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与酷吏的关系.pdf

1999 年 1 月第 15 卷第 1 期唐都学刊T angdu JournalJan.1999Vol.15 No.1武 则 天 与 酷 吏 的 关 系王双怀(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陕西 西安710062)摘要:人们在评价武则天时,往往都要涉及酷吏的问题,有些学者甚至把酷吏问题作为武则天“残忍”的依据,从而得出武周社会“黑暗”的结论。本文全面考察了武则天与酷吏的关系,认为武则天并非始终器重酷吏,酷吏不过是武则天打击政敌的工具,武则天没有把行政大权交给酷吏,指出用酷吏问题来否定武则天是不恰当的。关键词:武则天;酷吏;政敌中图分类号:K24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300(1999)01-0037-05武则天统治时期曾出现过一些著名的酷吏,因而人们在评价武则天时往往把武则天与酷吏联系起来:有人说武则天实行“酷吏政治”;有人则把酷吏作为武则天“残暴”的根据。事实上,武则天与酷吏的关系是复杂的。虽然武则天统治时期的酷吏较多,但并不能说明武则天实行了“酷吏政治”。至于把酷吏作为武则天“残暴”的根据,也缺乏应有的说服力。一、武则天并非始终器重酷吏大家知道,武则天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时间是很长的。若从显庆五年(660)十月参预朝政算起,到神龙元年(705)正月退位,前后将近半个世纪。若从文明元年(684)临朝称制算起,独自控制最高权力的时间长达 21 年。即使从天授元年(690)改唐为周算起,当皇帝的时间也有 15年。如果我们把武则天的统治时期划分为辅政、临朝、称帝三个阶段,具体考察一下各个阶段的历史,就可以清楚的看出,武则天只是在改朝换代前后的特殊情况下才重用酷吏的,酷吏存在的时间是相对较短的。武则天辅政阶段历时23 年。这一阶段,唐高宗是天下的最高统治者,武则天只是以皇后的身份参预朝政。但是由于唐高宗“头重目眩”的病经常复发,又患上了可怕的虐疾,(旧唐书 卷5)所以军国大事常由武则天处理。这种情况在宰相上官仪被杀后表现更为突出。史载“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资治通鉴 卷 201)这说明,武则天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国家的实际权力。在辅佐高宗的日子里,武则天“内辅时政”,“忧劳天下”(唐会要 卷 63),是很有作为的。她不仅克尽妇职,亲祀先蚕,从驾封禅,重用学士,著书立说,而且上书言事,出谋划策,协助高宗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当时武则天是主张“以道德化天下”的(新收稿日期:1998-03-2437唐书 卷 76)。她曾建议“王公以降皆习 老子”,反对酷刑和苛政,希望通过约法省刑、无为而治的办法实现天下大治。所以当时她虽广开仕途,扶植新贵,但并没有使用过一个酷吏。当时社会上也没有出现一个著名的酷吏。很显然,武则天在辅政期间并无器重酷吏之事。武则天临朝称制时间较短,只有 6 年,但这 6 年是武则天政治生涯发生转变的关键性阶段。这一阶段,武则天废中宗,立睿宗,以皇太后的身份独揽大权,成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武则天在临朝之初是很想大有作为的。她在 改元光宅赦文 中表示要“励精为政,克己化人。使宗社固北辰之安,区寓致南风之泰。冀上不负于尊灵,下微申于至恳”(全唐文 卷96)。也就是说,她要用自己的全部才能治理国家,以报答唐高宗的顾托和天下人的推戴。为此,她决定旗帜尚“金”,同时改变百官服色和称谓,准备通过网罗人才、放宽刑法的办法“大收人望”(旧唐书 卷 50)。但是,对于她的所作所为,“天下颇多流言异议”(旧唐书 卷 90)。光宅元年(684)九月,发生了徐敬业的叛乱,对武则天形成很大的威胁。叛乱平息后,武则天改元“垂拱”,仍表示要一如既往,无为而治。她在 颁行律令格式制 中说:“朕情在爱育,志切哀矜。疏网恢恢,实素怀之所尚;苛政察察,良夙心之所鄙。方冀化致元为,业光刑措。”(唐大诏令集 卷 82)然而,严酷的社会现实使她的理想无法实现。由于“将相阴谋”(通典 卷 169),“人多逆节”(旧唐书 卷 91),武则天不得不用酷吏来打击政敌。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武则天才开始重用酷吏。垂拱初年,酷吏兴起,索元礼、周兴、万国俊等纷纷出笼,造成了恐怖气氛。但垂拱四年以后,随着政治形势的转变,酷吏的活动就大大减少了。当皇帝的 15 年是武则天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天授元年九月,武则天改唐为周,破天荒地登上皇帝宝座。这一事件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虽然支持武则天的人很多,但在暗地里反对武则天的人也不在少数。为了清除政敌,巩固新生的武周政权,武则天在天授年间仍不得不重用一些酷吏。所以在武周初年,酷吏仍然较多,大酷吏来俊臣就是这个时期出现的。不过,这种局面维护的时间并不太长,政局稳定后,武则天即不再器重酷吏。万岁登封元年(695)十月,武则天颁发了 减大理丞废秋官狱敕,重新提出了约法省刑、无为而治的主张。她说:“崇德简刑,列辟之彝范;并官省事,有国之良图。”“今远近无缧绁之冤,老幼有歌谣之乐。人皆迁善,政在维新。丹笔刑官,已绝埋梧之听;黄沙狱户,将为鞠草之场。”“幸悉心而慎罚,同底绩以胜残,伫弘勿辟之规,用阐元为之化。将使三千之罪,永绝当年;岂惟数百之刑,仅宽于昔代!布告天下,识朕意焉。”(唐大诏令集 卷 82)显然,到这个时候,武则天就已不再重用酷吏了。神功元年(697)六月来俊臣被杀后,酷吏死鼠殆尽。从这时起,到武则天退位,再也没有出现过酷吏。二、酷吏不过是武则天打击政敌的工具武则天之所以在改朝换代前后重用酷吏,完全是为了打击政敌,巩固政权。从大量资料来看,武则天本来是反对滥刑,反对酷吏的;当她的统治受到政敌严重威胁的时候,她要用酷吏诛杀异己,摆脱危机;当她的统治稳固后,她又要以循吏治天下,而把酷吏无情地予以抛弃。种种迹象表明,酷吏不过是武则天诛锄异己、打击政敌的工具。首先,酷吏是在武则天的扶持下兴起的。武则天扶持酷吏是徐敬业起兵以后的事。文明元年秋,武则天临朝不久,徐敬业“据扬州起兵,自称上将,以匡复为辞”,旬日之间,“得胜兵十万”(资治通鉴 卷 203)这次起兵虽很快平定,但隐藏下来的反对派仍有很大势力。这些人“密有匡复之志”(旧唐书 卷 76),时刻准备颠覆武则天的统治。由于这些人尚未起兵造反,不能用38大军征讨,只能用残暴酷烈、滥用刑法的官吏加以惩治。所以当有人建议武则天“尽诛皇室诸王及公卿中不附己者”(旧唐书 卷 183)的时候,武则天便改变了以往对酷吏的态度,开始扶持酷吏。史载:垂拱元年(685),武则天“疑天下人多图己,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资治通鉴 卷 203)。大凡善于罗织者皆得到武则天的扶持。如来俊臣告密不久,“则天重其爵赏以酬之”(太平广记 卷 267),使“朝官侧目”(朝野佥载 卷3)。傅游艺滥刑之后,“基年之中历衣青、绿、朱、紫”(资治通鉴 卷203)。如果没有武则天的支持,垂拱、天授之际绝不会出现那么多的酷吏。其次,酷吏基本上是按照武则天的旨意行事的。武则天“大开诏狱,重设严刑”(旧唐书 卷50),扶持酷吏的目的,是要让酷吏用法律的武器去诛锄异己,铲除政敌。而酷吏大体上也都有揣时希旨的本领,“构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唐会要 卷 41),“执法不挠”(文苑英华 卷674),“务在诛夷”(旧唐书 卷 85)。不仅惩治武则天的政敌,就连“逆党亲属及其交游有涉嫌疑”者,也“莫不穷捕考校”(旧唐书 卷 50)。为了摄服罪犯,他们往往“竟为讯囚酷法”;“或以椽关手足而转之,谓之 凤皇晒翅;或以物绊其腰,引枷向前,谓之 驴驹拔橛;或使跪棒枷,累甓其上,谓之 仙人献果;或使立高木,引枷向后,谓之 玉女登梯;或倒悬石缒其首;或以醋灌其鼻;或以铁圈毂其首而加楔,至有脑裂髓出者”(资治通鉴 卷 203)据说周兴、索元礼所杀各数千人,来俊臣所破千余家(资治通鉴 卷 204),丘神责 力亦破千余家(旧唐书 卷 186),吉顼等破三十六家,“亲故连累鼠逐者千余人”。酷吏的这些做法,沉重地打击了武则天的反对派,从根本上削弱了他们的势力,为武则天改朝换代、巩固政权扫除了障碍。武则天的大臣朱敬则说,武则天开告端,用酷吏,“故能计不下席,听不出闱,苍生晏然,紫宸易主”(旧唐书 卷 90)。新唐书 的作者说,武则天因酷吏以自肆,“不出帏闼,而天命已迁”(新唐书 卷 209)。旧唐书的作者也说武则天因酷吏坐移唐鼎,“天网一举而卒笼八荒”。这说明,酷吏在武则天称帝前后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他们的主要活动是帮助武则天诛杀政敌。再者,酷吏的衰亡也与武则天有很大的关系。武则天两度重用酷吏,只是为了消灭政敌,维护自己的统治。所以,她不允许酷吏有其他“越轨”行为,尤其是政敌被杀、政局稳定之后,武则天立即改变了对酷吏的态度,由重用变为抑制。随着武则天态度的转变,酷吏很快走上了衰亡的道路。史载天授二年(691),武周政权刚刚稳定,武则天即贬杀了酷吏丘神责 力、周兴、索元礼和傅游艺。丘神责 力是以“谋反”的罪名被杀的。(新唐书 卷 209)周兴被告“谋反”,“诏宥岭南,在道为仇人所杀”,索元礼“座赃贿”,列于狱中。(朝野佥载 卷 2)傅游艺“梦登湛露殿,旦而陈于所亲,为其所发,伏诛”。长寿(692-693)以后,主要的反对派大体上已被消灭,“众心已定”(资治通鉴 卷205),武则天再次决定“尊时宪而抑幸臣,听忠言而诛酷吏”(旧唐书 卷 6)。酷吏候思止、来子王 旬、王弘义、郭霸、万国俊等相继死亡。万岁登封元年(695)十月,武则天下令减大理丞,废秋官狱。次年,将用法宽平的徐有功擢拜为“左台殿中侍御史”(资治通鉴 卷 205)。神功元年(697)六月,下 暴来俊臣罪状制,把来俊臣送上了断头台。就这样,酷吏被武则天无情地抛弃了。三、武则天没有把行政大权交给酷吏由于酷吏只是武则天打击政敌的工具,所以武则天并没有把行政大权交给酷吏。这一点只要我们看一下当时每个酷吏的履历就会明白。据两唐书 酷吏传 记载,武则天统治时期共出现39过 11 位著名的酷吏,他们是丘神责 力、索元礼、侯思止、万国俊、王弘义、周兴、来俊臣、傅游艺、来子王 旬、郭霸和吉顼。这些酷吏的经历一般都是比较简单的。丘神责 力是左卫大将军丘行恭的儿子。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始任左金吾卫将军。翌年赴巴州监视章怀太子,因章怀太子自杀,左迁为叠州刺史。垂拱年间官复旧职,与周兴等人推鞫制狱,以酷暴著称。垂拱四年率军镇压越王贞的叛乱,以功加左金吾大将军。天授二年下狱伏诛。索元礼出身于少数民族家庭。故史书上说他是“胡人”。武则天在平息徐敬业叛乱之后,“恐人心动摇,欲以威制天下”。索元礼向武则天告密,受到武则天的接见,被“擢为游击将军”,并成为最早在洛州牧院推案制狱的酷吏。据说索元礼“性残忍”,武则天曾多次召见索元礼,“张其权势”。但直到天授二年被杀时,索元礼仍然是一名小小的“推事使”(朝野佥载 卷 2),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地位。候思止本为高元礼家奴,以密告舒王元名与恒州刺史裴贞“谋反”起家。初任“游击将军”。天授三年升为朝散大夫、左台侍御史。与来俊臣等推案制狱,“苛酷日甚”。后因奏请娶赵郡李自挹女,被宰相李昭德处死。万国俊系洛阳人氏,少年时以险诈闻名。垂拱以后,任司刑评事,与来俊臣制造 罗织经,受到来俊臣的赏识,被引为判官。天授二年摄右台监察御史,常与来氏同按制狱。长寿二年赴岭南杀流人,授朝散大夫、肃政台侍御史。不久病死。王弘义,冀州衡水人。以告密入仕,授游击将军。天授年间任右台殿中侍御史长寿年间,升为左台侍御史。常与来俊臣“罗告衣冠”,推鞠狱讼。延载元年(694)被流放至琼州。后矫诏北返,事泄被杀。周兴少以明习法律入仕。初任尚书省都事,后迁司刑少卿、秋官侍郎。垂拱年间屡受制狱。天授元年九月晋升尚书左丞。次年十一月与丘神责 力同时下狱,论罪当死,武则天“特免之”,流放岭外,死于道中。来俊臣垂拱年间以上书告密受到武则天接见。天授元年迁侍御史,加朝散大夫,开始推按制狱。天授二年任左台御史中逊,与其党徒造 罗织经,以残暴酷烈著名,成为影响最大的酷吏。如意元年(692),诬告大臣狄仁伙等六人“谋反”,又推鞠大将军张虔勖等人于洛阳牧院。长寿二年升为殿中丞。坐赃,被贬为同州参军。万岁通天元年(696)召为全宫尉。不久升任洛阳令、司农肖卿。其后欲诬告皇嗣、太平公主及武氏诸王,结果落了个被“弃市”的下场。傅游艺载初元年(689)为合宫主簿。累迁左肃政台御史、左补阙。因“上书称武氏符瑞”,受到武则天的重视,擢拜给事中。数月后入相。不久又加朝散大夫、守鸾台侍郎。武则天改唐为周后,赐姓武氏,加银青光禄大夫。一年之中连升数级,“时入号为四时仕宦”。但不久即被告“谋反”,命丧黄泉。来子王 旬永昌元年(689)上书言事称旨,被任命为左台监察御史,按照武则天的旨意推鞠诏狱。天授年间告雅州剌史刘行实兄弟谋反,迁游击将军。长寿元年被流配爱州。郭霸天授二年以宋州宁陵县丞应“革命”举,至神都洛阳担任左台监察御史。如意元年迁左台殿中侍御史。长寿二年官至右台侍御史。后疑惧自杀。吉顼举进士,累迁明堂尉。万岁通天二年告刘思礼等人谋反,拜右肃政台中丞,“日见恩遇”。圣历二年以天官侍郎身份入相。后与武懿宗争功,被贬为琰川尉,再转安固尉,死于任所。从上述情况来看,武则天统治时期的酷吏大部分都是御史台官。他们或“掌持邦国刑宪典章,以肃正朝廷”,或“纠举百僚,推鞠狱讼”(旧唐书 卷 44),职责基本上都和司法有关。在武40则天统治时期出现的这 11 位酷吏中,影响最大的酷吏是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索元礼官止游击将军(从五品上),周兴官止尚书左丞(正四品上),来俊臣官止司仆少卿(从四品上),此三人皆未至宰辅。在当时的酷吏中,官至宰相的只有傅游艺和吉顼两个人。傅游艺从天授元年(690)九月十三日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到天授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下狱自杀,当宰相有一年多时间。在当宰相的一年间只有两个建树:一是“诬族皇枝”,说李氏宗室谋反,要求武则天“大义灭亲”,诛杀皇室成员;一是陷害流人,说被流放的犯人“怨望”,请发六道使以杀之。吉顼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并不能算作酷吏,新唐书 就没有把他列入 酷吏传 中。他在圣历二年(699)腊月二日升为天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久视元年(700)正月二十八日即被贬出朝廷,为相时间还不足一年,在政治上也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新唐书 卷 117)至于其它的酷吏,就更不能参预朝政了。由此可见,酷吏虽然有时“作威作福”,但根本不能左右国家政治。事实上,武则天一直把行政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特别是在临朝和称帝的 21 年间,她总是日理万机,躬亲庶政,“宵衣伫旦,望调东户之风;旰食忘眠,希缉南薰之化。”(全唐文卷 96)协助她处理朝政的主要人物不是酷吏,不是外戚,也不是男宠,而是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贤才。大史学家司马光在 资治通鉴 卷 205 中说:“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竟为之用”。这段话就是对当时政治状况的真实写照。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说武则天与酷吏的关系是复杂的,也是微妙的。在酷吏问题上,武则天的心理是矛盾的。从总体上看,她是反对滥刑,鄙视酷吏的,她要约法省刑,以“道德”化天下。但当她的统治受到反对派的严重威胁时,又不得不纵恿酷吏,滥用刑法,打击政敌。所以武则天只是把酷吏当作消灭政敌的工具;而酷吏也只是充当了“鹰犬”的角色。武则天并没有把行政大权交给酷吏。此外,武则天在重用酷吏的时候也重用过许多“循吏”。因此,说武则天实行“酷吏政治”是很不恰当的。值得注意的是,酷吏并不是武则天的发明。早在西汉时期就曾出现过不少酷吏。自从司马迁在 史记 中为酷吏立传以来,汉书、后汉书、魏书、北齐书、隋书 等正史中都列有 酷吏传。这说明酷吏的存在是中国古代的普遍现象。毋庸讳言,酷吏的某些作法是残暴的,影响是恶劣的。但是对各个时代酷吏的作用应当进行具体的分析。武则天曾两度重用酷吏,完全是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汉武帝也曾重用过十二位著名的酷吏,并没有人把汉武帝说成暴君。为什么一定非要把使用酷吏作为武则天残暴的主要根据呢?责任编辑毛曦41