間儒家信仰的研究和敦煌石窟内容的重新詮釋有重要意義。三、敦煌晚期石窟斷代研究榆林窟第窟爲敦煌石窟群中最具代表性的大型洞窟之一，學界對其開鑿時代頗具争議，故而也成爲本次會議最具争議問題之一。岳鍵撰文 西夏石窟以圖分期的可行性研究及其相關問題，提出西夏石窟按圖像學類型考古可分爲三期，以串花垂幔紋、寬頻黑邊紋及所屬串珠垂幔紋、瓔珞垂幔紋、雙重卷雲勾連垂幔紋、五彩垂帶布帷鈴鐺紋作爲分期辨識標準。岳鍵提出：串花垂幔紋適用於早期石窟；寬頻黑邊紋及附屬紋飾適用於中晚期石窟。以此爲據，岳鍵比定出了西夏中期石窟個：榆林窟第、窟、文殊山萬佛洞前山石窟以及五個廟石窟第窟。以寬頻黑邊紋及五彩垂帶布帷鈴鐺紋爲辨識標準，比定出了西夏晚期石窟個：東千佛洞第、窟及莫高窟第窟。楊富學、劉璟合撰 榆林窟第窟爲元代西夏遺民窟考辨一文中認爲榆林窟第窟爲元代敦煌西夏遺民所營建。該文作者從多方面出發做出綜合判斷：西夏裝與蒙古裝交織，則必爲元代，因爲元代敦煌西夏勢力强大，與蒙古王室關係密切，西夏時代不曾有蒙古人；元朝推行主僕制度，甬道壁上的西夏與蒙古供養人，只能是施主，但不可能是窟主，窟主是“三王”之一的瓜州肅王家族；該窟藝術水平極高，具有皇家藝術風格，但這個皇家不可能爲西夏，只能爲駐守瓜州的蒙古豳王家族。西夏國時代的瓜沙荒涼且落後，遠不比元代之繁榮，元代後期的敦煌西夏遺民人數衆多且地位很高；窟中著名的釀酒圖 反映的是蒸餾酒的釀制過程，這是元代以後才有的事，不可能歸於西夏；甬道下部的蒙古供養人像對上部的西夏供養人像雖有疊壓關係，但明顯未對西夏供養人像造成破壞，保護之意清晰可見，且西夏供養人像大於蒙古供養人像，這些現象只能説明二者同皆屬元代之物，否則，蒙古與西夏國有世仇，不會保護西夏國的供養人像，更不能允許其供養人像大於自己。綜合各種因素可以證明，榆林窟第窟當爲元代敦煌西夏遺民所營建，絶不可能屬於西夏國之遺物。榆林窟第窟究竟爲西夏還是元代洞窟，學界亦存在争議。邢耀龍、楊富學 榆林窟第窟爲元代窟新證中，提出充分論據力證其爲元代開鑿石窟。榆林窟第窟文殊變五臺山圖中保存有元代大白塔的清晰形象，該塔乃年由尼泊爾匠師阿尼哥設計建造，是證此窟當開鑿於年之後；榆林窟第窟之蒙古供養人，此前曾被誤認爲乃後補之物，其實非也，其與洞窟壁畫是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整體劃一的；窟中的西夏上師像被認爲是噶瑪噶舉派之裝束，論者認爲噶瑪噶舉派主要流行於西夏而非元代，其實不然，元代後期噶瑪噶舉派備受蒙古統治者尊崇，甚至擁有“無冕”帝師的地位；榆林窟第窟之五臺山形象可與元代五臺山道場之密教寺院相比對；該窟之天龍八部形象又與山西芮城永樂宫的元代天蓬元帥接近；論者以窟内有西夏文題字而證明該窟爲西夏窟，殊不知西夏文不惟西夏國流行，元代也很流行；論者謂瓜沙於西夏時繁榮而元時衰，實則恰恰相反。諸如此類，可以構成完整的證據鏈，證明榆林窟第窟當爲元代之遺物，具體修建時間當在年五臺山大白塔修建之後至年乳必多吉活佛巡禮沙州兩座文殊窟之前。崔瓊 吐魯番中小型石窟調查與初步研究談及吐魯番除了吐峪溝石窟和柏孜克里克石窟兩處大型石窟外，現在依然留有處中小型石窟遺址，這些窟室大多散落在火焰山各條沖溝的崖壁上，東西綿延餘里，自西向東依次是亞爾鄉石窟、雅爾湖石窟、庫魯特卡石窟、大桃兒溝石窟、小桃兒溝石窟、葡萄溝石窟、烏江布拉克石窟、伯西哈石窟、勝金口石窟、七康湖石窟、蘇貝希石窟、連木沁石窟、忙得古爾石窟，現仍存有餘個窟室，保存有壁畫者近個，年代跨南北朝至元末。崔瓊主要從洞窟分佈及形制、壁畫内容與藝術風格兩個方面做出剖析，結合史實，考慮之下將現存壁畫大致分爲五期：第一期有七康湖、號窟、忙得古爾號窟、雅爾湖號窟，年代爲世紀至世紀中葉；第二期七康湖號窟、七康湖號窟後室甬道、亞爾鄉號窟，年代爲世紀中葉至世紀中葉；第三期勝金口、號窟，烏江布拉克號窟、伯西哈號窟，年代爲世紀中葉至世紀中葉；第四期有雅爾湖號窟（第二層壁畫）、伯西哈、號窟、勝金口、號窟、七康湖號窟，年代爲世紀中葉至世紀末；第五期有烏江布拉克號窟、葡萄溝、區，庫魯特卡石窟、大桃兒溝石窟、小桃兒溝石窟、蘇貝希石窟，年代爲世紀至世紀。項一峰 對麥積山石窟分期斷代的幾點思考 以第、等窟爲例 講到洞窟的開鑿造像，因歷史中的自然和人爲等因素破壞和損壞，佛教講重修妝鑾佛像具有造像的同等功德利益，造成某一洞窟造像（壁畫）經後代重修或多代重修的現象，對洞窟開鑿造像原始時代的探討判斷造成混亂。現在我們研究石窟，對洞窟開鑿造像時代的判斷，雖然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此原創性、真實性的探討務必嚴謹慎重。尤其是 内容總録 考古報告等類的基礎工具書，在洞窟存在不同判定時代，又難以一説定論的情況下，應該尊重學術、尊重科學，兼顧百家争鳴宗旨，在洞窟的時代判定上給出一種較合理的時代，或説明另有他説，不能捨此去彼，避免造成誤判或誤導，以爲研究者敦煌晚期石窟的分期與斷代研究會議綜述提供一定的參考價值，並對進一步深入研究起到積極的作用。四、敦煌壁畫藝術相關研究根據佛典的描述，花是佛陀慈悲清净的象徵，是體現佛國世界美妙景象的基本元素。所以，鮮花供養便成了佛教諸多供養中最常見的形式。史忠平 敦煌繪畫中的盤花圖像研究 論述了在敦煌壁畫、紙畫、絹畫中，除手持折枝花卉和瓶花供養外，還描繪了大量手持盤中花卉供養的圖像，並以蓮花爲主，兼有部分牡丹和其他花卉。不僅集中體現了盤花在佛教供養中的重要地位，而且傳遞了手持盤花在各時期的造型變化和圖像源流，值得關注。敦煌壁畫中的山水畫是作爲壁畫的背景而存在，是敦煌壁畫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王成文在略談敦煌壁畫中山水畫之特性一文中以山水畫藝術自身發展的角度來審視敦煌壁畫中的山水畫，與山水畫傳統發展基本是同步的，因此在形式、語言等方面均體現出了裝飾性、空間性、寫意性等特質，對當下山水畫藝術的創作給以印證和啓發意義。趙燕林 敦煌石窟中的束蓮彩畫建築圖案 兼議莫高窟宋、西夏部分洞窟的時代問題 提出束蓮彩畫建築圖案爲學者討論莫高窟宋、回鶻和西夏時期的洞窟時代關係提供了可靠的參考，發現分期爲宋代個和西夏個洞窟和部分回鶻洞窟中都繪製有束蓮彩畫建築圖案。與此相似的内容還出現在沙州回鶻時期的洞窟中，但和宋、西夏的卻大爲不同。據此可知，這些有相同内容的宋和西夏窟應爲同一時期繪製而成。董睿 朝堂與佛殿：武后及武周時期龍門與敦煌石窟藝術之比較 客觀總結了武后和武周時期，龍門與敦煌石窟藝術之比較。龍門位居國家權力的中心，其石窟的開鑿也是受到統治者的支持和資助，石窟的政治化趨勢超越了佛教本身的宗教儀軌。敦煌莫高窟遠離政治中心，其受中原政治的影響具有滯後性。尤爲重要的是，從敦煌莫高窟這一時期的石窟形制和藝術形式我們可以看出，敦煌同一時期受政治的影響和控制較中原地區爲弱，其石窟藝術仍然是以宣揚佛教義理和教義等爲依歸。馮麗娟通過梳理年及年三地兩場大型敦煌展覽文獻與圖像資料，在 敦煌藝術的傳播與接收 圍繞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敦煌藝展的歷史考察 中明確世紀四五十年代兩場敦煌藝術專題展覽讓敦煌藝術重新回歸世人的視野，並代表了世紀初中國第一代美育開拓者的人文眼界與社會改良的文化變革實踐，改變了學術界對中國傳統繪畫的固有認知，促進了民族文化遺存的保護研究，開啓了中國傳統藝術資源與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國家政治認同、文化復興自省的互動關係。敦煌藝術展覽爲中國美術館展覽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模式的良性發展奠定了基礎，啓動了新中國美術展覽的新範式。行佳麗 敦煌晚期石窟與西夏藝術研究之間的交互作用旨在論述敦煌晚期石窟不斷變動的歸屬劃分干擾西夏藝術理論歸納，敦煌石窟西夏藝術風格定論又影響著西夏石窟分期研究。西夏藝術風格作爲西夏藝術研究的一部分，在總結過程中要考慮到場合（地域）、藝術創作（行爲）、藝術品（物）和藝術接受者（人）四要素。將敦煌西夏石窟分爲西夏統治時期與蒙元西夏遺民營造時期，能够更有效地歸納總結西夏藝術風格。五、回鶻學相關研究新疆大學博士生導師阿依達爾米爾卡馬力教授就國家圖書館藏一葉回鶻文 佛説天地八陽神咒經進行研究。回鶻文佛説天地八陽神咒經於世紀譯自漢語，在元代進行了大規模的傳抄。該文獻現分藏在倫敦、京都、柏林、聖彼得堡、北京等地，總數達餘件。作者對北京國家圖書館收藏一葉回鶻文 八陽經 寫本（編號）進行轉寫、翻譯和語文學註釋，並將其與倫敦本、京都本等進行對照分析，發現該文獻不同於其他版本，屬於另一種譯本。根據正字法特點，判斷其抄寫時間屬於元代。張田芳 回鶻文 説心性經中的金輪王夢與唐傳奇關係探微論述説心性經 與早期禪宗文獻 觀心論修心要論般若心經疏等有密切的關係，該故事有可能來自禪宗文獻中的 南柯夢。金輪王做夢的故事不僅有濃厚的禪意，更體現了回鶻轉輪王信仰和懺悔觀。可以看出，該故事是禪宗文化和回鶻文化相結合的産物，更説明回鶻文 説心性經是根據漢文佛典改編的回鶻禪籍文獻。侯世新、于海琴 從吐魯番哈拉和卓看西域回鶻人的文化與融合論述作者於年在吐魯番哈拉和卓鄉清理發掘的一座散落的回鶻人墓葬，可印證出：一，回鶻人雖然在世紀中葉已開始了定居的農耕生活，但生活在西域的回鶻人，依然保留有其傳統的遊牧文化，騎射是他們生活中較爲重要的組成部分。二，墓中大量出現棉布衣物，説明定居在這裏的回鶻人，已由“多食肉寢皮”的遊牧生活向農耕文化的成功過渡。三，從墓葬形制、木棺、覆面、赤鐵粉等隨葬物品，體現出了生活在西域的回鶻人受中原喪葬習俗影響之深及回鶻人對漢文化的認同。四，回鶻人在棉織物上的印花、刺繡、織金銀工藝即反映出了回鶻人的審美觀，又折射出聰明智慧的回鶻人手工業技能的高度發達，織金織銀成爲了回鶻人對我國紡織業界的一大貢獻。五，縱觀西域棉布織造業的發展歷程，其經歷了由白氎（粗棉布）、細疊、花蕊布、到繡文（紋）花蕊布的遞進演化過程。從而證明回鶻人是一個極具包容且很善於學敦煌晚期石窟的分期與斷代研究會議綜述習外來文化的民族，他們在西域的發展歷程，正是體現了新疆一體多元的民族融合文化。六、其 他楊富學、王小紅 甘肅榆中女真遺民的調查與研究通過實地調查以及史料分析，可知榆中女真遺民漢氏與蒲氏確爲女真遺民一實。榆中蒲察氏之變，並非迫於政治强權，實則出於複姓簡化。漢氏爲金朝皇族完顔氏支系之遺留，祖先原活動於燕山以北地區，金元之際進入中原地區，明代洪武初年改姓漢氏，弘治末年遷居榆中，現有五通明及以後碑刻爲證，民間遺留的傳説也差可與 金史元史等歷史記載相印證；蒲氏爲金朝高門蒲察氏支系之遺留，雖然僅見於方志記載，但是結合蒲察篤實之事蹟，兼采蒲氏族人之口述史資料，亦不難確定其女真遺民身份。隨著社會歷史的變遷，蒲察氏之女真民族特徵逐步淡化，姓氏也由“蒲察”而簡化爲單字“蒲”。王東 吐蕃尚勇習俗與財富思想表達 以百慈藏卷吐蕃兵律爲中心 論述了百慈藏卷 吐蕃兵律 涉及吐蕃軍隊軍法、軍規、軍紀、排兵佈陣、守城等方面的律例，而吐蕃社會崇尚軍功，通過軍功獲取財富和政治地位是一種社會風尚，而律例中對此記載頗多，尤其是戰利品分配律例中更爲細緻。獎懲物品包括諸如銀兩、細軟、衣物、牲畜（馬牛羊等）等。另外，王東從律例條文方面探究所涉及到的一些吐蕃社會習俗。以河北邯鄲市鄴城一帶爲中心的地區是東魏、北齊重要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孫曉峰在鄴城北朝造像初識中主要論述了這一時期盛行以白石爲主要材質的背屏式單體造像，其技藝精湛、裝飾華麗、題材豐富、風格獨特。充分彰顯出當時胡漢之間，以及絲綢之路上中西文化交融、碰撞與互動的時代特徵，在中國佛教造像史和雕刻藝術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對於認識和研究北魏以來中原北方地區佛教造像藝術樣式的發展、演變與傳承具有重要意義。絲綢之路是古代連接中國内地與西方歐亞各國的重要通道，考古資料表明，早在張騫通使西域之前，東西方之間便存在著一條西玉東輸的“玉石之路”。樊麗沙、楊富學“禺氏之玉”及月氏的原居地問題認爲學界僅就“禺氏之玉”這一因素判斷月氏、烏孫的原始故鄉在東天山之説並不完全可信。樊麗沙通過探訪河西走廊馬鬃山、敦煌旱峽兩大古代玉礦遺址的發現，加以分析河西地區的地理環境特徵及月氏的生業形態，再結合史料和考古資料的雙重印證，論證月氏不僅僅是玉的轉運者，同時也可能是玉的生産者，“禺氏之玉”有可能就是月氏在酒泉地區所産之玉。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七、小 結敦煌被稱爲中國歷史文化名城、東亞文化之都。在複雜的歷史文化背景下，敦煌晚期石窟的研究較爲撲朔迷離。而石窟斷代問題，又是石窟研究中最基礎、最重要的工作，也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前輩學者們在有限的條件和精力下，對洞窟開鑿造像的時代判定或有偏頗，但給我們現在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參考價值和研究思路，不斷激勵現代學者在石窟分期與斷代研究中做更細緻、更深入的探究。此次敦煌石窟斷代會議，對前期工作進行了重新梳理，諸與會專家學者對最新學術論文做出詳盡報告，對現有研究做了系統整合，涉及敦煌學、回鶻學、宗教學、藝術等，内容多樣豐富。本次會議的一大亮點，除學術研討會議之外，會議特意安排會前考察瓜州榆林窟、鎖陽城和敦煌莫高窟，參觀考察了許多暫未對外開放的珍貴石窟，對後期石窟斷代研究工作提供了新的方向和更具有説服力的證據，得到了與會專家的一致認可，此行收穫良多。此次“敦煌晚期石窟的分期與斷代研究工作坊”會議歷時三天，在敦煌研究院統筹支持下如期完成了大會的全部議程，達到了組織此次會議的初衷和目的。總之，此次會議和考察活動安排緊湊、内容豐富、形式多樣，與會專家學者各抒己見、深入探討，體現出學術平等的思想，是一場難得的學術盛宴，期待會有更好、更多的學術成果涌現，爲敦煌學做出更多貢獻，有力推進石窟斷代研究工作進程。基金項目：敦煌研究院院級課題重點項目“敦煌晚期石窟的分期與斷代”（項目編號：）敦煌晚期石窟的分期與斷代研究會議綜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