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史公自序》看司马迁子承父业的心路历程.doc

言之不足，反复言之从太史公自序看司马迁子承父业的心路历程海安曲塘中学 王辉太史公自序中共三次谈及司马氏世典周史，但表述的方式都有所不同，这并非是简单的重复和强调，而是司马迁在选择职业时的一种考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接受史官这一职业时的心路历程。文章开头部分谈及司马氏的历叙世系，对司马氏掌管天官之事有所提及，即“司马氏世典周史”，所以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治史才是司马氏的家学渊源，似乎意味着司马家族对于治史有天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义不容辞，但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这一姓氏来源于官职名，本来也并非是史官，而是执掌军政和军赋。况且周朝之后尽管司马家人才辈出，活跃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但也直到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才重新担任太史公一职，说司马谈重拾祖先荣光，未为不可，但要说司马家族天生流淌着史官的血液，还不足为凭，因而此时还不能确定司马迁就有明确的择业倾向。只能说司马迁是在客观叙述他的家族世谱。第二次涉及司马氏史官之事是司马谈对未能追随皇帝封禅一事耿耿于怀，不能释然，发愤且卒之时，他拉着司马迁的手流泪道：“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他嘱咐司马迁要子承父业，言辞恳切而严肃，并以周公和孔子为榜样来激励他，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场面极其庄严凝重。面对此情此景，司马迁慨然接受，义无反顾，但这并不能说明司马迁是一种接受上的自觉，这里面应该有难言之隐，甚至说此时司马迁对于子承父业应该有犹豫，他的“俯首流涕”固然有对父亲的尊敬和感动，也有自己选择的某种舍弃，是受到感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古人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从太史公自序中可以看到司马迁曾仕为郎中，郎中虽官职卑微但因为在皇帝左右，晋升机会很多。据记载，他曾“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圆满完成出使抚慰少数民族的任务，可谓不辱使命，尽管司马迁对此记叙得比较客观，没有谈自己的感受，事实上字里行间还是可以感受到年轻的司马迁对这件事感到的莫大的骄傲和荣耀，应该说当此之时他的前途不可限量，建功立业指日可待，父亲的要求固然有它的伟大的之处，但实质上还是要求司马迁改变自己的志向以及对未来的打算，完成他父亲未了的心愿，甚至可以看做是强人所难，司马迁心中肯定会有疑惑和犹豫，而放弃自己的人生目标立功，退而著书立言，勿庸置疑是一种痛苦，另外，对于史官一职，从现实的考虑来说也并无太大的诱惑力，在报任安书中，他曾说道：“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官秩六百石的太史令还不足以对年轻有为的司马迁构成巨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冗长的文书整理撰写工作对一个血气方刚、希望有一番作为的年轻人来说也难免显得枯燥，然而面对父亲的殷殷恳求和热切希望，他还是选择了子承父业，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值得探讨的是司马迁青年时曾踏遍中原地区，周游大半个中国，因此就为日后撰写史记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似乎可以看作司马迁游历就是为了写史作准备，两者之间构成因果关系，其实不然，那时的读书人大多有游历的经历，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许他的父亲司马谈对于他游历会有想法，但就司马迁而言只是做一个年轻的读书人应该做的事罢了。那么既然选择了子承父业，有了明确的人生目标，就应该为之奋斗终生，因而司马迁当仁不让，以孔子为榜样，竭尽所能完成父亲的遗愿，也是为了完成历史的使命，但就治史的目的而言，他与其父之间应该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主要是因为他遭遇了“李陵之祸”，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司马谈本想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为大汉王朝粉饰太平、歌功颂德，而当司马迁本也有此打算，但接受腐刑后思想有了根本的转变，在他的内心已经有了一套评定是非的标准，不再唯统治阶层马首是瞻，记载就相对客观公允，“不虚美、不隐恶”，对统治阶层揭露批判深刻，更为可贵的是他还为许多下层阶级的人物立传，让他们永载史册，流芳千古。在太史公自序文末，司马迁回首过去，由衷感慨道：“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曰：于戏！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钦念哉！钦念哉！”自豪欣慰之情溢于言表，此时，父亲遗愿已成为自己自觉，外在规范已化为内心的认同。由此可见，太史公自序中三次先后出现司马氏世代治史之事，反映了司马迁内心对史官这一职业由客观认知到被动接受到自觉主动的曲折过程，故言之不足，反复言之，以示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