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烦闷”到革命：一名五四青年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pdf

青少年研究与实践戈2 0 2 3年第2 期青少年广角从“烦闷”到革命：一名五四青年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邵明众（广东省团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510 0 0 0）摘要：从19 19 年五四运动到19 2 5年五卅运动，五四一代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步步走上了革命道路。分析俞秀松日记、书信等文献发现,从最初的将个人“烦闷”归因于社会并谋求社会改造，到以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思想改造社会，再到从混杂的“主义”思潮中找到马克思主义，这是五四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三部曲。从确定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到选择列宁式政党的组织模式，再到动员成员走出书斋成为职业革命者，党团组织的思想边界得以清晰化,组织框架得以严密化,这是中国共产党成长为列宁式政党的三部曲。关键词：俞秀松；五四运动；社会主义；青年团；五卅运动中图分类号：D4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 0 9 5-9 30 3（2 0 2 3)0 2-0 0 50-10从19 19 年五四运动到19 2 5年五卅运动，中国在2 0 世纪初发生了重大的历史转折。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从无到有，并在信仰和组织两个方面自我定型，成长为列宁式政党。回望这段历史，我们需要思考以下问题：五四一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儒家思想跌落神坛后，如何一步步从心灵世界的烦闷走向信仰“主义”、开展社会改造行动；他们如何在追寻新“主义”过程中，一步步明晰信仰的边界收稿日期：2 0 2 3-0 2-0 3基金项目：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四五”规划2 0 2 2 年度课题“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以先驱为中心的研究”（2 0 2 2 GZDD20)作者简介：邵明众（19 9 0 一），男,河南唐河人，广东省团校（广东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青年运动史。学界一般将在五四时期（即19 17 年至19 2 0 年前后），在新文化运动中站上历史舞台并起先锋作用的年轻一代，称为五四一代。李泽厚在著作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曾把五四一代划分为中国第三代知识分子。主义”是来自日本的外来词汇，一般翻译为-ism。清末民初时期，一般将各种西方新思潮以“主义”命名。新文化运动中，青年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往往将西方兴起的各种“主义”作为指引和导向，掀起了追寻各种“主义”的思潮。50和框架,最终分化出初步的马克思主义者群体，建立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他们如何在党团组织面临渔散的困局时，选择了列宁式政党模式进行严密组织，从而成功在五卅运动的风雷中进发出令人震惊的社会动员力。对于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时期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产生和发展的研究多侧重传统革命史，较为宏观地记述了历史过程，描述了共产主义运动如何席卷天下、包举宇内。本文从共产主义思想的接受端人手,探究一名五四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变化轨迹，通过其寻求生命价值意义、探寻救国之路的细节呈现从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这一时期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演变初期，集团分化较快,不断有成员因不同的原因被筛离。俞秀松是少数始终在早期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阵营中的重要革命人物之一,因此具有高度的代表性。同时，作为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俞秀松留下了作文、书信、日记、自传和清党材料等文献，为我们探寻从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这一时期五四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提供了真实的思想史史料。因此，本文以俞秀松的案例为主线，对比党团组织其他早期成员的经历，还原一名五四青年知识分子从“烦闷”到革命的心灵世界变迁过程。一、“烦闷”：由周遭感知世界现存的俞秀松日记的记录时间为19 2 0 年6一7 月,这一时期正是青年俞秀松思想转变的重要时期。“烦闷”是这本俞秀松日记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在俞秀松日记中，“烦闷”“愁闷”“沉闷”“苦痛”等词语经常出现。根据笔者的统计，不到一个月，“烦闷”“沉闷”“愁闷”在日记中一共出现了40 余次，“苦痛”一词则出现2 0 余次。是什么导致2 1岁的青年俞秀松如此频繁之“烦闷”呢？“烦闷”之一是周围朋友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幸遭遇。俞秀松日记中第一次提及“那样愁闷”,是源于他的好友沈仲九“此番的烦闷”。沈仲九出生于18 8 7 年，原名铭训，浙江绍兴东浦人，与沈玄庐、刘大白并称为“绍兴三杰”。他比1899年出生的俞秀松大12 岁，曾共同在星期评论社工作,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根据俞秀松的转述，沈仲九“此番的烦闷”“是由于人生的问题而发生的”19，这个“人生问题”来自崇侠的“烦闷”。崇侠，全名丁宝林,亦曾在星期评论社工作。崇侠又因何“烦闷”呢？详查俞秀松日记，可以看到：在感情方面,崇侠与已有家室的沈玄庐陷人感情纠葛中，并被外界所“异言”，因此烦闷不已；在事业方面，想到自已的前途，“一方面想去读书，又想到读书做什么；一方面想组织农村,又想到分子不能纯粹一一同道的，因此脑筋里又起了大战争”112。崇侠在感情和事业中“受了种种刺激”后决定出家为尼。沈仲九卷入崇侠和沈玄庐的感情纠葛中,在这段复杂的多角恋情中，他扮演着最尴尬的角色难以解脱。他虽然劝崇侠“与其自杀而死，毋宁奋斗而死”，自己却苦痛地想要自杀。眼看自己的几位好友深陷困局之中，俞秀松不由地也陷人了“烦闷”之中。“烦闷”之二是对所处环境的无可奈何。以往的革命史叙事话语体系将五四青年的革命之路归结为青年对民族救亡图存的积极响应，但在俞秀松日记中，国家、民族、政治大事这样的宏大叙事并不常见。这可能与他更多地将写日记作为一种自我反省的修养功夫有关系。但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在俞秀松心灵世界的转变中，周遭的不幸和所处的细微环境对他的影响更加直接和鲜活。正如俞秀松在日记中所说：“我近来看星期评论社里无论什么事都没有秩序，觉得满室暮气沉沉，再加你和崇侠时常发现消极思想，我们年纪大的，不过怨上加怨，心里觉得难过点罢。他们年纪小的，意识未定，思想最易变迁，混在这种环境之中，叫他们将来成为怎样？我现在想到这种情形，非到黄浦滩边，夜静人稀之处,大哭一场,不足消我愁苦！112“烦闷”之三是日常生活中个人的不顺遂。例如,俞秀松在6 月2 9 日的日记里写道,因为没钱买东西，想找林先生借钱，却没有遇到他，他再次“烦闷”起来；接着他又想到自已在厚生铁厂做工的情形,变得苦痛起来，便产生了将来从事51教育或者做园艺的打算；但是自已又十分岭焖工人遭受的苦痛，想为他们做些事情，心情十分矛盾。6 月30 日,因为好友钦舜病重,俞秀松再次陷入了“烦闷”之中。即使是蚊虫叮咬这样的琐事,也构成了青年俞秀松“烦闷”的诱发因素。俞秀松的“烦闷”并非个案，在五四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中十分常见。与维新变法一代青年、辛亥革命一代青年相比,五四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为何“烦闷”？同样生活在民族危机中，面对着新知识与旧价值的断裂和冲突，前者的精神激昂向上，或明或暗地将儒家思想作为自我安身立命的心灵处所。他们虽然对国家的衰亡忧心仲，却有一种天降大任的理想主义情怀,这得益于儒家思想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逆境观。如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李大钊的青春等都洋溢着慷慨激昂、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五四一代青年则不然。在知识层面，他们大多学习的是以自然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新知识；在价值层面，他们仅在幼年时接受过传统儒学的熏陶，旧的价值体系崩塌，新的价值观还没有确立。因此，他们的精神信仰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灵魂缺乏依恬,在社会中难以定位自已，普遍产生了“烦闷”的思想。以俞秀松为例，他于19 12 一19 15年在临浦高小接受、接纳和践行了作为“科技”的新知识。中华民国初年，一般民众对公共卫生的认识相当有限,尤其是对阴沟、池塘的蚊虫苍蝇缺乏防治，导致疾病肆虐。对此，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法令，要求在高小课堂上对学生进行“人体生理卫生之大要”的教育，指导他们学习日常清洁和消毒。在这样的新科学知识指引下，正在临浦高小就读的俞秀松返家后，运用自已在新式学校学来的消毒卫生知识，试图用白色的消毒液给村庄的阴沟和水沟进行消杀14。可见新知识对少年俞秀松的影响之大。如何对待新知识？俞秀松主要从赶超西方52的角度学习西方科技知识。少年俞秀松写道：“当今之世,试验愈精，而外国试验尤进于中国，其巧天不能测。嵯乎！中国少年，当尽心考察，而后可以与外国等。”11“列国富而中国贫，列国强而中国弱，其故何哉？日：无进取思想而已。夫外国能进取,而事业日见发达,若铁道,若电线,若火车，若轮船,若枪炮之类，皆由进取而来也。他若开矿捕鱼之利,亦皆可以富国，而为彼所夺,可不耻耶？虽然，今中国若能力图自强。取法于泰西，奖专门之学，教生利之法，苟如是，国岂有不富强耶？”19 0 他认为，救国需要“试验”，需要铁道、电线、火车、轮船、枪炮、开矿、捕鱼等，只要学习西方的科技知识就能迎头赶上，使国家变得富强。在“科技万能”的大旗下，当时确实有不少五四一代青年一度认为“试验”“科技”“专门之学”可以解答所有的问题和困惑，中国青年要做的就是“尽心考察”“取法于泰西”。受到这种思想影响，俞秀松在19 16 年升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浙江一师）后，认真学习英文，凡事钻研3W（w h o、w h a t、why）,因此，同学们都叫他“3W主义者”。浙江一师的老师单不庵不但精通旧学,而且对西学也有充分了解,对俞秀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根据曹聚仁的回忆,俞秀松进入浙江一师后就成为单不庵的人室弟子，成为同学眼中躬行理学的“道学先生”2 。在个人审美倾向上，俞秀松依旧卷顾着清高雅洁的文人传统，在笔筒上雕刻渔夫的形象，自号长山道人。这说明俞秀松在接受西学的同时,其心灵世界还受到传统儒学的影响。从现存的资料来看，俞秀松接触新青年等杂志应为19 16 年进入浙江一师之后。从他的同学施存统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窥见一二。施存统回忆：“我最初和新思潮接触的,是进第一师范的头一年。那时我看新青年，头一篇看见的是陈独秀的复辟与孔子。我看这个题目很新，于是就拿来看，不到半篇，看见陈独秀大骂孔子,把复辟的罪归到孔子身上。于是心中大怒，大骂陈独秀无礼，不该毁万世之师，即弃书而走。”3 由此可见，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施存统一开始对新青年存在某种抵触情绪。然而，青年总是渴望新的事物。没过多久，施存统等人“由于好奇心的冲动，要看看他究竟怎么样骂法，于是又拿来看”。“不过这时还当这种文章只是一种文人翻案的文章,陈独秀这个人，也只是一个刻薄文人罢了。”从此，施存统常常看新青年，以为这也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比看小说还有趣。直到看到“陈独秀有一篇驳康有为的虚君共和的文章,看了大表同情，以为陈独秀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了，连康圣人都被他驳倒了！”此后，施存统等人对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等新文化领袖越发敬服。1919年8 一9 月期间，由沈仲九担任主编的教育潮社和浙江一师先后成立了全国报刊代售处和书报贩卖部，专门推销全国进步报刊和书籍,将新文化在青年中推广开来。受此影响，1919年11月，俞秀松等浙江一师学生效仿北京大学新潮杂志，创办了浙江新潮。为什么五四一代青年迅速被新文化新思潮吸引？因为新文化给予了新青年价值导向，这是新知识未曾赋予他们的。正如胡适后来意识到的：“问题是问题，主义是主义,学问是一回事,道德是一回事,信仰又是另一回事。”当时,在作为导向的价值观缺席的情况下，找不到方向和出路的青年自然产生了虚无的思想、“烦闷”的情绪，乃至自杀的冲动。陈独秀的自杀论一一思想变动与青年自杀一文，正是在当时不少青年因茫然、困惑而接连不断地自杀的背景下写就的。文学曾短暂地成为五四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庇护所。俞秀松虽然试图用夜未央安慰沈仲九，但也难以用文学解脱自已的“烦闷”。毕竟，文学虽然能够造就心灵世界的乌托邦，却难以解决现实社会中柴米油盐的生存问题,更不能从根源上消除青年的“烦闷”和痛苦。综上所述,俞秀松和其他五四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在试图打破一切后,处于精神的虚无状态。面对像俞秀松一样在家庭、婚姻、求学等方面遭遇苦闷与挫折的青年，新文化运动中的“主义”宣传家提出一套蓝图，将苦闷者吸引到“主义”的大轨道上来。在那个价值虚无的时代，青年也很容易接受无政府主义观念。俞秀松也深受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的影响，他在日记中指出“你那篇我的人生观，不知唤醒多少梦人，就是我得益于这篇文章也不小。”1112五四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由周遭的不幸感知到世界不完美后，产生了“烦闷”。面对周遭无孔不人的“烦闷”，可供信仰的“主义”似乎成了一切行动的方向和指南。接下来，他们要做的就是根据“主义”改造环境、改造社会。在“烦闷”中,从新知识走向新信仰，从传统儒学走向无政府主义，这是五四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共同心路。二、改造：从家庭冲入社会从新式学校习得的新知识无法解决个人的“烦闷”“愁闷”“沉闷”“苦痛”。五四一代青年急需寻找一种新的人生信仰和皈依，并应用这种新的信仰剖析周遭的一切不幸，进行有意义的共同行动，以解决人生的“烦闷”。五四运动的爆发，给予五四一代青年自我授权（self-empowered)并进行共同行动的机会。他们以直接行动的方式表现了青年的力量。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学生运动的消息传到浙江。5月9 日晚上，杭州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在浙江省教育会（今杭州市总工会所在地)开会，俞秀松、施存统、宣中华、周柏棣、傅彬然等浙江一师学生代表参与其中，俞秀松与宣中华以惊人的毅力完成53了联络各地学生的工作。俞秀松不仅成为重要的组织者,还成为重要的宣传家。他和同学们一起到杭州湖墅路至拱宸桥一带沿街演讲，声援北京爱国学生。他的情真意切打动了听众，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在这次行动中，青年的人生价值在融人民族救亡叙事中得到了体现，青年空虚和烦闷的精神状态暂时地一扫而空。五四一代青年处于怀疑一切的时代，主张横扫一切思想文化旧秩序的无政府主义，一度成为俞秀松这样的五四一代青年拷问一切、衡量一切的新尺度。这一点终于在“祭孔”问题上爆发出来。19 19 年10 月,俞秀松和浙江新潮社的同学们表示不参加在杭州举行的“祭孔”大典。施存统等人则表现得更加激进，他们在孔子诞生日祭拜无政府主义者刘思复之墓，以示反叛。紧接着,11月7 日，浙江新潮第二期发表了施存统写的非“孝”。这一切都标志着五四过后，俞秀松、施存统等青年对家庭、社会与世界有了全新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然而，轰轰烈烈的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运动落幕以后，青年的精神世界再次陷人虚无。俞秀松等青年通过个人的切身经历发现，不幸的“烦闷”主要源于周遭的环境，源于这个“闷死人”的“社会”。那么，打破这种环境，改造这种“社会”也就成为下一步应该做的事情了。正如他在信中写道：“仲九！我以为我们都该从苦痛中找出快乐来，你看那夜未央剧中是何等的情况！中国现在恐慌的程度,虽不到那时俄国的地位；可是这种半死不活的社会，最易闷死人也！我很盼望我的朋友们中，能够出来解脱我们这种烦闷,使得大家快快乐乐的（做)人。”113夜未央所展现的是力图改造社会的俄罗斯虚无党（无政府主义者）的精神面貌。此时,在俞秀松戊戌前后，“社会”一词从日本传入中国。到了辛亥革命前后，“社会”一词逐步流行开来，成为当时最流行的词汇，逐步成为“以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共同体”的代称。五四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大范围地讨论“社会”二字，认为自已生活在“社会 之中，“社会”是一切的基础，并把个人和国家不幸的根源归结于“社会”。54的心中，夜未央描述的情况与中国青年面临的境遇十分类似。一切私人问题的根源皆来自“社会”，个人的不幸源于“社会”的不幸，要想改变个人的命运，必须改造“社会”。正像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在告青年中号召的那样，“只有万人获得安乐，才有个人的幸福”。青年只有勇敢地站起来推翻现存的社会，才能获得应有的自由与幸福。因此,俞秀松在日记中说：“环境总是思想的障碍，我们要做人，又要保持这种人的生活的思想,所以我们非打破这种障碍思想的环境不可。环境的动力是很大的，但是我们要做人就要尽人的力。我是一个人，就要尽我一个人的力，我有一分力,尽我一分力，我有二分力，尽我二分力。认明了我是人，拿了我自已的人力，耐着我的心，去寻我们做人的生路,放开脚步，向前进行（这两字新加人）去找，遇见障碍，就和他搏战，死而后已，千万不可逃避。”113近代中国所经历的空前变局，使得社会、家庭都成了问题。在新的主义和信仰的指引下,青年意识到家庭成为他们恋爱、婚姻、求学和择业的重要制约因素。由此,他们将家庭问题视作自我从新知识走到新信仰之后，必然要面对的课题。家庭革命也成为这一代青年直接和具体感知社会和国家的起点。正是基于此，俞秀松这一代五四青年，大规模地讨论起了恋爱、婚姻等与家庭革命密切相关的话题。青年总是向往爱情，但他们并没有一味追逐爱情,而是始终将改造社会和爱情联系在一起。1920年7 月9 日，俞秀松和沈玄庐在火车上拿着一本同性爱,结果遭到列车员的误解，于是他们深入地讨论起爱情。俞秀松在日记中写道：“我在那时候，耳朵听望道说爱情，心里转念到善生今天觉得很烦闷是什么原因？况且我对善生，是我爱伊，伊爱不爱我，我不得而知，不过伊待我也很好罢，并没有什么。”1 3 1 在那个时期,青年俞秀松对爱慕和爱恋显然是憎懂的，他还表示“爱情决不会消磨我们的志气”，要从“小爱 向“大爱（事业等）”发展。俞秀松在日记中写道：“崇侠对玄庐是很好一片心，伊恐怕他因恋爱伊以后，志气要消暮，没有从前那样热烈的努力改造社会”。1 4 5 可见，在当时，即便是心心念念着“出家”的丁宝林，也将改造社会放在恋爱之前，将改造社会视作必须要走的路。受到新主义”影响的青年俞秀松对待婚姻和家庭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面对家庭包办的婚姻,他的选择是逃避;面对父亲，他将之平等地称为同胞；面对家庭的私有财产，他强烈主张摒弃。他的弟弟回忆说：“大哥只要在家,就积极参加劳动。同时还向家人宣传一切归公的想法什么契子户管（田产契约），都没有用了，一切都要归公了。”1 7 除此之外，俞秀松也曾去信劝父亲不要添置田产，以防成为剥削者。就这样，个人私情之爱升华为对人类社会的大爱，他认识到改变个人的不幸与苦闷的前提条件应是整体性地解决整个社会的问题。从家庭冲人社会进行社会改造，是五四一代青年的第二次心路转折。俞秀松等人一开始基于无政府主义、工团互助主义,试图在旧有的社会之外,建立一个新的社会。脱嵌之后,希望获得归属感的新青年，迅速被这些世外桃源般的“新村”，或者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工读互助趣缘组织俘获。当“烦闷”“苦痛”的青年个体融入这些组织，内心独白式的矛盾和冲突就成了无足轻重的个人情绪,这些矛盾和冲突在热烈的组织生活中得到了遮蔽。“主义”和组织，借由工读互助团等小团体第一次结合起来。少年中国学会、新民学会、觉悟社、国民社、新潮社等青年团体也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这些团体在反对旧文化旧社会上态度一致，本质上是泛社会主义的、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且框架边界并不清晰的青年联盟。它们进行的社会改良尝试往往带有极端去政治化的色彩，试图绕过现实政治开展社会改良。随着各种主义展开合理性之争，这些联盟类青年团体的分裂也就不可避免了。随着工读互助团的失败，社会改良行为遭遇了挫折，青年开始认识到,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各种因素既相互交织,又相互紧密联系。他们呼吁社会的“根本改造”“整体解决”。就这样，社会的根本改造取代了改良，成为青年的新思潮。正如施存统在1 9 2 0 年星期评论劳动纪念号发表的“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一文中写的那样：“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之前，不能试验新生活。”3 俞秀松则表示，施存统这篇文章的大旨和他没有不同 1 1 9 7如何解决面对问题时产生的困惑和无助，如何进行社会的根本改造？像俞秀松这样的青年急切地寻找一种能够解答一切人生、社会和现实疑问的“主义”作为行动指南。工读互助团的失败，让五四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认识到无政府主义如同空中楼阁，缺乏现实可操作的方法论。在工读互助团所遇到的困难使俞秀松坚信，“如果要建立人类社会的新生活，首先要唤起工人大众，和他们一起来进行宣传。”1 2 3 0 经陈独秀介绍，俞秀松到了上海，进入星期评论社工作，同时改名易服，进入厚生铁厂发动工人运动。他还在陈独秀的影响下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时，戴季陶、沈玄庐、沈仲九等人也被包含学理建构和实践方法的马克思主义吸引，从而加人研究会。他们试图从马克思主义中吸收部分理论，以弥补他们各自所信仰的“主义”的理论缺陷。在戴季陶、沈玄庐的帮助下，俞秀松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运动，其中包括十月革命”。这时候55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更像一种思想边界并不清晰、带有知识研究性的书斋座谈会。此时此刻,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混杂地存在于俞秀松的心灵世界中。正因如此，在星期评论社工作了近一年的青年俞秀松迷惑地写道：“对于安那其主义和波尔雪佛克主义都觉得茫无头绪。”他认为自己“从前信安那其主义的确是盲从的”，要对社会有“很明了、很正确的观察”,才能真正执择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改造社会 1 3 2但是，受到在厚生铁厂观察到的社会现实和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俞秀松的思想逐步发生转折。一开始,对于书斋中走出来的五四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来说,对读书和知识的卷恋构成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内在精神气质。他们虽然已经预备好要走社会改造的路，并开展了部分实践，但是此时内心仍面临复杂的情感冲突，心灵深处还保留着对知识的渴望。俞秀松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现在很觉得我的学识不够，我总想努力用功才好。”1 5 4 俞秀松在日记中记述自己在投身工厂和求学之间的矛盾，他写道：“我的前途，想来觉得很苦痛，因为我从前很想做个大学问家,现在虽然投身到工厂里，愿意做个社会改造者，可是我的知识欲总是很盛很盛呢。我想到我的知识的程度，真觉得恐慌，因为我现在要求知识的工具一一外国文字，还一点都没有预备好！1 5“我现在知识欲又一天一天地奋发起来，以为我现在工厂的情形,真没有什么意思,徒受无为的苦痛罢！”1 1 7 可见，他的内心深处依然希望从事教育工作。与其他只热衷于知识获取和理论研究的青年不同的是，富有同情心的俞秀松“仗着感情的冲动”，看到“中国的工人太苦痛了”，还是想去冲人社会“试试”，“暂时不能不牺牲我的快乐，去救这班大多数受苦痛的人”。如何救助这些劳工呢？俞秀松在日记中写道，“一是培养工头和56司务”，然后“利用现在工人的弱点，旧观念，出来替他们组织什么团体”；“二是先组织一个“工人俱乐部吸引工人参加，然后组织各种团体，实现劳动运动”1 1。这也说明，这时候的俞秀松已经不满足于对“主义”的知识性了解，试图将主义真正落实为现实的行动。同情弱者、救助苦难的感情冲动，让俞秀松的心灵世界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关怀同频共振。在陈独秀、陈望道的引导下,俞秀松慢慢转变了以往的无政府主义的“利已”思想,开始往“利他”的思想转变，一步步地走向马克思主义。这时候，俞秀松开始“认为十月革命是解放人类摆脱压迫的唯一道路”1 1 2 3。俞秀松于1 9 2 5 年1 1 月填写的旅莫中国国民党支部党员调查表显示，1 9 1 9 1 9 2 0 年，他从喜看孔子、宋学、曾国藩的著作”转向了无政府主义,还加入过无政府觉 1 3 4.4 2。1 9 2 0 年,他的思想变迁完成后，就退出了无政府党，这意味着他已经初步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个人精神气质的异，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之间的分化。比如戴季陶，虽然他是介绍俞秀松去厚生铁厂做工的人，且对马克思主义也有不少的知识性了解，但是他只愿意将自已的思想停留在部分感兴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在是否愿意走出知识研究的范畴，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走上社会改造之路上，戴季陶和俞秀松产生了分化。戴季陶虽然内心痛苦，还为此哭了一场，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三民主义。再比如沈仲九，俞秀松曾一度得益于沈仲九的我的人生观，但是沈仲九只能接受马克思主义与他欣赏的无政府主义在改造社会的态度上具有同一性。同时，沈仲九不愿意受到组织纪律的约束,在与丁宝林、沈玄庐的三角恋情中失败后便离开了上海。由这些分化可见，马克思主义在五四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中的传播，不仅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使然,更是青年的心灵世界和精神气质与其同频共振的必然结果。产党和青年团面临的第一轮分化。根据俞秀松三、革命：从书斋转向行动等人作的报告，第一个青年团在上海成立的时候,最开始被命名为“青年社会革命党”。这说从将个人的“烦闷”归因于社会以谋求社会明这时候的青年群体在社会革命上具有一定的改造，到以社会主义色彩的思想改造社会，再到共识，青年团是基于改造社会的态度一致性而建从混杂的“主义”思潮中寻到马克思主义，这是立的青年联盟。随后，在为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三部曲，也是五四一代所召开的第九次会议提出改名为“社会主义青年青年知识分子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三部曲。团”时，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就宣告离开了。无政这时的俞秀松虽然已经成为一个初步的马府主义者离开的原因正是他们主张思想的绝对克思主义者，参与了一些劳动运动的发动和组织自由,抵触思想的一元化。随着无政府主义者的工作，但是在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体地开退出，青年团的思想边界和组织框架更加清晰。展社会改造运动上，仍没有清晰明确的方向。也党团组织建立之初的名称之争背后，显示了俞秀正是因为青年俞秀松尚且没有形成固化的思想松等人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倾向到逐步坚定马克观念,所以他才能在极其富有行动精神的陈独秀思主义的过程。此后,本来带有书斋气的中国共的引导下,最终从书斋转向行动，完成了从劳动产党和青年团在思想一元化后，又朝着组织一元运动向革命行动的转变。同一时期，毛泽东则在化的方向迈进。蔡和森的影响下，也完成了这一跳跃转变。要不要选择列宁式政党的建团模式，成为中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创建标志着以往更国共产党和青年团面临的第二轮分化。列宁式偏向于在书斋之中谈理论道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政党，是指根据俄国革命家列宁的理念组织建立会分化出致力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团体。党的革命政党。思想一元、组织严密、中央集权是团组织建立之初的名称变迁,呈现了当时像俞秀列宁式政党的典型特征。1 9 2 0 年8 月，上海社松这样的党团创建者的思想如何逐步走向清晰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俞秀松担任书记一职。1 9 2 1化。1 9 2 0 年6 月，陈独秀和李汉俊吸收了从马年3 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克思主义研究会筛选分化出来的俞秀松、施存会成立，俞秀松担任临时团中央书记。3 月2 9统、陈公培三名青年，组成了“社会共产党”。日,俞秀松前往莫斯科，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第二“社会”与“共产”并列，这说明他们当时还未能次代表大会。由于没有有效的组织形式，到5 月清晰地区分共产主义运动道路上社会民主主义前后，各地先后建立起来的青年团面临组织渔和列宁主义的不同,因此带有相当浓郁的社会民散、难以为继的困境。6 一7 月,俞秀松到莫斯科主党色彩。这个5 人小组织成立后，施存统当晚后，又接到了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新就去了日本，陈公培则在不久后去了法国。接任务。在会议上，俞秀松和张太雷等人据理力着，陈独秀本人也离开了上海。俞秀松“实际上争，捍卫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的正统是一个人承担了上海的工作”。后在李大钊的建性，抵制了江亢虎、姚作宾等人以社会主义政党议下，他们将党的名字定为“共产党”。随后，在领袖身份参加会议的图谋。7 月，中共一大召陈独秀的指导下，最年轻的俞秀松负责筹建社会开，大会通过的党纲带有鲜明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主义青年团。的色彩。1 9 2 2 年3 月，经历了国际会议和短暂要不要实现指导思想的一元化，成为中国共学习,并被列宁亲切接见的俞秀松回到了上海，57再次投身青年团的建设和整顿工作中去。经过这次赴苏之旅，尤其是面见列宁，加深了他对列宁及其创立的列宁式政党的直观感受。在共产国际和已经宣告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青年团也全面走上了列宁式政党的建团之路。1 9 2 2 年5 月5 日，青年团一大召开，这一天也是马克思诞辰1 0 4 周年纪念日。无论是高挂的马克思画像还是选择马克思生日这一天开会,都明确表明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出席青年团一大开幕式，并作了题为“马克思的两大精神”的演讲，号召青年发扬“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会议正式通过的文件也清楚无疑地表明“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这一转向表明，青年团已经清晰地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改造的行动指南，将实际的革命行动作为今后社会改造的主要方向。俞秀松出席大会，并被选举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施存统被推选为执行委员会书记。青年团一大通过的团章、团纲都表明，青年团已经明确地沿着思想一元、组织严密、中央集权的列宁式政党的建团模式前进。但此时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列宁式政党模式已完全被党团内部所接受。能不能走出书斋并成为严格执行党的决定的职业革命者，是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面临的第三轮分化。在此过程中,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人倾向在书斋之中研究理论且思想已经成型，他们相继离开了组织。1 9 2 0 年，李汉俊在代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书记时，就因为地方分权和中央集权的问题与陈独秀发生过争论。李汉俊一气之下辞去了代理书记一职。在中共一大会议上，李汉俊再次提出不赞成组成严密的、战斗的工人政党。1 9 2 3 年5 月5 日，李汉俊正式写信宣告脱党。无独有偶，李达在和陈独秀发生矛盾后，提出“在主观上，自以为专做理论的研究与传播，即58算是对党的贡献,在党与否，仍是一样”4 。陈望道则自称“同陈独秀意见不合，做法有距离”“每个中共党员只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根据他的信仰去发表文章和进行工作就足够了，根本不必主张一致和思想训练”5 。表面上看，他们的离开原因是和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的个人矛盾，但矛盾的实质是要不要接受列宁式政党的领导，从理论宣传者变为一切服从组织安排的职业革命者。与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人相比,俞秀松能够以更坚强的意志执行党的决定。1 9 2 2 年8月，“西湖会议”召开。在会议上，马林试图说服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人国民党。然而，与会者对此提出了激烈的反对意见。直到马林以列宁式政党严密的纪律相责后，会议才决定党内少数人先加人国民党，再劝说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人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俞秀松严格服从了党中央的决定，从大局出发成为少数较早以个人名义加人国民党的中共党员之一。1922年9 月2 日，在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上，施存统因身体健康原因辞去书记职务，俞秀松当选执行委员会书记。但是，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内部产生了“组织方面的争论和派别斗争”，“部分同志企图另立组织对抗党”。俞秀松“坚决反对这样的企图”，但是青年团内“一段时间里无原则的纠纷不断扩大”，让他不得不“请求党中央解除我在青年团里的工作”1 2 3 1。1 9 2 2 年1 0 月3 0 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俞秀松辞去了团中央书记的职务。基于“要救中国最大多数的穷苦群众”的思想，俞秀松意识到要“首先打倒劳苦群众的仇敌”军阀,因此他前往许崇智司令部参谋处担任一等书记官，“进军队学习军事知识”，做好“打倒军阀的准备工作 1 6 8。1 9 2 4 年4 月，俞秀松离开军队返回浙江，在杭州担任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的执行委员，组织群众运动，支持国民会议运动。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中共上海地委决定由俞秀松担任指挥。他积极认真地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全身心地投人五卅运动中。在五卅运动中,俞秀松曾“站在我党的正确路线一边 1 1 2 3 2“严厉地批评了戴季陶 1 2 3 7。这意味着，曾在星期评论社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有过交集的两人，此时已经分道扬镀。中共三大前后，陈独秀开始更看重俞秀松、毛泽东等执行力更强的年轻一代党员，这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越发走向权力集中。从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青年知识分子参与运动的方式步步推进一一从追寻“主义”，到组织列宁式政党；从走上街头，试图用演讲和呼喊启蒙群众，到深人工人，以政党和组织动员群众。这些都让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意识到，明确的“主义”、严密的组织带来的巨大威力。在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作为动员者从中获益甚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一跃成为中国政坛上不容小觑的政治力量，揭开了1925一1 9 2 7 年中国国民大革命的序幕。综上所述，从1 9 2 0 年到1 9 2 5 年，俞秀松由一个“烦闷”青年一步步地成长为一名忠诚且具有执行力的马克思主义职业革命者，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也由柔性边界的思想性革命组织成长为善于发动群众的有影响力的无产阶级政治团体。五四运动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的诞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五四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基于个体的生活经历、精神气质，对各种“主义”思想筛选、接受后，最终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组织列宁式政党来进行社会革命。俞秀松最终从“烦闷”的青年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少不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威力，更和俞秀松等人意欲拯救劳苦大众的精神气质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经过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创建初期面临的一次次分化,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的思想边界更加清晰化，组织框架更为严密。后来,即使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在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行动中遭遇了重大挫折,凝聚思想和政治动员的能力也使得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提前锁定了革命战争必然胜利的结局。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初生的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正是通过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自我革命，最终赢得了改造中国的社会革命胜利。参考文献：1俞秀松.俞秀松纪念文集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 9 9 9.2马楠“道学先生”门下出“新青年”五四时施存统激进转向背后单不庵的影响 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 0 1 6(5):9 6-1 0 0.3存统回头看二十二年来底我 N民国日报觉悟,1 9 2 0-0 9-2 2(4).4 李达.李达自传 J党史研究资料，1 9 8 0（8）：1 1.5张国焘.我的回忆 M北京：东方出版社,1 9 8 0:2 1 2.（责任编辑：张文婷）1 9 2 5 年1 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