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的人本主义思想.pdf

学术反思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的人本主义思想潘浩正摘要：人文主义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哲学思想观念，它贯穿于文学艺术创作始终，是作者“以人为本”的思想意识的体现。聊斋志异写妖鬼精怪诡恍您，写士农工商朴质真素，兼具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艺术高度。若剥去这些奇幻描写的外衣，其描写所指全部为现实中人，指向每一个个体本身，这是蒲松龄的人本主义思想所在。结合具体文本，从题材的人民性、叙述模式的借物喻人、对人性的深入剖析等三个方面，探讨蒲松龄人本主义思想的组成与价值，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关键词：聊斋志异；蒲松龄；人本主义思想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南明文学作品全编整理与研究”（1 9 ZDA257）中图分类号：1 2 42.1“人本主义”，顾名思义，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哲学理念，即将关注点放置于探讨人自身。而所谓“人自身”，含义亦是相当广泛的，包括探讨何为人性、人的本质特征、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将人本主义表现于文学艺术作品领域，即某些文学艺术作品表面上以故事情节、环境背景、个体人物形象为主要描写对象，而事实上其背后蕴含着作者对于人性的普遍性、人性的多样性等内容的深入思考。聊斋志异（以下简称聊斋）作为清代落魄士子蒲松龄的代表作品，内容广博，涵盖了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再到鬼蛾仙境等领域的方方面面，叙述了特定环境和地域下的人物百态、风俗习惯、佛道神异，充满了奇幻诡异的元素。在作者“雅爱搜神”（聊斋自志）的审美旨趣背后，隐含着他对人本身的种种思考。结合文本阐释，笔者试将蒲松龄的人文主义思想概括为三个方面：对人民大众的普遍关怀、叙述模式的借物喻人、对人性的深人剖析。一、目及上下：对人民大众的普遍关怀作为一部搜奇志异的小说集，聊斋全书收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 0 9 6-5 9 8 2（2 0 2 3）0 8-0 0 2 3-0 6录近5 0 0 篇作品，描绘了上千个文学形象，刻绘了清初作者所见所闻的涉及家庭婚姻、科举试场、吏卒官场、鬼蛾阴司等场景中的世态人情。（一）重视人民的群体性群体性即目及上至官僚吏卒，下至平民百姓，各个阶级阶层都可以在作品中看到他们的身影。蒲松龄身为士族知识分子，他以独特的视角，广泛描写了清初各个阶层的人情百态：屡试不中的穷苦士子、家道中落的商贾后代、妒彪悍的欺夫“夜叉”、善良贤惠的大家闺秀、痴守坚贞的小家碧玉、艳丽多情的花妖狐媚、嗜财昏的贪官污吏、神异高深的道士僧人等，可谓是描写人物脸孔的一部百科全书，其中的名篇也不胜枚举。在描写各种阶级阶层群体时，作者往往将几个群体之间相互比较，在对比映衬下呈现各自的突出特征。1.平民一官吏官吏与平民的划分标准在于是否手握一定的实权，而这种权力往往能够决定他人的人生前途甚至生死。因此官吏贤明与否，对于平民而言意义重大。如被视为官场讽刺小说的席方平（聊斋卷七），记叙孝子席方平为父伸冤而鸣于地府2023.823的故事。对于城隍、郡司、冥王、二郎等官吏，席方平并没有唯唯诺诺，他敢于“大骂狱吏”“厉声问”“张目吡日”，以不屈的姿态捍卫自已的权利。蒲松龄在篇末评论道：“忠孝志定，万劫不移，异哉席生，何其伟也！”说明平民席方平面对酷吏时的不畏强暴、不惧里中富室压迫的难能可贵。同时从侧面可知，当时平民一旦站在贪官污吏的对立面，将会受到何等不公正与残酷的打击，家破人亡仅在且夕之间。2.贫士一富贾在聊斋爱情故事中，贫士与富贾通常也是作为相互对立的人物出现。常见的情节如富贾与贫士夺妻，女子最终重回贫士的怀抱，而富贾则由于道德败坏或不听从语等因素而难得善终。财富是划分富贾与贫士的标准。在封建时代，作为士农工商四民之末流，商人追求财富，多被认为是不务正业的表现，常被贴上道德水平低下的标签，即便是蒲松龄这样的文学大家也不能免俗。如作品霍女（聊斋卷六）就体现了这样的叙事逻辑。从霍女与“家富有而吝蔷已甚”的第一任丈夫朱大兴的结合说起，直至遇到身为贫士的第三任丈夫黄生，故事才尘埃落定。作者对朱大兴的评价是：“贪淫吝之骨，沟壑何惜焉？”反观黄生，从与霍女见面时的“素怀刑，固却之”，到与霍女道别时的“惊魂离舍，嗑不能言”等描写来看，一个“为人蕴籍潇洒”而深情的士人形象便跃然纸上。再如姊妹易嫁（聊斋卷三），写世族女姊妹二人，姊薄毛生出身，与其妹易嫁于里中富室。故事结局是毛生中解元，大富大贵；姊家遭落夫卒，姊出家为尼。这一对群体性人物，犹如镜面关系，两相对照。3.贤妻-悍妇贤妻与悍妇的群体性描述在聊斋中也占有突出位置，从中可以管窥蒲松龄的女性意识。作者对贤妻的描绘，往往是从持家育人角度出发，通过讲述贤妻对顽劣子女的鞭挞矫正，对乡里穷人的扶困济贫，面对外界嘲讽质疑表现出的端默稳重，来赞扬贤妻的贤明伟大，尤其赞赏寡妇在丈夫死后表现出来的识大体、顾大局、吃苦耐劳的美好品德。描写寡妇的优秀篇章如细柳乔女（聊斋卷五、卷七）。女主人公莫不以家庭为重，教子理家井井有条，蒲松龄称之“亦丈夫之铮铮者矣”“此烈男子之所为也”，将封建时代的女子与男24社会科学动态子相提并论，甚至认为她们超越了许多男子。聊斋也写悍妇，如写悍妇凌虐家中男子；但他又多写悍妇到贤妇的转化，如江城邵女（聊斋卷五），写悍妇受贤妻的感化而重归于正。虽然其中不无封建主义卫道者对女性的道德偏见，但客观上刻画了女性独有的心理特征，表现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二）将群体性与个体性相结合聊斋人多事繁，作者在刻画人物时不仅注意表现人的群体性特征，也描摹了群体内部的个体性特征，并将群体性与个人性相结合，达到了高度的写实主义。1.作者既关注人物的群体性命运，也不忽视人物的个体性命运世态人情，杂乱纷繁。即便同一阶层的人、同一类型的人，也可能因其不同的遭遇、环境等因素，影响到人物的性格、心理、行动等，由此产生一定差异性，形成一定程度的个性化。如同样是士族知识分子，有人朝思暮想入闹美事而被狐妖戏弄（王子安，聊斋卷六），有人认为文业迁狭而去读从贾（白秋练，聊斋卷七），有人因逢场作笑被学使名而伴狂诗酒（冷生，聊斋卷五），有人才华横溢而困于场屋，死后中举则一切皆成枉然（叶生，聊斋卷一）。同样做父母官，有判案昏胡乱结案的（冤狱，聊斋卷五），有做官如做虎的（梦狼，聊斋卷五），有判案一反常理的（郭安，聊斋卷六），有折狱料事如神的（折狱，聊斋卷六），有提拔庸人黜落贤才的（三生，聊斋卷七），有断案贤明终使有情人成着属的（胭脂，聊斋卷七）。可谓写尽世间百态，人情冷暖，人心各异。2.重点描述主要人物的人生，笔触兼顾次要人物的人生聊斋是一篇篇短小故事组合而成，其体例特点决定了人物的多样性。作者在塑造人物时总是有所剪裁，许多篇章可被视为人物传记，一篇大体记叙一个人物的一生，而又特别突出主角一生中某一段时期的特殊经历。如王成（聊斋卷一）记叙了一个好吃懒做的故家子弟，因拾金不味而最终脱离贫困的故事。故事以主角王成的经历为经，叙述了他从故乡到燕都经商屡屡挫败、最终时来运转“居然世家”的经历。虽然篇幅不长，但情节一波三折，表达了“天报猬介士”的观念。更为重要的是，小说不仅写了狐仙老姬、客店主人给予王成的帮助，以及他们慷慨赠金为之出谋划策的热情，还写了王成卖鹑的细节，把主人公的淡定自若、成竹在胸和唯恐交易不成的局促不安都展现得活灵活现。一只鹑鸟卖出6 0 0 金，自然不无运气的因素，但最大的功劳还应归于店主等人的鼎力相助。正因为店主对斗鹑的慧眼识珠以及独到的售卖技巧，才使得王成咸鱼翻身。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店主不仅主动提供资助，而且在王成得金之后仍然不收取报酬。这不仅彰显了店主的善良热心，也是作者对传统的商人观念的反驳。故事王成中还有一位配角就是好鹑的大亲王。此人甘愿出资6 0 0金购买一只斗鹑，侧面说明统治阶级经济实力之雄厚，现实生活贫富差距之大，也隐含着作者对上层阶级腐化无聊的精神生活的嘲讽。二、借物喻人：寓言与神话的叙述模式在古代社会，人们对死生富贵的认识尚处于蒙味的阶段，这样的心理机制促使人们编织创作出一个个寓言与神话。聊斋中谈鬼神精怪，全书中非人形象大约有3 8 0 多个，占全部人物形象的近四成，以此描绘出了一个神奇瑰丽而又神秘莫测的理想化世界。小说重点不在于宣扬鬼神怪异拥有非人的神异术法，而在于表现他们与凡人相互碰撞产生的火花，写双方的深情厚谊。作家多写这些神鬼怪异借用自己的超能力造福于凡人的故事。鬼神精怪多出于百姓对未知世界的杜撰与想象，但小说虚构的最终目的依然在写现实的人，“它们以超人间的感性形式，唤起的始终是人间的情味：或惧或喜，或憎或爱.”作者以神鬼怪异进行寓言与神话的虚构，不仅为读者打开想象虚构的天地，也以婉转的方式承担起风化教导的作用，即起着劝善惩恶的道德功用。礼记曲礼云：“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自翊拥有异于动植物的先天优势的人在道德品质上居然比不上动植物，作者为此痛心疾首，动植物身上所饱含的情谊、仁义，就成为其笔下的主题。从读者接受的角度看，与其直陈、唾骂小人的德行卑劣，倒不如借动植物来讥讽、教导更易使人接受。蒲松龄笔下的神怪异类，按照非人妖异的原型划分，大体分为动物类精怪与其他精怪（鬼、龙）。（一）动物类精怪1.狐有学者统计，聊斋写狐的作品约占全书的六分之一，可谓狐仙是众多妖怪中的主力军。蒲松龄对狐的褒贬并不单一，有嫁作人妇的贤良之狐，有崇人嗜盗的害人之狐，亦有坚贞专情之狐，有淫荡滥情之狐。有关狐狸的叙事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借人狐之恋表现女子的美好；一类借人狐之斗表现凡人的智慧。聊斋中的狐仙形象一般具有以下特征：先知，聪明，善听，活泼，行踪不定，行步迅捷，高寿，化为人形时美丽俊俏，故而常被称为“狐仙”。作者将这些普通人望尘莫及的美好特征赋予狐狸并呈现于文学作品，体现了人们对这些品质特征的向往。作者多将这些特质置于女狐身上，如婴宁青凤（聊斋卷一）。婴宁是聊斋女性画廊中一位极具个性色彩的人物。一说到聊斋中爱笑的美人，想必没人能忘记那位枯花于手、时刻萦绕着欢快笑声的二八姝丽。蒲松龄既写她的憨笑，如白纸般的天真烂漫，也写她墙下恶作剧所隐藏着的點灵。婴宁被婆婆训责后骤失笑容，写其心理年龄从婴儿渐入成人，写她的成长，读者总不免为之扼腕，叹息她不得已褪去天真活泼的本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品重点不在于叙述狐妖神异，而是焦点女性步人婚姻、家庭以后的性格变化，进一步说，是在探讨现实社会中家庭与伦理关系，以及人应当担负的责任感，是重在写人。聊斋写人狐关系融洽时，狐可以造福于人，帮助人预知未来的气象，使得人们能够及时趋利避害，甚至提携凡人名列仙籍，如酒友胡四姐（聊斋卷一）。聊斋中也不乏写人受狐狸之害而死伤惨重的情况，如九山王遵化署狐武孝廉（聊斋卷二、卷二、卷四）。这些篇目依然不在于宣扬狐狸神力，狐狸报复人是因有人对其残害在先。如九山王中李生明知来租屋的是狐叟，还残忍地在园中暗布数百斤火药，试图灭亡狐族，由此犯下“奇惨之仇”，这才有了后文狐狸的反击。可见蒲松龄写狐狸之报，是借此来劝谕行善积德之苦心。当狐狸依仗其先天特征而为所欲为时，便可能反过来危及人的生存。聊斋便常借道士、僧人乃至最普通的小孩来表现对狐的神力的抑制，展现了人能胜狐的主观能动性。如贾儿（聊斋卷2023.825一）一篇，生动地叙写了某翁妻子崇于狐，其1 0岁幼子潜人狐群，以智计药死狐狸的故事。贾儿主动进攻，取得狐狸信任后，成功将掺入毒药的酒交于狐狸手中。贾儿的言语颇有可道之处，从道出自已的居所开始，一步一步地骗取对方信任，他沉着冷静，不慌不忙，准备充分，在对方将信将疑的紧要关头将尾巴示意给对方，使对方真正地放下戒备心理。不仅如此，贾儿并没有将其行动计划告知家人，因为狐狸有着“此物最灵，一泄，则彼知之”的善听特点，可见其考虑之周全。清代点评家但明伦评价贾儿：“胸有成竹，目无全牛；胆大于天，心细若发。讨之于杯酒之中，玩之于鼓掌之上。”子尚能如此，何况他人？可见面对狡多端的强敌，普通人亦能够以弱胜强、以柔克刚。2.狼、鼠、虎、蛇等狼、鼠、虎、蛇在传统文学中通常象征着狡诈、贪婪、野心、凶狠，是人们病的对象，如梦狼写官吏凶狠贪婪如狼。聊斋在继承这些传统观念的同时，又以记叙狼、鼠“义”的一面来反讽人不如兽。如花姑子（聊斋卷四）末，作者自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此非定论也。蒙恩御结，至于没齿，则人有于禽兽者矣。”典型篇目如义鼠赵城虎义犬蛇人（聊斋卷一、卷四、卷四、卷一）等。其中义鼠篇幅短小而寓意深刻。看见伙伴被蛇所吞，鼠愤怒而不敢前，却使出浑身解数还击强敌：“鼠奔来，力嚼其尾。鼠故便捷，然遁去。及人穴，鼠又来，嚼如前状。蛇入则来，蛇出则往，如是者久。”蛇终究敌不过鼠不屈不挠的蛮劲，终于“蛇出，吐死鼠于地上”，“鼠来嗅之，啾如悼息，衔之而去”。此篇力赞鼠之义气，也写其胆魄与智慧，令人感动。（二）植物类精怪花妖是聊斋中另一重要题材。不同于狐妖的各有正邪，蒲松龄笔下的花妖基本上全是正面形象。古人有将女子比作“解语花”之称，以花为妖，直接建立起了花与女子的借代关系，寄托着蒲松龄对花妖的美好理想。经典篇目有黄英葛巾香玉（聊斋卷七、卷七、卷八）等。香玉写黄生与耐冬花精、牡丹花精的爱情故事。黄生病重将卒，托付道士说牡丹长出的赤芽即自己，很明显黄生化身成了花仙。若不是道士弟子不加爱惜，黄生的生命必然远超于凡人的生命。26社会科学动态长生不老是人类的美好愿望。黄生并没有走道士以炼丹修炼求得长生之路，而是与花神树仙交好。从这层意义看，蒲松龄赞誉花精的法力高强，可以管窥一斑。后文的黄生之芽死，二花妖亦死，可知蒲松龄非常推崇人与人之间的深情、钟情、笃情。当花未被神化为妖、仙时，则多被作为意象衬托女子的娇如芳华。婴宁中，婴宁爱花与她爱笑一样重要，作者除了写婴宁爱笑，且将花符号化，夺人眼球。婴宁的出场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婴宁受王生瞩目就在于她手拿梅花，笑容灿烂。文中作者不断以笑容和花朵强化婴宁这一形象特征，包括婴宁的居家小院也是花团锦簇。不论婚前婚后，婴宁爱花癖好始终不改。如此种种，使婴宁在聊斋一系列女子形象中可谓独树一帜。(三）鬼、龙鬼、龙本不为人间所有，是人依据现实想象的产物。早期小说记叙鬼、龙多属于单纯的搜奇志异，故事情节往往比较简单，多染一种鬼蛾可怖的神秘主义氛围，但其现实意义不强。题材写鬼的篇目中，有一点值得关注，就是写鬼和人的爱情。鬼重现人间，多是因其内心有愤、有遗撼，其人生设计生前未能实现，于是死后漂游尘世，滞留人间。主角遇鬼后相与绸缪便有了一段佳话。如小谢（聊斋卷四）写二女鬼与陶生的爱情故事，陶生与二鬼的交往经历了四个阶段：初识相戏；陶生教导二鬼写字吟诗；共历大难；二鬼借尸还魂与陶生结成夫妇。虽然故事最后部分设置二女共侍一夫的情节未免画蛇添足，但也算有利于作者刻画二鬼之机灵可爱、争风吃醋的性格，以及陶生笃诚正直的品质。聊斋中除了借描写鬼来表现痴男怨女的主题外，多将鬼与阴间官吏相联系，或表现阴间吏治现状，或借鬼史之口反观人间战乱频仍。这些篇章均是人间官场、百姓生活状态的影射。如王十（聊斋卷八）中，作者借阎罗斥鬼卒，为从事私盐的贫苦良民立言：“贫人揭铢之本，求升斗之息，何为私哉！”借“异史氏日”直接陈述私盐者的含辛茹苦，朝廷和巨商的巧取豪夺，语气激昂不畏强权，敢于直陈心曲的正义感与胸怀天下的责任感。蒲松龄借物喻人，灵活地使用花妖狐魅等超逻辑的人物、情节，尽情地驰骋想象的翅膀，勾勒出各样面孔与性格的妖鬼人物，这是他美学观念的自觉追求。借用寓言的说理方式，有曲折的含蓄美效果，也为创作者抒发心中怨、怒、憾、忧等心理提供了巨大而灵动的空间。三、鞭辟入里：对人性的深入剖析人性是文学家热衷的永恒话题。聊斋固然不是一部专门讨论人性的哲学或社会学著作，却展露出蒲松龄个人对于人性问题的深度思考。这里所指的人性，主要指人内心隐藏着的、带有原生性的对某物的欲望与追求。(一）性欲聊斋普遍的叙事模式（尤其是爱情故事）是一位男子独守空居，一位或妖或仙的女子来与男子交好，由此延伸一段曲折故事。即便是今天的观念，无论是男子见到美色便主动示好，还是女子自投怀抱，依然未免有些大胆出格。但相对于父母之命、媒之言的自我毫无选择权的古代社会，这样一种你情我愿的“自由恋爱”模式，又是超越时代水平的。在娇娜（聊斋卷一）中，蒲松龄通过“异史氏日”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色授魂与”高于“颠倒衣裳”，强调男女之真情高于纯粹的情欲。但从聊斋全部篇章来看，从相知相惜的精神之爱发展到婚姻之爱的例子还是凤毛麟角，其主体的模式依然是先欲后情。在聊斋中，几乎看不到男子暗自喜欢一位女子而因羞涩、志志而不敢主动示好，相反的，越是痴情的男子越容易做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如婴宁阿宝连城（聊斋卷二）。此外，一般男子更倾向于传统式地通过媒人之口传达爱意，以求与女子结为姻好。这是时代与文化的限制，无需对此多加批判。但从爱情的发生来看，它无兆无始，发自于人对异性的强烈追求，是自然的，是人的天性。与性的追求相联系的，是对美的追求。蒲松龄作为男性，自然是以男性视角来写女子。他写持家侍夫的女性，也写追求自由爱情的女性。纵览蒲松龄笔下的女性形象，除了一些重点刻画贤妇之贤而丑化其外貌的篇目外，聊斋中的女性算是清一色的美人。这些女性性格各异，但总体上都有着倾城倾国之色。男子对女性外表美的追求，在聊斋的篇幅里可谓比比皆是，甚至有因女性美貌的高下立判而移情别恋的，如寄生（聊斋卷八）。寄生从见到表妹后，因表妹的父亲不许这门婚事而犯了相思病，“积久，寝食俱废”，“益病”。足见他对表妹的钟情。但当寄生在梦中与五可相会后，他便立刻爱上了五可，转变可谓迅猛。而促成他变脸的原因主要在于五可的美如仙人。文中描写五可“着松花色细褶绣裙，双钩微露，神仙不也”；写她郁郁寡欢的姿态“靠枕支颐，婀娜之态，倾绝一世”。写闺秀表妹亦是“慧妍绝伦”“风致宜人”。二人都是美人，但从作者的细致描写来看，五可似还是颜值更高一等。从“王孙病顿起，由此闺秀之想遂绝”来看，闺秀对寄生的吸引力，还是比不上五可的魅力。作家显然采取了烘云托月之法。不知出于对闺秀的同情，还是作者心中传统的观念，故事的结局是两位女子都嫁给了寄生。虽然结尾的安排有些节外生枝，但作品显然借鉴了牡丹亭歌咏自由爱情的特点。再如陆判（聊斋卷一），写男主角因其妻“下体颇亦不恶，但头面不甚佳丽”，而请求陆判官用法术换掉妻头的情节。可见，女性的外貌通常是促使男子钟情与否的一大要素。从寄生的因情而痴、因情而病、又因情而愈来看，男性对美色的追求和向往，是与生俱来的，具有先天性、自发性，是一种非条件反射。有趣的是，聊斋中的女性多喜欢品德高尚、脚踏实地的男性。比起男性的外貌，她们更欣赏的是男性的品行性格。因此聊斋中关于男性外貌的描写并不瞩目。这种叙述现象不仅说明以蒲松龄为代表的男性，他们在两性关系中对女性外表的注重，而且推及人性，表现出人类对外在美的追求，这是本能的、先天性的。从男女爱情观比较的角度看，女性则较注意男性品格的高低，并以此作为择偶的一大标准。很显然，荣格关于性别差异的谈论，“男人的性欲是世俗化的，女人的性欲则更精神化”，无疑是有道理的。(二)权欲对权力的渴求广泛地呈现在聊斋中。在封建时代，普通人想要出人头地青史留名，科举是作为一块顺利获得权力的敲门砖，因此有人苦行僧一般十年如一日埋头苦读，奢求幸运来临。由于蒲松龄本人的经历以及时代风气的影响，聊斋写士人考科举的篇目为数不少，故事中少数人以科举途径成功挤入官僚阶级，大部分人则含辛茹苦，家境也愈发贫寒。而那些凭科举成功摇身一变成为官吏的人，是否真正具备治理社会事务的能力，真正学通四书五经的要义，则需打个问号。书痴（聊2023.827斋卷七）写主角彭玉柱爱书如命，读书“非为干禄，实信书中真有金粟”，观念虽然迁腐，但也反映了将读书视为入世法门的观念普遍存在。故事中很多秀才一旦成了官，似乎总免不了贪赃枉法、鱼肉百姓。如梦狼篇中，将官吏比作豺狼尤其触目惊心。比起席方平写阴曹地府里鬼吏的凶狠无情、梦狼写衙署内满眼是狼以及台阶上堆起的森森白骨，那些称赞廉官贤明的篇目就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以写作八股文为目的的儒家经典，究竟对一个人的成才有多大的影响？在蒲松龄笔下，儒经的之乎者也亦终于在对权力本能诉求的斗争中败下阵来。(三）物欲聊斋中涉及金钱的题材，多从商人与贪官处体现。蒲松龄的商人观念具有一定复杂性，一方面他无法摆脱传统重农抑商观念的束缚，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人们追求金钱的普遍性与向往物质利益的合理性。站在儒家传统观念的角度，一个人只有首先维护好家庭的等级与秩序，才有可能治国、安天下，而夫妻的和谐稳定首当其冲。自古有言：商人重利轻别离。商人为获利需要远涉他乡，便出现妻子独守空房的景象，这就给妖魔邪灵提供了可趁之机。犬奸（聊斋卷一）等作品（甚至狐票人也可以归于此类）具有反伦理性。虽说故事主要是痛斥妻子的不守贞洁，但变相地给商人抹上了一层贬义色彩一一说到底，妻子的行为，起因是丈夫长久在外。商人由此变成“戴绿帽”的代名词，继而成为人们嘲讽的对象。罗刹海市（聊斋卷三）记叙了贾人子被飓风卷到异域后在大罗刹国和龙宫游历的一段经历。文首马父告诫儿子：“数卷书，饥不可煮，寒不可衣。吾儿可仍继父贾。”此言与白秋练中“翁以文业迁，使去而学贾，从父至楚”何其相似！可谓为从事商业活动正名经商就是为了追求金钱，有钱才能吃饱穿暖，换句话说，才能生存下去。这是非常现实的选择。罗刹海市中，写贾人子到了大罗刹国是怎样发挥其聪明才智的：“追知国人之骇已也，遂反以此欺国人。遇饮食者，则奔而往，人惊遁，则其余。”贾人子利用当地人的畏惧心理实现自己的利益。当他受到上王财宝赏赐时，转而也大方地送给百姓。正是因其慷慨之举，才有了村人介绍他赴海市并抱得龙女归的美差，即所谓“以财生财”，可见这位年轻的商人之子，其聪明程度丝毫不亚于饱读诗书的秀才举人。由此，可以反观蒲松龄也并不恪守视金钱如粪土的传统观念，其思想中有在那个时代先进的、积极的一面。四、结语聊斋是蒲松龄从所处的时代背景出发，融合了自身对人性思考的一大佳作。首先，聊斋刻画了上千个人物形象，而且毫不雷同，充分展现了清初以山东为主要地域并延展至整个中华大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景象，以及在这些因素影响下形成的人情世情百态，堪称社会生活巨幅图景；其次，作者借助神话与寓言的叙事手法，驰骋在想象的园地，放飞自我对狐鬼精怪的喜爱，在充分赞颂了非人精怪的神异性的存在，同时又回归到现实中的人事，劝谕世人遵循一定道德伦常，作品兼具艺术性和实用性；此外，作品客观上对人性作出深刻的思考和总结。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蒲松龄的人本主义思想，颇具现实价值。注释：蒲松龄：聊斋自志，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修订本）卷首，任笃行辑校，人民文学出版社2 0 1 6 年版，第8 页。本文所引聊斋志异文字，均出自此版本。朱一玄编：聊斋志异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 0 0 2 年版，第3 8 6、3 8 6 页。王萍撰：论聊斋志异）的狐狸精形象，花炮科技与市场2 0 1 9 年第4期。汪裕雄：审美意象学，人民出版社2 0 1 3 年版，第5 6 页。王心敬编：礼记汇编，清乾隆三年（1 7 3 8）刻本。罗宗阳、汪少华撰：聊斋志异幻化四题，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 9 8 2 年第3 期。荣格：红书，林子钧、张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 0 1 3 年版，第41 5 页。作者简介：潘浩正，中国计量大学人文与外语学院，浙江杭州，3 1 0 0 1 8。（责任编辑庄春梅）28社会科学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