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古代文学鉴赏方法.doc

　略论古代文学鉴赏方法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文化最精致的表现形式之一。对文学的鉴赏和评价离不开大的文化背景,不但如此,中国古代鉴赏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鉴赏方法所具有的独特魅力都和民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拟就古代文学鉴赏方法形成的文化背景进行一些分析,并对几种颇具特色的鉴赏方法进行评述。一、鉴赏方法的哲学文化意蕴哲学既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又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对文化精神的探讨可以归结为对哲学精神的分析,对植根于文化的民族思维方式的探讨可以归结为对哲学思辨方法的分析。古代文学的鉴赏方法渊源于中华民族特有的哲学理性和哲理思辨模式。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关于格物致知方法的研讨,分中国哲人求得其知的方法为六种:
一、验行　即以实际活动或实际应用为依据的方法,这是墨子的方法。
二、体道　即直接地体会宇宙根本之道,是一种直觉法,这是老子、庄子的方法。
三、析物　即对于外物加以观察辨析,这是惠子公孙龙及后期墨家的方法。
四、体物或穷理　即由对物的考察以获得对于宇宙根本原理之直觉,兼重直觉与思辨,可以说是体道与析物两法之会综。　　
五、尽心　即以发明此心为方法,亦是直觉法。　　
六、两一或辩证　……　　体道与尽心,都是直觉的方法,不过一个向外一个向内。析物是理智的方法。体物或穷理,则是直觉与理智合用的方法。验行是试验的方法。两一则与西洋哲学中的辩证法有类似之点。[1]　　
对上述材料略加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华民族在对宇宙万事万物的体认与把握的过程中,重视直觉判断,但又不忽视理性的判断与思考。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把握世界的方法以直接体验为主,结合特有的理性思维方式,富于生动的感性形象又具有深刻的理性思辨。　　
冯天瑜先生在《中华文化史》一书中认为中国文化模式是“宗法专制社会结构下的伦理政治型文化范式”,并且这种文化模式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辨模式是“内圣外王”。[2]尽管这一说法不一定会被所有人认同,但拈出“内圣外王”四个字作为中华民族体认宇宙人生的思辨模式的核心是十分精辟的。先贤圣哲们认为,只要内心的修养达到神圣的化境,就可以借此把握外部世界。所谓“内圣”则“外王”。长期以来,先贤圣哲讲究内在的仁德修养,追求自我的内心完善,企望达到一种崇高的心灵境界——心凝形释,神与物游。即便在政治上也是如此,认为君主修仁德,则天下垂拱而治。渴望以内心的体认来把握世界甚至影响世界。于是,重体验、直觉,进而重视灵性感悟和内心愉悦,而不太在乎理性的系统性和逻辑性的思维特质灌注在中华民族的灵魂之中。　　
文学鉴赏的方法是民族性思维方式在理解文学作品过程中的具体体现。民族的情感心理特征、审美价值取向及思辨模式都会在鉴赏过程中反映出来。因此文学鉴赏是极其复杂的综合性心理活动过程,有其深刻历史文化背景和渊源,但又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纵观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粗略地拟出一些颇具代表性的鉴赏方法:附会法,品鉴法,禅悦法,评点法,选本法。对文学的鉴赏和批评其实就是对世界的理解和观照,因为文学以精致的方式对外部世界和心灵世界进行了深刻细腻的把握。更为重要的是,文学对生命个体的深情观照其实就是人类对自身生命的观照和体认。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对文学的鉴赏和批评就是对人类生命的关注。这种关注离不开一定的文化背景,不可能脱离一定文化背景之下的一定思维空间。结合上面的论述,我们对五种颇具特色的文学鉴赏方法作形而上的和形而下的考察。　　
二、五种文学鉴赏方法
述评中国古代文学鉴赏的方法应该说远不止五种。文学鉴赏是见智见仁的主观性很强的精神活动,个人切入作品的角度不同,鉴赏的心态、目的不同,就意味着鉴赏方法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从而导致对作品的理解不同。我们这里所谈的方法,仅是就我们的理解带有普遍性的几种方法。
(一)附会法　《文心雕龙》有《附会》篇,云,“何谓附会?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又云:“附辞会义,务总纲领。”詹　《义证》解释说:“‘附会’就是‘附辞会义’的简称。‘会义’是把文章会合成一个整体,‘附辞’是使文辞密切结合内容来安排。”很明显,这里的“附会”是就创作方法而言的。我们这里所说的“附会”则是指理解鉴赏作品的方法。作为理解鉴赏文学作品的一种方法,它首先强调对文本本身的词语意象、作家意图、作品主旨的理解,从而探明文意,发明文本意蕴。此外,附会允许读者作独特的理解。读者常常或出于某种思想原则,或出于某种审美需要,或出于某种人生领悟对文学作品作出不同的解释,自成其说。[3]这种理解鉴赏文学作品的方法自先秦以来,被广泛地用来解释和赏鉴诗歌、散文、小说等不同种类的文学作品。古人甚至为了某种需要,不惜穿凿附会,强行牵扯,曲解作品。
先秦时期流行的“称诗”——引诗和赋诗其实就是古人欣赏理解《诗三百》。清代人劳孝舆《春秋诗话》中说:“自朝会聘宴以至事物细微,皆引诗以证其得失焉。大而公卿大夫以至舆台贱卒,所有论说皆引诗以畅厥旨焉。余尝伏而读之,愈益知《诗》为当时家弦户诵之书。”在春秋时期这类大量的引诗赋诗的活动中,存在着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那就是“断章取义”。所谓断章取义是指就诗中词语另作发挥,借以表达自己的意思。春秋时期,人们在各种公私场合都大量地引诗或赋诗。一般说来,引诗是利用诗句的字面意义来为自己的见解作证,其字面意义有与全诗主旨相合者,也有不相合者。因为引诗的目的仅在于说明自己的观点,意不在解诗,所以不妨曲解,用不着顾及是否合乎原诗的本义。赋诗或称“诵诗”则不同,所诵为全诗或至少为完整的一章,要求听者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变通地加以理解。无论引诗或是赋诗,都不要求人们对《诗》的本义作出正确的理解,而只是把《诗》作为文献材料加以运用。引者、赋者、观者、听者都从当时的特定语境出发对《诗》加以理解。而“断章取义”在当时也不被认为是错误的做法。
其后孟子的“以意逆志”说,既是对“断章取义”解诗法的反拨,又是对它的进一步发挥。关于“以意逆志”,“志”指诗人之志,表现为全诗的主旨,这点比较明确,无异议。“意”的解释历来有两种:旧注一般都解释为说诗者之意,如赵歧注;“意,学者之心意也。”“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意矣。”另一种解释则是指作品之意,是作品内在的含蓄的意蕴。如苏轼云:“夫诗者,不可以言语求而得,必将深观其意焉。……”清人吴淇云:“诗有内有外,显于外者,曰文曰辞;蕴于内者,曰志曰意。……夫我非古人,而以己意说之,其贤于蒙之见也几何矣!不知志者古人之心事,以意为舆,载志而游,或有方,或无方,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故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犹之以人治人也。”苏轼、吴淇强调“意”来自文本,是文本中深蕴的意。于是形成以文本之意求诗人之志的观点。这两种解说侧重点不同,实际上很难区分。因为要深求文意就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观,必有读者的主观认识介入其中,于是又形成了以读者之意逆求诗人之志的观点。《孟子》一书中不时提到《诗》,其目的虽不在解诗,但他明确地提出了“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的原则,意义十分重大。应该说明的是,这一原则一方面是对“断章取义”的反拨,出于尊《诗》的愿望,对人们随意地引诗附会表示不满,要求探索诗人创作的本来之志。但另一方面由于对“意”的理解的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又强化了读者对诗的主观理解的合理性,使得读者从自己的主观立场出发对作品进行的理解赏析——附会——成为合理合法的东西。
比孟子走得更远的是汉代的经学家们,他们视《诗》为经,认为《诗》中蕴含有先圣先贤的微言大义,从儒家尊奉的伦理道德出发对诗的字面意义和诗人之“志”进行穿凿附会,如《关睢》显为男女欢爱之诗,但汉儒说诗认为是“后妃之德”。诸如此类的例子在经学家解《诗》中举不胜举。以后人们理解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常常索求其中的“比兴寄托”、“深厚意蕴”等等大多受此影响。(二)品鉴法　品为品类之意,又有品味之意。所谓品鉴,则是分类品味。所以“品兼有以上两种意思。品鉴导源于汉魏之际的人物品评。人物品评由来已久,至魏晋六朝大盛。其代表作有刘劭的《人物志》三卷,凡十二篇;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凡三十六篇。人物品评标榜魏晋风度。关于魏晋风度,冯友兰先生认为需具备四大要素:玄心、洞见、妙赏、深情。学术界一般认为有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重才情,二是重思理思致;三是标放达,越名教,注重人物个性;四是赏容貌,标举超尘绝俗之美。以此为标准,《人物志》和《世说新语》对人物进行了分类品评。最为典型的是刘劭在《人物志·体别第二》按个性把人物分为十二种类型,强毅、柔顺、雄悍、惧慎、凌楷、辨博、弘普、狷介、休动、沉静、朴露、韬谲。这对后世文学鉴赏中的人物形象分析和以品论诗论文影响很大。
钟嵘鉴于世人好谈诗,“喧议竞起,准的无依”,于是“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自创“三品升降”论诗之法。将入选的历代诗人一百二十三人分为三品九等,标举其风格体式,并描述艺术特征,追索本源,对于后世超乎个别作家之上的风格流派的形成显然有相当的促进作用。其后唐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南宋严羽《沧浪诗话》在诗歌批评方法上都以品鉴之法为主。纵观唐以后文学批评鉴赏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将唐以后的品鉴方法分为三种类型。
1.品“味”　以味论文,渊源甚早,南朝时期刘勰、钟嵘已有“讽味”、“研味”、“滋味”之称,用以表达对文学内在之美的欣赏、体味。如钟嵘《诗品》称陆机“文温以丽,意悲而远”,读阮籍《咏怀》“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远”的意境意趣辨诗品“味”得来。味之品由刘勰、钟嵘开其端,唐人加以发扬光大,至宋人而成熟。
唐初元兢有《古今诗人秀句》之集,由于不满当时崇尚绚丽,竞事雕琢的风习,乃于《〈古今诗人秀句〉序》中举例谈到品赏诗句的方法及标准:
　　尝与诸学士览小谢诗,见《和宋记室省中》,诠其秀句,诸人咸以谢“行树澄远阴,云霞成异色”为最。余曰:“诸君之议非也。何则?‘行树澄远阴,云霞成异色'诚为得矣,抑绝唱也?夫夕望者,莫不　想烟霞,炼情林岫,然后畅其清调,发以绮词,俯行树之远阴,瞰云霞之异色,中人以下,偶可得之。但未若‘落日飞鸟还,忧来不可极'之妙者也。观夫‘落日飞鸟还,忧来不可极',谓扪心罕属,而举目增思,结意惟人,而缘情寄鸟。落日低照,即随望断,暮禽还集,则忧共飞来。美哉玄晖,何思之若是也!诸君所言,窃所未取。”于是咸服,恣余所详。余于是·以·情·绪·为·先,·直·置·为·本,·以·物·色·留·后,·绮·错·为·末;·助·之·以·质·气,·润·之·以·流·华,·穷·之·以·形·似,·开·之·以·振·跃。·或·事·理·俱·惬,·词·调·双·举,·有·一·于·此,·罔·或·孑·遗。这一段论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似是第一次,极具意义。其标志着对文学作品的鉴赏由表层词藻情感的欣赏转入对深层艺术意蕴的品味。从这一论述可以看出,元兢对文学作品特别是诗句的欣赏更重视藻绘以外的意蕴美。天宝年间殷　的《河岳英灵集》被视为唐人选唐诗的翘楚,选与评俱佳。其评品的特点,除了结合作者的身世阅历谈论其作品的精神风貌外,便是对作品的意蕴美的品赏。如评常建诗云:“……似初发通庄,却寻野径百里之外,方归大道,所以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唯论意表。……”评刘若虚诗云,“若虚诗情幽兴远,思苦语奇,忽有所得,便惊众听……唯气骨不逮诸公,自永明以还,可杰立江表。”以上论述,表露了殷　对言外意趣的欣赏与赞美,他称此为“兴象”。晚唐有旧题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以“味”论诗,标举—08—“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将诗歌分为二十四个品目,也就是二十四种风格、意境。讲究对诗歌作品的深层次意蕴的领悟和体味,完全超越了表面词藻的意义,是对诗之味的更深层次的开掘。至两宋时期,苏轼对司空图以“味”论诗深为赞赏,唐庚、叶梦得评杜诗俱重言外之意,欧阳修《六一诗话》赞和梅尧臣“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之说,张戒《岁寒堂诗话》倡“意味”说,以“味”论诗品诗,成为宋代诗话普遍的典型性的观念。严羽《沧浪诗话》论曰:　　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严羽的论述可归纳为以下三点:一、诗是本于性情的,性情表现于诗中便是兴趣;二、品味的方法是妙悟;三、品“味”所得,其品有九。至此,应该说,以味论诗的理论已经较为完备。2.品佳句　辨味之品——品“味”讲究人的体味妙悟,重视读者的灵性,空灵缥缈,能体悟诗中玄妙的意境。但虚而不实,难以把握,说什么只可神通而不可语达,让人觉得玄虚。中国古诗文中多有佳句警语,古人也十分注意炼字炼句,于是很早就有了摘句鉴赏之法。品佳句,也就是摘句鉴赏,最早起源于先秦时期的“断章赋诗”,至南朝正式形成。钟嵘《〈诗品〉序》中云:“……至于吟咏性情,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 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盛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就是对诗中佳句的品评,此类材料在史书和子书中也有很多。可见在当时,摘句品鉴已成为文坛风气。一部分人甚至以作品中是否有“佳句”作为评判作品高下的标准。六朝如此,其后唐人走得更远,前引唐初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的论说,可以明证唐初既有了品佳句的理论标准,摘句为集更是反映品佳句已成为当时有条有理有规模的鉴赏活动。《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曰:“凡作诗之人,皆自抄古人精妙之处,名为随身卷子,以防苦思。作文兴若不来,即须看随身卷子,以发兴也。”唐人摘句品句,还用以启发自己的诗兴。由于“秀句集”的盛行,反过来对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者写诗注重“秀句”、“佳句”,而读者所争相传诵的也往往是一篇作品中的某些佳句警语,正如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里说的:“古今诗人,以诗名世者,或只一句,或只一联,或只一篇,虽其余别有好诗,不专在此,然传播于后世者,脍炙于人口者,终不出此矣。”
诗话至宋代大盛,欧阳修《六一诗话》以资闲谈为目的,在评论历代诗人诗作时,就大量采摘佳句警语加以品赏。刘克庄《后村诗话》共有前集二卷,后集二卷,续集四卷,新集六卷。他自己在篇末说:“新集凡六卷,专摘唐诗之警省者。”赵翼《瓯北诗话》卷六专门列有“律诗摘句”。其他不胜胪列。总之,诗话中存在大量的摘句品句的情况,而且这种情况还延及词话赋话中。[4]正因为有历代的摘句品句的鉴赏活动,我国古代诗文中的佳句警语得以广泛流传,有的秀句美句甚至可以脱离篇章而独立传诵。3.品格调　格调之品就是品鉴作品的艺术风格,通过对历代文学作品的传承演变关系归纳分析,理出其发展线索,转而对具体作品的艺术风格加以分析,就是品格调。它重视的是整个作品的意味气象、风调神韵,而不斤斤计较一字一句的分析,观照作品的视野开阔,讲究涵泳品味,崇尚理性分析。考诸中国文学发展史,对格调家数的重视始于南宋张戒、严羽,完成于明初的高　,而大盛于王世贞、胡应麟、许学夷等复古派诗学家。[5]格调家数之品观照的主要对象是诗歌,其主要特点是重视诗歌体制和时代格调的辨析。因为诗歌的格调体制与渊源决定了诗歌的艺术风格,一个时代的诗歌的艺术风格的形成自有其历史的传承关系,也自有其独特的面貌。所以上述诸家在品评诗歌时就批评宋诗和中晚唐诗,推崇汉魏、盛唐诗,并很自然地接受了儒家因时代兴衰而派生出的诗歌正变观念并将其引入诗歌鉴赏之中。扬唐抑宋、扬初盛唐而抑中晚唐,扬正而抑变。这一方面,高　《唐诗品汇》最为典型。如他评唐诗的先后变化云:
　　六朝之末,衰讽甚矣。然其偶俪颇切,音响稍谐,一变而雄,遂为唐始,再加整栗,便成沈宋。人知沈宋律家正宗,不知其权舆于三谢,囊钥于陈隋也。诗至大历,高、岑、王、李之徒,号为已盛,然才情所发,偶与境会,了不自知其堕者。如“到来函谷愁中月,归去蟠溪梦里山”,“鸿雁不堪愁里听,云山况是客中过”,“草色全经细雨湿,花枝欲动春风寒”,非不佳致,隐隐逗漏钱、刘出来。至“百年强半仕三已,五亩就荒天一涯”,便是长庆以后手段。高　此论,其目的是“别体裁之始终,审音律之正变”。而其伸正黜变的观点已隐约可见。(三)禅悦法　所谓禅悦法,简单地说就是以禅说诗,即以参禅之法来领悟诗歌的意境和旨趣,从而达到解读诗歌作品的目的。诗与禅本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一属文学,一为宗教。诗的作用在于帮助人们认识世界和人生;禅的作用在于引导人们否认客观世界的真实性,泯灭人生的意义。二者的归趣不同是显而易见的。但诗和禅都重视敏锐的内心体验,都重视启示和象喻,都追求言外之意。这又使他们有了沟通的可能。禅宗在唐代确立以后,在诗人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谈禅、参禅,在诗中
有意无意地表现禅理禅趣。而禅师们也借诗来表现他们对世界和人生的观照与理解。这样,诗和禅就有了密切的联系。[6]诗与禅的关系反映到文学鉴赏理论上来是在宋代,从苏轼、黄庭坚、吴可、范温、叶梦得、杨万里、陆游、以至严羽等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们无不在诗论中谈禅,以参禅悟禅之法来解读诗歌作品。他们认为,诗与禅两者的契合点就在“参”与“悟”。参是方法,悟是目的。下面我们先列举一些诗论材料:吴可《学诗三首》之一云: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陆游《夜吟》之一云:六十余年妄学诗,功夫深处独心知。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龚相《学诗三首》之一云:学诗犹似学参禅,悟了方知岁是年。点铁成金犹是妄,高山流水自依然。戴复古《论诗十绝》之七云:欲参诗律似参禅,妙趣不由文字传。个里稍关心有悟,发为言句自超然。
上述材料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认为学诗有如参禅,而主要的方法就是“悟”。说到“悟”,论述最为详尽的当数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严羽在《沧浪诗话》中直接提出“妙悟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严羽论诗宗法盛唐,认为“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要理解盛唐诸人的“兴趣”,就只有通过“妙悟”。作为一种审美鉴赏方法,“妙悟”要求读者不断积累审美经验,提高自己的审美鉴赏能力,通过涵泳品味,全面理解和把握诗歌所创造的审美意境,透彻理解诗歌作品所具有的韵味。“妙悟”之法,强调把握作品的内在神韵,时至今天,仍不失为一招极为高明的鉴赏之法。
(四)评点法　古人阅读文学作品,喜欢在页眉页角或字里行间加上评语和圈点,这类做法就叫做“评点”。评点作为一种文学批评和鉴赏方法,其形式较为灵活多样,主要包括圈点、眉批、夹注、总评等。古代文学的评点几乎涉及到所有文学样式。人们通常认为评点之学肇始于宋代,兴盛于明清。其实唐代已有了诗的评点,如殷　的《河岳英灵集》、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就已经开始了完整意义上的诗歌评点。
评点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学鉴赏批评的方法,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特点:
第一、重直觉和主观感受。评点多发生在古人阅读文学作品的同时,凭着自己的主观感受和直接印象,即兴发挥,随阅随批,颇具灵性,不讲究系统性和条理性,不强调抽象的理性的思索。
第二、形式短小精悍,生动活泼。评点随兴所至,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天头地尾,字里行间,只要有空白,任意舒展。所以其形式显得灵活机动,活泼自由。琐碎零乱也同时成了它的缺点。评点之法作为一种文学鉴赏方法,它既能指出作家作品的优劣,又能为读者指示读法;有的评点甚至能改订文本,使评点对象的语言乃至情节更加精炼合理。不过这后一种评点形式多表现在小说评点之中,如李卓吾、金圣叹评点《水浒》,毛氏父子评点《三国演义》都存在这种现象。下面列举几例唐人诗评以供参详:殷　《河岳英灵集》评点李白云: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常林栖十数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诸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评点刘长卿云:长卿有吏干,刚而犯上,两道迁谪,皆自取之。诗体虽不新奇,甚能炼饰,大抵十首以上,语意稍同,于落句尤甚,思锐才窄也。……评点者在此轻灵走笔,随意挥洒,或就诗人整体风格发论,或就具体篇目措意,或评说诗人性情,或圈点诗人生平,不拘一格。五、选本鉴赏法　选本,无论诗选还是文选,总是由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组成的,即选本的目的、对象和选家的文学观点。选家总是根据自己的文学观点,把一定的读者对象引导到自己认为是正确的道路上来。“选学”在古代中国是一门极为发达的学问。自从梁昭明太子《文选》作俑,其后各种选本层出不穷,不可胜数。别的不说,单说唐诗就数以百计。各朝各代的诗论家们选唐诗,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各从自己的诗学观点出发,从数以万计的唐诗中遴选出自己认为优秀的唐诗编成或大或小的唐诗选集。沈德潜《唐诗别裁》的编选目的是要给学诗者提供学习和创作的典范,而他认为创作又必须体现诗教精神,所以对典范的选择就要以儒家诗教精神为旨归。因此,在今人看来,《唐诗别裁》并不是一部客观的诗史的选本,而是一部体现着强烈的价值厘定意味的选本。《唐贤三昧集》作为王渔洋晚年的精心编撰,无疑是渔洋诗学的一个总结,其旨趣显然是重禅趣神韵的。《唐贤三昧集》共选作品415首,王维的作品入选112首之多。其选诗重视禅趣讲究神韵的倾向性可见一斑。即便是清人蘅塘退士孙沫编选的《唐诗三百首》,原本是一个普及读物,其中的鉴赏趣味大抵是以沈德潜所倡的“温柔敦厚”的诗教论与王渔洋的“神韵说”相揉合,兼顾二者之长,互补二者之失。由此看来,选本常常是编选者苦心经营的结果,编选者的鉴赏趣味和文学观点浸透其中,仔细研究选本可得其中三昧。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从其特有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出发,中国古代形成了有别于西方世界的鉴赏理论和鉴赏方法。中国人将对文学艺术的体认同对宇宙人生的探究和思索结合起来,不以建立完整系统的理论为目的,重视灵感的闪现,注重直觉和身体力行的体验。所谓“验行”、“体道”“体物”、“尽心”,在把握社会、宇宙人生的过程中,都讲究直觉,从直观感受出发来体悟人生宇宙的至理。文学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是宇宙人生的写照。对文学的观照方式也关乎中华民族体认宇宙人生的思维方式,这里胪陈的五种鉴赏方式方法自然无法囊括古代所有的鉴赏方法,但却能够体现中华民族对文学的独特的观照眼光和思维价值趋向。
[参考文献][1]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2]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3]刘明今.方法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4]张伯伟.摘句论[J].文学评论,1990,(3).[5]刘明今.方法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6]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