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论述答案.Doc1.doc

《茶馆》只是一出三幕剧可是它所反映的年代却长达半个世纪。上下50年的风云变幻、世态人事老舍通过短短的一出三幕剧来完成。 王利发是“裕泰大茶馆”老板是一个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小业主。他既是诚信、恭顺谨慎的“顺民”也是处世圆滑精明强干的商人既有买卖人的自私也有善良正义的一面。虽然一生苦心经营结果还是每况愈下最后被逼走上绝路。他的命运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没落趋势。 茶馆老板王利发这一典型的成功之处就是通过戏剧的三幕结构来充分体现的深刻揭示了他的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在第一幕里青年时代的茶馆老板信奉的就是这一条“我按着我父亲遗留下来的老办法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大岔子!”几十年里他就是按“讨人人喜欢”的人生哲学办事的。他不仅仅在权大势大压人一头的太监、官差和地痞面前是一副买卖人的左右逢源、八面玲珑的姿态就是对那个落魄江湖、身价颇贱的算命先生唐铁嘴在发自心底的轻蔑讨厌的同时也宁愿送“一碗茶喝”。剧本中就有这样一针见血的笔墨作为一个充满发家致富欲望的小商人苦心经营多方聚财本是他生活中的天经地义的法则。可是王利发在有钱有势的房主人秦仲义面前居然可以毫无怨言地、心甘情愿地表示同意涨房租吃了亏受了气还要乐呵呵、热呼呼地赔礼奉承这是多么惟妙惟肖、活灵活现的性格啊!但是这是王利发对强者、对有势力和靠近有势力的人们的态度是他性格的一个方面。他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对弱者对一无所有的穷人的态度当一场卖女儿的悲剧就在他这家茶馆演出时他丝毫没有怜悯和同情还冷冰冰地规劝一位好心的茶客说“这路事儿太多了太多了!谁也管不了!”这平淡的没有一点热情的寥寥数语真实地入木三分地暴露了他身上的剥削阶级的烙印。这里老舍先生并没有采用浓重强烈的笔触、突兀变化的戏剧性情节来塑造王利发。相反他透过一些日常生活中看来琐碎的活动一层层地、细致入微地揭示了王利发的思想性格、风貌神态和内心情感使这一人物形象产生着耐人寻味的艺术魅力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王利发在《茶馆》中第二幕再出场时已是中年了。我们看到这一人物和这家茶馆的种种变化在剧本中互为一体地融合在一起。一开幕老舍先生就采取了以景物烘托人物的戏剧手法人物尚未登场周围的情景已展示着十多年来人物思想的发展和命运的变化。茶馆地点未变只是前半部分卖茶后半部分却改成了出租的公寓茶座也今非昔比一律是小桌和藤椅桌上还铺着漂亮的桌布。此外那时装美人的外国香烟的广告画已经取代了前清时代醉八仙画轴和财神龛„„这一切都显示出茶馆主人力图通过“改良”来振兴茶馆的愿望。即使只是“茶馆”中的一桌一椅一物一饰都是精心选择考虑再三都有着鲜明的生活特色、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都有助于揭示王利发的命运和思想性格的发展。 王利发在《茶馆》第二幕中登场恰恰是在茶馆大加改良后即将开张的前夕。岁月过去了一二十年王利发早不是当年的小伙子了。不过我们从王利发忙里忙外、专心张罗的神态中清楚地看到这个茶馆老板依然保持着甚至是发展着当年那种旺盛的、不可抑制的、发家致富的心理。但使王利发大为苦恼的是他梦寐以求的发家意愿却和军阀混战的黑暗时局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尽管在茶馆里王利发把“莫谈国事”的字条写得越来越大“国事”却如无情的潮水一样涌来军阀开战军警横行饥民逃难„„这一切把茶馆日益逼入窘境。他对“改良”充满希望以为这会像救苦救难的菩萨一样给他带来钱财和运气。民国的动人称号更让王利发痴心妄想。然而这些不过是一场令人哭笑不得的好梦。当然王利发不是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子不是一推就倒的泥人儿而是从动乱纷争中熬炼出来的一位精悍的茶馆老板为了保住这份祖传家业他使出了浑身解数加紧剥削克扣自己的帮工千方百计地在房客身上打主意、刮油水他学时髦赶潮流力图在“改良”中找出路。总之他像一个落水者那样进行挣扎。他仍然胆小怕事自私保命。但在受了洋人、军阀和兵痞的压迫欺诈之后表面上仍然和过去一样满面笑容低声下气和这帮家伙周旋可是内心上却产生了不平、懊恼和愤慨。他仍然是满脑子的发财思想对生活在底层的劳苦大众一贯抱有阶级偏见从不怜悯和同情。虽然是民国了在茶馆这方小小的天地里照旧是人口买卖特务抓人王利发从来是熟视无睹毫无所动。不过他在军阀混战民族危亡的关头还有中国人的良心不甘心作亡国奴发出了“想想主意”“别叫大家作亡国奴”的呼吁。和第一幕一样王利发的阶级本性、生活哲学、处世态度还是祖传百年老店的那一套。但是时代不同了王利发的命运变化了他的性格中也出现了新的东西。老舍先生正是紧紧抓住王利发的这条思想脉络来写的真实地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使一、二幕之间达到了年代长而戏不断地点不变而吸引人的效果。这看来是一个艺术结构的问题实际是老舍对人物看得深、抓得准的结果。
《茶馆》的第三幕王利发已老态龙钟在茶馆里出头露面的其他人也都是子继父业的下一辈人了。操心一辈子的王利发从清末挣扎到民国从民国又挣扎到了美军和国民党特务横行的年代。这些年里北京城有许多家茶馆破产了、歇业了。他却奇迹般地坚持下来成了一个“不倒翁”。在这一幕里王利发还未登场时剧作者通过他儿子──小掌柜的埋怨点出了王利发一个新的“改良”计划──用女招待招徕顾客。可是世道无情王利发的“改良”计划尽管如万花筒似地变幻多端终于一个个在现实生活中被撞得粉碎。茶馆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以致连喝茶都不得不先收款为的是“茶叶、煤球儿都一会儿一个价钱”。最后王利发终于挣扎不下去了旧社会张开了血盆大口全部吞噬了他的祖传家业王利发只能绝望、沉痛地呼喊“我呢作了一辈子顺民见谁都请安、鞠躬、作揖。”“改良我老没忘了改良总不肯落在人家后头。卖茶不行啊开公寓。公寓没啦添评书!评书也不叫座儿呀好不怕丢人想添女招待!人总得活着吧?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活下去。”“我可没做过缺德的事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就不叫我活着呢?”这段发自肺腑的自白正是对王利发这个人物悲惨命运的一个生动概括。在旧中国有这种命运的无疑不是个别人千千万万的小商人、小资产者都有着这种共同遭遇。小商人的命运尚且如此广大劳动人民的命运就更是不堪设想了！

1．《车站》在艺术形式上有哪些新的尝试，在内容上又融入了作家对当时社会问题的什么看法？你是如何评价这部作品的？(《中国当代文学专题研究》P62)
剧作有一个简单的情节，八个人为了各自不同的目的和愿望在周末下午来到一个车站等车进城，几次车过不停之后，其中一个“沉默的人”坚定步行进城，其余七人则在焦躁不安、抱怨责骂和偶然对“沉默的人”的猜想中继续原地等待，一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车还是没有来，人们这才偶然发现这个车站早被废弃了。
《车站》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于1983年。时值改革开放之初，新旧观念的碰撞十分激烈，剧作明显借鉴戏仿荒诞派戏剧，又融入剧作家对当时社会问题和人们的生存状态的敏感意识，以“喜剧”方式表现了模糊的荒诞感和悲剧意味。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人们对该剧的认识并不统一，不久剧作即遭禁演。现在看来，剧作家在作品中所表现的对于积极行动、自我救助的现代人生主体精神的肯定，以及对因循保守、目光短浅、缺乏主见、消极被动的人生态度的善意嘲讽和警示，恰恰是剧作家敏锐把握社会观念变革并积极运用创新的艺术形式将其表现出来的探索先锋进取的特点。   
在艺术形式上，《车站》明显地借鉴了贝克特《等待戈多》的艺术形式表现手法，又立足于本土的日常生活经验之上，两相结合，对剧中所欲表现主旨赋予了新的内涵。剧中人各自带着自己的生活背景而来，并满怀着对现实生活中不同目标的憧憬，家长里短的主妇、初次赴约的少女、满怀理想的青年考生、自信技艺超群的师傅、满足于现实既得利益的主任、无所事事却对现实处境愤懑不满的愣头青小伙、痴迷棋艺的大爷，还有不说一句话只有行动的“沉默的人”，戏剧台词几乎全是平直朴素的生活语言，观众非常容易就能将自己同演员扮演的角色进行替代性置换。从这种情形来说，舞台本身就是社会，社会也即舞台，角色即观众，观众即角色。这样的创作思路，从剧作结尾所有角色还原成普通观众“甲乙丙丁……”并对剧中人加以评论的设计可以得到体现。而人们在车站一等就是十年，这种用荒诞的手法来表现的象征性极强的行为，何尝不是一种隐喻，嘲弄了盲目、被动、保守，在无望的等待中白白耗费时间的生活态度和行为。剧作家以这样新奇独特的现代手法，打破了舞台和生活的界限，调动起观众的生活经验、思考和感受来参与“演出”，与角色一起创造出一个不可思议的艺术世界，从而揭示出生活内在的矛盾性、复杂性、荒诞感。
《车站》最重要的艺术创新，还在于剧作家第一次实验了多声部的戏剧语言表达方法。高行健自己所说：“因为合唱总比一味的独唱来得丰富。”在剧中，不同人物组成不同声部，同时揭示不同的心理情绪和思想活动，或者几条行动线索齐头并进，交织成复杂、丰富的合音，造成内涵饱满的综合效应。这种实验既是剧作家实践自己的现代戏剧观的有益尝试，激发了导演和演员表演的新的创作欲望和艺术手段，也开拓了中国话剧史上新的审美形式。然而，既然是实验，这种多声部的戏剧语言表达方式也被认为在舞台演出存在角色互相干扰的困惑。

1．小娥是《白鹿原》中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代表，甚至死后仍遭到迫害。但在她一生中，却先后爱过三个男人，你如何看待她对黑娃、鹿子霖和白孝文的爱？
参考：田小娥性格中有着大胆、勇敢、叛逆的一面，这使她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反抗无情的命运。黑娃的出现让她看到了一线生机，她做出了大胆的举动，用“婚外情”对郭举人进行报复，为追求性爱而与黑娃同居。一开始她与黑娃的结合是一种本能的需求，和黑娃在一起是为了报复郭举人，后来却产生了真正的感情。她甚至想守着黑娃过一辈子，想伺候他，想为他生儿育女，想孝顺公婆。但是在男权社会里她的这种“爱情”是不被允许的，在一个非常态背景下要求平常生活的愿望是奢侈的。她的举动被周围的人所不容，认为她不要脸，不讲廉耻。甚至，连爱她的黑娃也这样说“我已经弄下这号不要脸的事，就这么没脸没皮活着算毬了”。他认为和她在一起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因为她的行为颠覆了当时白鹿原上存在的至高无上的两性秩序，也是对男性权威的挑战，于是她的“爱情之路”坎坷、崎岖。偷情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偷情之下的爱情是不道德的，以暴治暴的爱情追求更不是这个女人能够承受的反叛方式。
　  除去简单的个人追求，纷乱的社会背景更把她推向文学悲剧的风口浪尖。由于黑娃参加了当时的“农会”，而“农会”却在政治斗争中被敌人打败，在那段时间里，田小娥为了生存不得不以自己的身体来换取生活的来源，田小娥先是做了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被田福贤和鹿子霖当作黑娃来惩治，这使她在肉体和精神上倍受折磨。接着她为了救黑娃而被鹿子霖趁火打劫，为了生存她不得不再次处于屈辱的地位。后来，当白嘉轩和鹿子霖再次斗争时她又被鹿子霖当作报复自嘉轩的棋子，让她去勾引白孝文。而她把白孝文拉下水，又一次把自己置于无地自容的地步，致使周围的人更加地憎恨她。当白孝文受到惩罚时，她起码的良知与怜悯并未泯灭，她生出了忏悔之意。后来，白孝文堕落成了一个乞丐，她反而对白孝文更好，用善良和软弱的方式丧失自我，不计道德底线地同情比自己更不幸的人加深了她的悲剧感。
    应该说，田小娥正值青春年少时期，应该有享有受别人尊重的权利，也有追求爱和幸福的权利。她与黑娃的偷情是她为了满足生理需要中性这个最低层次的需要，而她后来想要与黑娃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是她对归属和爱这一层次的追求。后来她与鹿子霖和白孝文发生性关系也是为了安全需要和生理需要这一基本层次需要的满足。因为她当时已经被监控起来了，对她来说避免危险和生活有保障，同时又满足生存需要是第一位的。从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田小娥一生都没有停止过对基本需要的追求，这是由于她第一层次的需要都难以实现，所以她没有办法去追求更高一层次的需要。
在与鹿子霖、白孝文同居的日子里，她沉溺于男女性爱的激情之中。或许对她来说这除了是对性爱的追求之外，可能还包含着一种男女双方的倾慕和玩赏在其中。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性可能成了田小娥在不同阶段的一种谋生手段。这种谋生的方式会压迫着她，让她透不过气来，她自己也会越陷越深，无法逃离这种生活状态。这就会加快了她走向自我毁灭的步伐。这注定了她永远无法获得那种心灵与肉体融合的自由和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