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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的原始意义是什么？

五经
自 春秋末期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创立儒学，直至清代，儒学一直在不断发展和扩大之中。汉代以后的儒学，不仅仅局限于心性之学或者考据之学的 范围，而是在社会政治事务、教育师道、经史博古、文章子集的各方面沿着先秦儒的博大范围扩张，渗透到全社会，适应并指引人们的生活。儒学落实在政治制度、 社会风尚、教育宗旨以及私人修养之中，是两千五百多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和价值取向的结晶，是朝野多数人的信念信仰或所谓 安身立命之道，乃至到了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程度。因此，儒学的地位不是某人、某派的主观意向或情感所能确定的。儒学所以成为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的主潮，是由 儒学的基本精神、广博范围、历史发展客观地确立的，而不是什么人的一厢情愿。某些儒家文化的攻之者与辩之者，都把儒学简单化了，把儒学的范围缩小了，把中 国社会与中国历史的发展抽象化了。实际上，传统中国社会就是儒家型的社会，传统中国文化的底色和主流是儒家式的，传统中国人的主要性格也是儒家式的；反过 来说，儒家或儒学在中国所起的作用或功能，类似于基督教、天主教之于西方，东正教之于俄国，印度教之于印度，伊斯兰教之于阿拉伯世界，都是族群文化自我认 同的根基，伦理共识的核心。
儒学，今人亦称儒家或儒教。从学派、团体出发，称为“家”；从学问、学术出发，称为“学”；从信念、信仰出发称为“教”。实际上，三者为一回事。三个称谓可以互用。那么，究竟什么是“儒”？儒学发展的历史如何呢？

孔子
从 字源上说，“儒”字有两个义项，一为“柔”，一为“术士之称”。“柔”的意思并不是柔弱迂缓，而是“安”义、“和”义，即能安人、能服人，天地人相和谐。 《礼记·儒行》郑玄注云：“儒之言，优也，和也，言能安人能服人也。”孔颖达疏：“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这是指儒家学问与儒家中人都主张谦 虚和睦、宽裕待人，不恃强力、以德服人，使人心悦诚服。《汉书·司马相如传》注曰：“有道术者皆为儒。”“术士”或“有道术者”，是“儒”的原义。大约汉 代以前的人称“术士”为“儒”。汉代扬雄说：通天地人之谓儒”。这是指大儒、通儒。《后汉书·杜林传》说杜林“博洽多闻，时称通儒。”《风俗通》曰： “儒者，区也。言其区别古今，居则玩圣哲之词，动则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当时之事，此通儒也。若能纳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讲诵而已，无能往来， 此俗儒也。”或者我们可以说，广义的“儒”泛指有学问道术者。如道家的庄子也被人称为“儒”（见《史记·孟荀列传》），又如有“君子儒”和“小人儒”之称 （见《论语·雍也》）等等。“儒”的后起义，或者说狭义的“儒”，作为专用名词的“儒”，则指儒家。

尧 
一 般说来，“儒”乃通习六艺之士的通称。“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礼和乐是西周的等级秩序与生活方式，主要是社会生活规范，包含今天所谓宗教、政 治、伦理、艺术、体育等内容。射、御相当于礼的节目。书、数则属于初级的技能。贵族大体上都必须通晓六艺。平民如果想到贵族家庭中去服务，也必须通习六艺 或其中的一部分。早期的儒者属于“士”这个阶层。“士”原来多由贵族的庶孽子弟或比较低级的贵族子弟充任，后来渐渐落到平民社会里去。孔子就是将古代的贵 族学传播到平民社会的第一人。“儒”大体上是保存、传授古代礼仪规范、典籍文化的教师。

舜
《周 礼·太宰》：“四曰儒，以道得民。”郑玄注曰：“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保氏”指古代职掌教育贵族子弟的官员。《周礼·地官》：“保氏掌谏王 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以六艺。”保氏与师氏同，都是负责教育的官员，亦是教师。师儒即师保，保即以道安人者。《周礼·大司徒》：“四曰联师儒。”郑玄 注曰：“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可见儒者原来是在上层社会掌教，后来是在民间设教授徒，有学识道术与技艺的人。其教育的主要内容为六艺之学。也就是说， 儒与商周王朝中主管礼乐教化的官员有一定的关系，但后来文化下移，到民间去了或民间化了。

周文王
“六 艺”，一般指礼、乐、射、御、书、数，又指“六经”，即《诗》、《书》、《易》、《礼》、《乐》、《春秋》。《庄子·天下》论及儒家曰：“以仁为恩，以义 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又曰：“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 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这里，邹作陬，或作郰，指孔子的家乡陬邑。邹鲁之士指孔子与孔门弟子，尚未包括 孟子。如指孔孟，则应曰“鲁邹”。搢绅，亦作缙绅、荐绅。搢，插；绅，束腰的大带。搢绅即插笏于绅。笏是记事记言的板子。古代做官的人，垂绅插笏，所以称 士大夫为搢绅。上引《庄子·天下》之言的意思是：儒家君子按“仁爱”的原则施予民众、他人以恩惠，以相适宜的措施建立人事秩序，以礼仪规范约束行为，以音 乐美感调和性情，总是表现出温润慈祥的状貌。邹鲁之地的士大夫多能通晓六经。《诗经》是抒发心志的，《书经》是讲述政事的，《礼经》是告诫行为规范的， 《乐经》是陶冶性情的，《易经》是分析阴阳变化的，《春秋经》是指示尊卑名分的。儒家与六经有着不解之缘。

周武王
从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可知，刘歆《七略》对儒家的界定是：“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 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刘歆视诸子某家起 源于某官，如儒家起源于司徒之官。据《周礼·地官》，司徒是主管教化的官。孔子以前，官师不分，政府某部门的官吏，即是与此部门有关的一门学术的传授者。 周王室衰微之后，政府各部门官吏失去了职位，流落民间，成为私学之师。从刘歆《七略》和《汉书·艺文志》可知，儒家以“六经”为思想资源，以“仁义”为思 想主旨，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治国平天下的大本大源，以孔子为宗师。古代儒家圣贤，不仅坐而言，而且起而行，或者以事功垂诸百世，或者以言教 传之千里。立德、立功、立言，是谓三不朽。《汉书·艺文志》谈到儒家之外的八家，介绍了“此其所长也”之后，接着是批评或贬抑，唯独对于儒家最为推崇，许 之以“于道最为高”。这多少代表了汉代人以儒学居诸子之上的思想。
《淮南子·要略》曰：“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淮南子·俶真》高诱注曰：“儒，孔子道也。”《淮南子·要略》重在肯定儒家对周代人文建制和人文精神的继承和发挥。
总之，儒的前身已不可考[1]，儒家的正式形成当在春秋末期的孔子时代。儒家是继承上古时期的文 化遗产与周公孔子之道，讲述六艺之学的学者和教师，活跃于民间社会，他们是社会良知的代表，以其社会理想、道德价值、人文精神鞭笞、批判现实的污浊黑暗， 关心老百姓的生计、疾苦，以礼乐文明的精神滋养社会道德，纯洁人们的心灵。战国时，各国当政者都不接受儒学，视其为迂阔之学，各学派也对儒学持批判态度。 儒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渗透于全社会的。

汉 初，刘邦改变了打天下时对儒生的痛恨，开始亲和儒学。刘邦过鲁，“以太牢祠焉”（《史记·孔子世家》）。太牢指以牛、羊、猪三牲来祭祀，是最高等级的祭 祀。刘邦原不好儒，曾羞辱儒士，把尿撒在儒帽中，然而他在战后经过鲁国去曲阜祭祀孔子，预示着统治者从马上打天下到马下治天下的转化[2]。当然，汉初六七十年间，即高、惠、文、景时期，主导思想为黄老之 学，那是因为在战乱之后，民生凋敝，一定要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汉武帝“表彰六经”之后，儒学地位上升。在承平时期，为了治天下，统治者的目光转向儒 学。由于儒家善于继承传统文化、典章制度并顺应时代加以因革损益，平易合理，使朝野都能接受。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为了长治久安，要改用文治为主，管理上 路，更多以温和的方式，用制度化的方式来治理社会。特别是，儒家所强调的仁、义、忠、恕之道及其内在的价值使社会秩序得以维系，即所谓“列君臣父子之礼， 序夫妇长幼之别”，足以内裕民生而外服四夷。民生问题与外族入侵的问题，是汉代政府及以后历朝历代政府特别要认真对待的两件大事。使四夷信服，当然要文武 交济，但以怀柔为主，以德服人，民族和亲。所以，在先秦诸子各家学说中，唯有儒学被大汉帝国最终选定为治国平天下的统治思想，尔后直至清代莫不如此。

庙学并立的岳麓书院
汉 代的中央政府，特别是东汉及以后的中央政府，实际是文治政府，彼时的文官制度已相当发达，为彼时全人类、全世界所仅有。参与政治甚至参与最高政治的，都是 接受过儒学教育（它基本上是一种人文教育）而又来自民间下层的知识人。汉武帝以后，儒家典籍被尊为经，而治儒业、通经术者都成为政府重要官员。“自孝武兴 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汉书·匡张孔马 传赞》）西汉宣帝曾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在石渠阁主持会议，讨论五经异同，制定了《石渠阁议奏》以期统一经学。
东 汉光武帝于“建武五年冬十月，还幸鲁，使大司空祠孔子”（《后汉书·光武帝纪》）。汉明帝于永平十五年（72年）“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亲御讲 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后汉书·明帝纪》）。汉章帝于建初四年（79年）在白虎观主持经术大会，制定了《白虎议奏》。章帝于元和二年（85年）亲到阙 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孔子庙原为春秋鲁哀公初立于阙里。
北魏时，因汉时尝封孔子为宣尼公，故改称宣尼庙。北齐时，各地郡学皆于坊内立孔颜庙，于是孔子庙遍及于北齐之外郡。
唐贞观时，诏停周公为先圣，以仲尼为先圣，颁行《五经定本》与《五经正义》，诏各州县皆立孔子庙，于是孔子地位升格，孔子庙乃遍及于全国。其后有所反复，但玄宗上台后“依贞观故事”，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孔子庙改为文宣王庙。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加谥孔子为元圣文宣王，五年，改谥至圣文宣王。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加号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明永乐以来，孔庙又称文庙。明嘉靖九年（1530年）厘正祀典，始为木主，题至圣先师孔子神位。
清顺治二年（1645年）定谥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顺治十四年（1657年）改称至圣先师孔子。
民 国三年（1914年）礼制馆规定，文庙恢复称孔子庙。庙中正殿中为孔子像，左右列四配十哲先贤像。四配指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祭祀。其弟子及历代 大儒之祔祀者，均分列于东西两庑，岁时致祭，典礼隆重。自古以来，诸侯、卿相及地方长官，至必先行谒庙，然后从政。路过孔庙，百官深怀尊重与敬畏之情，文 官下轿，武官下马。孔庙与州县学或书院一般建在一起，古代规制，左庙右学，左边是孔庙建筑，右边是州（府）县学或书院的建筑。各位读者有暇到长沙岳麓书院 去参观，还可以看到庙学并立的规模。
以上所说历代官方的尊孔祭孔的原因是非 常复杂的，但总体来说是稳定社会的需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儒学只属于官方或精英，以下我会讲到，儒学具有草根性。历史上真正的儒学与儒家一方面是建设性 的、建构式的，另一方面是批判性的，在体制内外批判执政当局的。官方视儒学为统治思想，并不意味着全面认同和接受儒学，故朱元璋当了皇帝一定要修改《孟 子》。汉代以后统治阶级对儒学的需要和利用，使儒学具有了两重性。儒学中确有与传统政治粘连的弊病，这是需要批判的，但儒学更多的作用与价值并不在此。 （作者系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 本文原载：郭齐勇著《中国儒学之精神》，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