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性”异与“体性”异——读《文心雕龙·体性》篇.pdf

第1 卷第4 期2 0 0 1 年1 1 月浙江树人大学学报J O U R N A LO FZ H E J I A N GS H U R E NU N l R s I T YV 0 1 1，N O 4N o v 2 0 0 1“才性 异与“体性异读文心雕龙体性篇王平洋(浙江省省级机关职工业余大学，浙江杭州3 1 0 0 0 7)摘要：作家的个性与文学风格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作家的个性主要由“才”“气”“学”“习”四个方面组成，“才”“气”是由先天形成的，而“学”“习”则是由于后天的原因形成的，刘勰的风格理论全面论述了作家个性与文学风格的关系，对后世风格理论的发展具有很深刻的影响。关键词：文心雕龙；个性；文学风格中图分类号：1 2 0 6 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 6 7 1 2 7 1 4(2 0 0 1)0 4 0 0 5 7 0 4黄侃先生在文心雕龙札记中说：“体斥文章形状，性谓人性气有殊，缘性气之殊而所为文之异状。然性有天定，亦可以人力辅助之，是故慎于所习。此篇大旨在斯。”在体性篇中，“体性”指风格，“才性”指作家的创作个性。“体性”是一个“因内而附外”的统一体，然而“才性”并不是因为先天的原因而成为固定的程式，还可以通过后天的“所习”来改变。全篇的中心就是通过“人性气”的有“殊”从而导致“为文之异状”来论述作家的创作个性与作品风格的关系。刘勰在继承前人理论遗产的基础上，总结创作经验，提出了一些创造性的见解，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古代文论中“风格”这一范畴的内涵。关于文学作品的风格的体现，体性篇一开头就说：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这就是说，文学创作都是因为感情激动而使情感现于语言，思想的激发而使观点见之于文字，而且大都是一个从隐微到显露的过程，都是根据内在的情感而选择外在的文章形式。刘勰从创作过程入手，用表里相符即形式是内容的载体的观点，来考察文学作品的风格，这不仅说明了风格是内容和形式和谐统一所显示出来的特色，而且指明了作家个性在形成风格过程上的决定作用。文学作品是作家思想感情的外在的物化，作家思想感情的不同就决定了题材的选择主题的提炼、形象的塑造、结构的安排以及语言表达等方面的差异，从而产生了作品的风格与作家的个性的密切关系，颇接近于今天所说的风格是作家思想感情和创作个性在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中所显示出来的独特性的科学解释。有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就会写出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来，同样，什么样文学作品就能体现什么样的收稿日期：2 0 0 1 0 6 1 3作者简介：王平洋(1 9 6 5 一)，男，浙江嵊州人，讲师，现任浙江省省级机关职工业余大学副校长 万方数据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 0 0 1 卑思想感情d 知音篇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刘勰从创作的角度，从作家精神面貌、独特个性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从内容决定形式的观点上，以全新的视点，系统地研究风格问题，还前无古人。刘勰还从风格的成因分析作家“才性”的异与“体性”的异的内在关系。他说：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然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畀如面。(体-I t)认为“才”与“气”是先天的禀赋，即所谓“情性所铄”；“学”与“习”是后天的素养，即所谓“陶然所凝”。这“才”、“气”、“学”、“习”是形成作家的创作个性的四个方面，不能偏废。“才”是作家先天具有的创作才能包括观察力、形象思维能力、形象记忆力、语言表达能力等，即所谓“才有天资”和“能在天资”。刘勰认为先天的才能还需要后天的锻炼，所以他提出了“因性以练才”(体性)、“酌理以富才”(神思)、“将赡才力，务在博见”(事类)等主张，认为才能可以通过“酌理”和“博见”逐渐丰富起来，得到锻炼、提高。“气”是指作家天赋的气质，是构成作家才能的根本要素，所以说，“才力居中，肇自血气”。但刘勰没有把“气”神秘化，提出了“素气资养”(养气)的观点，认为人的气质可以修养提高；认为“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即作为人的气质可以充实情志，而情志就决定作品的语言、形式。“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风趣”之“趣”和“趋”相通，指的是趋势，也就是定势篇所说的“势有刚柔”之“势”，发现作品风格趋势的刚柔和作者气质的刚柔的一致性，不能不说是刘勰的一大创见。“学”是作家的学识，一个作者学识掌握的多少直接影响作品风格的形成。所谓“文章由学，才自内发，学以外成(事类)”，“八体屡迁，功以学成”。(神思)。如果一个作家不学习知识，不接触社会，孤陋寡闻，学识浅薄，写作时他就会捉襟见肘，写不出思想深刻、内容丰富、形象生动的作品来，所以说：“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习”，是指作家的习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陶冶、影响。刘勰以染丝做木器为喻，说明风格的形成“功在初化”，要“学慎始习”。如果“器成采定，就“难可翻移”。他纵览古今文学现象，指出作家的习染对作品的风格有决定性的影响。他认为“相如好书，师范屈原，洞入夸艳，致名辞宗”(g-略)。所以“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定势)。这些看法虽有尊经思想的影响，带有片面性，但强调学习典范的作家作品，提高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形成某种风格流派，却又是必要的。因此，刘勰批出：“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说明风格的雅与俗，与作家受谁的影响是密切相关的。刘勰认为，由于作家先天的“情性”和后天的“陶染”不同，就使他们的才能、气质、学识、习染等，有平庸与杰出、刚毅与柔和、精深与浅薄、雅正与鄙俗之别。因为有“才”、“气”、“学”、“习”的异，才有了作家个性的异，作家个性的差异表现在作品之中，就出现了“笔区云谲”、“文苑波诡”的千变万化的状况，形成了“其异如面”的多种风格。刘勰没有因袭前人的观点，而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树一帜的风格成因观，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根据现有的观点，风格的形成有两个因素：一是社会的客观因素，即一定的时代潮流、民族信仰、社会习尚和文化传统对作家的影响；二是作家个人的主观因素，也就是作家的世界观、阶级立场、生活道路、艺术修养和美学趣味对创作的影响。由于客观因素是事物的外因，主观因素 万方数据第4 期王平洋：“才性”异与“体性”异是内因，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因此作家主观方面的因素，常常直接决定风格的特征。刘勰在时序、风骨、定势等篇中，分析了形成风格的时代、体裁等客观因素，而在本篇中着重从作家主观因素，即创作个性的四大因素进行分析，这就抓住了风格成因的关键。刘勰既承认作家情性的先天禀赋，又强调后天的“陶染”，这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曹丕“文气”说的唯心论的先验论的错误，标志着我国古代风格论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作家的风格虽然千差万别，然而其中也有规律可循，刘勰根据历代文学创作的实际，重点从文学作品的风格的异着眼，把文学作品的风格分为八种类型。这种概括虽然不一定全面和恰当，但从中可以看出重要的几点。首先，对各类风格特征的分析，不单是从形式、文辞上着眼，而是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去进行概括的。其次，对风格的多样性和同一性有深刻的认识。他把八种风格归结为相对的四组予以说明，指出“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风格的发展变化是无穷的。刘永济指出：“虽约八体，而变乃无穷。但雅者必不奇，奥者必不显，繁者必不约，壮者必不轻。除极相反者外，类多错综。即一人之作，或典而不丽，或奥而且壮，或繁而兼丽，或密而能雅，其异已多。”(文心雕龙校释)这是深得刘勰分类的要旨的。第三，承认文学风格的多样性，但对各种风格有褒有贬。黄侃说：“八体并陈，文状不同，而皆能成体，了元轻重之见存于其间。下文云：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然此文例，未尝依其次第，故知涂辙虽异，枢机实同，略为轸封，本无轩轾也。”(文心雕龙札记)这种看法，范文澜作了纠正：“彦和于新奇、轻靡二体，稍有贬意，大抵指当时文风而言。次节列举十二人，每体以二人作证，独不为末二体举证者，意轻之也。”(文心雕龙注释)可见刘勰风格论的现实针对性是鲜明的，旨在打击风靡当时的形式主义、唯美主义文风。第四，刘勰在论述作家风格多样性的同时，也提到了作家的风格也是多变的，如“才气之大略”，“八体屡迁”，作家的风格与作家的个性并不是完全一致，没有例外，而是应该因人而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体性篇指出：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沈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嗣宗椒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这里列举了文学史上的贾谊、司马相如、扬雄、刘向、班固、张衡、王粲、刘桢、阮籍、嵇康、潘岳、陆机等十二位作家的精神面貌、个性与其作品风格的密切关系，说明“表里必符”的道理，从作家风格的角度着重分析作家个性的异与风格的异的内在联系。四马克思引用法国科学家布封的话说：“风格即人。”中国的古语也说：“文如其人。”都是说作家的人格与风格的一致性。因为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客观的社会生活和作家的主观思想感情的有机结合，每一个作家的作品必然要深深打上作家个人精神面貌的烙印。所以，别林斯基认为风格是“把思想和形式密切地融汇起来，而在这一切上面按下自己的个性和精神的独创性的印记”。美国著名诗人华尔脱惠特曼说：“在你写的东西中，没有一个特征不是你自己身上的。如果你凶恶而庸俗，那是逃不过任何人的眼睛的。如果你喜欢吃午饭的时候背后站着一个仆人，那这也会表现在你的 万方数据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 0 0 1 血作品里。如果你爱唠叨、好嫉妒，看女人下贱的样子，这些都会表现在你有意省略的地方，甚至将会表现在你尚未写出来的东西里。”我国古代的文论家还指出，人格和风格的一致性是不能伪造的。清代的叶燮说：“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功名之士，决不能为泉石淡泊之音；轻浮之子，必不能为敦庞大雅之响。故陶潜多素心之语，李白有遗世之句，杜甫兴广厦万间之愿，苏轼师四海昆弟之言。凡如此类，皆应声而出。其心如日月，其诗如日月之光。随其光之所至，即日月见焉。故每诗以人见，人又以诗见。使其人其心不然，勉强造作，而为欺人欺世之语；能欺一人一时，决不能欺天下后世。究之阅其全帙，其陋必呈。”(原诗外篇上第八)刘勰的风格论是建立在“辞为肤根，志实骨髓”的前提下，也就是内容和形式统一，而以“情”为“文之经”，“辞”为“理之纬”的前提下，并根据大量的创作实践总结出来的。刘勰认为只有在“为情而造文”的时候，作家的个性和作品的风格才是统一的，如果是“为文而造情”，那就有可能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的现象，那样从文中就不足以知其人了。可见刘勰在处理文学作品的风格与作家个性的关系问题时已具有初步的辩证法思想。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刘勰没有认识到社会实践和创作实践对作家创作风格形成的决定作用，所以他只能笼统地说“情性所铄，陶然所凝”。刘勰虽然从天然的禀赋和后天修养结合上来论述风格问题，但他所谓的先天禀赋和后天修养是有局限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也承认人的先天素质的生理差别，但它只是个人发展的出发点和条件，不能决定个性发展的方向和内容。而刘勰却把它看成是决定作家创作个性的根本原因。就后天的陶然来说，刘勰只强调学习儒家的经典和文学传统，而没有认识到作家的社会实践和创作实践对作品风格的形成有决定性的意义。当然，这并不能否认刘勰的风格论在当时的进步性。首先，刘勰以情理决定文辞、内容决定形式的观点来研究作品的风格，不但继承了我国文学“重情志”的优良传统，而且破除了单纯从文辞、形式着眼来研究文学风格的纯艺术观点。其次，开启了后代对文学风格流派的研究。如唐代的李峤评诗格把诗分为形似、质气、情理、直置、雕藻、影带、宛转、飞动、情切、精华十体。皎然诗式把诗分为高、逸、贞、忠、志、气、情、思、德、诚、闲、达、悲、怨、意、力、静、远十九体。司空图诗品又把诗分为雄浑、冲淡、纤欷、沉着、高古、典雅、洗炼、劲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二十四品。清代的姚鼐在复鲁洁非书中把文章风格分为阳刚和阴柔两大类，凡是雄浑、劲健、豪放、壮丽等风格都可纳入阳刚一类；凡修洁、淡雅、高远、飘逸等都可归入阴柔一类，阐明风格上的阴阳刚柔之说。现代的周振甫先生在文章例话中把文章的风格分为刚健、柔婉、平正、奇特、峻峭、明决、绮丽、繁丰、细密、疏淡、疏密、繁简、雅正与奇变、诙谐等十四类。可见，这些研究都受到刘勰风格论的影响，刘勰对风格研究的系统性、深刻性、细致性在文论史上开了先河。参考文献：1 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 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 9 8 3 2 马宏山文心雕龙散论 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 9 8 2 3 蒋祖怡文心雕龙论丛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 9 8 5 4 詹瑛文心雕龙风格学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 9 8 2 5 十四院校文学理论基础 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 9 8 5 6 周振甫文章例话 M j E 京：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 9 8 3 7 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 M 桂林：漓江出版社，1 9 8 2 8 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 M 上海：中华书局，1 9 6 2 9 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 9 8 2 1 0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 M 上海：中华书局，1 9 6 2 1 1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 9 5 8 1 2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 0 0 0 万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